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之克服
原文选自《海德格尔文集. 演讲与论文集》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
一
何谓“形而上学之克服”呢？1在存在历史性的思想中，这个标题的使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以便人们能够理解这种思想。其实，这个标题会引发太多的误解；因为它并不让经验达到那个根据，而只有从此根据而来，存在之历史才能启示出它的本质。那就是存在本身得以消隐于其中的本－有（Er-eignis）。“克服”首先并不是指把一门学科从哲学“教化”（Bildung）的视野中排挤出去。“形而上学”早已被思考为存在者之真理的命运了，也就是说，它早就被思考为那种存在状态——作为一种还被遮蔽着的、但突出的居有过程（Er-eignung）——的命运，亦即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命运了。
只消克服被认为是哲学的制作品，则本文更为适合的标题或许就是：形而上学之消逝。当然，这个标题会引起新的错误意见。在这里，“消逝”说的是：流逝并且涌现入曾在状态之中。2由于形而上学流逝着，它才是消逝了的。消逝并不排除，而倒是包含着这样一回事情：现在，形而上学才开始了它无条件的统治地位，即在存在者本身中，并且作为这种存在者在现实事物和对象的无真理的形态中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开端之早先来经验，形而上学之消逝也有这样的意思，即：它进入其完结过程（Ver-endung）之中了。这种完结过程比迄今为止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更为持久地延续。
二
形而上学不能像一个观点那样被放弃。人们决不能把形而上学当作一种不再被相信和拥护的学说抛弃掉。
人作为animal rationle[理性的动物]，现在也即作为劳动的生物，必定迷失于使大地荒漠化的荒漠中，这一点可以成为一个标志，表明形而上学从存在本身而来自行发生，并且形而上学之克服作为存在之消隐而自行发生。因为劳动（参看恩斯特·荣格尔：《劳动者》1932年）3现在进入到那种形而上学的地位中，即那种对一切在求意志的意志中成其本质的在场者的无条件对象化过程的形而上学地位。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可误以为，根据一种对形而上学之完结的猜度就置身于形而上学之外了。因为被克服的形而上学并没有消失。它有所变换地返回来，并且作为存在与存在者的不断运作着的差异而保持在统治地位中。
存在者之真理的沉落（Untergang）说的是：存在者之可敞开状态，而且只有存在者之可敞开状态，失去了它决定性的要求的迄今为止的惟一性。
三
存在者之真理的沉落必然自行发生，而且作为形而上学之完成而自行发生。
这种沉落同时通过由形而上学所烙印的世界的倒塌与从形而上学中产生的大地的荒漠化而实行出来。
倒塌与荒漠化获得了相应的实行，因为形而上学的人，即理性的动物，被固定为劳动的动物了。
这种固定表明那种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极端蒙蔽。但人意愿自身作为求意志之意志的自愿者（der Freiwillige），对后者来说，一切真理都变成了那种谬误，他需要这种谬误，以便他能够对自身保障对下面这回事情的欺瞒，即：求意志的意志所能够意愿的，无非就是虚无之无（das nichtige Nichts），人面对这种虚无之无而保持自身，而又不能认识到他自身的完全的虚无状态。
在存在能够在其原初的真理中自行发生之前，存在必定作为意志脱颖而出，世界必定被迫倒塌，大地必定被迫进入荒漠化，人类必定被迫从事单纯的劳动。惟在这种沉落之后，才会长期地发生开端之突兀逗留。4在沉落中，一切东西，亦即在形而上学之真理的整体中的存在者，都走向其终结了。
这种沉落已然自行发生了。5这种居有事件（Ereignis）的结果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各种事件。它们只还给出已经完结的东西的经过。这个东西的过程在形而上学的最后阶段的意义上得到历史学上－技术上的编排。这种编排就是把已经完结的东西最后安排到一种现实性之假象中，而这种现实性的效用（Gewirk）不可抵抗地发挥出作用，因为它声称在没有存在之本质的解蔽的情况下也能应付过去，并且声称这是如此明确，以至于它根本就用不着知道这种解蔽。
依然遮蔽着的存在之真理对形而上学的人类隐瞒起来了。这个从事劳动的动物陶醉于他的制作物中，借此把自身撕裂开来，消解于虚无之无中。
四
何以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从形而上学上看，人作为其他存在者中间的一员，首先具有某种权能（Vermögen）。这个具有这样那样性质的动物，他的本性，其存在的什么（Was）和如何（Wie），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animal[动物]（即感性）与rationale[理性]（即非感性）。如此这般被限制于形而上学之中，人始终与存在者和存在的未曾被经验的区分密切相关。受形而上学烙印的人类表象活动的方式，处处都只能发现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被构筑起来的世界。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然则本性本身又是什么呢？形而上学本身又是什么呢？在这种自然的形而上学范围内，人本身是谁呢？莫非他只是一个自我么？——这个自我通过诉诸于一个你（Du），更能在自我性方面（因为在我—你之关系中）确证自身。
对笛卡尔来说，ego cogito[我思]在所有cogitationes[思维、表象]中都是已经被表象和被置造的东西，是在场者、无疑的东西，是不可怀疑的并且向来已经处于知识中的东西，是真正确定的东西，是先于一切而固定不变的东西，也即作为那种东西，它把一切摆置到自身那里，并且因而把自身摆置入与它者的“对立”之中。
对象同时既包含着对立者的什么-持存物（Was-bestand）（essentia-possibilitas[本质－可能性]），又包含着相对而立者的站立（existentia[实存]）。对象乃是持存物的持立状态的统一体。在其持立中的持存物本质上联系于表象（作为有所保证的在自身面前拥有）的摆置。原始的对象乃是对立状态本身。原始的对立状态乃是“我感知”意义上的“我思”，后者预先就已经把自身呈交给一切可感知的东西，乃是subiectum[一般主体]。在对象的先验发生的次序中，主体乃是存在学上的表象的第一个客体。6
Ego cogito[我思]乃是cogito：me cogitare[我思：思我]。
五
存在学的现代形态是演变为认识论的先验哲学。
何以诸如认识论这样一种东西是从现代形而上学中产生出来的呢？这是因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被思考为对有所确保的表象而言的在场状态。存在状态现在就是对立状态。关于对立状态的问题，关于对立的可能性（即有所保证、计算的表象）的问题，就是一个关于可认识性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根本上并不是指有关认识过程的物理－心理机制的问题，而是指在认识中并且对认识而言的对象的在场的可能性的问题。
只要“认识论”从对立状态及其可能性（ἠὄν）方面来究问被思考为对象的ὄν[存在者]，那么“认识论”就是一种考察，即θεωρiα[理论、观审]。
在何种意义上康德用先验的问题提法确证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特性？只要真理变成了确定性，因而存在者的存在状态（oὐσiα[在场]）转变为意识、知识的perceptio[知觉]和cogitatio[思维]的对立性，则知识和认识就会受到重视。
“认识论”以及被人们视为“认识论”的东西，根本上乃是植根于真理（作为有所保证的表象的确定性）的形而上学和存在学。
与之相反，把“认识论”解释为对认识的说明和关于科学的“理论”的做法，是误入歧途了，尽管这种保证事业只不过是把存在曲解为对立状态和被表象状态的做法的一个结果。
“认识论”乃是这样一个名称，它表示现代形而上学的一种不断增加的根本性无能，即无能于认识它自己的本质及其基础。关于“认识之形而上学”的谈论也在同一种误解中。事实上，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有关对象的形而上学，亦即有关作为对象、作为对一个主体而言的客体的存在者的形而上学。
对认识论的经验论-实证主义曲解的单纯反面表现在逻辑斯谛（Logistik）的突现中。
六
形而上学的完成始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即他的作为精神之意志的绝对知识的形而上学。
为什么黑格尔形而上学只是形而上学之完成的开始，而不是这种完成本身呢？难道无条件的确信还没有达到它本身而成为绝对的现实性么？
这里还有一种对自身的超出的可能性吗？这种超出是不可能的。但那种对作为生命之意志的自身的无条件探究的可能性也还没有完成。意志还没有作为意志的意志而在它的由它自己造成的现实性中显现出来。因此，形而上学就还没有随着精神的绝对形而上学而得到完成。
尽管有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崩溃的肤浅闲谈，但依然有这样一点：在19世纪，只有这种哲学才规定了现实，虽然并不是以一种被遵循的学说的表面形式，而是作为形而上学，作为确信意义上的存在状态的统治地位。针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反运动就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本身。自黑格尔死后（1831年），一切都只不过是反运动而已，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
黑格尔
七
对形而上学来说，具有标识性的事情是：在形而上学中普遍地，existentia[实存]7——如果一般而言——始终只是简短地、犹如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样被讨论的。（可参看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现实性之假定的贫乏说明）。惟一的例外是亚里士多德，后者深思了έvέργειa[实现]，而这种思想后来一直未能在其原始性方面成为本质性的。έvέργειa[实现]变成actualitas[现实性]和现实性（Wirklichkeit）的过程掩埋了一切在έvέργειa[实现]中显露出来的东西。oὐσiα[在场]与έvέργειa[实现]之间的联系变得暗然无光。只有黑格尔重新深思了existentia[实存]，但却是在他的《逻辑学》中、亦即根据绝对主体性作这种深思的。谢林思考了在根据与实存之区分中的existentia[实存]，但这种区分却植根于主体性之中。
在存在变成“自然”（Natur）的狭隘化过程中，显示出作为φὐσιs[涌现、自然]的存在的一种姗姗来迟的、含糊不清的余音。
自然被对立于理性和自由。因为自然是存在者，所以自由和应当就没有被思考为存在。不变的是存在与应当、存在与价值的对立。最后，一旦意志进入其极端的非本质（Unwesen）之中，就连存在本身也变成一种单纯的“价值”。价值被思考为意志之条件。
八
在其所有形态和历史性阶段中，形而上学都是西方的一个惟一的、但也许也是必然的厄运，而且是它的全球性统治地位的前提条件。现在，这种统治地位的意志反作用于西方的中心，而从这个中心出发，同样又只有一种意志来反对意志。
形而上学的无条件统治地位的展开还只在其开端阶段。当形而上学肯定与之相应的非本质（Unwesen），把它的本质移交到这种非本质之中并且在其中固定起来，这时候，这个开端便出现了。
形而上学是一种厄运，这是在严格的、惟在此所指的意义上讲的，即：作为西方－欧洲历史的基本特征，形而上学让人类悬挂于存在者中间，而同时，存在者之存在在任何时候都未能作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二重性（Zwiefalt），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并且通过形而上学而在其真理性方面得到经验、追问和接合。
然而，这样一种必须在存在历史上思考的厄运之所以是必然的，乃是因为存在本身惟在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特别地自行发生之际，才能够在其真理性方面澄明这种在存在中保存下来的区分。不过，如果存在者预先没有进入极端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之中，同时，存在又没有作为求意志的意志把它在形而上学上不可认识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接受下来，这种求意志的意志首先而且惟一地通过存在者（即对立的现实之物）对于存在的惟一优先地位而发挥作用，那么，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又如何能够自行发生呢？
可见，这种区分的可区分性要以某种方式表现自身，但又在一种奇特的不可认识性中保持着遮蔽。因此，这种区分本身始终是被掩蔽着的。这种掩蔽的一个标志乃是对痛苦的形而上学的－技术上的反应，后者同时预先规定着关于痛苦之本质的解释。
随着形而上学之完成过程的肇始，也就开始了存在与存在者之二重性的最初显现的准备过程，这个准备过程是没有被认识的，而且根本上是形而上学所不能了解的。在这种显现中，还隐藏着存在之真理的最初回声，那种把存在在其支配作用方面的优先地位取回到自身中的存在之真理的最初回声。
九
形而上学之克服是在存在历史上被思考的。它是关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原初经受的征兆。8比这种征兆更早的——虽然也更为隐蔽的——乃是在此征兆中自行显示的东西。这就是本有（Ereignis）本身。它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来说看来就像另一个东西的征兆，只还作为一种更为原初的澄明（Lichtung）的最后的单纯假象而得到考虑的。这种克服还是值得思想的，原因仅仅在于我们在此思及了经受。这种迫切的思想同时还思及克服。这样一种思念（Andenken）经验着存在者之失本过程的惟一本有事件，9在其中，存在之真理的困境以及真理之原始开端（Anfängnis der Wahrheit）得以自行澄明，并且告别性地临照于人之本质之上。克服就是把形而上学移交到它自己的真理之中。
首先，形而上学之克服只有根据形而上学本身仿佛以一种通过它自身对它自身的超出的方式才能得到设想。在此情形中，关于形而上学之形而上学的谈论就有其道理了，我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一书中对此有所触及；10在这本书中，我的做法是：试图从这个角度对康德的依然来自对理性形而上学的单纯批判的思想作出解说。当然，这样一来，我判给康德思想的东西，就超出了康德本人在其哲学界限内所能思考的范围。
进而，关于形而上学之克服的谈论也还可能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形而上学”始终是表示柏拉图主义的名称，这种柏拉图主义在叔本华和尼采的阐释中向当代世界呈现出来。尼采把感性的东西看作真实的世界，把超感性的东西看作非真实的世界；这样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还完全坚持在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尼采心目中的以及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意义上的这样一种形而上学之克服，尽管是在一种更高的转换中发生的，但只不过是与形而上学的最终牵连而已。诚然，表面看来有这样一个假象，仿佛那个“超出”（Meta），即进入超感性领域之中的超越（Transzendenz），是为了对感性要素的坚持才被消除掉的，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完成，对作为权力意志的超感性领域的释放、推动。
十
求意志的意志阻止着每一种命运，而又不能对此有所认识，也不允许对此有所认识；这里所理解的命运就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可敞开状态的指派（Zuweisung）。求意志的意志使一切都硬化为无命运的东西。无命运的东西的后果乃是无历史性的东西。11无历史性的东西的标志就是历史学的统治地位。而历史学的不知所措状态就是历史主义。倘若人们想按照今天流行的历史学上的表象来编造存在之历史，那么，通过这种错误的做法，存在之命运的被遗忘状态的统治地位就会以极其明确的方式得到证实。
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就要开始了。
求意志的意志迫使自己作为其显现的基本形式去计算和设置一切，而这只是为了达到对它自身的保障，一种可以无条件地继续的保障。
海德格尔
求意志的意志处于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世界之无历史性中。求意志的意志进而就在显现的基本形式中设置和计算自己。而这种显现的基本形式可以简明地叫做“技术”。在这里，“技术”这个名称包括一切存在者区域，它们总是预备着存在者整体：被对象化的自然、被推行的文化、被制作的政治和被越界建造起来的观念。也就是说，“技术”在这里并不是指机械制造和装备的孤立区域。机械制造和装备当然具有一种有待进一步规定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建基于作为所谓的元素（而且首先是对象性的东西）的质料的优先地位中。
在这里，“技术”这个名称是在十分本质性的意义上被理解的，以至于从其含义来讲，它就等于“完成了的形而上学”这样一个称号。它包含着对τέxvη[技艺]的回忆，而τέxvη[技艺]乃是一般形而上学的本质之展开的一个基本条件。这个名称同时也使下面这回事情成为可能，即：形而上学之完成过程及其统治地位的全球性特性，是无需联系诸民族和各大洲在历史学上可证明的种种变化就能得到思考的。
十一
在权力意志中，尼采的形而上学使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意志展开过程的倒数第二个阶段作为求意志的意志显露出来。12最后一个阶段的缺失植根于“心理学”的统治地位，植根于强力概念和力量概念，植根于生命之狂热。因此之故，这种思想就缺乏概念的严格和细心，以及历史性沉思的宁静。历史学流行开来，辩护和论战也因此流行开来。
尼采的形而上学诉诸于“生命”而导致了对思想的蔑视，这话从何讲起呢？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按照尼采的学说，有所表象－有所规划的（有所制作的）持存保障就像“增强”和提高一样，对“生命”来说是同样重要的。对于“增强”和提高本身，人们只是按照陶醉方面（在心理学上）来看待的，又没有按那个决定性的角度来看待，那就是：这种“增强”和提高同时赋予持存保障以本真的、向来全新的推动力，为增强作出辩护。因此，权力意志包含着计算性理性的无条件统治地位，而并不包含一种阴暗的生命麋集（Lebensgewühl）的障气和纷乱。被误导的瓦格纳崇拜已经在尼采思想及其表达的周围设好了一种“艺术家气质”；在叔本华对哲学（也即黑格尔和谢林的哲学）的嘲讽过程以及他对柏拉图和康德所作的肤浅解释之后，这种“艺术家气质”使得十九世纪最后几个年代变得成熟了，形成了一种热情，而对于这种热情来说，无历史状态的肤浅和障气就已经——自为地看——充当了真实之物的标志。
然而，在所有这一切背后，却隐含着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无能，即无能于根据形而上学之本质来思考，无能于认识真理之本质变化的作用范围以及作为确信的真理的正在形成的统治地位的历史性意义，无能于根据这种认识把尼采的形而上学回置到现代形而上学的简单轨道之中来加以思考，而是从中搞出一种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更多地是使脑袋发热，而不是净化脑袋、使之产生惊疑，甚至也许使之惊恐。最后，尼采对于创造者的激情表明，他只是在现代意义上从天才和创造性出发来思考，同时在技术上也从功效出发进行思考。在权力意志这个概念中，两种构成性的“价值”（即真理与艺术）只不过是对“技术”和创造的重新表达；这里所谓“技术”乃是在作为功效的有所规划－有所计算的持存化（Beständigung）这种本质意义上讲的，而所谓创造乃是那些“创造者”（Schöpferischen）的创造，他们超越当下生命之外，带给生命一种新的刺激，并且使文化事业得到保障。
所有这一切都效力于权力意志，但也阻碍着权力意志，使得权力意志的本质不能进入一种广大的本质性知识的清晰光亮之中，而这种本质性知识惟在存在历史性的思想中才能获得自己的本源。
权力意志的本质不能只根据求意志的意志来理解。但惟当形而上学已经进入过渡之中时，求意志的意志才是可经验的。
十二
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在下面这句话中就已经有了表现：“希腊人认识和感受到了此在（Dasein）的惊骇和恐怖：说到底是为了生活，希腊人不得不直面之，安排了奥林匹斯众神辉煌的梦之诞生”（《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第三章，1871年。系《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一书13的原始文本，慕尼黑1933年。）
在这里，尼采设定了一种对立，一方面是“泰坦”和“野蛮”“野性”和“冲动”，另一方面则是美的、崇高的闪耀。
在这里，尽管还没有作出清晰的思考和区分，还没有根据统一的根据来加以认识，但尼采已经预先刻划出这样一个想法：“意志”同时需要持存保障与提高。不过，意志乃是权力意志，这一点还依然蔽而不显。叔本华的意志学说首先控制着尼采的思想。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尼采写有“纪念叔本华生辰”的题词。
随着尼采的形而上学，哲学就完成了。这意思是说：哲学已经巡视了预先确定的种种可能性的范围。完成了的形而上学乃是全球性思想方式的基础；这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为一种也许会长期延续下去的地球秩序提供支架。这种秩序不再需要哲学，因为它就是以哲学为基础的。然而，随着哲学的终结，并非思想也已经完蛋了，相反地，思想处于向另一个开端的过渡之中。14
十三
在尼采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卷所写的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1886年）：“我们拿真理做一次试验！也许人类将因此而毁灭！那就开始吧！”（《尼采全集》，第十二卷，第410页）
在《曙光》（1880—1881年）时期的一则笔记中，尼采写道：“我们现在对于哲学的态度中全新的东西，乃是一种以前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信念，即：我们并不拥有真理。以前所有人都‘拥有真理’，本身就是怀疑论者”。（《尼采全集》，第十一卷，第 159页）
尼采
当尼采在上列两处谈到“真理”时，他指的是什么呢？他是不是指“真实之物”呢？他是不是把这种“真实之物”思考为现实存在者或者一切判断、行为和生命中的有效之物呢？
什么叫做“拿真理做一次试验”呢？意思是不是要把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权力意志作为真实存在者推举出来呢？
这种思想可曾达到过这样一个问题：真理之本质基于何处，本质之真理从何而来自行发生？
十四
对立状态如何进入那个特征之中，那个构成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的特征之中呢？
人们把“存在”思考为对立状态，然后由此出发，为“自在存在者”费尽心计，而与此同时，人们只是忘记去追问和言说：人们在此以“存在着”（seiend）和“自在”（an sich）所指的是什么。
什么“是”存在？我们可以对“存在”发问，问它是什么吗？存在依然未被追问，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因而是未曾被思的。存在保持在一种久久被遗忘了的、毫无根据的真理之中。
十五
惟在人变成为主体，主体变成为自我，而自我变成为ego cogito[我思]的地方，才会有客体（Ob-jekt）意义上的对象；惟在这种cogitare[思想]在其本质中被把捉为“先验统觉的原始综合的统一体”的地方，惟在“逻辑学”的极点被达到（在作为“我思”之确信的真理中），才有客体意义上的对象。惟在这种地方，对象之本质才在其对立状态中揭示自身。进而在后果方面，惟在这种地方，才有可能而且无可避免地把对立状态本身把捉为“这个新的真实对象”，并且把它置于无条件境地来加以思考。
十六
主体性、对象与反思15是共属一体的。惟当反思之为反思已经得到了经验，也即被经验为一种与存在者的基本关联时，作为对立状态的存在才成为可规定的。
可是，对作为这样一种关联的反思的经验是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根本上，与存在者的关联已经被经验为repraesentatio[再现]，即表－象（Vor-stellen）。
不过，只有当idea[理念]已经成为perceptio[知觉]时，这种表－象才可能变成命运性的。这种变成乃是以那种从作为符合的真理向作为确信的真理——其中依然保留着adaequatio[符合]——的转变为基础的。作为自身保障（自身意愿），确信乃是作为合法性辩护的iustitia[公正、正义]，也就是对那种与存在者的关联、存在者的最初原因以及归属于存在者的状态的辩护。宗教改革意义上的iustificatio[正义]与尼采的作为真理的公正概念是同一个东西。
按本质来看，repraesentatio[再现]建基于reflexio[反思]之中。因此，只有在思想之本质作为“我思某物”（Ich denke etwas）亦即作为反思而被认识，并且特地被实行的地方，对立状态之为对立状态的本质才会变得敞然显明。
十七
康德想做的就是在先验的意义上、亦即存在学的意义上思考反思之本质。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以“论反思概念的歧义性”为题的毫不显眼的附注中，16康德做了这件事。这段文字是后来增补的，但充实了本质性的洞见、对莱布尼茨的辩析以及相应地对以往一切形而上学的辩析，正如这一切为康德本人所洞见的那样，也正如这一切及其存在学机制已经建基于自我性（Ichheit）之中。
十八
从表面看起来，仿佛自我性（Ichheit）只不过是事后追加的根据人类个别“自我”（Ichen）对自我因素的概括和抽象。笛卡尔首先明显地思及作为个体的他自身的“自我”（作为substantia finita[有限实体]的res cogitans[思维之物]）；而与之相反，康德思考的却是“一般意识”。不过，笛卡尔也已经根据那种诚然尚未特地得到表象的自我性来思考他自己的个别自我。这种自我性已经显现于certum即确信之形态中，而这种确信无非就是对表象所表象者的保障。这种与自我性的隐蔽关联，亦即与作为他自身和被表象者的确信的自我性的隐蔽关联，已然起着支配作用了。惟从这种关联而来，个别自我作为这种自我才是可经验的。作为自行完成着的个别自身（Selbst），人类的自我（Ich）只能根据那种尚未被认识的求意志的意志与这个自我的关联才可能意愿自身。绝没有一个自我是自在地现成的，而不如说，它始终只有作为“在自身中”（in sich）17显现出来的自我、亦即作为自我性才是“自在的”（an sich）18。
因此，即使在根本没有个别自我突现出来的地方，在个别自我隐退，而社会和其他联合形式具有统治地位的地方，这种自我性也现身出场。即使在那里，而且恰恰就在那里，才有那种必须在形而上学上来思考的“利己主义”（Egoismus）的纯粹统治地位——这种“利己主义”与人们质朴地设想的“唯我论”毫不相干。
在完成了的形而上学时代里，哲学就是人类学（现在可参看拙著《林中路》，第91—92页）19，20不论人们是否特地言说了“哲学的”人类学，都是同样的情形。在此期间，哲学已经变成了人类学，并且通过这条道路而成为形而上学后裔的一个牺牲品了，也就是成了最广义的物理学（它包括有关生命和人类的物理学，也包括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后裔的一个牺牲品。既已成为人类学，哲学本身也就毁于形而上学了。
十九
求意志的意志把持存之保障（真理）和冲动之可张扬性（艺术）设定为它的可能性条件。求意志的意志因此就把本身这个存在者设置为存在。在这种求意志的意志中，技术（存持之保障）和无条件的无沉思状态（“体验”）才达乎统治地位。
从技术上解说，技术乃是合理性意识的最高形式；无沉思状态 乃是对它自身锁闭的被设置起来的无能，即无能于进入一种与值得追问的东西的关联之中——这两者是共属一体的：它们是同一者。
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形以及如何变成这样的，我们在此只好假定这是已经得到经验和理解的事情。
我们只还需要去实行一种沉思，来思索下面这一点：人类学不止于对人类的研究，不止于那种意志，那种要从人类的角度把一切都解释为人类的表达的意志。甚至在人们并不进行研究，而倒是寻求作出决定的地方，事情也是这样进行的，即：首先有一种人类被另一种人类所利用，这种人类被认作原始的力量，仿佛这种人类就是一切存在者中首要的东西，而一切存在者以及关于一切存在者的各种解释只不过是后果而已。
于是导致了一个惟一地起决定作用的问题的优势地位，这个问题就是：人属于何种形态？在这里，“形态”（Gestalt）不确定地在形而上学上，也即在柏拉图主义意义上被思考为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存在着，并且首先规定着一切传统和发展，但本身依然依赖于一切传统和发展。这种对“人”的先行承认促使人们首先而且仅仅在人的范围中去寻求存在，并且把人本身视为人类持存物，视为对于lδέα[相、理念]的当下μἠὄν[非存在者]。
二十
由于权力意志获得了它极端的、无条件的可靠性，它作为保障一切者，就是惟一地起定向作用的东西，从而也就是正确的东西。求意志的意志的正确性乃是对它自身的无条件的和完全的保障。顺从其意愿的东西是正确的、有序的，因为求意志的意志本身就是惟一的秩序。在求意志的意志的这种自身保障中，真理的原初本质已经失落了。求意志的意志的正确性绝对是非－真实之物（das Un-Wahre）。这个非真实之物的正确性在求意志的意志的范围内有它自己的不可抵抗性。但这个非真实之物本身作为这个东西还是遮蔽着的；这个东西的正确性同时也是最阴森可怕的东西（das Unheimlichste），后者能够在真理之本质的颠倒中自行发生。正确之物掌握着真实之物，并且把真理排除掉。求无条件保障的意志首先使各方面的不可靠性得以显露出来。
二十一
意志在自身中就是作为被欲求者之实现过程的欲求之实行，同时，被欲求者本质上已经在概念中特别地被意识到了，并且在意识中被设定起来了，也就是作为一种在普遍之物中被表象的东西。意志包含着意识。求意志的意志乃是计算活动的计算性自身保障的最高的和无条件的意识状态（参看尼采：《权力意志》，第458条）。
因此，求意志的意志就包含着对手段、原因、障碍所作的全面、不断、无条件的探查，对目标的有所清算的变换和发挥，也包含着欺瞒、诡计、审讯；所以，求意志的意志对自身还是不信任的、还是别有用心的，它所关心的无非就是对作为权力本身的它自身的保障。
无目标状态（Ziel-losigkeit），实即无条件的求意志的意志的本质性无目标状态，乃是意志之本质的完成，而意志之本质已经在康德作为纯粹意志的实践理性概念中得到了预示。这种纯粹意志意愿自身，而且作为意志，它就是存在。因此，从内涵方面看，纯粹意志及其规律就是形式的（formal）。它对自身来说就是作为形式的惟一内容。
二十二
由于意志有时在个别的“意志之人”（Willensmenschen）中被人格化，所以看起来，仿佛求意志的意志就是此类人格的放射。人们形成了一个意见，认为人类意志就是求意志的意志的本源，而实际上，人为求意志的意志所意愿，而并没有经验到这种意愿的本质。
只要人是如此这般被意愿者和在求意志的意志中被设定者，那么，“意志”也就必然地在其本质方面受到招呼，并且作为真理的法庭而被开放出来。一个无所不在的问题是：是否个体和群体根据这种意志而存在，或者，是否它们还与这种意志进行协商，甚至与这种意志做交易，而不知道它们已经为这种意志所战胜了。存在的惟一性也显示在求意志的意志中，而后者只允许有一个意愿方向。由此就产生了求意志的意志的世界的单调性（Einförmigkeit），而这种单调性已经远离于开端性的东西的质朴性（Einfachheit），就如同非本质远离于本质，虽然前者是属于后者的。
二十三
因为求意志的意志否定任何自在的目标，而且只允许目标成为一种手段，一种有意地战胜自己并且为这种游戏设置一个游戏空间的手段；而另一方面，因为求意志的意志若要在存在者中安置自身的话，就不可能显现为它所是的各种灾难的无序状态，所以，它还必须证明自己的身份。在这里，求意志的意志构造出关于“使命”（Auftrag）的说法。这种“使命”并不是着眼于开端性的东西及其保存的角度被思考的，而倒是被思考为从“天命”（Schicksal）的立场被指定的、因此对求意志的意志进行辩护的目标。
二十四
占有权力者与意愿达到权力者，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斗争：在每个方面都是争取权力的斗争。无论在哪里，权力本身都是决定性的东西。通过这样一种争取权力的斗争，权力之本质被两个方面设定入它无条件统治地位的本质之中。然而，这里同时还隐藏着这样一回事情，即：这种斗争是为权力服务的，并且是为权力所意愿的。权力已经先行制服了这些斗争。惟有求意志的意志才为这些斗争授权。但权力也如此这般地以某种方式制服了各种人类，它剥夺了人类的那种可能性，即通过此类途径摆脱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可能性。这种斗争必然是全球性的，而且作为这样一种斗争，在其本质方面必然是不可裁定的，因为它不必裁定什么；原因在于，它始终被一切区别、被（存在者之存在的）区分、从而也就被真理（Wahrheit）排除在外了，并且通过其本己的力量而被排挤入无命运之物中，也即进入存在之被离弃状态（Seinsverlassenheit）中。
二十五
我们必须首先去经验和争取的痛苦乃是这样一种洞见和知识，即：无急难状态（Notlosigkeit）乃是从最遥远之远方逼来的最高的和最隐蔽的急难（Not）。
无急难状态就在于那样一种看法，即：人们掌握了现实之物和现实性，知道什么是真实之物，而毋需知道真理在何处现身出场。
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性的本质乃是存在之被离弃状态，因为在其中发生着这样一回事情，即：存在把自己释放到谋制（Machenschaft）之中。这种释放把人接收到一种无条件的服役之中。它绝不是一种堕落，绝不是无论何种意义上的一种“否定”（Negativum）。
因此，也并不是任何一种人类都适合于历史性地实现这种无条件的虚无主义。因此甚至就必需有一种斗争，它关乎这样一个决断：何种人类有能力达到虚无主义的无条件完成。
二十六21
最终的存在之被离弃状态的标志是对“理念”和“价值”的叫卖，是“行动”之宣言和“精神”之必需性方面的任意反复。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被夹入有秩过程的装备机制中了。这种有序过程本身是由存在之被离弃状态的空虚来决定的，而在存在之被离弃状态中，用于技术（也包括文化）制作的对存在者的消耗乃是惟一的出路，沉湎于自身的人还可能由此把主体性拯救入超人之中。末人与超人乃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是共属一体的，正如在形而上学的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中，动物性的“末”（Unten）与ratio[理性]的“超”（Über）是紧密结合而相互吻合的。在这里，末人与超人必须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来思考，而不能被当作道德上的评价。
海德格尔
对存在者的消耗本身，从其过程来看，乃是由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装备（Rüstung）来决定的，由于这种装备，人就把自己弄成了“自然力”（Elementaren）的“主人”。这种消耗包括对那些成为成效（Leistungen）及其提高之时机和材料的存在者的常轨使用。这种使用被用于装备之利用。但只要这种装备归于提高和自我保障的无条件性，而且实际上是以无目标状态为其目标的，那么，这里的利用就是一种耗费（Verutzung）。
“世界战争”及其“总体性”已经是存在之被离弃状态的结果。它们要求对于一种持续的耗费形式的持存保障。连人也被吸收到这个过程中了，这个人不再继续隐瞒他的特性，即要成为最重要的原材料的特性。人是“最重要的原料”，因为他保持为一切耗费的主体，而且是这样，即：他让他的意志无条件地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由此同时也成为存在之被离弃状态的“客体”。世界战争乃是那种对战争与和平之区别的消除过程的预备形式。这种消除是必需的，因为随着一种存在之真理对存在者的离弃状态，“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非世界（Unwelt）。因为只要人本质上已经被转让给存有了，则存有历史意义上的“世界”（亦可参看拙著《存在与时间》）意味着存有之真理对人而言的非对象性的本质现身。22在独特的权力之权力的时代里，亦即在存在者无条件地涌向那种使用而进入消耗的时代，世界变成了非世界，因为存在虽然现身出场，但没有本己的支配性作用。作为现实之物，存在者是现实的。到处都有作用，哪里都没有一种世界之世界化（ein Welten der Welt），但依然有存在——虽然它被遗忘了。超然于战争与和平，是对存在者的耗费的单纯迷误（Irrnis），后者进入到那种根据存在之被离弃状态的空洞所作的规划的自我保障之中。“战争”与“和平”，在被改变成它们的非本质之后，已经被纳入这样一种迷误之中了，并且——由于在差异方面变得无法辨认了——消失在那种对可制作性（Machtbarkeiten）的不断提高的制作的单纯过程中了。何时将有和平，这个问题不可解答，其之所以不可解答，并非由于战争之期限不可预见，而是由于这个问题所追问的已经是某种不再存在的东西，因为就连战争也不再是能够在和平中终结的东西了。战争已经变成了在和平中也将持续下去的对存在者之耗费的一个变种。对一场漫长的战争的预期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形式，耗费时代的新东西就是以这种形式而得到承认的。这场漫长的战争因其漫长而并不向一种传统的和平缓慢地过渡，而是过渡到一种状态中，在此状态中，战争式的东西根本不再被经验为一种战争式的东西，和平式的东西也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和毫无内容了。迷误不知道任何存在之真理；但它为此把已经得到完全装备的秩序和每个区域中的所有规划（Planung）的可靠性展开出来。在诸区域的循环（圆圈）中，人类装备的一些特殊领域就势必成为“专区”（Sektoren）；诗歌的“专区”、文化的“专区”之类，也只不过是在规划上得到保障的当下“领导”（Führung）的领域，与其他领域并存。那些对事情真相还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道德愤怒，往往针对“领导者”23的任意专断和统治要求——这乃是持久评价的最糟糕形式。领导者乃是摆脱不了恼怒纠缠的恼怒者（Ärger）；而领导者只是表面上装出恼怒，因为他们并不是行动者。人们以为，领导者会自发地以一种自私的利己主义的盲目暴怒而目空一切，并且按照他们的固执来安排一切。然而实际上，他们乃是以下事实的必然结果，即：存在者已经过渡到迷误方式中，在此迷误中散布着一种空虚（die Leere），后者要求存在者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秩序和可靠性保障。这其中就要求有“领导”的必然性了，亦即对存在者整体之保障的有所规划的计算的必然性。为此目的，就必须把这样一些为领导效力的人们安排和装备起来。“领导者”就是决定性的装备工，他们统揽全局，综观对存在者之耗费过程的保障的所有专区，因为他们洞穿了环绕所有专区之整体，因而掌握了在其可计算性方面的迷误。这种洞穿方式乃是一种计算能力，它自始就已经把自己完全释放到那种为最切近的规划可能性效力的不断提高的秩序保障的需要中了。对一切可能的力求规划和保障之整体的追求努力的调节，被叫做“本能”（Instinkt）。在这里，“本能”一词标记着一种“智力”（Intellekt），它超越了那种仅仅根据眼下最切近的事物进行计算的有限理智；这种“智力”的“唯智主义”不放过任何作为“要素”（Faktor）必须进入对具体“专区”的清算（Verrechnug）24账单之中的东西。本能乃是与超人相应的对智力的提高，就是要把智力提高到对万物的无条件清算的水平上。因为这种清算绝对地掌握着意志，所以看起来，似乎除了意志之外就只有单纯的计算冲动的可靠性了，而对这种计算冲动来说，对万物的估算就是第一计算规则。25迄今为止，“本能”都被当作动物的一个标志，动物在其生命区域里寻求和追踪对他有益的和有害的东西，此外一无所求。动物本能的可靠性合乎动物在他利用的区域里的盲目忙碌。超人被授与无条件的权力，与之相应的是对末人的完全释放。动物本能与人类理性变成同一的了。
对超人而言，本能是一个必需的特性。这意思就是说：从形而上学上来理解，末人归属于超人；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恰恰任何形式的动物性都完全被计算和规划（健康指导、培育）战胜了。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原料，所以就可以预期，基于今天的化学研究，人们终有一天将建造用于人力资源的人工繁殖的工厂。26今年获得法兰克福市歌德奖章的化学家库恩所做的研究，27就已经打开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以按需要有计划地控制男人和女人的生育。人为的受孕指导与“文化”专区中的文献指导是十分一致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因为对那些不再存在的差异的陈旧拘泥而采取逃避态度。人力资源方面的需求，就像消遣书和诗歌方面的需求一样，也受到装备上的规划活动的调节；对消遣书和诗歌的制作来说，作家丝毫不比装订书籍的学徒工更重要，后者帮忙为印刷厂把诗歌装订起来，比如从仓库里搞来装订用的纸板原料）。
为了在技术上建立一种对万物的制作的无条件可能性而耗费一切原料，包括“人”这种原料，这种耗费暗暗地取决地那种完全的空虚，即存在者或者说现实材料悬于其中的那种空虚。这种空虚必须得到充实。但由于存在之空虚，尤其当它本身不能被经验时，是不能由存在者之充实来填满的，所以，为了逃脱这种空虚，就只有持续不断地对存在者加以安排，以准备那种规划（作为无目标的行为的保障形式）的持续可能性。由此看来，因为技术违反它的知识而与存在之空虚发生关系，所以技术就是缺陷之组织（Organisation des Mangels）。凡存在者过少存在之处——而且对自我提高的求意志的意志来说，一切总是越为越不够——技术就不得不来帮忙，不得不创造替代品，消耗原料。但事实上，“替代品”和替代物的大量生产并不是一个暂时的应急措施，而是一个惟一可能的形式，是求意志的意志（它是对规划秩序的“完全”保障）保持运行、因而“本身”能够作为万物的“主体”而存在的惟一可能方式。人群数量的增长是专门按规划来推动的，为的是不失去那种机会，即为大众谋求更大的“生活空间”，而后者因其大量而又相应地要求更高级的人群才能建立起来。这种为了消耗的耗费过程的循环运动乃是惟一的事件，它标志着一个已经成为非世界的世界的历史。“领导人物”（Führernaturen）乃是这样一些人们，他们根据自己的本能可靠性让自己受这一事件的使唤，从而成为这一事件的控制机构。他们乃是对存在者的无条件耗费的经营过程范围内的首要职员，而这一经营过程是为保障存在之被离弃状态的空虚而效力的。这一由于对未被经验的存有的无知拒绝而耗费存在者的经营过程，自始就排除了作为更本质的规定因素的各个国家与民族的差异。正如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差异已经失效了，同样地，“国家的”与“国际的”之间的区别也失去了意义。今天如果有谁作一种“欧洲式的”思考，他不会再被人们谴责为“国际主义者”了。但他也不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了，因为他其实也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丝毫不亚于他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
同样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历史进程的千篇一律状态，其依据也不是一种事后的调适，并不是使陈旧的政治体制与最新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在为保障秩序而耗费存在者的过程中，决定性的领导的个别补缺希望形成了种种好斗的纷争；千篇一律状态并不是这些好斗纷争的结果，而是它们的原因。存在者的千篇一律状态是从存在之被离弃状态的空虚中产生出来的。在这种千篇一律状态中，惟一重要的事情是存在者之秩序的可计算的可靠性，后者使存在者服从于求意志的意志。存在者的千篇一律状态也普遍地先于一切国家差异而规定着领导集团的千篇一律状态，对后者来说，一切国家形式都只不过是各种领导工具中的一种而已。由于现实就在于可规划的计算的千篇一律状态，所以，就连人也必须进入单调一式状态之中，才能应付现实事物。在今天，一个没有制服的人已经给人一种不再归属此世的不现实的印象。28惟在求意志的意志中获得准许的存在者伸展到一种无差异状态之中，后者只还为一种服从“功效原理”的行动和设置来掌握。这个“功效原理”似乎会导致一种等级；而事实上它是以无等级性为决定性根据的，因为功效的目标往往只是那种均匀的空虚，即把所有工作都用到规划之保障中去这样一个耗费过程的均匀空虚。从这个原理中赫然突现的无差异状态绝不等同于那种单纯的数平，单纯的数平只不过是对以往等级的拆解而已。总体耗费过程的无差异状态源起于一种“积极的”拒绝，即拒绝一种根据所有目标设定之空虚状态的优势地位来进行的等级划分。这种无差异状态证明了存在之被离弃状态的非世界（Unwelt）的持存，一种已经得到保障的持存。大地（Erde）29显现为迷误之非世界（Unwelt der Irrnis）。大地乃是存在历史意义上的迷误之星。30
二十七
牧人们不可见地居住着，居住在荒漠化了的大地的荒地之外。荒漠化了的大地只还可能对保障人类统治地位有用，而人类的作用限于作这样一种估价：某物对生命来说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作为求意志的意志，这种生命预先要求一切知识都以这种有所保障的计算和评价的方式来活动。
大地的毫不显眼的法则把大地保持在万物之涌现和消失的满足状态中，而万物涌现和消失是在所有事物都要遵循、但又都毫不知情的那个被赐予的可能之物领域中进行的。桦树决不会逾越自己的可能性。蜂群居住在自己的可能性中。惟有意志，十分机智地在技术中设置自身的意志，才把大地拉扯到对人造物的耗尽、耗费和改变过程之中。技术强迫大地超出其已经增长了的可能性领域，而进入那个不再是可能之物、因而是不可能之物的东西之中。技术的意图和措施在发明和相继发生的革新方面有许多成功之处，这一事实决不能证明，技术的成就甚至能使不可能之物变成可能的。
历史学上的现实主义和道德主义乃是已经完成了的把自然和精神等同于技术之本质这样一个过程的最后步骤。自然和精神是自身意识的对象；自身意识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预先就把自然和精神逼入一种千篇一律状态中，而从形而上学看来，没有任何摆脱这种千篇一律状态的出路。
一种做法是一味地利用大地，另一种做法则是领受大地的恩赐，并且去熟悉这种领受的法则，为的是保护存在之神秘（das Geheimnis des Seins），照管可能之物的不可侵犯性。
二十八
任何单纯的行动都改变不了世界状况，因为存在作为效用和作用，把一切存在者都对本有（Ereignis）锁闭起来了。甚至那穿越大地的巨大痛苦也不能直接唤起任何转变，因为它仅仅被经验为一种苦难，这种苦难只是消极地被经验的，而且因此被经验为行动的对立状态，从而与行动一道，是在求意志的意志的同一个本质领域中被经验的。
但是，大地依然隐藏在它本身所是的可能之物的毫不显眼的法则中。意志已经把不可能之物当作一个目标强加给可能之物了。把这种强制设置起来，并且使之保持在统治地位中的谋制（Machenschaft）源出于技术之本质；在这里，“技术”一词被等同于正在自行完成的形而上学概念。在求意志的意志统治下的大地上所有人类共有的无条件的千篇一律状态，清楚地说明了绝对地被设定的人类行动的无意义性。
作为被意求的、但在其本质上并没有被意识到，而且也不可意识的过程，大地的荒漠化始于这样一个时代，在那时真理的本质被界定为确信（Gewißheit），以这种确信，人类的表象和制作才首先对它本身感到可靠。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历史的这个瞬间理解为绝对的自身意识在其中变成思想之原则的时刻。
看起来，仿佛痛苦的本质已经对意志统治之下的人锁闭起来了。欢乐的本质亦然。是否过度的苦难在这里还能带来一种转变呢？
如若没有一种先导性的护送（Geleit），就不会出现任何转变。然而，要不是本有自行澄明，要不是本有在召唤、需要之际洞见（er-äugnet）31到人之本质，并且在此洞见中把终有一死的人带上运思、作诗的筑造之路，那么，一种护送又如何来临呢？
注释
1.参看刊于埃米尔·普雷托留斯纪念文集上的类似文本，1953年，第117—118页。[见本书书后“说明”]。——作者边注
2.此句原文为：Ver-gehen und Aufgehen in die Gewesenheit。——译注
3.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德国作家，1895年生于海德堡。荣格尔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有人认为他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荣格尔的寓意小说《在大理石危岩上》（1939年）影射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荣格尔也曾希望有人能够推翻元首，拯救德国。荣格尔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20世纪德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德格尔生前与之过从甚密。——译注
4.此处“开端之突兀逗留”原文为die jahe Weile des Anfangs。其中“逗留”（Weile）在日常德语中意为“片刻”，但在海德格尔的用法中似乎更多地与动词weilen（逗留、停留）相关。——译注
5.此处“自行发生”原文为sich ereignen，也可译为“自行居有”，与此相联系的名词Ereignis，我们在此译为“居有事件”，在别处一般译为“本有”。——译注
6.ego cogito[我思]
这个subiectum[主体]
←
→|在场者
Obiectum[客体]。——作者边注
7.本质与存在。
形而上学把本质思考为essentia，并且把后者思考为quidditas[什么性]，亦即作为存在状态的oὐσiα[在场]。
第一oὐσiα[在场]与第二oὐσiα[在场]。
为什么什么－存在（τi）进入对于ὄτι[如此]的优先地位中？
实际上，什么－存在只不过是ὄτι[如此]的一个中止，还不可把握并且已经作为φὐσis[自然、涌现]涌现出来的本有（Ereignis）之“如此”（Daβ）。
因为“如此”（Daβ）仿佛隐蔽在其真理中，所以它就显现为factum brutum[呆板的事实]以及不可进一步究问的东西，后者进而为那种根据招致过程所作的说明所侵占，而在这种招致过程中，如此（Daβ）之先行具有已经作为被作用状态而昭示自身。
在这里普遍地出现了iδέα[相、理念]的优先地位；existentia[实存]变成表示一种无可回避的、但不可知的东西的名称。——作者边注
8.此处“克服”原文为Überwindung，“经受”原文为Verwindung。德语中的Überwindung（克服、压倒、克制）与Verwindung（克服、熬过、经受住）具有相同的词根和相近的意义，难以明确地区分开来。但在词语色彩上，Überwindung比Verwindung更强烈些。根据海德格尔的用法，我们权把前者译为“克服”，而把后者译为“经受”。——译注
9.此处德语原文为：das einzige Ereignis der Enteignug des Seienden。其中的“本有事件”（Ereignis，也译为“本有”）与“失本过程”（Enteignung）恰好构成一组对立。——译注
10.参看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全集》第三卷，美茵法兰克福1991年。——译注
11.注意此处“无命运的东西”（das Geschicklose）与“无历史性的东西”（das Ungeschichtliche）之间的基于字面的意义联系。在此上下文中所讲的“存在之历史”（Geschichte des Seins）与“存在之命运”（Seinsgeschick）亦然。——译注
12.参看《形而上学是什么？》，后记，1943年，第39—40页[见《全集》第九卷，第303—304页]。——作者边注
13.简译为《悲剧的诞生》。——译注
14.《面向思的实事》，第63页以下[拟辑为《全集》第十四卷]。——作者边注
15.《尼采》，第二卷，第465页[《全集》第六卷下册，第424页]。——作者边注
16.参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蓝公武译，北京1995年，第228页以下。——译注
17.出于自身（aus sich）——为自身（für sich）。
这种出于自身——为自身的显现乃是自我的存在。——作者边注
18.（也即独立地）。——作者边注
19.见《林中路》，《全集》第五卷，第99—100页。——作者边注
20.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第96—97页。——译注
21.1939—1940年。——作者边注
22.此处“存有”是我们对古德语词Seyn的翻译，以区别于通常的“存在”（Sein）。——译注
23.此处“领导者”（Führer）亦可译为“元首”。——译注
24.或可译为“误算、错算”。——译注
25.此处“估算”原文为Berechnung，“计算”原文为die Rechnug或das Rechnen。——译注
26.海德格尔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做的这个预言今天正在成为现实。——译注
27.应指德国有机化学家里夏德·约翰·库恩（Richard Johann Kuhn，1900—1967年）。库恩因对胡萝卜素、维生素的研究（人工合成）而获1938年诺贝尔化学奖。——译注
28.此句中的“制服”（Uni-form）一词的字面含义为“统一形式”。注意它与前述“千篇一律状态”（Gleichförmigkeit）、“单调一式状态”（Einförmigkeit）的联系。——译注
29.或译为“地球”。——译注
30.此处“迷误之星”是对Irrstern的字面直译，Irrstern在德语中意为“彗星”。——译注
31.海德格尔从语言史角度分析过“本有”（Ereignis）的动词形式ereignen（居有），认为后者来自更早的动词eräugnen，eräugnen联系于“眼睛”（Auge），有“把……置于眼前”“使……可见”的意思。根据德语的发音，ereignen与eräugnen相同，因此从eräugnen向ereignen的演变是自然而然的。海德格尔以此说明ereignen以及Ereignis与“澄明”“敞开”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在此说“本有”的“洞见”（eräugnen）。有关情况可参看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弗林根1957年，第28页以下。——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