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怀玉，1965年生，河南南阳人。曾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副所长等职，现为南京大学哲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分会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城市哲学研究分会副会长。目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世界哲学》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40余篇，其中CSSCI等核心期刊论文15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含专著、合著、译著）14 部，代表作有《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沉思》《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苏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史》《历史的解构与空间的想象》《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3项，以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获省部级以上优秀社科成果奖多项。
摘 要：“空间化”或“空间的生产”一词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哲学意义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空间化”概念既涵盖任何社会形态之内在关系与总体结构的生产机制与具体化表现方式，更特指现代社会从“空间中的”物质生产向“社会空间本身”的再生产的飞跃发展的趋势。这种空间本身的“自我生产”的“空间化”发展方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国家化与全球化的三位一体或三个空间尺度的生产与互动过程。从空间辩证法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发生于城乡关系结构、国家—区域建构和参与并引领全球化发展格局这三重规模上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空间生产。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生产方式促成了具有文明新形态与发展空间新形式上的现实与前景，其中包含着与中华优秀传统根脉相融合的现代民族文化观念、全面融入世界新文明的宽阔视野以及启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作出新选择的创造性力量等重要意义。
关键词：空间化；空间的生产；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新文明形态
原文刊载于《中州学刊》2025年第5期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空间化问题
对于“空间化”（spatialisation/spatialization），有下面几种理解。
首先，空间化”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即社会关系实践的具体现象概念，而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视野中所谓的关于物质世界广延性存在方式的本体论概念。空间化在字面上是指人们通过空间塑造社会并通过空间规划社会的工程实践过程。在哲学本质上，它是以现实物质生产活动为根基的，从而也是以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逻辑的历史辩证法内在的一个基本视野。空间表面上似乎是“既定的”自在之物，实乃既定的或以往的社会历史与社会关系不断延续、传承并获得积累性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本质上抽象的社会历史关系结构得以呈现的具体化形式。
从整个哲学史与科学思想史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空间”并不是传统的静止的实体存在之几何学属性（笛卡尔与斯宾诺莎）或自然地理概念，也不是康德所说的脱离自然物质世界而先验存在的感性的主观认识形式，亦非透明或神秘的心理形式、心物一体的文化符号结构，而是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具有“空间性存在”的社会存在；“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否则它们就会永远处于纯粹抽象状态”。换言之，空间是“具体的抽象物”，即其抽象母体（社会生产关系）的共存性与具体化。
其次，“空间化”是一个颠倒的物化现象，抑或是逻辑上悖谬性（paradoxical）的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本来是一个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其时间运转速度特别快，所以它反而颠倒地表现为一种“同时性”或者“共时性”，或曰“空间化”的特点。按照英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的说法，现代性或后现代状况的特点就是“时空压缩”。马克思称之为“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马克思并不是从抽象的自然哲学或专业实证科学角度研究空间问题，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角度思考空间与生产的内在本质联系。他曾把运输业当成与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并列的资本主义社会第四大物质生产领域。它与上列的其他三大领域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对象发生某种物质变化——空间的、位置的变化……这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商品，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它的位置改变了，从而它的使用价值也起了变化，因为这个使用价值的位置改变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加了，增加的数量等于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发生变化所需要的劳动量……商品一到达目的地，它的使用价值所发生的这个变化也就消失，这个变化只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提高了，商品变贵了。”“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消灭空间。”换言之，“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特别是运输与传播方式的进步或以货币为主体的流通过程所驱动，时间把一切空间都消灭了，所以空间就“动起来”“活起来”“复杂起来”。它既无处不在，却又不在任何地方留步，而不像原来我们理解得那么静止固定。职是之故，现在我们生活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讲的“脱域的”“没有地点”的虚拟的状态。但正是这种“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现代性生产方式导致今天人类社会日常生活颠倒性地表现为一种“没有时间”的空间化状态：世界处在一个没有方向的、不再有进一步发展的、“静止的”状态，一种好像“该完成的都完成了”的状态。历史似乎已经“终结”——没有未来，一切尽在技术设计规划之中。这种空间化，实际上是统治我们这个文明星球的一种拜物教现象，这种拜物教是福柯所说的知识/技术与权力同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资本统治逻辑合谋所导致的一种让我们“永远走不出去”的封闭的空间。
这就是空间的生产，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资本是统治世界的力量，它的光芒一度普照着这个星球大地；那么，20 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霸主由工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随后变成各种各样的金融资本替代物的或者是衍生物的力量，人类随即从空间中的物质生产跨越到空间本身的自我复制与无限扩张。下文我们将要讨论的全球化、城市化、国家“再区域化”这三种发展规模与轨道，都是空间生产这种统治力量的现实化运作，或者它的表现。
最后，“空间化”除了是一种颠倒的物象概念之外，从理论内涵上说，可作广义与狭义两个视角来解析：形而上的层面或广义的空间化概念和狭义的现实化的空间化问题。
剖析广义的空间化概念定义首先要超越传统哲学话语逻辑与科学范式对空间的一种“定点化”、地域化、结构化的理解（这其实仍然是从“空间中的物”角度来理解外在的空间）。“空间化”的空间观致力于从空间自身的生产来反观、领会空间，亦即马克思所说“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用更形象生动的措辞来表达，空间化无非一种平台化/尺度化/规模化（scalization）的生产。空间化即空间的生产或规模化生产，而不是空间自身或空间性或结构性存在。空间并不是自在的“物”，它总是借助于外在存在表现自身，或通过自身表现再现他物，是一种关系性的、指涉性现象。空间不是一个静止的名词，而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性、过程性的概念。
复言之，如果说在伽利略、牛顿和笛卡尔、斯宾诺莎那里，空间是独立的自在之物或实体之属性，那么在康德那里，空间作为人超越经验而具有的直观能力或人心灵的一种属性，绝对不会是依附于对象本身的那些属性的规定性，它只是外感官的一切现象的形式。如果对于德国观念论而言，只有从“人的”立场才能谈到空间，那么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有从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只有从社会历史角度，才能够理解空间为何“物”。我们既是生活在一定空间状况条件下的，又是在生产着新的时间和空间的。前者是普通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后者则是社会关系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在历史上，人类社会是在既定的自然空间与“人化空间”中进行生产，而今天人类社会是在社会空间或“历史的空间”中进行着“空间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总之，空间化概念，一方面，构成了资本主义高度复杂而发达的生产方式统治全球、让“历史终结”的巨大物化幻觉；但另一方面，又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多重历史性、地方性共存的全球化现实提供了既具深刻的科学性、又有丰富想象力的具体辩证法与多维认识论。
二：作为空间化之表现的资本主义三种空间尺度的生产
以上我们对空间化问题作了理论根基性清理，现在则将目光从“哲学中的空间问题”分析转向对“现实的空间问题的”哲学批判，也就是作为狭义的空间化概念之三种现实化表现：资本主义空间化发展问题的讨论。
1.“作为‘世界完全城市化’的空间化”及其升级版——网络化智能化空间与数字化虚拟化空间
这是资本主义空间尺度生产中的第一种空间化之表现。近代城市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温床。16 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7 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19 世纪的英国伦敦，特别是 20 世纪的美国纽约—洛杉矶及其所营造的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体系，已经预示着今天全球化的雏形。但在西方经典的现代社会理论（芝加哥学派）中，城市只是用以满足人际交往、消费、购物、生产交通诸需要所形成的一种人口商品物聚集地或聚落定居点以及军事贸易枢纽或国家的政治金融信息中心。但在今天的左翼批判理论者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城市的概念其实已经过时。正确的说法是“都市化社会”“全球化都市社会视野中的城市”。表面上看，城市还是一个地方、地点。但在 21 世纪，真正的城市已经是将其信息能源权力财富等触角伸展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巨无霸”身体。它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网络空间，一个堆栈（Stack），即一种数据项按序排列的数据结构。
21 世纪的城市，不再仅仅是局限于自然地理空间中的人口聚居地或繁衍生息处所，而是栖身于世界各种发达的交通、交往网络之上的结点、节点，国家与地方的地点、边界、区域，以及个人生命肢体与媒介联为一体而瞬息生成的千差万别的空间化、图像化视野。城市已经成为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者为一体的多元复合存在/空间。换言之，城市因生产力发展、自然资源的流通、社会交往、消费生活需求而成为网络空间实践，因设计管理安全需要而有相对规范的秩序与界限，而因每个人的生活绵延周期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节奏。
2. “作为国家‘再区域化’的空间化”
这是资本主义空间尺度生产中的第二种空间化之表现。当今社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以各种方式加入全球化时代或被归并到各种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地缘体系之中。虽然国家空间主权、民族特征和领土界限尚未被消灭，但其边界、内涵在被松动、被淡化甚至遭到瓦解。今天的国家还有固定的国土边疆，还有政治制度符号的服从，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的认同，但实际上，真正起重要作用的国家功能是一种高度动态化、区域化再生产性治理体系、技术和管理能力。经典马克思主义早已言明，国家除了具有阶级统治工具职能与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外，还有直接管理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职能，或曰“国家的生产方式”。国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所在国、所在地区的超大城市或者超大城市群为中轴或者说为枢纽而导致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的“重新区域化”发展。从空间生产角度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一种经济、政治的管理，或美其名曰“服务型政府”，而不是或不仅仅是原来理解的剥削—统治—管控—治理之工具。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欧资本主义出现的所谓国家空间凯恩斯主义治理模式，就是一种“基于自上而下的再分配政策，旨在将某些公共的社会经济资产、基础设施安排与公共服务尽可能平均地分布在整个国家区域上”。
这就是“对城市化进程的国家空间干预”。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规划、产业政策、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和区域政策以及金融法规来激活空间，作为主要城市—区域内的生产力，以促进本地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空间生产和创新能力”；二是“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住房政策、运输政策、劳动法、教育和培训政策、人口规划、福利政策和部分城市政策，在主要城市区域构建和维护社会再生产的领域条件”；三是“国家作为全国城市系统中不平衡地理发展最关键的制度中间人来运作”；四是“国家制度在确保城市—区域内外资本主义增长的空间修复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此等等。
3. “作为世界历史空间化的全球化”
这是资本主义空间尺度生产中的第三种空间化之表现。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包括马克思早期的“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的概念，来自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意义上的世界交往分工的历史观。这种视野中的世界历史或者世界化，实际上是以欧洲资本主义统治为中心的。今天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已经突破了以国家与欧洲甚至西方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学视野。其代表人物斯特兰奇便认为，现代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已经衰退，非国家的政治组织作用大大增强。支配这个星球的主导权力结构不再是国家及国际联盟，而是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四位一体，次级权力结构是运输、贸易、能源与福利这“四位一体”。
这种全球化理论显然是改头换面的自由主义的世界市场理论。马克思早在《伦敦笔记》（1850-1853）中，就已经突破欧洲中心论而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问题。从此，是世界市场而不是欧洲的历史，成为他分析研究资本主义整个体系的全部前提与基础。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历史观看来，今天的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等级化的”“同质化的”，又是“碎片化的”三位一体（列斐伏尔语）。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是“等级制”的统治空间，而不可能是公平的、自由的秩序。目前人类社会离那种休戚相关或相濡以沫的命运共同体理想尚相距甚远。在其中，有的是各种等级森严的技术、专利、金融、关税、市场准入、安全条约等管理制度或治理装置的严密限制，其中有上层与下层、中心与边缘、发达与欠发达序列的泾渭之别。同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抽象空间，它按照统一的技术法律质量标准管理地球、治理地球，这就是所谓的形式上的“平等”。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统治帝国所导致的最残酷的现实是“碎片化”，原来有机联系的地方、密切关注的人们之间已经失去了来往、沟通。人们虽然都处于出行、交流更为便捷的网络高速公路、空中客车、高速公路、高铁上，但实际上，人们在全球化、流动化的空间中却处于“以邻为壑”“老死不相往来”的“信息茧房”中，或处于“拥堵而孤独”的“失联”的“原子”状态。
发达的移动互联网让人脱离大地而处于空间化无根状态，某种程度上说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诚信和情感可言。人们生活的时间、空间完全碎片化了，宛若“一地鸡毛”。所以，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客观现实，更不是一个大可称道的“美丽新世界”或服务平台，而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透视的空间化现象。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致力于“对被高度物化与自然化的世界政治结构进行无情批判，”它“不仅关注解释世界政治经济的本来面目，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改造它”。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包括全球化、城市化、算法社会、智能城市等在内的空间生产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转移或拖延自身危机的发生、重组资本主义的企图。地球今天之所以变成全球化的一个整体，其缘由固然是人类普遍利益交往要求促成的世界市场，但更缘于资本主义发展要克服“过度积累”所造成的滞胀，永不停息地把剩余资本向“未来”和“外围”进行投资之使然。所谓对“未来”投资，比如不动产的动产化金融化投资、教育投资，养老、卫生、教育、技术开发投资等；所谓“向外围投资”就是把原来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外围边缘地带甚或“落后”的“死角”悉数纳入自己的辖域之内，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些自己的法外之地变成自己管控的地盘，最终让整个世界全部成为资本主义的空间。当全世界现有形态的领土、领域空间全部被资本化之后，它就会把资本空间内部已经资本化的空间进行一次次的毁灭与重组。它不断地把已经被资本化了的空间或固定资本再重组、再打造，再毁灭、再重组，直到走出地球，走向太空。这才有了今天的人工智能空间、算法治理空间与监控技术空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除了抽象物——货币和商品，资本自身，从而还有抽象空间（即位置和抽象物的来源）中的抽象劳动（一般劳动，一般交换价值的生产）——之外，一无所得。”
总之，所谓的资本主义空间化的现代化发展，就是能够保证资本运行畅通无阻的抽象空间生产过程与统治结构。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必然还要有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发达的西方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还将长期占优势地位这一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共存、既斗争又合作的准备。我们要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应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即有效地化解“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对我们加以指责”的现实。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
现代化意指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刻变革，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换言之，它是经济工业化、社会结构城市化、文化文明世俗化、政治制度民主化等一系列方面所构成的全社会的巨大转换过程。现代化并非一个先验本质逻辑统一概念，而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概念。世界现代化虽然有普遍规律，但其具体表现方式与实现的社会发展道路却千差万别。世上既不存在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或道路，也不存在墨守成规的发展经验与逻辑。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有许多条，但是走哪一条道路，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特点、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具体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立足于该国人民的选择。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它从一开始就在根本上异质于、超越于、从而可能优胜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功现实，呼唤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总结与哲学表达。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论可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史逻辑提供空间辩证法解释。
“社会主义必须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否则就会沦为一种空想。”空间辩证法是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一面镜子。从发展空间的客观生成角度来看，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区域空间向全球化空间上升或跃迁的过程。从发展空间的主体主动性、创造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又经历了一番曲折过程：最初是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力量裹挟到殖民主义体系之中，接着是奋力挣脱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奴役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进而主动驾驭市场经济与资本并逐步找到中国道路应有的空间。易言之，这是一个由生存问题提升为发展问题、由被动式殖民化向主动式现代化、由被边缘化与封闭化的民族历史空间向开放的、文明的现代世界历史空间中央迈进的阶段性、层级性逻辑转变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70多年的风雨沧桑，功不唐捐，玉汝于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就其空间的生产方式而言，可以从三个基本尺度加以理解，分别是：城乡空间从分立到互动再到一体；国家空间从整体布局到区域化筹划再到区域协同发展；从地缘大国向全球化发展。
首先，从城乡关系结构及其空间生产规模来看，中国社会现代化探索的社会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城乡空间策略或地方尺度战略取得了改天换地的伟大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探索了一条从“重点进攻城市”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空间创造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半封建半殖民地近代历史留下的严重落后与不平衡发展的包袱，形成了“重点建设城市”、以城市主导乡村的现代化空间建设之路。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对内改革”实施，对城乡进行新布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并在20世纪末亚洲经济危机以后着重提出反哺农村的“三农”政策，更加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则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格局。总之，“大国治理，首先是发展中大国之治理，其要害是城乡与区域间的关系，本质是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大国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间与区域间的发展与平衡的共赢。它天然是一个空间政治经济学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比较成功的治理经验也证明，“通过解决国家制度结构和干预方式的尺度重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特定地方和特定尺度监管难题的国家举措代表了后凯恩斯主义城市治理形式的基本特征”。
其次，从国家—区域的空间规模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沿海与内陆格局辩证发展的空间生产，并取得了天翻地覆的成就。中国式现代化在进入新时代以后，区域经济的空间生产在区域非均衡性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经济轴带建设大循环为主体，内陆与沿海双向循环相互促进的空间格局。也就是以“三群两带”（即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三群”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黄河生态带“两带”开发）和“一带一路”为引领的空间生产新实践。总之，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着眼于一种空间辩证法，必须按照客观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来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各自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与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增强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与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生产需要全球化的空间视野—规模，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全球化的空间布局与发展格局。它不仅摆脱了最初任人宰割的历史空间命运，而且最终找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新历史空间发展之路。随着苏联解体以及新世纪逐渐形成的以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世界格局的形成，中国迅速成长并站在世界正义的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多极化平等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强起来”的道路上积极推进构建新文明发展空间建设海洋强国。当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海洋殖民主义本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要打破资本主义按照资本积累逻辑构型的旧空间，而创造和重构新型的差异空间。“一带一路”就是因此而展开的构建世界经济全球化新秩序的新实践，并打开了人类新文明发展之路。
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史与地理辩证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进程。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空间化历程，包含了城市化尺度、国家—区域尺度和全球化尺度的空间生产。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中国社会自身在不断进行变革和重组的总体空间生产过程，生发出了一片适应中国自身发展的社会主义空间。它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的逻辑和事实批判，而且正在建构与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差异化的空间生产道路，即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也是自我空间革命、社会空间结构优化重组的世界成功典范。
四：全球治理赤字、逆全球化与新文明发展空间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建构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空间，而且还要突破西方现代化强加给整个世界的抽象空间统治。21世纪资本主义空间化发展的特征之一是致力于维护西方统治霸权既有秩序与利益的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浪潮，进而导致全球治理赤字与所谓文明的冲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协调处理好国内空间，还要妥善构建国际空间。中国构建发展的国际空间，既是为自己，也是为世界。为了实现空间转换和调整而采取的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手段，必将架起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文明新形态交汇的新桥梁。
1. “全球治理赤字”与新型全球化发展之路
自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中经乔·拜登执政，再到特朗普任美国第47任总统，美国政府不顾世界经济发展大潮流，倒行逆施、轻率随意地“退群”，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肆无忌惮地加征高额关税，这些行为无视长期合作国的利益和国际规则、协议约束，危及全球各国互信基础，给国际未来局势造成很大不确定性。运行了几十年的国际规则突然“不灵”了。“全球治理赤字”变成一个不争的现实。人们不禁要问：全球化向何处去？中国在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何以存在全球治理赤字？毫无疑问，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代表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以战胜国“盟主”身份主导西方社会构建起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主要依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加上以北约为依托的安全盟约体系，形成了一整套战后国际自由主义政经秩序。但在此秩序中，各国并不平等。美国处于该秩序的中心；西方发达国家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因而处于该秩序的次中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后来者，基本缺失话语权，因而处于该秩序的边缘。这套不算是公平合理的秩序和规则在随后数十年内的确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而如今，全球实力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东西方经济发展逐渐走向平衡，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西方主宰的国际秩序表现出了衰弱和瓦解的趋势。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对现有国际治理体制变革的诉求，另一方面是原来主导全球治理的西方国家贪婪自保，两者难以达成共识，这就是全球治理赤字的最直接的原因。但从本质上来说，全球治理赤字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国际化、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全球化何去何从？随着英国“脱欧”、美国“退群”、欧洲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移民政策收紧、俄乌冲突、欧陆裂解、美欧之间与北约内部矛盾尖锐化以及中东局势恶化等事件近年来扎堆汇集“反全球化”以至“逆全球化”在国际舆论和理论界成为一个热词。但所谓的“反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好，都是针对本国利益受损的替代效应的全球化，对于具有互补效应的全球化，没有哪个国家会关上国门，自行走向封闭道路。因此，世界一体化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全球化运动正在生成一个世界旋涡模式，有一种无可阻挡的普遍化力量，即使目前受到挫折，但历史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人类历史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有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正确地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中国政府与领导就多次提倡“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思路：全球共治、发展实体经济和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在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应当何为？2010 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让发达国家，对我国另眼相看。“当西方不再能够扮演全球化推进者角色时，人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转移到中国。”“就中国参与新时代世界治理，与现有的治理体系和规则关系而言”，有三种可选路径：一是“补充型治理”，二是“协商型治理”，三是“主导型治理”。无论终局如何，中国在新时代世界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都绝不会是西方帝国主义模式，而是尊重和维护现有国际多边机制，探寻多方平等的协商型治理。
2.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新文明发展空间的建构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当今世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区域合作碎片化等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明显，亟须新的治理平台和机制。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因其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是我们国家近年来对人类提供的最好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中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流通，有效整合各参与国在产能、技术、资金、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推进各方在更大范围，更新、更深层次开展互利互惠的合作，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
早在 2004 年，我国围绕解决发展困境问题就提出了中国应当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利益结合点”表达了“利益共同体”思路。2011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正式使用了“命运共同体”表述。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的是应对人类多重共同挑战的客观需要。当下，资本、商品、信息、人才在全球空间快速流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交互作用，世界各国和地区无论面积大小、发展水平高低，都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来。同时，当今世界正因为经济全球化而产生贫富差距拉大，由领土、领海、民族、宗教等因素引发矛盾冲突，以及环境恶化气候变暖、资源短缺、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依赖于“一国一域”而是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命运交织、安危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精髓是：要发展不要贫困，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双赢不要“零和”。这代表了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解答了人类面临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最大困惑。
五：“三大倡议”：中国为处于治理危机中的全球化提供的“公共产品”
随着科技革命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21世纪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加快的同时，形态迥异的地方、民族与国家、地区的文化文明价值观多样性所带来的冲突也与日俱增；在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突飞猛进的同时，全球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却日趋扩大。穷国、穷人的贫困化程度令人担忧，甚至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解决无望。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资本全球化等因素引发的全球能源匮乏、生态恶化、环境危机险象环生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地区冲突、生态与健康灾难频仍。经济社会的全球现代化发展陷入危机，政治社会的高度风险明显加剧，文明与文化上的极端主义与虚无主义现象常常令人忧心忡忡。西方某些学者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全球化治理能力赤字、市场经济体系失灵的现实，不思对策良谋，却“王顾左右而言他”，拿着所谓“中国崛起”现象大做文章，提出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或“文明冲突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Kindleberger's Trap）等非常可怪之论，无端攻击中国虽崛起却不愿承担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针对西方世界对全球化前景的消极悲观论断与无端攻击中国之辞，我国政府在多种场合以各种方式作出回答，并作了正面系统的阐述，为国际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公共产品”。这就是党的二十大前后所提出的“发展倡议”“安全倡议”与“文明倡议”。其中，尤其是“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的交流超越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优越”。这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世界新发展、新文明、新治理空间的坚定决心。
“三大倡议”是从战略的高度针对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妨碍困扰人类共同发展利益、普遍安全关怀、文明交流诉求的心腹大患而提供的济世良方妙药，为长期处于困顿与迷惘之中的全球治理发展实践提供了指引。
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要务和首要利益，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涉的永恒主题，文明是发展与安全的沟通渠道。稳健的、茁壮成长的现代化发展是安宁人类生活与心灵，确保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相待、畅通国际间文化文明交流的物质基础通过多重意义的交流，借助于多重尺度的社会建构利用多重形式的协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综合安全的制度、治理与共识，是推动全球社会良性发展、促进世界各个大陆、民族国家、地区的文明和谐、共生共荣共进之前提保障。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包容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巴别塔”、打破壁垒的可靠通道。有道是，“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篇》）。易言之，“合则治，孤则弱”（《管子·霸言》）。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分别从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三个战略角度与战略举措出发，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公共产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实践化，“共同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新柱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三大倡议”无疑为人类走向新型全球化的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社会新空间的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六：新文明空间生产的重要理论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生产方式促成了具有文明新形态与发展空间新形式上的现实与前景，其中包含着与中华优秀传统根脉相融合的现代民族文化观念、全面融入世界新文明的宽阔视野以及启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作出新选择的创造性力量等重要意义。
1.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基因相融汇的民族文化观念
历史学家钱穆曾总结道“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政治制度如此，现代化制度同样亦如此。现代化文明亦复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古老文明的继续而不是断裂。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从五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历史深处走出来的，必然植根于中国土壤、与中国传统融合，才能向前推进。新文明新发展空间理论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在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绵延赓续、盎然不衰。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新文明空间生产理论中追求“全面小康”“区域协调”“城乡统筹”理念是根脉相通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精神，与新发展空间理论中“改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的决心是一脉相承的“道法自然”的和谐理想，与新发展空间理论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责任担当是知行合一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与新发展空间理论中“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敞开”的包容胸怀是一以贯之的“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与新发展空间理论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崇高理想堪称古今理义一贯的典范；如此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厚根基和重要借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倡议，新文明空间的生产理论，显然殊异于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后者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上的矛盾与冲突已经让位于所谓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冲突论”固然看到了文明的差异性、对立性，却低估了文明的统一性、交融性。“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本色与魅力，也是全球社会发展的活力动力之所系文明形态万象，发展道路多元，这是世界的本色。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带来的新技术革命，日益颠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在国际市场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又充满利益冲突与激烈竞争。面对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交流、交锋，中国秉承“和而不同”的原则，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用“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让“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既承认文明之间的差异，又取其共同之处，以达到“和”的状态。历史上的中华文明本身就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融中形成的开放包容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必将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融入世界，以更加奋发有为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2. 全面融入全球的宽阔胸襟
历史地看，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由被迫到被动、再到主动的较长的演变过程。而新发展空间理论则推动中国实现了在融入世界中由向西方学习到主动作为的转向。有学者将近代以来中国融入全球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鸦片战争后开始“睁眼看世界”；二是 20 世纪初全面学习西方；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边倒”；四是改革开放后虚心学习西方；五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平等地与世界交往。
从改革开放以后“请进来”，到加入世贸组织后“接轨”，再到新发展空间时期，我国融入世界的战略思路是“三管齐下”：一是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包括美、欧、俄等国家和地区；二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虽然包含少量发达国家，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三是周边外交，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共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得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响应。中国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有助于荡涤极端利己、狭隘功利的价值取向，弥合对抗、冲突造成的鸿沟。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是以一种文明消灭另一种文明、以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而是让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形成平等共生的共同价值观和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3. 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和借鉴
基辛格依据西方的历史经验曾经认定：“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识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其一家独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实现了对全球经济体系重组，并占据着道德文化高地，且以此为基础，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一时间现代化似乎只有西方化（美国化）一条道路。而实际上，全球有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现代化的只有一小部分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在效仿西方现代化路径特别是美国之路时，反而走向了倒退。这说明，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着自己的现代之梦。但是，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平坦的，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实现现代化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考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同时创造了经济长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背后恰恰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发展空间理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理论支撑，既具有中国标识，又具有世界意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启示：每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来选择发展道路。虽然中国无意于也并没有向外输出自己的模式，但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征程带了个好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西方式现代化之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超越，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选择。”
早在半个世纪前汤因比就已预言，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如果能够成功实现现代化，它将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久远且巨大的影响：中国在 21 世纪世界社会中起什么作用？这要从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过去中国的成就与经验来看。它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数亿民众在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具有强大的政治文化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种通过和平的方式统一世界的治理能力，恰恰代表着今天与未来人类在多元文明和平共存中走向统一世界的趋势。“在原子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当然，构建新发展空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项名副其实的需要数世纪之久的伟大而艰巨的工程，一定会有许多艰辛和坎坷。一位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曾悲观地预言甚至刻薄地唱衰“21世纪的中国”：中国经济未来可能面临高速增长之后急剧放缓之趋势，出现类似于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那样的长期萧条与危机综合征，最终将导致中国国际政治地位严重下滑，甚至出现内部动荡。或如有学者所中肯直言：“展望未来，中国在享受独特的大国竞争优势的同时，面临着比普通国家更为严峻的来自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挑战”：外部挑战来自“居于世界体系霸权地位的大国的阻拦与干扰”，内部挑战则通常表现为“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会扼杀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与创新能力，减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加剧社会分裂和政治分歧”。虽然后者这种现象不一定在中国出现，但也有警示意义。换言之，一方面，从外部空间来看，必然受到来自守成大国的遏制和干扰，对此必须有高度警惕；另一方面，从内部来看，需要一以贯之地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和自然灾害的风险。应对这些风险挑战，需要增强智慧、定力和耐力，绝不能犯颠覆性、全盘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