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选自《霍克海默集》
我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是对自由的威胁。我阐述这个主题是为了避免从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角度来反思自由，而以严格的经验方式来探讨自由这个概念，这一点敬请你们原谅。神学激励我这么做。这里我想到的是天主教教徒，尤其是福音派教徒所表达的自由观，因为这些自由观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启蒙运动、与伏尔泰、尤其是与伊曼纽尔·康德产生了重大分歧。心灵的沉思迫切感到有必要假定一种超验意义上的自由存在。但在我们这个时空世界里，要探求理性，必然要去寻找人类行为的根源所在，人类行为也不比宇宙中的其他事物更少地受到条件限制。有关上帝的仁慈选择(即天命)和实体的可知本质的学说是彼此紧密相关的。根据启蒙运动和宗教的观点，人类的经验自由不是无限的，它只是把各种行为区分为各种方式的真实可能性，在特定的情境里，人们可以内在或外在、主观或客观地采用这些方式。不管自由的尺度依赖于生理状态，还是依赖于心理状态(即依赖于被选择的客体，还是依赖于有能力使用客体的主体)，对于个体和团体而言，自由的尺度都只能通过个案分析来决定。事实上，各种行为方式之所以能够为一个人、为他的精神状态和个人气质敞开大门，是因为这些行为方式可以立即提供一种有效的自由。当我们处理自由这个主题时，能够为我们展现无限前景的并不是自由概念的独特因素，而是自由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依赖的动机的种类和范围。
我们知道，如同世俗力量所带来的恐怖一样，在中世纪和近代社会初期，上帝的戒律和人们对地狱的恐惧对个人的实际生活决断和一般生活取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我们这个启蒙时代里，人们很少会出于宗教冲动而把社会利益、声名和健康弃置一边，但在我看来，从前那种有意识地发挥决定作用的焦虑和信念还依旧在起着作用：人总想再次见到已经过逝了的亲密朋友，总想让他们永生不朽。人们已经通过现代科学观念重新解释和升华了神学概念，但在我可见的范围内，宗教动机还在与世俗动机发生对抗，这种对抗在虔诚信徒的内心深处仍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
我还得请你们原谅，在我的论题中还潜藏着一个批判因素。请千万别把我当作是美好事物的敌人。所谓进步的汗脚这种说法毕竟是出自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之口的，他甚至比实用主义者还要忠实于进步的观念。当我们讨论到当代对自由构成威胁的事物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强调与较早时期、特别是与刚刚过去的十九世纪相比具有否定意义的方面。我认为，没有哪个时代能够像过去的一百年那样，生产力、技术、商业、科学和政治条件得到了更迅猛、更扭曲地发展。如果这种变化的积极方面——如科学的征服、制造炸弹、空间旅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亚非人民的“觉醒”等——都伴随着人们接受怀疑主义的事实，如果人们用一种批判方式指出，与自由相伴相生的后果或世界范围的灾难和倒退都是与上述进步条件密不可分的，如果只是为了强调这种进步的负面影响，而将其与以往所有时代相互对比的话，那么这些批判就常常显得过于激愤、感伤和浪漫，它无异于为社会现状做了一番辩护。
如果社会进步真想要名符其实，它就必须留住过去的美好事物。压制人们去思考文化为新的奇迹所付出的代价，要求人们接受官方的乐观主义，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受制于邪恶的现实。东方和西方都目睹过这一切。确实，要批判地把握现实，就是要洞察过去的不公和谎言，尤其是要认识到早期文化是如何与其自身的观念自相矛盾的：即基督教是如何与基督教教义自相矛盾的，资产阶级历史是如何与资产阶级理想自相矛盾的，甚至共产主义是如何与卡尔·马克思的学说自相矛盾的。同样真实的是，我们所遵循的批判理论总是不加怀疑地把既存现实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它是在时空中存在的。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如德国)，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对俄国或美国表示愤慨，在对自身基本处境加以批判审视的过程中，不去利用应该和可能的事物作为基础，这都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证据。只有在我们的良知不再满足于正在消失的个体自由的时候，我们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总体的要求，和积极地发展技术所带来的各种新的可能性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在这里，这些以前只限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的出发点是历史反思。在许多方面，自由从贵族到市民的过渡是与自由的倒退相联系的。十九世纪初，尽管济贫院仍然存在，但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无产阶级已不再是农奴，其他人也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对待无产阶级。我们知道，在30年代发生的破坏机器活动以后，英国的社会历史是一场反对赞成民主的企业家的权力斗争。随着依附阶级的自由越来越多，独立出来的人们(即资产阶级)发现，在他们彼此交往和与雇员交往的过程，总是要被迫去促成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他们自己错综复杂的性格。劳资关系、经济竞争、贸易和工业扩大并完善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既而也带来了比贵族更多的内在自由，而以前所有行为举止的外在特征都是来源于贵族的。自由的局限导致了自由的进一步发展。十八世纪革命曾经使资产阶级有可能过上更加美好、更加安宁的生活，而当代的技术革命则使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有可能过上更加美好、更加安宁的生活，当代的技术革命是否也能形成人类更大的差别呢？我们在这里只能提出这个问题，却无法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想简要地谈谈该问题潜藏着的否定答案。
通过大众传媒以及其他影响方式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对表达思想客体以及对客体的思考方式，对能够提供丰富信息的建议和操作进行有效控制，来缩小个人思维的差别——这一切被人们不厌其烦地提到了，我们在此也不必详加论述。例如，在几年前，那些自认为有教养的德国家庭拒绝看电视还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这种拒绝如今已是陈规老套，这种转变特别清楚地强调了逆转是不可能发生的。也许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一个孩子不是通过与父亲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而是通过屏幕和图像，不是通过自发的激励、而是通过对符号的直接反应来获得有关世界的最初知识的话，那么最终产生的就是被动的智力。但是，没有教养的孩子总是会被同学们瞧不起的，也总会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逃回过去显然无助于正在受到威胁的自由。
我们讨论得比较少的，是直接人际交往的消失这一变化。现代社会的巨大推动力与个人的创造性是不相称的。由于现代生活所固有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个体已经无法体验他人，无法体验在世界观上与他很是贴近或是相距甚远的人，也无法体验他可以信任、和主动卷入或被迫卷入到他的生活中的人。对他人的承诺是自己职业的障碍，就像一位聪明的青年女学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自我粘贴的标签，但如果这种标签不对外在成功作出承诺，那它就只能造成伤害。在美国的许多生活领域里，这一点已成为现实，同样，欧洲也还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当一个没有什么经验、阅历很浅的年轻人去参加舞会时，对他备加关照的亲戚和挚友往往会忠告他说：“不要提什么有争议的问题，不要太固执已见，不要过多地谈论一个话题，不时说个笑话，让大家高兴高兴，别太严肃了”。甚至有些小册子也总是把一些规矩告诉年轻人，如怎样与女朋友打交道、晚上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去接她、怎样邀她上车、“惯常的约会”都包含些什么内容等等。如果他想结婚却又在几个女友之间犹豫不决的话，他就得列出她父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她本身会有什么样的性格等等方面，然后划出某些可取之处；当然得分最高的姑娘就是最合适最保险的对象。这种选择就是理性选择，它最有成功的机会；最糟的选择无疑是那种凭一时冲动作出来的选择，它会限制一个男人就此以后的所有选择，影响他的整个将来。别以为这种小册子只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或者是一部强烈追求轰动效应的作家或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是成熟的象征，是当今社会每个角落都需要规划的象征。它还是由“青年基督教联盟”(Y.M.C.A)这类世界上最大的组织出版的。
对个人关系的规定并非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指导。现代摩天大楼的薄墙就可以拿来作为一个象征。邻近者可以监听别人的谈话；甚至电话也是不安全、不隐秘的；人们都明白得很，所以只谈一些愿意让所有人都知道的东西。奥尔德斯·赫胥黎[1]、乔治·奥威尔[2]和万斯·帕加德(Vance Packard)早就让我们意识到，进步是如何伴随着监视工具和监视方法的发展而发展的。所有这一切都显而易见地对我们的言语产生了影响。句子、判断、以至思想的构成至少都不应该成为成功的阻碍。在老一代人那里，谨慎仍旧是通过意识过程来发挥作用的：一个人必须行为检点。而在年轻一代里，言语已经明显地受到了公众的影响，对此人们是深有体会的。除了隐私之外，人人都非常适应用团体或职业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谈话。
这种发展的一个结果是，那些伟大的字眼，包括自由在内，甚至是有关宗教和民族这类的字眼，都失去了意义。这些字眼是作为社会习俗的因素而不是作为良知的因素起作用。它们越是变成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使用起来就越不严肃。不久前，我收到一本用意很好的论教育改革的小册子，说是要我仔细地读一读。在第一页里，自由这个词就用了13次之多。我回答说，如果我在一家商店的商业广告中发现真诚这个词被用了13次，那我决不会到这家商店去买任何东西。伟大的字眼成了陈词滥调，在这个能向我许诺某些东西的世界里，语言成了不造成任何冒犯的工具。家庭和学校里的语言程式化导致了个人表达能力的衰退，这种衰退在职业生活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资产阶级的家庭教养在过去是由仆人来承担的，就是十九世纪对待生意朋友的各种行为举止也都是有经济意义的，但商业劳动分工活动和其他机械设备的进一步发展，使上述两方面都成了昨日黄花。当各大公司都纷纷开辟和发展商业关系的时候，他们绝不允许自己受到其他公司风度优雅、谈话得体的董事的影响。要想极力把握住现实的复杂结构(此处我们更不必去说技术能力和政治能力了)，关键就在于要积极地按自我意识行动，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脱离他人，只把交谈用作交流的手段；特殊的自我表现只会制造障碍，只会引起他人的怀疑。
社会越是走向自动化，对人的要求也越是没有什么差别，人的冲动和性格同样如此。在卢梭的《爱弥尔》或歌德的《威廉·迈斯特》里，个人教育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过程。相反，在现代，教育也在变得程式化起来。由于各类学校和大学过于拥挤，在许多方面人们必须放弃追求自由和个人待遇的欲望，因而相反的情形就产生了，即机器的控制和随之而来的非个性化。在学校里，由于教材的范围过宽和学生人数过多，因而教师负担过重，如果他们期望得到学校应给他们的生活保障，他们就必须使用在其他情况下早已普遍使用的辅助教学设备，如录音和教学电影。同样，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技术之助，大学里的学术困境也将无法解决。为在学术讲堂争得一席之地，为了参加各种讲座，为了应付教授不厌其烦地布置的考试，学生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因而他们必不可免地需要某种形式的放松：录音讲座和广播讲座、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详细的规定。不过，教授本身同时疲于应付日益壮大的职业文学社团和文山会海，烦恼不堪。教授席位以及其他学术席位与需要是不成比例的。如果想要拓宽或改变未来主顾的选择余地，唯一的选择就是鼓励学生去学习比较热门的学科，以更为强化的形式管理学习，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首选学科和属于首选学科的二级学科，不允许学生偏入其他领域，限制学生上课的学期数目，比现在更少注意普通教育。
显然，出于自由的原因而限制自由肯定是与自由观念密不可分的。但在每一历史时期，所谓原则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制订出来的。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哪怕是显然合情合理的规则都可能会变成障碍，变成退步的征兆。请允许在这里我顺便谈谈哲学，这是一种坦诚，虽说与我的主题无关，与我们刚才谈到的关于当代各学科的一些想法无关。单个人也许可能会对自由和救赎产生一种强烈的倾向。整个人类一直通过统治、剥削、屠杀和压迫其他生灵，(如果需要的话)甚至是人类自身来自我确证，今天也依然如此。在这个方面，人类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甚至是真理和宗教，能神圣到不至转化为权力工具的地步。唯心主义哲学情愿坚持认为，更大程度的自由所带来的限制必然引导人们走进自由王国。唯物主义哲学也接受了同样的观点，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罢了。当然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如果没有强力，社会自由将永远无从获得。如果社会想要获得团结一致，许多可恶的行为(包括保留监狱和制造杀人武器)就是必不可少的。废弃这一切就等于放弃生活。但是，对生存状况起着真正作用的反思，应该防止具有历史观念的人们沉迷于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在1910年，当战争问题开始引起人们注意时，那些意识到自己是德国人的人说：“不会再有战争了；皇帝不会允许战争爆发”。事实上发生的是倒退，倒退到比上个世纪更早的阶段里去。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各种惊人发现和重大发明，是与我们亲身体验到的各种恐怖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还是回到学术界及其对人际关系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来吧。大学造就专家。随着知识的范围日益扩大，人际关系不可避免的特殊化和物化也在同样日益得到强化。在本世纪之交，一个聪颖的学生尚有可能不仅掌握他的职业专注所属的整个领域，而且可能掌握邻近的领域，甚至是其他学术领域的另外一些学科。今天人们依旧习惯于把最初的几个学期用于获得其他领域的知识，这部分是由于兴趣启发，部分是由于入学考试的需要。但是，随着学习过程的进展，尤其是在随之而来的实践教育期间，专业课程越来越多。由于在对特殊领域的征服过程中产生了多得难以胜数的分支学科，掌握其中任何一种都需要有与过去掌握一门特定的学科或掌握一度包罗万象的哲学所需的同样多的精确知识，所以如今包罗万象的哲学已被贬低到一门特殊学科的地位。与此同时，知识的特征也在改变。早期的化学家并不限于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各种化学物质的特性和用途。今天，在大学里广泛传播的知识，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包容了整个化学，但如果与用于工业的高度分化的技术相比，它仍然是理论的和普通的。比起其他学科的学生来，学化学的学生更要用很多的学期从事数目惊人的次级学科的研究。但是，当他最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哲学博士进入一家工厂开始工作时，在许多方面他又得从头开始。学术专业化还是不够的；当它被实际运用起来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这种科学进步对人际关系及人们的自由交往的影响，在任何领域内都不如在医学领域内表现得那么明显。谁都承认，对人体器官的功能的和病理的研究取得了非凡的进展。仍然在抗拒着现代科学的极少数疾病正在得到细致的研究，人们已几乎不可能再去怀疑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确实，如果社会能把用于军事防御及相关事务的经费的一小部分用于医学研究，那么，今天依然威胁我们的癌症和其他疾病很可能早就被征服了。另外，医学越来越专门化的趋向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它是与人们可能提供的越来越多的医疗帮助分不开的。研究和治疗由不断增加的各类医生来分担是不可避免的，与广博的科学知识相比，开业医生的治疗能力变得更加有限，专家间的交流，专家与呆在家里的或住在医院里的病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正式和复杂。由于种种原因，医生已经不怎么熟悉病人的病情了，而这种对病人的熟悉在历史维度中一直是医生的本质所在。我这里指的是，他不是简单依靠病历所提供的信息，而是要把握各种生理的、家族的和性格学的背景资料；这是一种过去家庭医生对他的资产阶级病人常有的知识。伴随着医学的专门化，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治疗方法也随之改变了。病人的个人检查大部分已经被机器检查所代替，至少在主要城市是这样的。医生不用心电图而直接倾听病人的心脏跳动的做法，现在已经很不寻常了；直接听诊充其量只是辅助手段。甚至医生自己检查心电图的做法在原则上也成为过时的了。如今，尽管普通医生并不是没有时间检验心电图，但我们有了能比普通医生对心电图作出更精确的检验的机器。机器能观测到人无法诊断出来的细微差别；在大多数利用最先进科技的机构里，机器能捕捉到躲过人的裸眼的细小差别以及过于劳累的诊断者没能注意到的症状。因此，有责任心的医务人员越来越多地依靠机器来进行检查和诊断。在私人诊所里，尤其是在医院里，一个医生越严肃对待他的角色，这种角色就越像工厂里的管理人员的角色。机器和机器操作人员成了医生与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对象就是病人)的关系中介，我们已无法谈论病人和医生之间自由的、相互的、自发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以上情况至少是一种趋向。就像在任何垄断领域里一样，病人面对的是一群专家。他越是有耐心地对待和听从医嘱，他的前景就会越来越好，因为庞大体系、技术奇迹都将给他带来健康，这就像制造商为没有掌握技术的购买者生产汽车一样。科技越是先进，消费者就越没有必要期望在交易中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他只能期望获得在讲明需要、服从医嘱和支付帐单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自由就够了。
更大的自由来自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它是以人类关系中的自由的逐步减少为代价的。这些减少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专家指令的机械反应，这种反应是对医生、专家或其他一般权威的一种典型的并且是病兆性的反应。在自由主义时代，自由与商业和其他生产性企业紧密相联，在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中，对那些知道更多的人的遵从实际上起着同样的作用：从政治、工业、政府和工会中的专家到交通警察，等等。决定国家之间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仍旧是消费者的优越性和无上地位，但一旦个人在面对广告技术、商品标准化和其他经济实体的时候，这种地位根本起不上什么作用。甚至“自由时间”，即闲暇也总是与自由本身相混淆，成了一种由专家来安排的长途旅行方式。
自由，不仅仅指的是假期，它也指职业工作和家务劳动之外的其他空余时间：在晚上与家人呆在家里、在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等等。发展就是巨大的危险，特别对我们所称作的基督教文明而言，宗教和家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发展的影响呢？在经验的意义上，人们可以把宗教说成是世界最有限的独立性，或者是自由吗？想想约翰福音吧。难道基督教教义(至少是在许多新教的阐释中)就没有代表反对异教权威的力量吗？对上帝创造太阳和月亮的解释和上帝全知全能的学说难道不意味着，与各种异教相反的是，任何力量和存在(无论是人还是神)都无法在深处统治我们的生活，只有上帝的意志和旨意才能统治我们的生活吗？如果我们要对上帝负责，那么难道就我们个人来说，就真的不可能通过任何仪式、机构、世俗契约、甚至禁欲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上帝吗？在这方面，不管世俗权威多么经常地受惠于宗教，难道如此理解的基督教教义就能够彻底反对陈规陋习吗？不墨守成规、自由自在、自我决定地遵从上帝而不遵从现实，这一切都可能被视为典型的基督教实在。重要的是，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基础上，根据什么指令，人将为了上帝而极力抵制此岸世界？当一个虔信上帝的人作出决定时，他将依赖于什么保障呢？答案也许是他将依赖于兄弟友爱这条戒律。我不想更进一步地具体说明这点。我只想根据个人的体验，指出它对我意味着什么，指出我为什么相信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给这种最高自由带来威胁。
在犹太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义中，邻人之爱一直作为正当行为的标准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在我本人信奉的犹太教中，这种爱比基督教更少地与个体的灵魂观念和死后生活联系在一起。希望集中地寄托在弥赛亚的身上，人们相信，总有一天会他降临尘世并把每一民族中正直的人引向锡安山[3]，对尘世不公的体验不断地强化这种信仰，并使之获得新的活力；它决定了所有正统犹太人一丝不苟地遵从所有仪式这种态度，也决定了自由犹太人对宗教的忠诚。人们期望撇开各种可能性和以往的历史过程，人们期望乐园总有一天会出现，就像摩西五经和预言家们所承诺的那样，这种期望曾经是犹太人之间和正直的犹太人与局外人之间团结一致的源泉。在犹太母亲的眼里，总是闪现着未来的光明前景——在她死后很久，她的儿子将会发现弥赛亚的降临，甚至她儿子本人就成了弥赛亚。一个基督教母亲的爱总有些谦恭，但并非没有保证，这种爱是靠她的孩子作为上帝的选民并具有不朽的灵魂这种信仰来维持的。宗教强调和尊崇自然母爱，这种母爱有时会影响到某些人的生活，因为这些人被当成了孩子，并以此方式受到抚爱和珍爱。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人一生中最初的几个月和几年对他未来的性格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4]最初的岁月往往决定这个人将来是否能够去诚心诚爱，还是内心冷漠或自私自利，从而使那些不得不与他交往的人都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与从未受过宗教教育和熏陶的人相比，一个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在好的意义上来说)的人所经验到的自由，实际上是根据基督教创立者所设定的模式去献身和行动的能力；在那些殉道者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在法国大革命、美国宪法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世俗形式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形：即一旦它被个体以纯粹概念的方式、而不是以个人体验的方式所僭用，它将最终失去意义。如果慈母或者养母从一开始就能去真诚地帮助一个孩子，那么基督教就能成为生活的现实。因此，在伟大的宗教艺术中，玛丽亚的角色总是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社会的变化一直影响着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邻人之爱的目的，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为取向，而不是对世界的认同，但现在它也被卷入流变之中。显然，两性之爱也受到了社会变化的影响。爱与宗教作为一种历史真实，是紧密相联的(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永恒主题，实际也是这种联系的明证)，家庭是它们的基础，如今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甚至比社会学家所承认的还要快得多。
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井然有序的家庭里，不为偏离正轨的命运所逼迫的话，那么他步入而立之年以后，也会保留某些孩童的影子。我认为，成熟是包括某些童稚因素在内的。如果没有某种天真，一个人就没有完全长大。儿童在最初的活动里，还意识不到周围环境与他自己之间、母亲的胸部与他自己的身体之间的区别。他只是渐渐地认识到了各种对象和名称，其中就有他自己的名字；后来他学会了进一步区分事物——他只用名字和第三人称来谈论别人，用第一人称即“我”来谈论自己。这个“我”是人类长期的生理—心理发展的最终结果，每一个体都作为一种简缩形式而得到不断的重复。如果在过于冷漠和不太人道的氛围中，这种重复过程以粗暴的方式不断发生，那么隔离感和孤傲感就会成为个体一生的性格特征。真正的爱(那种拥抱所有的人、甚至是敌人的爱)也显示了自我形成之前的轨迹，不管自我可能发展得多么充分。在某个阶段，人们身上的童稚因素和成人特点的相互作用总是受到或这或那的干扰，一种文明越接近这个阶段，自由就越受到威胁，因为自由是通过为同一性和爱而开辟各种可能性这一手段来扩展的。因此，我相信，福音书中“成为一个孩子”的说法，在我们这个自动化、管理化、需要机械反应的世界里已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随着个体能够展开相对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的消失，随着国家和权力集团相互展开竞争的世界的出现，宗教已经无法再求助于作为有责任感的主体的个体了，宗教的部分重要性至少是丧失掉了，它让位给了民族主义。永恒思想在生活中所赋予每一行动的意义，正在被绝对化的集体所代替，个体也感到自己已经被包含在集体中了。
讨论的主题越加严肃和重要，“你”和“我”也就会越显得无足轻重；“我们”必须走上前台，甚至在讨论有关犯罪和清白的主题的时候也是这样。这里，我们坚持犹太人重视人民的倾向，但差别在于，如今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不是弥赛亚，而是能够不断得到延续的权力。这种权力所服务的绝对目标不是永恒的正义或救赎，而是民族。有限客体在人们的意识里不断膨胀，变成了无限客体，但是，即使有无数的人或多或少地自愿为之献身，它也必定要暴露出它作为替代品的本质。这样，对于这种并不确定的最高生活意义的执着，便成为了一种狂热。欧洲历史本身就是见证：甚至那种并非发自内心信仰的、本身就是一种替代品的宗教，也能激发起大规模的屠杀行动。能够把亚眠[5]的隐士彼得和明谷的伯尔纳[6]与普通的政客和领导人区分开来的就是，他们对自己所宣讲的教义进行了惊人的、超人的背叛(虽然这些教义早已发生腐化、变得不可知了);另一方面，独裁者的谋杀却不存在这些矛盾。在这两种情况下，信徒们都利用了它们心中并不相信的东西，目的是为了把自己无法去爱的绝望报复到他人头上。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形态不管多么适应于时代精神，只要它替代了真理，就常常会带来大众的狂热这种危险的原因。在当代，各种宗教忏悔都努力以此方式来自圆其说，以防止自己堕落成为杀人的迷信，这些努力并不是出于自我持存的本能，而是源于客观的需要和对这种危险的清醒意识。除此之外，还要战胜教徒们对科学的公然反抗，因为今天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种反抗更严重地损害的是严肃信仰，而不是科学。例如，在一幅宇宙照片中，太阳并不是一块尘斑，而是像原子一样微小(更不用说地球和人的大小了)，这显然不符合上帝自地球开始造物，以及一切救赎都发生在地球上的观念。“至高的上帝”这个短语早在十七世纪就已不时兴了，但今天人们依然使用这种说法，不仅笃信虔诚的人使用它(虽然他们总带着信念来用)，不知其义的小孩也使用它。起初在字面上，这个短语指的是“在彼处”的天堂；然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作为最高诉讼法庭的强力个体的形象，是产生于太阳中心说还在被人们普遍接受接受的那个时期里的。今天，当一个孩子说这个短语时，他所能得到的唯一具体形象也许就是都市里的工业管理者或官员。这是令人沮丧的。因此人们总是说，这个短语应该在象征性的意义上加以使用。但是，这个时代对集“天堂”为一体的宗教观念所进行的普遍符号阐释，也是有问题的。即使是在更大的范围内，上帝的力量就真的应该按照政治权力的模式来理解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何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说的符号不仅被孩子们使用，而且被为他们的长辈使用呢？几十年来我与保罗·蒂利希[7]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对许多当代神学家(如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而言，这正是对许多重要的宗教范畴进行符号阐释的源泉。人们所不知道的符号的象征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一面旗子可以表示一个国家或者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么这面旗子究竟是什么呢？只是一块布和一根杆子吗？如果符号的内容可以成为思想的对象，那么它就可以被表达出来；否则一个符号便成为任何事物的记号，因而是所有虚无的符号。
符号阐释是一条逃脱之路，然而在这条道路上，绝望者是不承认自己的绝望的。如果我说的不错，那么基督教的重要概念是与确定的个体自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个体灵魂概念。与佛教不同的是，这种学说坚持认为灵魂和自我是归于永恒的。但另一方面，对当代心理学来说，如同对启蒙运动来说，自我是历史发展和生理发展的结果；在毒药、疾病和衰老的作用下，自我将会变得越加衰弱，自我要想永恒，就必须进行不懈的努力。不管它多么地执著于生活，我们又怎么会相信脆弱和短暂的人类自我是永恒的呢？我们必须尽量减少这样的自相矛盾之处。如果使永恒的灵魂成为一个符号，显然就减少了经验和信仰之间的对立。但是，忏悔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在把对信仰来说如此重要的概念转化为纯粹符号的过程中，每位施爱之人所感受到的痛苦并不会在新的世界观里消失掉。对符号化过程势在必行的尝试，只能产生失掉更多、得到更少的结果。
自由观念总是倾向于把符号阐释作为拯救永恒真理之观念的手段(因为永恒真理的观念早已被科学所抛弃)，因此它受到了顽固地忠实于古老事物和传统的保守观念的反对。为了迁就开明的观点和理性的思想，保守派反对那种一字不差地重复《圣经》文本和传统观念的虔诚。权威和偏执必须得到坚决的捍卫。在拒绝被改变的时候，这些人忘记了，除非能找到适合于变化了的历史现实的新的表达方法，否则精神态度的深层意义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对古老事物的忠诚并不是通过不断重复的方式来证明的，而是依靠在每个重大历史关头的每一言行所贯彻的新的表达方法来证明的。如果传统想要继续保留自己原有的意义，就必须重新产生切合于时代的形式，这就是既与时代相适应又与时代相对立的形式。不顾及到世界变化的忠诚根本就不是忠诚。只要教会内部或外部表现出了对权力的要求，只要神职人员表现出了独裁主义特征，如果基督教奠基者还会再现出来的话，他是否能够从一开始就在教会里找到自己的庇护所，便成了问题。在他那个时代里，他很少会考虑到通行的规则和风俗；他的行为是与人们普遍接受的方式相反的；在这一点上，他更接近于异教徒，而不是正统派。难道他不是通过即将服刑的无神论者，而是通过刽子手和裁判官、或祈福普世的牧师来认识自己的吗？无论是有关传统具有永恒效力的主张，还是把传统分解为象征主义(不管本体论裁决会提供些什么)的主张，今天都不可能摆脱掉影响广泛的民族主义专制的威胁。如果不是出于其他原因，这种主张就会表现出在不可逆转的时代里继续生存下去的愿望。
人们已经指出了在经济、家庭、教育、政治和日常生活等领域里自由产生退化的现象。我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主体性从个体转移到了集体：诸如派系、职业团体、政党、民族等等。就宗教团体有时用一种专制主义方式来进行自我证明这一点而言，我把宗教团体也列入到集体的名下。集体对个体的代替，有时甚至会表现在日常生活最平平常常的细节中。1900年前后，怎么样过街，还取决于个人。当他决定要过街时，他左右看看，听听马蹄声，然后或者快一些，或者慢一些，或者直着走，或者斜着走，到街对面去。今天，二、三十双眼睛盯着红绿灯和交通警，等待通过指令。司机必须注意的信号和标志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信号和标志不仅决定着司机是走是停，也决定着司机行车的速度和方向。在比较大的国家里，道路前方的转弯方式都被印成了一个符号，司机接下来必须去熟悉这个小小的图形。就像司机一样，行人也必须结成一群；司机和行人都必须对指令作出反应，如果没有这些指令，他们就不可能被看作是在行动。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甚至每个个体都要像司机那样作出反应，都要认为自己是一个团体的成员和代表。邮寄邮件所用的号码正是当代社会的内在趋势。城市的名称已经是多余的了，已经成了不必要的累赘。要记住街道的名称简直糟糕透顶!如今，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电话号码和汽车号码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将运用到人的身上；我们用于护照、身份证和社会保险的号码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实际上，除非标记系统发展到把个体包括在内的程度，否则整个管理过程是不可能成功的。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也显示了标记系统对那些纠缠于这一过程中的人的充分影响。现实迫使人们去体验社会总体的真正意义。有些观念也许是可以使这种体验相对化的，但它们归根结底都是与神学不可分割的，随着这些观念的渐渐消失，号码世界正在成为唯一有效的世界；仍然包含着个别主体之独特性的文化时代已经寿终正寝。作为具有自我灵魂的自律个体的自我意识也正在让位于团体精神；我几乎可以说，人们正在被抛弃早期的自我意识。这种现象所暗含的并不完全是否定的因素。从自我的自我意识转变为共同体的自我意识的运动，以及对作为现代生活之一部分的个体的否定，确实包含着从自利到自爱的转变因素。在这个规范化的世界里，整个过程的意义将取决于人们是弘扬和保存自我，还是简单地忘却自我。
我对忠诚的对立面，即遗忘深表怀疑，因此我作出了上述评论。如果我的怀疑能够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当今的发展就意味着个体的彻底消失。虽然这种发展带来的不是浩劫，而是更大程度上的安定、社会理性化、规划、人们消费品的增加。正因为个体有着不可预知的本性，因此个体就很有可能发现毁灭状态倒是令人愉悦的事情。单一个体并不需要什么意义，政治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这种理论和政治同样获得了新实证主义的客观意义，后者正是当今西方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新实证主义是以启蒙运动为根据的，但是，根据我对我所获得的要求的理解，我只论述了仍是疑点重重的个体自由，没有自由的基督教将是不可思议的。
注释
[1]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美籍英国作家，写有诗歌、散文、小说等，他的小说被称为“概念小说”,代表作为《勇敢的新世界》、《针锋相对》等。——译注
[2]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原名Eric Arthur Blair,曾一度信仰马克思主义，后信仰社会民主主义，主要作品有反面乌托邦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译注
[3]锡安山(Zion):耶路撒冷山名，古大卫王及其子孙的宫殿及神庙所在地。——译注
[4]参见雷内·斯皮茨(Rene A.Spitz):《生命的第一年：对象关系的正常与反常发展之心理分析研究》(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65)。
[5]亚眠(Amiens):法国北部城市。——译注
[6]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法国基督教神学家，明谷修道院的创建者和院长，神秘主义者，著有《论恩宠与自由意志》、《致圣殿骑士团书》等著作。——译注
[7]保罗·蒂利希(Paul Tilich):1886—1965,德裔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主张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神学问题，曾在纽约协和神学院(1933—1953)、哈佛大学(1955—1962)任教，著有《存在的勇气》、《系统神学》等著作。——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