千禧年主义的两条进路：格奥尔格·卢卡奇和拉约什·菲勒普
巴布斯·安塔尔
匈牙利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
巴布斯·安塔尔（Babus Antal），匈牙利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手稿和珍本图书部主任。
本文原稿为巴布斯·安塔尔博士向“重访卢卡奇国际学术研讨会”（2024年11月9日—10日，南京）提交的主题发言，经作者授权首发。
本文译者：彭志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文章摘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左翼知识分子群体“星期日圈子”以格奥尔格·卢卡奇与拉约什·菲勒普为中心，展开了独特的思想探索。该团体在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同时，吸收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及中世纪神秘主义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千禧年主义救赎愿景。卢卡奇与菲勒普均以社会变革为目标，但路径截然不同。卢卡奇在突破道德困境后转向共产主义，接受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将共产主义视为世俗化的基督教末世论。菲勒普则试图通过基督教复兴实现社会革新，深入乡村布道，却因政治动荡未能实现理想。两者选择折射出千禧年主义在20世纪初的复杂面向：卢卡奇以暴力革命为“必要之恶”，菲勒普以宗教实践为根基，二人最终均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种思想分野凸显出信仰、伦理与政治行动间的深层张力，指向个体在历史转折中的道德抉择。
从1915年12月起，围绕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和他的朋友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形成了一个圈子，他们每周日会在贝拉·巴拉兹的公寓聚会。这个圈子被后人命名为“星期日圈子”（Sunday Circle）或“星期日社”（Sunday Society）。该社团主要讨论宗教、美学和哲学问题，在政治观上，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坚定不移的左翼团体”，在世界观上，它反对当时盛行的机械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该团体的“家圣”（household saints）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尤其是艾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dt），和匈牙利诗人奥第·安德烈（Ady Endre）。卢卡奇是该团体的核心人物，但其他成员也都有很高的水准。除了卢卡奇和贝拉·巴拉兹之外，其他正式成员还包括卡洛里·曼海姆（Károly Mannheim）、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贝拉·福加拉西（Béla Fogarasi）、弗里杰斯·安塔尔（Frigyes Antal）、卡洛里·托尔奈（Károly Tolnay）、安娜·列斯奈（Anna Lesznai）、拉斯洛·拉德瓦尼（László Radványi）和艾玛·里托克（Emma Ritoók）。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除了卢卡奇，该圈子的另一位领袖是拉约什·菲勒普（Lajos Fülep）。尽管与他同时代的人都钦佩他百科全书式的学识，但其在匈牙利之外知名度并不高。他集艺术哲学家、艺术史学家、民族志学家、文学评论家、外交家和改革宗牧师等身份于一身。关于“星期日圈子”的文章很多，许多人也试图解释“星期日现象”。本文将从一个一直以来被忽视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种讨论当然只是粗略的：本文将通过比较卢卡奇和菲勒普的生平，并从“千禧年主义”（Chiliazm）视角来解析“星期日圈子”内部的思想现象。
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
历史情境与千禧年主义世界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加之欧洲社会政治的剧变，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加公正、和平和幸福的社会中，并积极追寻具有救赎意义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正是在这种充满奇迹色彩的历史情境下，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在全世界左翼人士眼中，这场胜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不过，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带来了政治希望，更唤醒了宗教情怀，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对政治奇迹的殷切期盼，总是与千禧年主义的世界观相伴相生。
什么是千禧年主义？
千禧年主义是一种源于希腊语“kilia eté”（意为“千年”）的异端宗教教义，主张当末日来临，耶稣基督将在他第二次降临（parousia）时，与他的圣徒们一起在人间（on earth）建立一个长达千年的和平王国，只有到那时，天国的永恒才会随之而来。这一教义基于《新约》其中一卷的《启示录》中的几节经文。
自古以来，千禧年思想、千禧年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便与人类历史相伴。千禧年学说早于圣·奥古斯丁存在，在中世纪有许多追随者（如约阿希姆·达·菲奥雷、多尔奇诺等），并于宗教改革时期在莫拉维亚弟兄会、门诺派、再洗礼派，以及后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中站稳了脚跟。莱辛（Lessing）、黑格尔、康德和德国浪漫派也讨论过这一问题。1917年10月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被世界上许多人视为基督千年公义王国在人间的降临。千禧年思想不仅吸引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甚至在自称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的20世纪，也令众多高阶知识分子为之倾倒。尽管可举出无数例证，但此处仅以一部世界主流语言著作为例：俄国资产阶级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Aleksandr Blok）在1917年写了一首叙事诗，名为“十二个”（Двенадцать）。这十二人身兼赤卫队员与基督使徒的双重身份，而那位若隐若现的基督圣像，始终在前方指引着他们的救赎之路。
匈牙利也不例外，类似的社会形态及心理进程也在匈牙利发生。1918年10月，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重新获得独立，君主制被191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同年10月31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然而，左翼政治势力并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激进夺权，于1919年3月21日宣告了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政权——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一时间，举国陷入千禧年主义与弥赛亚主义的狂热情绪，民众沉溺于人类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幻想着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基础，没有剥削的公正社会。追逐乌托邦梦想的不仅有左翼群众和知识分子，还有教会，尤其是改革宗教会（the Reformed Church）。1919年3月26日，德布勒森科学大学改革宗神学院通过决议，称颂布尔什维主义“是拿撒勒（Nazareth）宣告的、为人类所期待的上帝的国度”，并表示支持布尔什维主义的实现。大批神职人员也加入了共产党。
“星期日圈子”中的千禧年主义
根据几位成员的一致回忆，“星期日圈子”内部也弥漫着强烈的千禧年主义与弥赛亚主义氛围，关于千禧年主义的讨论常常主导着他们的思想交锋。安娜·列斯奈回忆了一个具体的例子。1918年，当众人讨论革命运动所具有的净化与救赎力量时，她问卢卡奇：“好吧，我说，如果你救赎了世界，人类就得救了，但是其他生物呢？植物和动物呢？你知道，若没有它们，我宁可放弃被救赎的机会。”对此，卢卡奇回答说：“纵是顽石亦将获救。”
这是一个充满诗意、优美的回答，洋溢着狂热，或者说是幻想，但必须补充的是，“星期日圈子”对救赎的理解与宗教教派并不相同。根据拉斯洛·拉德瓦尼的说法，“……当他们谈到‘救赎’或‘拯救’时”，实则赋予其隐喻内涵，他们指的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成熟的社会变革。卢卡奇经常强调，“只有那些‘救赎’了自己的人才能塑造自己的生活”。后来，卢卡奇将这种信仰称作“宗教无神论”（religious atheism）。
平行发展：1918年前的菲勒普和卢卡奇之路
1907年，菲勒普靠着国家的奖金资助去往佛罗伦萨，在那里，这个曾对无政府主义心存幻想的年轻人改变了信仰。他的兴趣集中于中世纪天主教圣徒和神秘主义者，如亚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 of Siena）、德意志神学以及艾克哈特大师。菲勒普和卢卡奇在佛罗伦萨初次见面，1911年，他们与戏剧导演兼作家桑多尔·赫维西（Sándor Hevesi）一起编辑了《精神》（A Szellem）杂志，该杂志只发行了两期。该杂志的创刊计划指出，他们希望为人们提供精神读物。菲勒普和卢卡奇都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他们年轻时写下的极为重要的文章：菲勒普的《艺术创作中的记忆》、卢卡奇的《悲剧的形而上学》和《论精神的贫困》。
1914年，菲勒普回到匈牙利，并于1916年进入改革宗神学院学习。这一选择源于其坚信：两千年前取得的成就现在也可以实现，基督教福音派可以获得新的力量。他希望成为基督教复兴的酵母，这就是他想要获得神学学位并成为新教牧师的原因。菲勒普主张，基督教不应停留于被谈论或被阅读，而应深入民众践行福音传播。1917年，当菲勒普加入“星期日圈子”时，他已经是一名神学学生，正筹备开展基层的传教和布道实践。
1907年，卢卡奇亦经历了重要的宗教转折：他受洗脱离了犹太教，改信路德新教。然而，与菲勒普不同的是，卢卡奇改宗并非出于精神上的强迫、宗教上的信念，而是适应他自己的世俗主张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战术步骤。当时，卢卡奇可能部分受到了菲勒普的影响，也为神秘主义所吸引，甚至一度迷上了方济各会的清贫精神（Franciscan poverty）。可以说，圣方济各的“绝对真理”对卢卡奇和他的一些朋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1917年，卢卡奇的“美学时期”结束，他开始对伦理学感兴趣。他还在同年创办的“星期日圈子”的精神科学自由学校（Free School of Spiritual Science）讲授伦理学。
尽管《共产党宣言》在卢卡奇的中学时代就已经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直到1918年秋天，卢卡奇关于“救赎”的思考都始终保持着超然于政治的理论品格，共产主义尚未进入其思想光谱。卢卡奇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转变和看法变化，直至1918年10月方始发生。
分道扬镳：爱还是恐惧？ 从卢卡奇的思想危机到他的保罗式皈依
卢卡奇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借用费希特的话来说，是“绝对罪孽的时代”（Zeitalter der vollendeten Sündhaftigkeit）。他不仅批评奥匈帝国的君主制，还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持怀疑态度，他拒斥当时被许多人视为理想政治形式的英国议会制。尽管如此，出于对实时政务的考虑，卢卡奇仍在1918年11月10日的《世界报》（Világ）撰文警示共和国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危机。
1917年的十月革命对卢卡奇的思想产生了解放性冲击，卢卡奇认为十月革命是摆脱罪孽深重的时代的路径。1918年，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将匈牙利籍布尔什维克战俘从俄遣返回国，以在匈牙利本土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并率领匈牙利武装力量投身即将爆发的世界革命洪流。在回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卢卡奇的数位挚友赫然在列，他们使卢卡奇更加倾向于布尔什维主义。
卢卡奇的这种信念反映在他的文章《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中，这篇文章发表于1918年12月，但可能写于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10月，他在文中分析了布尔什维主义正当性的理论基础。伦理学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也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研究，因为正如他所写的那样，“这个决定同所有基本问题一样，具有道德性质，从纯粹行动的角度来看，对其进行内在澄清是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布尔什维主义依赖于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即善可以来自恶，我们有可能——正如《罪与罚》中拉祖米欣（Razumikhin）所说的那样——通过撒谎达到真理。”问题是：“邪恶的手段能带来善吗？压迫能带来自由吗？如果创造新的世界秩序的手段只是在技术上不同于旧秩序中被人憎恨和鄙视的手段，那么它还能被创造出来吗？”卢卡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中引用的作为“星期日圈子”的“家圣”之一的艾克哈特大师关于为善而作恶的诗句仍在他耳边回响：“若以一桩丑恶之罪可救无数灵魂出地狱，我们仍不可为之。”
在文章的结尾，卢卡奇得出结论：“布尔什维主义的道德困境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卢卡奇所处时代的神秘主义、“救赎性宗教哲学”的价值观在他当时的思想中仍然非常活跃，从其语词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谈到了救赎，“因为正是这种意志，使无产阶级成为人类社会救赎的承担者，使无产阶级成为世界历史的弥赛亚阶级”。
经过两个月的内心斗争，卢卡奇克服了道德上的顾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案，并于1918年12月中旬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
1919年4月，他在另一篇题为“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的文章中探讨了同样的问题。当时他已经是一名党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宣告成立，但他的语词仍与“星期日圈子”的语言相类同。对他来说，布尔什维主义的目标与基督教末世论的目标基本一致：“只有消除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隔阂、一切愤怒和仇恨、一切嫉妒和骄傲，彻底消除阶级差别方具实质意义。简言之，当一个无阶级社会成为一个互爱互谅的社会时，阶级差别的消除才显现出它的意义。但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革只能为这样一个互爱互谅的社会奠定基础，只能为它的实现创造可能性，要使其成为现实，人自身必须做出改变。”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经济、社会的变革，本身并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新社会。如果人们没有做好准备，如果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还不是一个充满爱的社会，新社会就只能是一种可能性。”与后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不同，卢卡奇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还强调了社会的道德基础，“一个新的社会除了经济基础，还要有道德基础：所有人的互爱和团结”。
这还是那个宣称“只有那些‘救赎’了自己的人才能塑造自己的生活”的作为“宗教无神论者”的卢卡奇。将共产主义作为道德问题来处理，标志着与卢卡奇在以伦理问题为核心的前共产主义创作时期思想特征相一致的连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皆被冠以“伦理学家”，而非哲学家和思想家。卢卡奇甚至声称，对伦理学的兴趣乃其投身革命之动因。
但卢卡奇很快就背弃了“星期日圈子”的价值体系，转而接受专政和暴力。他这样回忆自己的斗争：“这是一件奇特的事情，但现实中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尽管我非常清楚暴力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也未曾对雅各宾派有过任何批判，但事实证明，当暴力问题变得紧迫，需要决定是否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推动暴力时，理论与实践的裂隙才显现出来。直到11月经历了一场内心的挣扎之后，我才在12月中旬觉得自己能够加入共产党。”卢卡奇在1919年5月发表的题为“策略与伦理”的文章中解释了他做出这一决定的理论和思想背景，他在文章中引用了他非常珍视的一个思想，即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犹滴》（Judith）中的台词：“如果您（上帝）在我和我的行为之间设置了罪，那么我有什么资格与您争论，又有什么资格逃避您所强加给我的呢！”对于“伦理的”卢卡奇来说，这引出了一个伦理冲突，即“人有可能以不道德的方式行事，却依然构成正确的行为”。
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做出决定后，卢卡奇以狂热的信念和决心投身革命事业。无产阶级专政宣告建立后，他愈发频繁地撰文，表达了他对暴力和专政的信仰。他是匈牙利共产党中最激进的极左派，他就暴力问题发表过演讲。卢卡奇先是担任革命管理委员会公共教育部人民委员的副职，后升任人民委员，当罗马尼亚军队于1919年五六月间进犯苏维埃匈牙利时，他作为红军政治委员奔赴前线，奉命整编从敌军攻势中溃退逃脱的第五师。卢卡奇积极投入工作，1919年5月初，他将部队集结在蒂萨（Tisza）河畔的波罗斯洛（Poroszló），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并枪毙了十分之一的士兵，总计八名。他的行动证明，他不再是一个书斋哲学家。在他的工作中，理论与实践不再分离。终其一生，他从不后悔自己的行为，晚年在谈及此事时仍保持着超然客观的叙述姿态。
1919年，卢卡奇任红军政治委员
1919年8月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卢卡奇先后流亡维也纳与德国。虽一度深陷世界革命的弥赛亚式狂热，但卢卡奇的革命激情还是渐次消退了，他最终于1933年赴苏联参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建设。1945年，他重返匈牙利。
革命中的拉约什·菲勒普
1918年5月17日，拉约什·菲勒普从改革宗神学院毕业，他急切地想开始在民间传福音的工作，但正如所有重大的决定一样，他也有一些疑虑。放弃世俗的学术生涯是正确的决定吗？在一次傍晚于乡间散步时，他与匈牙利人普拉东·卡拉塔耶夫（Platon Karatayev）的神奇相遇打消了他的疑虑。这次神启般的邂逅被他视作天命所归，终使原有的疑虑尽消。但历史发生了变化，1918年秋玫瑰革命（Autumn Rose Revolution）将菲勒普推向了另一个方向。他热情地欢迎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政府的外交官，他首先处理了滞留在阜姆（Fiume）的匈牙利官员的事务，然后前往意大利，利用他在意大利的良好关系，试图为匈牙利在一战和谈中争取更有利地位。在意大利期间，他收到了被任命为布达佩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udapest）意大利语系教授的消息。由于他尊重大学的自主权，他坚持唯有获得院系邀请自己才会接受这项任命。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因为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创造了新的局面。身为公共教育部人民委员的卢卡奇先是任命菲勒普为意大利语系的代理教授（acting professor），后他又擢升为正教授。经主教批准，他于5月开始讲课。在无神论、红色专政统治下，他讲授了亚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课程。纯正的“星期日圈子”的宗教话题！
卢卡奇还任命菲勒普为地籍委员会（the Cadastral Commission）成员。地籍委员会成员众多，旨在改革文学体制，但苏维埃共和国的垮台意味着它没有时间做任何实际的工作。卢卡奇希望消除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遂将作家按地籍划分，并向他们发放津贴。我们不知道菲勒普的活动细节，但他在政权垮台后未遭攻击，足以证明其无甚过举。至此，其在1918—1919年间的政治活动就结束了。不过，无产阶级专政却意外成就了菲勒普的个人诉求：菲勒普法案（lex-Fülep）。通过关系和人脉，菲勒普设法让革命政府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协议废除婚姻”的第99号法令，使其得以与第一任妻子、著名作家勒妮·埃尔德斯（René——e Erdős）离婚。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后，菲勒普再次前往意大利执行外交任务，直到1920年秋天，他才得以开始他翘首以盼的福音工作。他在远离文化中心、远离城市的村庄传道，相信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会再次发生，福音会重临人间。虽未明言，但其千禧年主义救世理想终成泡影：“基督教的世界革命”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从未实现。1945年，匈牙利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他应召前往布达佩斯大学任教，至此告别改革宗的牧师职业。虽获聘了教授，但新政权仅止于容忍而非真正接纳了他。
1918—1919年，卢卡奇和菲勒普都在寻求复兴之路。菲勒普转向了过去，试图通过复兴基督教来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而卢卡奇则从古老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开掘新机。二者虽同以构建仁爱社会为旨归，取径却判然有别。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两人都加入了一些组织：菲勒普加入了改革宗基督教会，卢卡奇加入了共产党。1919年，两人都选择了实践而非理论，而菲勒普则更直接、更持久地投身实践：他深入群众，扎根乡野。卢卡奇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承担了几个月的实务，但在那之后，他一生都在处理理论和哲学问题，主要是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问题。
卢卡奇和菲勒普：两条道路，两种可能性，两种信仰。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个问题必须由我们每个人自己来回答，因为“信仰问题［……］与所有道德问题一样，是在两种立场之间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