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 从斯密到黑格尔：市民社会话语实践中的复杂格式塔转换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 civil society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一词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在场和后续演绎，从来都不是作为一种凝固化的封闭概念，而是一个随着不同社会场境改变而发生所指移动的话语实践。它从作为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Ⅰ，下沉到劳动和需要体系的市场关系的市民社会话语Ⅱ，再由黑格尔生成超越“第二自然”的批判性的市民社会话语Ⅲ。对于这一观点，我已经有过初步的讨论①，本文集中于青年马克思最早遭遇市民社会话语的复杂思想情境，即从斯密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念的思考。

我认为，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人们对由资产阶级创立的全新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有一个从社会政治关系构式到经济构序的转换的不同话语实践。在同一个civil society (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概念的历史性构境转换中，存在从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Ⅰ到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Ⅱ的两个重要的构式节点。

一是词源学上从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开始的作为家庭自然共同体之上的社会关系共同体——政治国家的“πολιτικη＇κοινωνíα”( 公民社会) ②。这当然不是对应尚未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公民社会”是指能够进入城邦社会交往共同体的自由人( 公民) ，显然不包括奴隶。这里的核心构序点是自由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和关系赋型总体，而非对象性的实体存在。这一语义构境经过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的转译，最后以英文中的“civil society”出现在欧洲思想史中。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贯穿罗马和整个中世纪，即便是在16 世纪末，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一次被译为英文时，“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 也是作为“politic society”( 政治社会) 的同义语，这一传统也延续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哲学中，甚至到了卢梭和弗格森那里，虽然civil society 一词开始具有了资产阶级标榜的“文明性”，但仍然是指公民政治的国家。这里发生的话语实践异轨本质是，雅典城邦的上等人交往共同体中的自由公民，已经由第三等级的平权市民———资产阶级( bourgeois)所替代。据沃勒斯坦的考证，资产阶级一词最早是在1007 年出现的，是拉丁文语境中的“burgensis”，其最初含义为村镇，之后又于1100 年前后在法文中出现了“burgeis”一词，其词义逐渐开始指称城市中的居民。③再后来，“bourgeois”则成为既非贵族，又非农奴的第三等级市民。也是在这里，“πολιτικη＇κοινωνíα”( 公民社会) 被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赋型为反专制的政治共同体关系中的市民社会。在这个特殊构序意义上，作为政治关系法权共同体的“市民社会”恰恰是否定贵族自由人的“公民社会”的。这是欧洲近代思想史中市民社会概念的原初构境，我将其命名为市民社会话语Ⅰ。再精细一些界划这一思想构境，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作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国家市民社会话语Ⅰa 和转换为资产阶级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国家公民社会的市民社会话语Ⅰb。在我看来，概念构序与具体话语实践的历史赋型的微细边界区划，是保证之后我们的思想不发生构境混乱的前提。之前的许多相关讨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二是表征资产阶级平等政治法权关系赋型的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Ⅰb，现代资产阶级公民社会) ，在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第一次向经济关系构式的下沉。在斯密这里，作为政治交往关系共同体的civil society 开始深化为背后起支配性构序作用的商品交换构式的特定经济关系。最早，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斯密说: “在劳动没有分工( labour is undivided) 的野蛮国家，一切东西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自然需要。但在国家已开化( cultivated) ，劳动已分工( labour divided) 以后，人们所分配的给养就更加丰富。”④这是“野蛮”与“开化”的一个界划。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以下简称《国富论》) 第一篇第四章中，斯密指认，劳动的“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⑤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完整概述了斯密这一表述。⑥这是斯密《国富论》中非常有名的文本段落。这里，civil society 的话语所指转换发生于从政治共同体到经济交换共同体的重大思想格式塔转换之中，关键词有四: 一是劳动分工; 二是无法满足的欲望—需要; 三是依赖交换的剩余劳动; 四是人人都是交换者的商业社会。可以看到，新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关系性要素都不是对象性的实体，而是人的劳动塑形活动、需要和交换关系赋型。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与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之上自然经济构序完全不同的工业劳动创造的社会负熵世界。也是在这里，原先人与外部自然客体的二元对置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人开始与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关系赋型世界相对。在哲学认识论层面，这是认识对象上的一个巨大的质性飞跃，也是之后历史唯物主义中全新生产方式筑模( 社会先验构架) 的第一层级非物相化关系意识论的现实缘起。劳动分工是来自于劳动生产构序中极其重要的构式转变，它将劳动者自我统一的劳动程序在空间上分离为不同劳动者切割后的片断性工序，它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进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它的实际客观结果是劳动本身的分裂，这种分裂使得原子化的“市民”( 劳动者) 的欲望—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必须生产为了交换的剩余劳动产品，由此，人们通过市场的盲目交换关系来满足彼此的需要，无形中建立起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体系，这就是以商业活动为本质的civil society。于是，自然法权和平等的政治关系构序起来的政治市民社会，就归基为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商品交换关系自发构式起来的经济市民( 商人) 社会。斯密此处指认的“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实际上深刻透视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定在质性: 如果说，在以农业生产—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可见的刚性宗法关系构式，劳动产品是非塑形的对象性自然产物，因为在种植业和畜牧业中，人的有限劳作并不能根本改变自然物质存在的构序和原生形式，而在商品—市场经济的金钱—资本关系场境存在中，工业劳动塑形和构序了自然物质存在的全新方式，财富的形式则转化为非实在的“社会财富”( 商品与货币) ，可见的经济活动背后却隐匿着看不见的事物的关系赋型和自发生成的客观法则( 价值规律) 。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⑦，我曾经将其表征为方法论构境中的透视物性实在背后社会关系场境的非物相化社会唯物主义。这是一种在社会生活中肯定物质生产和客观经济关系的唯物主义。他们并非自觉地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事实:工业文明之后社会历史中的客观现实主要不是物质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以人类活动塑形和构序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赋型生活。这是过去基于农业、畜牧业的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生活中不曾出现的情境，因为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已经创造出自然物质存在中没有的全新社会生活和场境关系。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负熵。在认识论构式中，非直观性的关系性存在将成为主要的认知内容，而工业生产之上的复杂经济交换关系赋型作为一种先于个人言行的先验社会构式将彻底改变传统认知活动的微观机制，第一层级非物相化的关系意识场境将成为人的主观精神负熵世界的构境本质。在同一个civil society 的话语实践层面，这也是资产阶级政治话语向经济话语的必然转换。这是市民社会概念的第二个重要历史构境，我将其命名为市民社会话语Ⅱ。青年马克思只是在1844 年他的第一次经济学研究之后，才真正进入这一特定的话语构境。

斯密 《国富论》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大约在15 世纪被译成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在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德国开始被译成德文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时，仍然保留了原初政治关系共同体的国家——政治市民社会的所指，即便在康德那里，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这个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已经是启蒙之后的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共同体。据植村邦彥的考证，1778 年，还是文理中学学生的青年黑格尔在笔记中写道: “国家学或者政治学包括国家或者市民社会( Staaten oder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的整体福祉理论，同时也指明了其实现手段。”⑧ 这里，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 与Staaten( 国家) 是同义语，当属市民社会话语Ⅰ或者现代资产阶级公民社会( 市民社会话语Ⅰb) 的构境。黑格尔思想观念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一词发生根本性的赋型转换，是他1800 年前后在耶拿大学接触到斯密的《国富论》之后。在这个时期，青年黑格尔认真研读过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论著。1803 － 1804 年，他在耶拿大学开设的“思辨哲学体系”讲座中，开始讨论劳动、工具、机器生产和劳动分工等经济学的问题。这显然是受到斯密经济学的影响。在他留下的《耶拿体系草稿》中，黑格尔已经认识到，在能动的劳动者个体与被加工的对象之间，非本能的、以“精神的方式( Weise des Geistes) ”存在的“劳动就是这种作为双方的关系( Beziehung) ”，同时，由传统蔓延开来的“工具是现实存在着的、合乎理性的中项，是实践过程( praktischen Prozesses)的现实存在着的普遍性”。⑨也是在这里，黑格尔直接援引了斯密在《国富论》中举的那个制造钉子的劳动分工之例: 原先一个铁匠所做的工序，现在分配给8 个工人，“每人承担劳动的一个特殊方面”，这样在工场手工业中发生的劳动分工就是每天可以生产4800 枚铁钉。⑩并且，黑格尔也说明了在劳动分工条件下，劳动者在机器化生产中的地位改变。在此时，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劳动分工、需要和交换等非实物性的经济关系场境存在问题，开始成为黑格尔理解先前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的全新线索。1817 － 1818 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编写的《自然法与国家学讲义》中，他直接引述了斯密在劳动的分工( Teilung der Arbeit) 基础上使复杂劳动抽象化，并且再次提及斯密那个著名的销钉( Stecknadel) 劳动分工和生产协作的例子。但是，黑格尔在自己的论著中系统说明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本质，还是在他1820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Ｒechts 1820) 中。在《回到马克思》的第一卷中，我已经比较详细地讨论过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隐密关系，这里我们的思考则聚焦于他的市民社会观。

在此书中，黑格尔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国家经济学”( Staatsökonomie) ，是“在现代世纪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⑪这个Staat 在先前青年黑格尔的学术构式逻辑中，同质于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可这里，它却与ökonomie 话语实践直接链接起来。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经济学的对象是看似盲目运动的市民社会中非直观的必然性。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历史定位是清楚的，他说: “市民社会(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⑫这是指认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全新的历史构式基础。他甚至援引霍布斯的观点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⑬将社会隐喻为博弈式的“战场”，当然是透视了其中人与人的经济和政治角逐关系赋型场境本质。然而，与停留在政治交往共同体赋型的市民社会话语Ⅰb 中的霍布斯不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解，开始进入斯密确立的以经济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商业社会，“人对人是狼”的政治战场，现在体现为经济交换关系场境中“大鱼吃小鱼”的利益博弈。这是我所说的从政治交往关系的国家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Ⅰ下沉到经济关系的市民社会话语Ⅱ的构境转换。可是，与斯密、李嘉图对市民社会的肯定性分析不同，在黑格尔眼中，以劳动分工和无法直接满足的碎片化需要为基础的这个市民社会，是以自发性的盲目偶然性为本质的，这也是说，市民社会的构序本质恰恰是非主体的无序性熵增中的自组织，即个体有目的的构序( 逐利) 活动无意识建构起来的总体经济熵增进程，再自发地生成市场规则的内在有序性。这生成了一种复杂的历史辩证法图景: 一方面，如果说在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中，土地上人的劳动并不能直接改变自然物质存在的构序，也就是说，自然物质仍然在对象性实体上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人的劳动只是通过外部空间塑形来优化自然构序，比如使“粮食”获得比“野草”更丰厚的阳光、养分和水源，使家禽得到比野兽更好的关照等; 而在新的工业生产中，工人的劳动活动将直接塑形物质的存在，工业生产开始成为新的物质存在基础的构序动因。这也意味着，劳动活动开始成为熵化自然物质存在方式的构序力量，工业生产的结果是深嵌着劳动关系的。这里出现了一种周围世界的主体创造社会负熵的关系性构式本质。在认识论层面，不同于农耕生产之上自然经济活动中人与外部自然世界的二元对置，认知主体与外部客体对象的边界被消解了，锁定在土地的血亲关系基础上凝固化的先天宗法关系被打碎，我们开始认知自己创造的社会负熵世界。然而另一方面，在工业生产基础上出现的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中，财富的增加超出了个人的直接需要，生产的目的开始转向追逐“交换价值”的抽象财富，人所主导的直接塑形产品的负熵努力，却在实现自身价值的交换市场总体上成为经济熵增的无序因子，市场不是主体性的人为构序结果，而是盲目偶然性自发生成内在法则的过程。整个商品生产—市场交换运动中无序状态到非人格自组织状态的生成，被斯密视作“看不见的手”的无形操控。这是新的物相化先天综合构架的无形现实基础，其结果必然是不同形式的物相化图景中的经济财富拜物教。不同在于，在斯密肯定“看不见的手”( 自然法) 的地方，黑格尔提出了超出自然必然性的批判话语。在认识论上，处于社会唯物主义构境中的斯密已经透视了经济无序运动中非直观的法则，而黑格尔的超越则创造了批判认识论的前奏。然而，这种对第二层级物相化图景的精神现象学批判却是以回到先验观念构架的“理性的狡计”( 精神负熵) 为代价的。

黑格尔承认，斯密看出了市民社会话语Ⅱ“这种表面上分散的和浑混的局面是靠自然而然出现的一种必然性( Notwendigkeit) 来维系的”，这种必然性显然不是过去封建宗法关系赋型结构中可见的等级结构和直接暴力，而是在个人( “激情”) 盲目的社会历史活动和无意识关系场境存在中出现的自在的“自然必然性”，斯密的国家经济学正是为“一大堆偶然性( Zufälligkeiten) 找到了规律( Gesetze) ”。⑭这是从商品生产中的袪序到市场交换自发的被动构序的发生。请一定注意，黑格尔此处所指认的市民社会话语II 中出现的偶然性，并非重农主义开始的生产活动中的非人为的自发构序性，而是劳动分工之上人们交换商品的市场流通领域中由于可见无序竞争生成的偶然性( 经济熵) ，当然，在斯密发现上帝被动构序的“看不见的手”的地方，他看到了同样不可直观的自主构序的“理性的狡计( List der Vernunft) ”。然而正是在这里，黑格尔与斯密的肯定性的市民社会话语Ⅱ的构境分道扬镳了，从而生成批判性的作为“第二自然( Die zweite Natur) ”的市民社会话语Ⅲ。这个市民社会话语Ⅲ将会是后来马克思最早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所指。也因为这一特定话语实践对后来的马克思的影响巨大，对此，我们再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析。

黑格尔在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构境中看到，“在市民社会中，人的分立乃是起规定作用的东西”。⑮当然，这里市民社会中的“人的分立”是相对于传统社会中个人从属于同一性的社会共同体。分立的个人主体是差异性需要和交换的前提，也是个人主体性构序与社会总体无序发生矛盾关系的根本原因。在劳动分工之下的“交换”社会中，每个原子化的个人都在为满足某一种需要而劳动，但作为加入市场交换整体的个人，在客观上又满足着许多他人的需要。这是过去那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在市场交换场境关系中的变形，当然现在已经是“人人为自己，交换为大家”。“人人为自己”既是生产中的主体性塑形和构序，也是社会总体经济熵增的原因; 而“交换为大家”已经是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走向自发构序的过程。实际上，在前述《耶拿体系草稿Ⅰ》中，黑格尔已经提及，在市民社会中出现的劳动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需要”，因为在交换市场中生成的“需要的满足已经是大家的一种彼此普遍依赖的关系”。⑯黑格尔已经注意到，市民社会的本质即是“通过个人的劳动( Arbeit) 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 Vermittelung) ，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 System der Bedürfnisse) ”。⑰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个人的劳动被切割为片断，劳动产品不再是一个人自己劳动工艺的总体性实现，而是一种劳动合作关系赋型的结果，个人已经无法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必须通过不透明的交换中介关系从他人那里非自主地实现，这个需要关系体系是外在于“一切人”的自发性场境存在。从存在论的历史参照上看，如果原先血亲关系赋型中的先验宗法性是直接属人性的，王子天生是王子，贫民天生是贫民，而市民社会中的人已经不再具有直接的属人性，而是特定的相互经济—政治活动中突现出来社会关系赋型的场境存在。甚至，区别于自然经济中的自然物( Ding) ，工业时代和商品市场经济世界中的“物”，也开始成为关系质赋型的事物( Sache) 。这说明，第一层级非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的社会先验本质也是历史性的。在这一更深的构境中，我们会发现海德格尔的上手环顾世界的本质是现代性劳作关系存在，这反衬出他的存在论深一层构境中的非历史性，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的“物系统”倒是精准对接现代消费关系链接环顾的。这是斯密的市民社会话语Ⅱ。有所不同的是，这个市民社会话语Ⅱ只是黑格尔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观念构境的第一层级。

首先，黑格尔极为深刻地指认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即是资产阶级〔Bürger ( als bourgeois ) 〕”。⑱ 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感，然而他对资产阶级并没有好感。依黑格尔之见，在经济的市民社会里，“有这样一种观念，仿佛人在所谓自在的自然状态中，就需要说，其生活是自由的; 在自然状态中，他只有所谓简单的自然需要( Naturbedürfnisse) ，为了满足需要，他仅仅使用自然的偶然性直接提供给他的手段”。⑲市场经济中有意识的个人的经济活动是自由的，可是，人们之间满足各自需要的构序过程却是通过盲目性熵增的市场交换关系赋型场境间接实现的，这还是一种“自然的偶然性”塑形的他性需要体系。这里自发生成的需要体系，是原子化个人不同意向的逐利“激情”关系场境偶然突现的。这是斯密经济的市民社会关系场境的自在和非主体本质。黑格尔认为，在以交换为前提的市民社会中，正是为了满足个人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分工条件下片面化的劳动塑形才表现成一种“为他”的劳动，这种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的最终结果，是“看不见的手”无形中建立起一个全面的对象性关系赋型中的非自主的经济依赖系统，正如斯密眼中那个利己的面包师的故事。⑳每个个人之间，原先在传统社会中的直接血亲关系赋型为金钱关系赋型所取代，他们只有通过市场中物与物的交换才能进行间接的社会联系，也只有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的市场的商品流通之中，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抽象的价值关系才能得以比较和实现。这里的社会联系( Beziehung) 的实质就是披着物的外衣的价值关系( Verhältnis) 。这种抽象关系成为统治性的有意识的构序力量，成为市民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东西。依我的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的第一层级非物相化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的现实基础就缘起于此。然而，从一般认识论的层面看，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恰恰是反认识论的。因为，所有处于盲目熵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都只能在第二层级经济物相化图景赋型中面对自己虚假的欲望和谋利激情，他们在市民社会的直观经济现象中是无法看到这只无形之手的，这也就是说，自发性整合的价值规律是规制非个人主体生存的先验客观机制，是“上帝之眼”。我以为，传统素朴直观中的认识论在此将遭遇逻辑上的滑铁卢。这也正是黑格尔双重非物相化的批判认识论最初的证伪点。

其次，在黑格尔的观念唯心主义构式中，市民社会现象中的这些物性存在背后，是主体性抽象观念的关系赋型场境存在，但这种不能直观的抽象本质却只能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才得以消极实现。在他那里，主体性的观念抽象化才是社会定在的本质，是真正具有统治地位的东西。也正是这种观念性的抽象化造成了市民社会表面的生产劳动进步: “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 Abstraktion) 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精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 Teilung der Arbeiten) 。”㉑黑格尔这个“抽象化”导致分工的说法是可疑的，斯密意义上的劳动分工，是欧洲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发展中出现的劳作技术革命，它与工艺学中普遍性技术构序的抽离并非一致。这个劳动分工正是造成前述劳动和需要片面化的原因，当然也就构成了交换关系体系的前提。在黑格尔眼里，满足个人需要的商品物的本质是劳动交换关系赋型中的抽象价值关系。其实，在前述《耶拿体系草稿Ⅰ》中，黑格尔已经标识，这种面对交换市场且“变为一种形式的、抽象的和普遍的劳动”，在他看来，这种劳动创造的是对大家来说有用的东西，这就是“价值”关系。㉒并且，在市场的商品交换中，“当需要和手段的性质成为一种抽象时，抽象也就成为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㉓这是对的。黑格尔认为，这个关系抽象的物性结晶就是货币:

如果我们所欲表达的不是特种物而是抽象物的价值，那么我们用来表达的就是货币。货币代表一切东西，但是因为它不表示需要本身，而只是需要的符号，所以它本身重又被特种价值所支配; 货币作为抽象的东西仅仅表达这种价值。㉔

最后，在黑格尔看来，斯密所指认的市民社会中的“看不见的手”，抽象化主体本质颠倒为货币( 物) ，只不过是再一次沉沦于经济物相化伪境中的绝对精神，这个在批判构境中的市民社会，显然已经不是斯密肯定性的“自在的”市民社会Ⅱ，而转型为被直接体现绝对理念的自在自为的国家与法摒弃的市民社会Ⅲ。为什么呢? 因为，黑格尔眼中的市民社会是主体性消解和分散的私有制社会，这也是由市场关系自发构成的非主体性袪序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在这里，黑格尔透视到自发的必然性开辟了通向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的经济熵增道路: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联系( Beziehung) ，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 Form der Allgemeinheit) ，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㉕ 

这是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在资产阶级商品生产中，每个原子化的个人都是有具体经济目的的主体，他并不关心他人想干什么，然而，他所生产的东西如果不能在市场上卖给他人，他的经济目的就会落空，因此他人就成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反过来也一样，任何一个原子化个人的目的都必然转化为他人实现自己需要的手段。所以，黑格尔将斯密—李嘉图肯定的市民社会的本质定义为“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㉖这有两个关键词: 一是我们已经可以理解的他性需要的体系，二是原子化个人的任性中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自然必然性”。这种观点中，“任性”和“自然必然性”都是贬义词。乍看起来，这像是对休谟—斯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的直接哲学诠释，但黑格尔却看到了私有制条件下的个人在自由竞争中自发地被动构序成的外在相互关联，在此，任性的个人实质上是被动的，这样，才在社会定在中出现类似自然性的经济规律。斯密的经济人为个人利益而劳作，却在客观上无意识地构序和塑形社会定在，并无形中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黑格尔认为，这是在个人意图之后发生的整个社会的无意识和非主体性场境存在，因为个人实现私人的“激情”恰恰是被“看不见的手”( “理性的狡计”) 控制的。本来，在市民社会的商品生产中，劳动将主体性对象化于外部自然物质之中，这是物质定在向精神构序的提升，可是，市民社会本身的运转却仍然以自然物质熵化的自发偶然性为法则，“它在自身中还保持着自然的、亦即任性的特殊性，换句话说，保持着自然状态的残余”㉗，这就使主体活动建构起来的劳动—需要的依赖体系变成一个类似自然界盲目力量(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支配发展的消极构序的社会自在负熵——“第二自然”。对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这种类似第一自然界中盲目熵增运动的非主体状态——第二自然，黑格尔当然是否定的，他试图最终呈现绝对精神自主构序和赋型的“看得见的手”( 积极的绝对精神创造的自为性负熵) 。所以，黑格尔绝不是简单地在哲学上提升斯密，而是更深入地超越和批判了斯密。应该说，这也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构境中的批判认识论在市民社会话语实践中的实现。从认识论的层面看，黑格尔将斯密的看不见的上帝之手( 商品—市场经济的社会先验构架) 转换为绝对观念在物性经济活动背后的“狡计”，它可以从复杂的经济物相中认出自己，并在消除自发盲目性的混乱熵增中重新找到绝对知识( 精神负熵) 自身。这是第二层级非物相化透视的历史缘起。

一方面，黑格尔充分肯定了古典经济学在物( 商品经济—市民社会) 中揭示出来的盲目必然性和外部力量; 但另一方面，他更要求一种主体性理念构序的自觉自由。在他那里，市民社会中的自在的自然必然性( Naturnotwendigkeit) 只是精神主体的史前发展和异化状态。从黑格尔绝对精神发展总体进程中看，这也是客观理念通过人的意识外在化为他的劳动产品，客观精神外化为市民社会活动中“看不见的”规律。在这个更高的历史层面上，人的主体对象化于社会财产的生产与占有，表征了必然王国( 第二自然) 中新一轮更深刻的异化的出现。在黑格尔看来，败坏的市民社会应该走向全面自觉自为的自由王国。在黑格尔的字典中，事物的自为状态即是主体对自己的精神本质的自觉。当然，在社会层面上，这种自由自觉不是通过人类个体得以实现的，而是先由市民社会中的主体性构序的同业公会( Korporationen)㉘发生作用，然后再通过自觉的普遍伦理代表的自在自为( für sich) 的国家与法得以实现。这也就是说，绝对理性的太阳升起在超越了败坏的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与法之中，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精神性自主构序的自由王国。我们说，黑格尔是在斯密的市民社会话语Ⅱ构境中，唯心主义式地建立了一个批判性的市民社会话语Ⅲ的全新构境。然而可笑的是，这种超越了市民社会且代表了绝对理念自为性( für sich) 的国家与法，却是黑格尔生活其中的容克地主阶级统治的普鲁士专制王国。他不能理解，在资产阶级盲目经济运转之上，只能产生同质性的无序“公共域”构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与法，这让黑格尔的历史深埋进了唯心主义思辨和现实颠倒的双重伪境之中。这给后来初遇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马克思带来了一大堆理不清的思想乱麻。多说一句，黑格尔的这个自为的国家与法对“第二自然”状态中的市民社会的干预，后来被马克思超越自由资本主义“无政府生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 自觉的社会负熵) 所替代;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则是在20 世纪由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所实现。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是，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黑格尔市民社会话语Ⅲ中唯心主义自为国家梦想的落地。

①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市民社会”话语实践的历史发生构境》，《东南学术》2021 年第1 期。

②在今天对希腊文πολιτικη＇κοινωνíα 的翻译中，英语为civil society，而德语是Zivilgesellschaft，意思都是公民社会。

③【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85 页。另一种说法称，布尔乔亚( Bourgeois，即城市居民) 一词最早出现在1007 年法兰西的一份特许状上，不久之后即在欧洲流行开来。参见【美】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 年版，第81—82 页。

④【英】坎南编: 《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177 页。

⑤【英】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7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56—357 页。

⑦我已经完成《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第二稿。此书不久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⑧转引自【日】植村邦彥《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赵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 页。

⑨⑩⑯㉒【德】黑格尔: 《耶拿体系草稿I》，载《黑格尔全集》第6 卷，郭大为、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2020 年版，第241、262、261、261 页。

⑪【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 年版，第204 页。中译文将此处的Staats ökonomie 误译作“政治经济学”。参见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erke7，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1970，S． 346．

⑫⑬⑭⑮⑰⑲ ㉑㉓㉔㉕㉖㉗【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 年版，第197、299、205、265、203、208、210、207、71、197、197、211 页。

⑱【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 年版，第205 页。黑格尔在这里专门援引了法文中的bourgeois。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erke 7，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1970． S．348．

⑳斯密的原话为: “我们的晚餐并不出自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慈悲施舍，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他们在通过资本创造价值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增进公共福祉，而是追求一己私利，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让整个社会为此受益，其程度往往比他们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16页。

㉘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250 节中讨论了同业公会，它是市民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劳动组织”，“市民社会的成员则依据他的特殊技能成为同业公会的成员”，同业公会行使“公共权力监督”，这是一种从市民社会的完全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过渡，“在同业公会中，个人发挥自己的技能从而谋求一切可以谋求的东西那种所谓自然权利所受到的限制，仅以其限制在其中被规定为合乎理性的为限，这就是说，它从自己意见和偶然性中，从自己危险和对他人的危险中，解放出来，并得到了承认和保证，同时又被提升为对一个共同目的的自觉活动”。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 年版，第250—251 页。

原文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