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法兰克福学派
——哈贝马斯同联邦德国《美学和交往》杂志编辑的谈话
张继武译
本文节选自：《哈贝马斯精粹》
作者 [德] 哈贝马斯 曹卫东选译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曹卫东
出版年 2009-5
《哈贝马斯精粹》分为以下六个部分节选哈贝马斯的著作：
第一部分合理性与公共领域
第二部分方法论与认识论
第三部分政治哲学与法律话语
第四部分现代性与形而上学批判
第五部分审美话语与宗教概念
第六部分政论与访谈
本文选自第六部分
Ⅰ.关于批判理论的传统
问：大家认为您是批判理论的一位后起的代表人物。您本人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我感到这是一种过分的赞誉。确切地说，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批判理论的前辈才是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卢卡奇把我引向了青年马克思。当然，其中阿多诺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他那里，我首先获知，不能只是历史地对待马克思。
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马克思的著作更应该是一种哲学读物？
答：50年代时，无论是历史论的马克思，还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相反，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撰写大纲的马克思，即作为物化理论家的马克思，对我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卢卡奇和柯尔施也是物化理论家。1958年当我从斯维茨（Szweezy）那里读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时，我才认真地把马克思视为经济学理论家。阿多诺总是说二手著作是无足轻重的（这是对待原作的一种典型的哲学态度），他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为经典作家；他也使我明白，在研究（一种理论）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die Wirkungsgeschichte）之前，必须首先吃透原著，而且要系统地进行研究。这一点，当我1950年来到法兰克福时，对我来说是新鲜的。这也促使我不再用“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当然，我过去认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位经济学理论家。相反，我倒认为他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他不仅以雅各宾方式，而且以托马斯·佩奈施的方式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及其理论研究的传统。当然，人们只有对这种传统进行变革和批判的时候，才能接受它。这是一种释义学的常识性见解：只有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自身的传统才是有生气的。我同“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正是如此。我比“老一辈”不止年轻一代，而且我与他们有不同的经历。例如，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我是第一个于纳粹时代在德国成长起来的非犹太人，我同他们完全不同地经历了法西斯的溃败。仅仅由于这些原因，要想同批判理论保持毫无歧见的关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此外，在我1956年任阿多诺助手时社会研究所具有的那种明智，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问：如果说30年代的批判理论已经默默无闻的话，那么，对您来说，仍然具有活力的传统是什么？
答：首先，我要从哲学和文学上谈一谈20年代的左派传统。例如，早在大学读书时期，我就读了卢卡奇的著作，尽管这在当时并不“时髦”。此后，我又转向罗维特（Lowith）当时以精神史方式，然而却是以异常明了的方式所解释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目光紧紧盯住我们大家赖以生存的支柱，注视着康德、黑格尔和荷尔德林之间包含的共同之处以及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演变。回顾过去，我有时感到，一个满怀系统的兴趣透彻地从康德研究到黑格尔（包括谢林在内），以后又从卢卡奇研究到马克思的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能够发展一点30年代的批判理论。但愿不要把此话当作一种狂妄。这位大学生50年代后期同阿多诺形影不离，不仅能读到他写的文章，而且能听他在大学里讲授迪尔凯姆、黑格尔和弗洛伊德，因此．即使人们不熟悉《社会研究》杂志，也可了解这位大学生的思想渊源。当沉寂的欧洲大陆后来由于60年代的学生骚乱而苏醒并为我们这些研究所的助手们真正意识到时，我并没有感到，这就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
问：您究竟是如何来到法兰克福的？您在那里发现了什么？
答：我来到法兰克福时，使我感到新奇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很少同我在波恩所熟悉的当代哲学发生关系。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阿多诺精心地研究过海德格尔。直至今日我仍认为，他对海德格尔的每一句话都作了精心的研究。然而他完全排斥雅斯贝尔斯和现象学。他的这种选择，对我这个从波恩刚到法兰克福的人来说，简直如同到了异域一般。只是到了70年代，在我读了阿多诺生前未发表的就职讲演和他关于自然史的文章以后，我才明白，作为一个青年，阿多诺已博学非凡。我主观上感觉到，在当时那种非常严格的、几乎是独断式的对“被允许”选择的文章进行的挑选面前，我自己更加明显地接受了哲学和科学的传统。由于我在学术上同那些年龄相仿的同学们相距甚远，所以在哲学界，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怪物。此外，我还明白，我学习理论的20年代，的的确确是已经过去的20年代。这促使我接受了美国的社会学，以后又接受了分析哲学。我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科学”这个范畴。已建立的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可利用的东西。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凡是具有认识论、结构主义或者释义学因素的、凡是能使人们从内部来揭示客观事物的，都能够沟通联系起来。
问：您的理论（哪怕从前的理论呢！）在哪些方面同批判理论是一致的？
答：刚才我已说过，我早就读过卢卡奇的著作，以后又怀着被青年黑格尔派所唤起的兴趣研究了康德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分界。与此同时，我对日常政治的兴趣也日益增强。我醉心地阅读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但同时又深感遗憾，因为它所描绘的已是过去的事情。接着我又读了《启蒙辩证法》以及阿多诺战后发表的第一批著作。这使我鼓起勇气去系统地，而不仅仅是历史地去研究马克思。批判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当时都没有像我这样去系统地研究马克思。阿多诺的教诲使我鼓起勇气，系统接受卢卡奇和柯尔施历史地表述的东西：即把物化理论当作一种马克斯·维贝尔所说的合理化理论。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现代化的理论，一种现代化病理学的理论，即一种使理性在历史中变为现实的理论。
因此，《启蒙辩证法》便自然成了关键。可是，当我认识阿多诺、看到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商品拜物教……并把这一概念运用于文化和日常现象的时候，最初，这真使我大吃一惊。然而以后我想：试试看吧，权当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同时代人——阿多诺像对待马克思一样，相当崇拜地谈到他。
问：那么，当时您看出批判理论有哪些不足之处？
答：当时还未看出。在我看来，那时不存在什么批判理论，没有这样一种综合的学说。阿多诺写的是文化批判论文，此外讲授黑格尔哲学。他只是把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变得清晰明了，如此而己。
只是在60年代后期那些聪明的年轻人才重新发现了以前的批判理论，并使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理论也曾有过体系的性质。
我以为，批判理论的弱点可由如下三个短语表现出来：“规范的基础”、“真理概念以及同科学的关系”、“低估民主-法制国家的传统”。如果要想探究关于基础的问题，那么在整个阿多诺派之中自然是不受欢迎的。老法兰克福学派在30年代明显地研究过、并在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了理性概念，而且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来掌握资产阶级哲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霍克海默《关于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始》一书中看出，特别是可以从《社会研究》杂志上的那些文章（包括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1937年发表的那些文章）中看出。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认为，资产阶级的理想——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哲学上——尽管有一定的局限，然而却仍然有潜力。他们的出发点即在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深信：即使根本不是卢卡奇所说的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而是欧洲工人运动水平上的政治集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挖掘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性潜力，并历史地使它成为现实。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历史哲学的”理性概念。
随着30年代的流逝，法兰克福学派开始怀疑他们自己的观点，因而产生了《启蒙辩证法》和《工具理性批判》两本书。我认为，阿多诺在哲学史上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惟有他严谨地阐明、并彻底解决了把总体宣布为虚构的启蒙辩证法的理论结构的难题。从坚持批判的意义上来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位最系统、最彻底的思想家。当然，人们亦可从他的学说中得出不同的结论：人们或者继续按照否定哲学所绘制的蓝图前进，并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说还有理性的火花，那它就只存在于神秘的艺术之中；或者倒退一步，说阿多诺已经指出，必须再次否定启蒙辩证法，因为科学家不能凭借自我否定哲学的疑难为生......我认为，最彻底的批判理论不会再具有对社会状况的经验分析形式或对话分析形式。与此相关的还有第二点不足：批判理论坚持一种哲学的、从黑格尔那里接受来的真理概念。老法兰克福学派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真理概念，它同科学工作的证伪主义完全是两码事。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第三点不足，在政治理论方面，老法兰克福学派从来没有公正地认真对待过资产阶级民主。以上便是我今天所认识到的批判理论最重要的三点不足之处。
Ⅱ.批判理论的不足
问：我想，现在出现了这种可能，即且不谈传统批判理论一连串的不足之处，转而谈您为克服以上所说的三方面不足而设想的方法。因此，我的问题是：您如何消除批判理论规范的不足？您如何重新解释真理概念？您是怎样用另一种方式估价资产阶级民主的成就的？总之，用什么方法才能使这三个方面完善起来？
答：此刻我只能作一提纲挈领的说明。我在《交往行为理论》一文中已经对极其重要的直觉作了一些解释。我提出直觉这一概念，是由于既吸取了释义学方法，又吸取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也可以说，吸取了用分析哲学解释的洪堡大学教材。所谓直觉，即包含在语言交往中的相互理解的最终目的。以此为线索，人们可以得到一种交往合理性的概念……
因此，一般说来试图用形式规则的方法来证明理性模念，即是试图用分析那些目的在于理解行为之普遍性的方法，来证明理性概念。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便应把交往合理性概念运用于社会关系，即运用于体制的相互作用关系。但这时，人们必须留有余地、谨慎行事，以免陷入原教旨主义、语言先验主义的圈套。马克思早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已论证了劳动这一范畴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普遍的、可运用于一切社会的概念。这就是说，他在那里已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他（马克思）能够了解“劳动”这一范畴普遍性的条件，客观上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
同样，人们也许不得不在使用交往理论时解说清楚，向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如何具备充分的条件，使我们能够认识隐匿在语言理解结构中的普遍性，这种隐匿在语言理解结构中的普遍性甚至为历史哲学无法论证的批判规定尺度。
问：交往的理解这个语言理论概念，就是您克服批判理论的规范不足所用的范畴方法吗？
答：是的。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点。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坚持一种理论概念，也坚持一种真理概念，这种概念是以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为基础的。这就是那个在论述“工具理性”时戏谑般地反复出现的概念。“理性”不应该只是包括我们所说的陈述的真实性这种狭义的真理意向。相反理性应该统一地表现分散于康德三个批判中的理性因素；这就是理论理性同道德实践观以及美学判断力的统一。
……
第三点不足——民主理论——同事物的发展逻辑有关。对此，我的看法很简单。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宪法制度以及它全部政治机构的形式上的特征显示出道德实践思想和解释的抽象性，与在某种程度上根据道德范畴而包含在传统社会的法律机构和政治机构内部的东西相比，官们肯定要优越。
问：优越性表现在何处？
答：优越性就在于它能从道德上回答实践问题。对此，可作些较为清楚的说明：如果人们正确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就会看到，资产阶级国家的行政机构体现出一种传统的观念，而这种传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被禁止的。
人们当然可以说，老的批判理论观察它那个时代的目光已变得如此昏暗不清，以至于他们的眼中不再有任何因素是理性，如果您愿意，也可以把这种理性称作布洛赫所说的乌托邦内容。
问：今天，工具理性批判针对一种重要的强烈感受。这种感受就是许多运动中存在的“世界末日感”，即对灾难的恐惧。而您却在构思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原封不动的形式，至少可以说，您的构思将能造就出打上理性印记的、具有一定结构的形式和机构。现在我不以哲学方式而是十分具体地表达我的想法：我认为，独立的行政机构规模庞大、中央集权，并且丧失了反馈的可能——这种反馈使失去控制的机器运转起来——因而它具有新的风险。E. P. Thompson 称之为“毁灭论”，即“自我毁灭”的逻辑。
答：是的。您究竟认为交往的合理性存在于日常实践、生活世界或传统习惯的生活方式中，还是您一开始就放弃您能够借以批判那种独立倾向的尺度，或模模糊糊地把这种尺度放在次要地位上。
我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回答您的问题，并且可以说：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终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以重新阐述物化问题的关键。然而，我应该首先用研究心理学的方法来回忆一下背景。1977年末，我终于完全沉浸在物化问题中，并认真地抓住这一问题不放，这使我回到了“合理化”论题。1977年施莱尔*被绑架以后，像一只炸药桶似的国内紧张的政治形势促使我离开理论的埃菲尔铁塔，换言之，即促使我在日常政治争端中表明自己的立场。那时，我第一次认真地注意到大约在1973年出现的新保守意识形态。我没有对目睹的事件（deja-vu-Erlebnis）置之不理，而是把好战的，在我们这里特别是以格伦和C.施密特为首的晚期自由主义者的出现看作对国际风云的变化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我试图把晚期自由主义者所考虑的现代化概念、放弃激进民主和激进启蒙的概念以及最终笼罩联邦共和国的思想都一一解说清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认为自己比较了解新的抗议力量，即新运动的意义，尽管我呆在家里同新运动毫无关系。倘若您综观这两个方面的政治现象，您也许会理解，那时在我的脑中已形成了一种进行解释的图式。尽管这一图式或许并没有决定我全书的主旨，但是它至少决定了我书中所作结论的方向。对此，我愿作进一步的解释。有两方面人物，新保守主义者和发展的批判者**，前者组织有序，后者纷乱散杂；他们对现状——由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一方，密特朗为另一方，施密特持中间立场，西方社会在经历了30年前的灾难之后，目前又陆人这种灾难性的状况——各自作了相反的解释。这两者截然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意识形态、解释图式，正如您所说的那样，竟然产生了料想不到的社会副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卓有成效地稳定了社会内部关系，在与社会性国家妥协的基础上实现了稳定，广义说来，即如达伦道夫（Dahrendorf）所说的那样，在与社会民主党妥协的基础上实现了稳定。
*施莱尔（H. M. Schleyer），联邦德国企业主联合会主席，1977年9月4日被恐怖分子绑架。——译者
**指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持批判态度的人。——译者
问：您的意思，我还不明白。
答：好的，我只再简单地解释一下。社会性国家的广泛民主和国家干预主义构成了一种制度，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它从增长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与制度相适应的补偿（钱、休假，等等），因而平息了阶级冲突，而没有触动私人的高额投资与私有财产的结构。然而，今天这样一部机器突然转动不正常了——经济上和社会心理上均已失常。
经济上——新保守主义者以强化的新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尝试；发展的批判者以弗里德曼（Friedman）和拜金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尝试。可是产生的结果是把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市场推向国家，再由国家推向市场，如此推来推去。在玩弄这种滚珠似的游戏时，参与者决不理解，如果用历史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话，“国家”与“社会”这两极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这个事物就是通过操纵媒介而分成交换价值与行政权力的行为制度。它们交织成一个金钱行政机构的复合体，与交往结构的生活世界（既有个人活动范围，又有公众活动范围）相对立，而且公开地变成了一个超级复合体。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家与经济不可避免地日益混合在一起（这一点，新保守主义者没有看到）。因此，冲突便集中起来。今天，这些冲突具有社会心理的形态：即保卫受到内心殖民化威胁的生活方式。此外，还由于疯狂扩军的超级大国之间一直没有消除的不稳定所产生的巨大的军事危险依然存在。这一危险目前只不过是暂时被排除而已。
以上所说的情况，现今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中也有所反应。五六年以来，这两种解释已具有更为激烈的形式。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两方面都反对西欧理性主义的遗产（如维贝尔所言）。新保守主义者以严格的后现代化（Postmoderne）名义来反对理性主义的遗产。这种后现代化充满着奇特的复古特征；无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返回到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浪漫形态，还是我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所发动的反启蒙运动，都是这种复古的表现。而发展的批判者们却凭着反现代化的热忱来反对理性主义的遗产。我只担心，今天争论不休的这两种“并发症”，会使人们触及不到我所认为的真正的西方传统和灵感的宝贵实质。
1977年，我开始着于写《合理化的辩证法》，这本书的真正动机是想弄清楚，人们将如何改造对物化和合理化的批判，以便从理论上说明与社会性国家妥协的脆弱性和新运动增强的批判潜力，而不放弃现代化的方案，不倒退到后现代化和反现代化，两者的意义是不同的。在我看来，根据启蒙辩证法的观点，理性的自我否定已经盛行到这般境地，以至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以及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鲍洛克（Pollock）居然己经看到政治机构、一切社会机构和日常实践都没有丝毫理性的痕迹。对他们来说，理性已成了一个乌托邦的字眼，丧失了任何立足之地；这暴露出否定辩证法的全部弊端。
问：把按形式民主的模念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机构推崇为一种成就，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从没有这种异乎寻常的提法。阿多诺的观点确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它在法西斯主义的淫威下抹杀了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别。
答：是的。人们几乎可以在标尺上精确地标明（这是实证主义的辅助手段）：一方面是正统的理论家——“第二国际”，他们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一些我不赞同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本杰明、布洛赫，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完全离经叛道的理论家。
尽管我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节制和折衷的道德，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采取折衷的态度。在何种历史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够并应该保证在正在没落的社会形态中更有力地延续下来；在什么情况下，几乎必须否定一切，倘若人们想获得一点点解放的话，人们不得不视这些问题为经验问题。
Ⅲ.《合理化的辩证法》的主旨
问：现在，大概可以提一个总括性的问题了：您今年秋天出版的《合理化的辩证法》，一书是如何贯彻这些意图的？您在过去十年里所致力研究的各种理论分支是如何按照交往行为理论的构思而组合成一个整体的……
答：基本说来，我用交往行为理论这个怪词儿表达了四个方面的意图。第一，对合理性理论进行试验。今天，尼采学说或非理性主义有复兴的征兆，形形色色的相对主义要完全保持它的优势已相当困难。我也许有点过于坦率地说出了这个问题，然而却对重要的争论作了深入的分析。例如，我对70年代初在英国分析哲学家与人本学家之间展开的关于合理性的争论进行了分析。当时，分析哲学家想加强他们的理论，这一理论即：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语言方式都是自我封闭的总体，并且构成它独一无二的合理性标准。在这次争论之后，我力图使如下一些人更加相信我的观点，对这些人来说，交往合理性理论开始时简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甚至提到合理性这个难以捉摸的字眼时都会感到脸红。我意识到，由于我们所说的悲剧——卢卡奇把它描绘成“理性的毁灭”——戏剧性地再现了，因此，这样的时代对于拒不接受交往合理性理论的冒然行为并不是特别有利的。第二，我以交往行为理论的形式所发挥的意图，不完全是不合时宜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一系列更加理论性的问题（如对理论进行论证）来说，十分有用。但是我特别要指出，在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中，这样一种开端对实现社会理论的目标是有用的。只是在动手写作时，我才明白，盎格鲁撒克逊人关于行为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的讨论孤零零地变成为艺术而艺术的讨论。最后人们只留下奇特的、呆板的，与概念分离的关于社会相互作用的设想，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促使我加强同理论史发生联系，例如同G.H.米德的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发生联系，以便指明，在这种实用主义的传统中已经有了那样一个合理性概念。进而，我反复研究了迪尔凯姆，而且异乎寻常地以进化论观点阅读了他的著作。借助于交往合理性这一概念，我把由机械性联系发展为有机联系的观点变得通俗易懂了。为了研究实质性问题，我最终返回到了M.维贝尔。因为我不仅仅想从根本上表明交往行为理论是如何变得对社会理论有用的。这样，便涉及到了第三个意图，即社会合理化的辩证法。这早就是启蒙辩证法的中心论题。我想指出，用交往理论的概念可以阐明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它在分析社会病态现象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物化概念时，具有必要的分辨力。为达此目的，我便阐明了——也许这就是第四个意图——一种把体系理论同行为理论合而为一的社会概念。由于按照总体性范畴而展开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已分成各种要素，一方面分为行为理论，另一方面分为体系理论，所以，当今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当然，不能使用那种陈旧的、折衷主义的、加法式的方法。工具理性批判再也不能靠老批判理论的方法继续发展，这样，人们就可以贼予工具理性批判以一种更加适合的、功能主义理性批判的形式。
问：为什么叫它合理化理论？要想构成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还可以有其他很多素材，例如资本化理论，一定程度分工的理论。您为什么偏偏立意于“合理性”？为什么“合理性”成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不像新保守派那样“僵化”，也不像青年保守派那样“粗野”？
照您看来，只要新民众主义的势力仍然对现代性（Modernitat）进行后结构主义的或生命哲学的批判，那他们就完全堕入歧途了。是这样吗？
答：我是这样认为的。当然，您现在不应该得出这样的印象，仿佛我的《合理化的辩证法》只是一本政治性的书。此书是一次十分理论性的尝试，它首先要探究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理解（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运动的政治意图，如果人们把它的政治意图同对现代化的批判绝对分离开的话。这自然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当您读这本书时，您会发现，它是一本学究味十足的书。我想再探究关于规范的基础这个系统性的问题。交往理性这一概念可能与阿多诺的否定主义截然相反。阿多诺自以为仅靠连续不断的自我否定便能间接地作出清楚的说明；而交往理性的概念却不以为然。难道说明交往理性这一概念——真有点对不住阿多诺了——是不可能的吗？
对此，阿多诺肯定不会赞同。在他看来，这会使一切过于确定。但是，如果人们像我一样埋头于科学活动，他就必须摆脱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必须去阐明与生产的、科学的起点相联系的理论出发点，以便弥补并满足老批判理论的需要。
由此产生的结果就像返回到30年代批判理论所追求的立场。当然，这种“返回”是有引号的，因为我虽然要实行这种返回，却不愿将就批判理论历史哲学的背景。您的问题是：为什么批判的社会理论就是合理性理论？您看，对这样一个简短的问题，我竟作了如此冗长的回答。
问：我还有两个问题：其一是，何谓交往合理性？其二是：用这个概念如何来说明当今的社会结构？
答：前面已说过，我力图揭示出语言和交往中理解观念的规范性内容。这就引向了一种复合概念，它不仅表示我们理解说话行为的意义，而且也表示交往者之间所产生的对事实、规范和经历的理解（对这些经历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理解，只有用公开进行自我表述的方法才能表达出这些经历，这样，这些经历也就能算作一个人自己的经历）。因此，这里指出了交往理性这一概念包含的三个方面：认识主体同事件世界或事实世界的关系；实际上与他人相互交往的行为主体同世界或社会的关系；以及最后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痛苦而热情的主体同其内在本性、自己的主观性和他人的主观性之间的关系。如果从交往者的观点来分析交往过程的话，以上便是三个可见的方面。
问：一直到此，所谈及的都是交往合理性慨念。那么，您的合理化概念指的是什么？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这个概念是否应该把动力学观点引进分析？
答：从理论史上来说，我最初是以M.维贝尔为出发点的。他称为社会合理化过程的东西——本质上首先在经济制度与管理制度中使目的合理的行为行政机构化——人们可以清楚地把它说成是从行政机构上体现合理性复合体的过程。对这种合理性复合体，维贝尔从另一方面，即从文化方面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在宗教社会学中，他对此进行了分析。因此，社会的合理化就是社会运用文化上现成的合理性结构来改造它的基础结构。
按照维贝尔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有一个由清教徒组成的企业主阶层，他们为过上有意义的理性生活，提出了伦理一内心动机的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不能实现和稳定，这是因为按照私法主体（Privatrechtsubjekt）符合策略目的的要求，即按照理性追求自己目标的要求而作出的法律规定没有行政机构化。一个由原则指导的、品行伦理思想的各种认识结构奠定了现代法律制度的基础，它们体现在法律制度的机构中；同样，它们也“固定”在资本主义占有者阶层的意图中。
问：维贝尔既然是这种观点，那么，交往行为的概念想必一定会给合理化方案创造另外一个基础了？
答：一言以蔽之，我对维贝尔的批判就是：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合理化模式的可选择性。他没有看到，他以“博爱伦理学”所分析的那些因素，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已遭到压抑。在他看来，这里还潜藏着一种道德-实践的力量。在激进的宗教运动中，例如在洗礼者那里，由于他们试图创立一种对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起作用的机构形式，那种潜藏的道德-实践力量使得以发挥。但是这一潜在力量却没有渗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统治机构模式。于是，渴望各种交往组织形式的伦理学设想正好脱颖而出。
紧随米德和迪尔凯姆之后，我也试图发展一种进化论的观点，以便使关于世界图景的知识反思性地流动起来，在使交往行为摆脱机构上僵化关系的同时，实行不断的个体化，并产生普遍的道德制度与法律制度。此外，我把多少有些差别的或“合理化”的、由交往行为再生的生活世界同超越操纵媒介的、表由上组织有序的行为制度这二者截然区别开来。
今天，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命令已经侵入了生活世界不能再放弃的领域。简单地说：迄今为止，延误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破坏过程，一般已经结束，新机构已经建立，这些新建立的机构把社会内容从生活世界的领域转引到受媒介操纵的、形式上按法律组织起来的行为领域。如果问题涉及到不一定要按交往来组织的物质再生产的作用，这也许是对的。但是，这时却出现了如下的情况：制度的命令已侵入各种行为领域，关于这些领域，人们可以指出，如果制度的命令离开了交往结构的行为领域，那么，按其任务的结构，它们是不会得到实行的。因此，这就关系到文化的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的任务这样，在生活世界和制度之间建立一种联合阵线便完全有了崭新的现实性。今天，超越金钱和权力为媒介调节的经济与管理的命令侵入了这样一些领域，如果这些领域离开了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变成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调节的相互作用，它们必将毁灭。这种情况虽然不再适合阶级分析的图式，但是人们可以指出，在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出现的冲突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要产生的作用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我已经以社会法、学校法、家庭法为例，指明了这一点，还根据新抗议运动，作了一点说明。
问：按照您给制度与生活世界确立概念的方法，对现状的分析仍然只是局限于从横的方面感觉到社会制度的摩擦，即生活世界与制度一体化的各种机构的摩擦。与此相比，纵的面的分析就显得不足。我完全能够设想，人们可以用您的范畴来修正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这样，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会比报纸上登的东西更具有社会真实性。
答：也许人们得把阶级理论和亚文化分析结合起来，才能解释当今各种冲突和各种意识形式的推（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