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与普通人

关于这位“哲学”人物，当代人的评价提供了一些或许更加意味深长的例子。弗洛伊德将自己的分析致力于文明（《文明的苦恼》[弗洛伊德作品，法文名为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译者注]）或宗教（《一个幻觉的未来》[弗洛伊德作品，法文名为L'Avenir d'une illusiono译者注]）——文化的两种形式，当他将der gemeine Mann（普通人）作为这些分析的开端与主题时，忠实于阐明（Au fklarun）的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将精神分析的成果（“一种研究方法、一个公正的仪器，可以说就像微积分学一样”）和“大多数人”的蒙昧主义对立起来，也不满足于将大众的信仰作为一门新的知识联系起来。他重新拾起的不仅仅是从前的图式，从前的图式不可避免地将精神的“幻觉”与社会的不幸同“普通人”（l'homme common）联系起来（这是《文明的苦恼》中的主题，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与传统相反的是普通人不再笑了）。他希望将自己具有开拓性的“阐明”（elucidation）（Au fklarung）与这个“幼稚的”多数派联系起来。将“为数甚微”的可以将工作升华为乐趣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丢在一边，于是离开了这些“少有的当选者”——不过，他们指出了弗洛伊德的文本形成于其中的场所，弗洛伊德与“普通人”达成了协议并使自己的话语与大众相吻合，而大众共同的命运乃是被繁重的劳动诱骗、挫败和束缚而屈服于欺骗的法则和死亡的劳动。这份合同类似于米什莱的故事中与从不言语的“人民”（le Peuple）签订的合同，它似乎必须允许理论扩展至普遍概念的范畴并以历史的真实为依据。它为理论赢得了一个确定的场所。

诚然，多亏了宗教中的上帝，普通人被指责造成幻觉，即“揭示这个世界所有的谜语”并“确信有一个上帝在关注着他们的生命”这一幻觉。从这个侧面来看，普通人（通过对未来的保障）轻松地赋予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对自身地位的保障。但弗洛伊德的理论难道就没有从其援引的普遍经历中得到一点类似的益处吗？作为抽象的普遍形象，普通人在其中还扮演着神灵的角色，即使堕落并与迷信的大众融为一体，他的作用总是可以辨认出来的：他为话语提供了方法，以推广特殊的知识并通过全部的历史来确保其有效性。普通人准许话语超越其限制——仅限于某些疗法的精神分析能力方面的限制，同样也是整个语言活动自身的限制，而语言活动缺失了被普通人视作参照系的真实。他既肯定话语的不同之处（“清晰的”话语依然有别于“共同的”话语），又肯定其普遍性（清晰的话语讲述并解释共同的经历）。无论弗洛伊德对“社会渣滓”（la racaille）持有怎样的个人意见并且在米什莱关于人民的乐观主义观点中，我们都能找到其反面，普通人总是以话语作为综合与委派的原则：他准许话语如此表述，“对所有人而言，这都是真的”，“这是历史的真相”。普通人在这里以上帝昔日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不过，年迈的弗洛伊德恰恰预料到了这一点。他讽刺自己的作品，说它“完全多余”，纯属无聊之作（“我们总不能一天到晚吸烟和打牌”），只是“高雅话题”的“消遣”而已，但正是这些话题使他“重新发现了最平庸的真实”。他将该作品与自己“之前的研究”区分开来，之前的研究与某种方法的规则相关并建立在特殊情况的基础之上。但此处不再涉及小汉斯、朵拉或施雷勃。普通人首先反映了弗洛伊德的道德愿望、伦理学普遍观点在其职业领域中的回归，相对于精神分析方法而言的增加或偏离。由此，他阐述了知识的倒错。其实，弗洛伊德嘲笑这个未来的“文明社会病理学”的引言，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其谈论的并与之对话的普通人，在他的手中掌握着某些“平庸”苦涩的“真相”。他的思考最终发生了转变。“面对毫不留情的指责，我绝对接受”，他说，“因为我没有做好”。在那里，他被看作与所有的人一样，而且，他笑了。一个具有讽刺性但充满智慧的疯狂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即丢失了某种能力的独特性以及所有人或没有人重新置身于共同的历史之中的事实。在《文明的苦恼》这个哲学故事中，普通人就是交谈者。在对话中，他是智者与大众的接合点——他者（所有人和没有人）回归到与此区分明确的位置上。他不止一次运用平庸勾勒出特殊性的流露以及智慧向着普遍前提的传导：对于那些严肃的东西，我一无所知。我无异于众人。

“丧失”、“抑制”、“爱神”、“死神”等，在《文明的苦恼》一书中，这些技术研究的工具开辟了从傲慢的阐明（Au fklarung）到公共场所的途径，而弗洛伊德的文化分析最显著的特征首先就是这一逆转的轨迹。一个看似细微但却至关重要的差异将其结果与文化专家所分配的陈词滥调区分开来：这些陈词滥调指示的不再是话语的对象，而是其位置。平庸的不再是他者（他者负责使人们相信其导演者的豁免），而是文本的创作经历。当普通人变成叙述者的时候，当他确定了话语的（共同）场所以及话语展开的（匿名）空间的时候，文化的临近便开始了。

相对于任何其他人而言，这个位置对谈话者来说都并非更加确定。它是一个轨迹的终点。不是某种状态、缺陷或最初的恩赐，而是一个转变的结果，是偏离过程相对于被调整并可以弄虚作假的实践而言的效果，是普通事物在某一特殊地位之上的洋溢。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这种情况，他在结束最后几篇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就像人们结束一个死囚那样）时用了“研究”（travaux）这样的术语：通过对知识的虚构来实现哀悼。

普通人的暗示在一些既定的科学领域中实践了对情感流露的研究，而重要的就在于此。以普通人的名义抽象地相互给予讲话的特权（这却不是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的），或者声称处于这个普遍的位置之中（这或许是错误的“神秘主义”），或者更加糟糕，为感化提供日常的圣徒传记，远非这些，而是要为其历史真实性提供一种运动，将分析的步骤重新引向其边缘，直至这些步骤被讽刺和疯狂的平庸改变甚至扰乱，这平庸在16世纪以“人”的名义言说，它重新回到弗洛伊德对知识的实现中。我想描述一下这种侵蚀，它勾勒出了分析技巧轮廓中的普遍人；我希望展示这些开放，它们指出了一门科学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边界；我还希望指出那些向着共同场所的转移，在那里，“无论谁”最终都沉默不言，除非重新讲述（不过是以别种方式）平庸。即便这个侵蚀被普通人潮水般的议论所吞没，我们的任务并非用一个再现来替代它，或者用可笑的字词来遮蔽它，而是要指出它是怎样被引入到我们的技巧中来的（以海水回到海滩上的岩洞中的方式）以及它如何能够对话语产生的位置进行重新组织。

粗略而言，有待开拓的技术之路在于将科学实践和语言引向它们的起源地，即日常生活（l’everyday life,la vie quotidienne）。这个回归现在越来越坚决，它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征，即相对于那些精确性可以与其限制的严格定义相抗衡的学科而言，这同样是一种流放。某些理性方案能够微不足道地提出科学性的步骤、表面的对象及其掺假的条件，自从科学性被这些理性方案赋予了特有的且适宜的场所之后，自从科学性被作为有限且清晰的领域的多样性建立起来之后，总之，自从它不再属于神学范畴之后，它便组织起了整体（le tout）以作为自己的剩余部分（son reste），而此剩余部分则变成了我们所谓的文化。

这一划分对现代性进行了组织。在实践的“抵制”和不可还原为思想的象征化的基础之上，它将现代性划分成科学的与占主导地位的各20个方面。即便“科学”的雄心在于从我们的知识力量所发挥作用的空间出发来征服这个“剩余部分”；即便为了准备这个宏伟目标的完全实现，认识已经对边缘区域进行了清点并以此将光明与黑暗联系起来（这是所谓的“人文”混合科学模糊的话语、远征的故事，它们试图使暴力、迷信和相异性的黑夜变得可以比较——或者说可以想象——并为它们定位：历史学、人类学、病理学等，科学机构在被调整了操作性的人工语言和社会团体的用语之间制造的鸿沟一直以来都是战争或妥协的发源地。这条分割线，而且是变化着的分割线，在为了扩大或质疑技术对于社会实践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依然是战略性的。它将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分离开来，人工语言与某门规定知识的程序相关，而自然语言则组织有意义的公共活动。

面对这些争论（它们明确地涉及一门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人或许能够明确地指出其中的一些争论，并指出它们可能的结局。这两种人正面交锋，他们奇迹般地相似又相悖：专家和哲学家。这二者都肩负着担当一门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调停者的任务，前者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引入到社会政治决策这一更加广阔却复杂的空间中，后者则相对于某门特殊的技艺（数学、逻辑、精神病学、历史学等），重新建立了普遍提问的确切性。在专家那里，能力变成了社会权威；在哲学家那里，平庸的问题变成了技术领域中怀疑的根源。此外，哲学家与专家之间保持的模糊不清的关系（时而具有魅力，时而又被抛弃）似乎通常是哲学家所采取的方法的依据：时而，哲学机构热切地盼望专家（以特殊科学性的名义支撑起通往全部问题的途径）实现它们古老的乌托邦；时而，它们被历史挫败却顽强反抗，它们丢开被夺走的东西，在流亡（啊，记忆，啊，象征性的违抗，啊，无意识的王国）的过程中陪伴着主体、昔日的国王，今天却被专家政治论社会所驱逐。

的确，专家在这个社会中激增，最终成为社会的象征，在迅速增长的专业化要求和同样急迫的交流的要求中得到推广和传播。他使哲学家，即普遍概念方面昔日的专业人士大为逊色（并以某种方式取代了哲学家）。不过，他的成功并非那么蔚为壮观。在专家的理论中，分配（保证效率的前提条件）的生产本位主义法则与流通（交换的形式）的社会法则相互矛盾。诚然，渐渐地，每位专业人士都应该同样成为专家，即成为自己的能力在另一个领域中的阐释者和翻译者。这甚至在实验室的内部表现了出来：只要一涉及对目标、晋级或投资发表意见，专家们就“以”自己特殊的经历“为名”进行干预——但却是在他们的个人经历之外。他们如何成功地从自己的技术——一门自己娴熟运用和支配的语言一过渡到另一情境中更加普遍的语言？借助于一个奇怪的运作，此运作将能力“兑换成”权威。用能力去替换权威。至少，专家越具权威，他所具有的能力就越少，直至其经费耗尽，就像机器运行所必需的能量一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专家并非毫无能力（他必须具备某项能力，或者必须让别人相信自己具有），但是随着他那被社会要求和/或政治责任凸显的权威的逐渐扩散，他放弃了自己拥有的能力。权威的（普遍的？）悖论：它被某门知识纳为己用，确切地来讲，在权威发挥作用之处，知识对它而言恰恰是缺少的。权威与“知识的滥用”是不可分离的——在这里或许应当认清社会法则的效用，为了建立或修复集体能力的资本，即也许是真实的共同资本，社会法则使个人失去了对自己能力的所有权。

因为不能够满足于自己的所知，专家以其专业所赋予的地位为名来发表意见。于是，他处于公共秩序中并被登记在内，在公共秩序中，专业化值得被作为生产本位主义经济的等级划分规则和实践而接纳进来。为了成功地顺应这个接纳实践，关于一些与他的技术能力无关，但却与其由此获得的权力相关的问题，他能够权威地讲述一些话语，但不再是知识的话语，而是社会－经济秩序的话语。专家以普通人的身份来讲话，而普通人可以通过知识来“获取”权威，就像我们因为工作而领取工资一样。专家被登记在实践的共同语言中，在这里，由于人们总是利用等于或低于自身能力的资本来谋求更多的赢利，权威的过剩导致了其贬值。但是当专家继续相信或者让别人相信这涉及科学的时候，他就将社会地位和技术话语混淆起来了。把一个当作另一个：张冠李戴。他不认识自己所介绍的秩序。不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长久以来，他们一直都认为自己作为专家在讲述一门科学语言，只有某些人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突然发现，一直以来，他们就像以前的电影中的菲利克斯猫（Felix le Chat）一样，在空中行走，远离了科学的地面。受科学的委托，他们的话语仅仅是经济权力和象征性权威之间的战术游戏的日常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