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传》：二、胡塞尔等人

本文选自《德里达传：一个事件，或许》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6.

作者简介：

彼得·萨尔蒙（Peter Salmon），生活在英国的澳大利亚作家，曾为《新人文主义者》《悉尼书评》《卫报》《石碑》等刊物和多家电视、广播写作，获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艺术委员会颁发的作家奖。2006年至2012年期间，他曾担任约翰-奥斯本/赫斯特-阿文中心的中心主任，他还曾在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和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教授创意写作。

译者简介：

邰蓓，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曾在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文化研究中心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及文学批评。

是胡塞尔教会了我一种技巧、一种方法、一门学科，他从未离开过我。即使在我不得不对胡塞尔的某些预设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也在质疑的同时努力遵守现象学的学科规范。

——《论言语》

在我出版的所有作品中，总会有一些是试金石，它们预告着我以后——甚至十年或二十年后——要写的东西。

——《我对秘密情有独钟》

巴黎将建立一所师范学院，从共和国各地选拔受过实用科学教育的公民，由各学科最优秀的教授传授教学艺术。

这是 1794 年创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初衷。独特而狂热的巴黎高师是法国文化精英的摇篮，培育了 13 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 8 位物理学奖得主）、12 位菲尔兹数学奖得主。其中 2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柏格森和无处不在的萨特，他俩在巴黎高师的哲学队伍中占据一席之地，除此之外，还有西蒙娜·薇依、雷蒙·阿隆、让·伊波利特、艾蒂安·巴利巴尔、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米歇尔·福柯和路易·阿尔都塞等人。其中，福柯与阿尔都塞两人和德里达一样，最后都留校任教。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小说家兼电影制片人阿西亚·杰巴尔和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都是巴黎高师的校友，塞缪尔·贝克特、保罗·策兰，以及雅克·拉康曾在这里任教。

巴黎高师

尽管巴黎高师影响甚巨，但其学生很少。 20 世纪 50年代，当杰基入学的时候，他是仅有的约 200 名学生之一，而且全是男生。那年，哲学系仅收了六名学生，他是其中之一，还有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他后来是法兰西学院的“不朽人物”。

和现在一样，巴黎高师的师范生，既没有固定的课程，也没有教学计划和阅读清单。学生学习四年，第三年参加公务员职位的教师资格考试（师范生是见习公务员），最后一年撰写论文。学生在校外上课，将学习成果带回来。许多教职工本身就是这里毕业的师范生，这给这所学院增添了一种修道院的感觉。

杰基·德里达就是到这样一位留校教师那里报到的：路易·阿尔都塞，他是负责帮助学生准备教师资格考试的大学教授。德里达后来还记得：

阿尔都塞的脸，非常英俊的面庞，高高的额头，他的微笑，他的一切，在平静的时候——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曾经有过许多平静的时刻——散发着善意、爱的渴求和回报，对即将到来的年轻人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关注，从黎明开始就满怀好奇地观察着那些有待被理解的事物迹象，一切能够颠覆秩序、打破程序、破除肤浅的联系和可预测性的事物的迹象。

时年三十四岁的阿尔都塞，比德里达年长十二岁，尚未成名，也未曾出版过作品。他也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但是来自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曾是法国陆军中尉，后来成为一家银行的行长，母亲是一名教师，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童年是幸福的，堪称法国殖民文化下的小资产阶级产物。 1939 年 7 月，他被巴黎高师录取。然而，在开学之前，他被征召入伍，并于 1940 年 6 月在法国西北部的瓦讷被俘，被送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一处战俘营。他在这里度过了战争的余下五年，最初从事苦役，后来因病住进了医务室。

战争的惨痛经历对阿尔都塞产生了两个决定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正如德里达所提到的，是终生的精神不稳定和抑郁。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他需要持续的医疗监护，经受住院治疗、麻醉治疗、电休克治疗和精神分析。和阿尔都塞成为同事后，德里达经常需要承担阿尔都塞的部分教学任务，当时他正在经历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Élisabeth Roudinesco）所说的“禁闭的漫长岁月”。

第二个影响是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正如他在狱中作品《1940—1945 年斯塔拉格XA 号囚禁日志》中记载的那样，团结感、集体感和政治行动的紧迫感使这位资产阶级孩子倾向于共产主义思想。“在战俘营里，我第一次从一位过境的巴黎律师那里听到马克思主义，并真正遇到了一位共产主义者”，他在回忆录《来日方长》中写道，此外，“1945 年，在德国战败、斯大林格勒大捷，以及抵抗运动带来的希望和教训之后，共产主义蔚然成风”。这位在未来写出开创性的《读〈资本论〉》的作者就是这样度过了被关押后的头几年。

1945 年，阿尔都塞回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以论文《论黑格尔思想的内容》获得文凭。 1948 年，阿尔都塞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即在巴黎高师获得教职，在此工作了35 年。同年，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尝试在《今日人类还能听到福音吗？》等文章中调和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与天主教旧信仰，探讨天主教与工人运动的关联。

阿尔都塞

如果说阿尔都塞上述的调和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精神的产物，那么最终选择一种信仰而非另一种信仰则是不可避免的。1949 年，教皇下令将所有共产党员集体逐出教会。法国左翼杂志《教会青年》——秉持“忠于教会，同时抵抗”的原则——遭到审查并被迫关闭。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在法国与其他地方一样，也在努力提高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两者不可得兼。

这两种伟大的弥赛亚式的目的论信仰争相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并指出走向理想社会的终极变革。二者相争，影响波及整个法国，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则站在了思想交锋的最前沿。学生们分裂为塔拉斯派（天主教徒）和斯塔尔派（斯大林主义者），德里达后来指出，后者“以一种非常专横的方式”进行治理，包括强迫全校师生在斯大林逝世时默哀一分钟。

年轻的杰基面临加入斯塔尔派的压力。当时的政治、哲学和他的性情都很复杂。那时，斯塔尔派普遍关注国际问题。匈牙利、印度支那、铁托叛乱等“别处”事件代表着苏联与西方在政治、哲学和科学知识方面的局部较量。世界观冲突关乎人类主体性的根基，加入某个党派就表明选择某种特定立场。

此外，阿尔及利亚的杰基没有年轻的阿尔都塞那样的财富缓冲，他亲眼看见了实际的阶级斗争。十七岁那年，他“参加了一些团体，这些团体的立场……不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而是反对法国的严厉政策”。

让人反感的是，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是支持殖民者，反对被殖民者。 1954 年 11 月 1 日“红色万圣节”的袭击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开端，却被说成个人恐怖主义行为。 1956 年 3 月，该党投票支持居伊·摩勒（Guy Mollet）总理的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局势实施特别权力，以避免“分裂共和国”。虽然杰基并不赞成独立，但如果在这方面遵循党的路线，那将是对阿尔及利亚和他政治初衷的背叛。“我是反斯大林主义者。我对法国共产党（以及苏联）的印象似乎与我一直希望忠于的民主左派格格不入。”

德里达拒绝隶属于任何派别，他强烈反对——正如我们在他对设立犹太学校的回应中所看到的那样——被强加一种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相似、缺失和虚假。实际远不止于此。此时，就像在 1968 年“五月风暴”期间一样，德里达发自内心的反抗与他早期的哲学一脉相承。对于他的思想乃至后来的解构主义，至关重要的是对“决策”的激进质疑，对任何暴力姿态的质疑，这些姿态假装（假设、假定、预设）知道一切，无论是政治、哲学还是语言。因此，他当时的抵抗与他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抵抗一脉相承：置于语境，寻找隐匿的假设，揭示任何二分法的暴力。

那个时候，杰基发现自己“被一种痛苦的沉默所包围”，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有一种理论上的恐吓：如果以一种现象学、超验学或本体论的方式提出问题，就立刻会被认为是可疑的、落后的、唯心主义的，甚至是反动的”。他认真反思了阿尔都塞的入党和他自己的不入党。他认为：

每个“主体”（无论是个体主体抑或是困在集体场域中的主体）都会从他的位置，从使他身处于其中的“询唤”（interpellation）出发，评估可能的最佳对策。出于种种有待分析的原因，我觉得自己的位置在别处。我的个人经历、我的分析能力等等，都使我无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已经融入了另一种阅读、质疑和风格，在我看来，它们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这另一种阅读、质疑和风格是什么呢？德里达在同一访谈中说道，就是研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作品，这是他认为的最重要的哲学家。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巴黎高师，德里达对胡塞尔的哲学研究并非无中生有。彼时萨特的存在主义正日益衰落。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以前都是通过存在主义的视角被解读的，而现在，随着它们逐渐被译成法文，它们被原原本本地阅读，萨特对海德格尔的解读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误读。然而，海德格尔的思想是有问题的。阿尔都塞称他为“希特勒的哲学家”，因此，海德格尔并不受共产党人的欢迎，尽管德里达后来认为他的思想仍然是无法避开的，“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问题的避而不谈让我很恼火，虽然阿尔都塞一直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很着迷，但他从未公开表示过这种着迷”。对海德格尔的公开阅读都是在德里达所说的“隐秘氛围”中进行的。

而胡塞尔则没有这样的政治牵连。此外，与海德格尔的神秘主义相比，胡塞尔立足于科学，尝试建立哲学基础，这让师范生们更能接受。正如德里达在 1980 年指出的那样：“在 20 世纪 50 年代……胡塞尔现象学对一些年轻哲学家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仍然认为它是一门无比严谨的学科。”杰基全盘接受了它，以至于早在 1954年，阿尔都塞就警告他不要如此痴迷于书写他的“大师”。他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这位“大师”主导了他的思想有十余年。杰基的高级研究文凭（类似于硕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就是《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这是一篇充满思想的激情狂野之作。

胡塞尔 1859 年出生于捷克的普罗斯捷约夫，非东正教犹太人之子，后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物理、数学和天文学。胡塞尔一生热爱科学研究，他写道：“科学是我唯一的使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他于 1884 年参加了弗朗兹·布伦塔诺（他的学生还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鲁道夫·斯坦纳）的哲学讲习班。 1887 年，他与马尔维娜·斯坦施奈德结婚，婚后不久他们就皈依了路德宗。

胡塞尔最初的目标和毕生的痴迷就是找到数学的基础。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数学是真实的呢？他决定投身于哲学，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现象学则是他追求目标的一个意外。现象学作为一个认识论体系（我们如何认识事物？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认识的事物是正确的？），后来发展成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之一。然而，胡塞尔从未忘记他的初衷：数学真理和我们对其充满信心的理由。

1891 年，胡塞尔的第一部著作《算术哲学》出版。在这本书中，胡塞尔研究了“数”的概念，尤其是“重数”概念，试图以此为数学奠定基础。我们如何获得“重数”概念，比如数字 7？胡塞尔认为，我们是通过思考由连词“和”连接起来的一组对象，也就是“一和一和一”，每个对象都与自身相同，又与其他对象不同。然后，我们从这种重数中“抽象”出一个数字。这是一个心理学角度的回答——此项工作是由人的大脑完成的。

对此回答有许多反对意见。一个物体在哪里结束，另一个物体在哪里开始？我们如何将物体 x 与万物领域区分开来？我们做出这种判断的能力是否已经依赖于数的概念（如果我还没有“7”的概念，我还能看到 7 个物体吗）？另外，如果我们从计数中得到数，我们又如何解释0和1呢？胡塞尔认为，我们是通过“减去”来得到它们的，但是数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在对这部著作的评论中指出，当我看到“一个月亮”时，我难以断言我从两个月亮中减去了一个。

弗雷格的严厉评论对胡塞尔的发展至关重要。弗雷格指出胡塞尔的研究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心理主义。如果数仅仅来源于主体的经验，那么数就变成了主观的。如此，客观性如何确定呢？难道主体不会错吗？难道我们不会都错吗？这不是数学的基础，相反它导致了极端的主观性；我们需要确信 2+2=4，无论数的概念是否依附于人的大脑。胡塞尔的书没有完成它的使命。 （ 杰基在他的论文中顽皮地称之为“失望的数学家之书”。）

胡塞尔在给弗雷格的一封信中清楚地表明，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正如他所说：

我当时还是个新手，对哲学问题没有正确的理解…… 而当我苦心钻研有关数学思维逻辑的项目时…… 我被那些不可思议的陌生领域折磨：纯粹逻辑的世界和现实意识的世界——或者，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现象学的世界和心理学的世界。我不知道如何将它们统一起来；然而，它们必须相互关联并形成内在的统一吗？

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些“不可思议的陌生领域”统一起来，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他始终试图回答一个对他来说最根本的问题，即心灵如何超越自身的经验，在客观性中获得立足点，以及知识的有效性是如何形成的。这始于他此后的一部著作《逻辑研究》（1900—1901）。他说道，这些研究“源于痛苦，源于难以言表的精神痛苦，源于彻底的崩溃”。

这部著作最初宏大而臃肿，在界定术语时也有相当大的失误，尽管如此，它对于建立胡塞尔的“新科学”——现象学——至关重要。杰基在他的论文中写道，这部著作“达到了现象学的高度”，它引入了现象学的关键概念，包括意向性、意识对象与意识活动的区别、本质的直观和整分论（对整体和部分的研究，这是一个独立的哲学领域）。

在胡塞尔看来，其中的第一个概念，也就是“意向性”，是“现象学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也是试图将不可思议的陌生领域统一起来的关键。笛卡尔曾提出“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但思考是什么呢？意识不是简单地“想”，而是在“思考”——思考树木，思考午餐吃什么，或者思考数的概念问题。一个独自在宇宙中思考的自我，如果没有意识思考的对象，那么与我们自身的意识毫无关系。为了描述意识——并因此进行哲学研究——我们必须承认并纳入“意向性”，即我们思考的指向性。

通过以这种形式审视意识——通过描述意识如何存在于世界之中——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并理解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这种和谐。一直以来，世界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重要问题，总是或明或暗地困扰着哲学。胡塞尔革命性的洞见在于，他的研究并不需要探寻这样的问题。例如，重要的不是我正在经历的那棵树是否真实存在，重要的是我对它的体验，这是第一人称现象。我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这个描述和分析的任务就是现象学的任务。

胡塞尔在 1913 年的著作《关于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一般被称为《观念 1》）中对这些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探究。胡塞尔提出了“悬置”概念——此概念源自古希腊语，意为“暂停判断”或“暂不同意”——根据这一概念，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被“括弧”排除出了分析之外。世界是否存在并不重要，要研究的是意识，被体验到的意识，要研究的对象也仅仅是可被体验的对象，即现象：

假设在花园里，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棵开花的苹果树、草地上新绿的小草等等。很明显，感知和随即而来的喜欢并不同时就是被感知的和被喜欢的事物。在自然态度中，苹果树对我们来说存在于真实空间的超验领域，而感知和喜欢对我们来说是属于真实的人的心理状态。在一个真实的事物和另一个真实的事物之间，在真实的人或真实的感知和真实的苹果树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关系。在这种以心理过程为特征的情形下，某些时候，感知可能“只是幻觉”，被感知者，即我们面前的这棵苹果树，并不存在于“实际的” 现实中。先前实际存在的真实关系被破坏了。只有感知还在，与之相关的事物并不真实存在。

重要的是，这种“括弧”不是策略性的；胡塞尔绝不是简单地将问题搁置一边。恰恰相反，他试图以“自然态度”来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意识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决定质疑苹果树（或整个世界）的存在——比如在做哲学研究时，或作为一种智力游戏——否则我们就会绝对相信它就在那里，它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质疑它是不自然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在“悬置”中，

现实世界并没有被“重新诠释” ，甚至没有被否定，但对它的荒谬诠释，即与现实的正确意义相矛盾的诠释（如哲学）被消除了，因为它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解释是世界哲学化的产物，与自然的世界观完全格格不入。

换句话说，人类的经验世界是唯一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所有经验的入口”。在我们被抛入的任何情境中，作为现象学家，我们都必须用德里达所言“无与伦比的严谨”来详细地描述它是什么样的。在这里，意向性变得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意识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确定性；而自然世界的存在则是现象性的和可疑的；因此，意识可以在没有物质世界的情况下存在，但物质世界依赖于意识”。

世界变成了意识的意向关联。像康德那样假设一个“物自体”世界，这个世界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我所感知的事物的“背后”——在我所感知的苹果树背后有一棵真正的苹果树，我和所有人类的感知永远无法通达，这是荒谬的。事实上，苹果树是“为意识而存在”的，而“意识之外一无所有”。

胡塞尔试图找到他所说的我们对世界的前预设（也称先预设）体验。这是一个原初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置身于世界之中，体验世界；这个时刻在范畴之前，在分类之前，当然也在哲学思辨之前。因此，他的战斗口号是“回到事物本身”，无需概念的媒介：直接在场，没有时间，没有历史。

1953 年夏天，杰基回到比阿尔，沉浸在保罗·利科翻译的《观念 1》中。 1954 年 1 月，他获准进入比利时鲁汶的胡塞尔档案馆。在那里，他研究了胡塞尔大量未发表的手稿，这些手稿是 1938 年从纳粹德国偷运出来的，其中包括超过 45000 页的速记手稿、他所有的研究藏书和10000 页的打字稿。正是在这次访学中，杰基接触到了《几何学的起源》，他的第一本书就是翻译这部著作。

杰基在胡塞尔档案馆度过了几个星期，这让他对这位思想家更加迷恋。虽然他很高兴能回到巴黎，但这次旅行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随即投入毕业论文《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的写作中，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写出了约 300 页的论文，其文内容扎实、自信又充满质疑。

三十七年后，德里达为这本著作撰写序言。在序言中，他和许多其他读者一样，惊讶地发现，他在二十四岁时撰写的第一部哲学著作，风格、语气和关注点都已相当成熟。他注意到“起源的原初复杂性……对纯粹性的最初污染”。这篇论文“甚至在文字上也已成形”，决定了他此后的所有写作。

正如该论文题目所示，杰基在论文中主要关注的是“起源”这一概念。这不是单纯的“开端”（虽然也包含此义），而是胡塞尔现象学所依赖的理解瞬间。现象学所要描述的正是这种理解瞬间。为了描述它，我们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让时间静止。作为一个思想实验，这是可以的。但时间并不是静止的。每一个瞬间都包含时间性和空间性，即发生。如果你愿意，可以悬置它，但不要说你所呈现的就是真实的描述。德里达的论文基本上是在胡塞尔的文本中寻找其在空间与时间的张力下崩溃的时刻。

德里达的见解并非完全独创，但他的见解拓展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最早发现类似问题的是巴黎高师的一位校友，他认为不可能有一个前概念性的起源时刻来对抗时间和历史。陈德滔（Tran Duc Thao）1917 年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他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师从梅洛—庞蒂，后来成为一名反殖民主义者，并于 1945 年被法国政府监禁。1951 年，应共产党新政府的邀请，他回到现在的越南，成为越南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历史系主任。 1956 年，陈德滔认为越南土地改革致使大量人员死亡，并对此提出批评，他与越南执政党的关系就此破裂。他被迫在党报上发表了两篇检讨书，并被免去了系主任的职务。此后三十年，他一直在外省将哲学著作翻译成越南语。20 世纪 80 年代，他最终得以返回法国，1993 年，他在越南驻法大使馆的一间公寓里穷困潦倒地去世。

1951 年，他出版了《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这部著作才华横溢，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影响巨大——当年提及胡塞尔的论文中，约有一半都引用了陈德滔，“对一个二手研究著作的作者来说是，这真是闻所未闻”。陈德滔认为胡塞尔的方法是西方哲学决定性的一步。然而，现象学建立在前述谓（pre-predicative）状态基础之上，对此他和与德里达一样，感到困惑。

陈德滔写道：“现象学想要回归世界的本源，以便对世间所有知识做出总体解释。”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陈德滔所说的“感觉狂想曲”中体验“起源”的时刻，并形成观念，比如一棵苹果树？如果对这一确定性本身没有感知，我们又如何能从未分化的统一体中提取出苹果树呢？先验的主体性预设了它所要产生的东西。或者，正如陈德滔指出的：

很显然，前述谓经验的起源（即“世界构成”之精髓），其在现实中所立足的基础与孕育它的哲学框架是不相容的。

胡塞尔坚持认为，现象学还原需要暂时悬置对世界的惯常看法，然而他又要求感知行为的核心要素是对客体存在及其先验构成的确信。除此之外，胡塞尔还不得不对他所谓的“统觉”（apperception）进行论证。假如我看到一棵苹果树的正面，我就会以某种方式直观到它的其余部分。而且，我必须已经具备苹果树的概念，或者具备每一棵新的苹果树的概念，否则它以及我首次遇到的任何物体都会给我带来认知困惑，而现实中的新物体是不会让人这样的。

德里达并未全盘接受陈德滔的思想——陈德滔著作的后半部分试图借助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问题，德里达认为此路不通——但他满怀热情地探讨了前述谓经验、起源以及发生的观念等问题，这些也是胡塞尔本人曾苦苦思索的问题。

德里达指出，识别、描述和分析某一特定时刻，远比识别、描述和分析空间中的某一特定点（例如站在我们的苹果树前）要困难得多。胡塞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 1907 年的系列讲座《现象学的观念》中指出：“一旦我们试图对纯粹的主观时间意识进行分析，我们就会陷入非同寻常的困难、矛盾和纠缠之中。”在不同时期，胡塞尔对这些难题或努力应对，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或者——正如德里达指出并解构的那样——无意识地予以忽视。

德里达

在《观念 1》中，胡塞尔用两句令人难忘的话，将生活描述为“流动的此性”，以至于“物质世界的万物，以及身处其中的我们的身体，始终在感知”。所有经验都包含一个时间界域，时间意识是所有意向行为的基础，我们把所有空间行为（无论对象是否静止）都体验为时间行为，而不是把所有时间行为都体验为空间行为（例如说一句话就是一个时间行为而非空间行为）。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时间意识是“现象学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

我们沉浸在流动的“此性”中，再次站在苹果树前。如果时间意识仅仅表现为相继性，一种事物不断被另一种事物取代，我们将永远无法从这些相继的印象中创造出这棵树，但实际上我们是能够做到的。那么，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胡塞尔的回答是综合（synthesis）——我们把这些相继的印象综合成一个统一体：

感知是从一个片段流向另一个片段的过程。每个片段都以自身的方式感知，但它们又在综合的统一体中不断协调，在同一感知对象的意识统一体中不断协调。在每个片段中，我们都有原初印象，都有滞留（retention） 与前摄（protention） …… 这是一个持续整合的统一体。

滞留与前摄不是简单的记忆与预期。它们在结构上内嵌于任何“当下”，并构成“当下”。“此刻”本质上“始终是时间间隔的端点”。用胡塞尔钟爱的例子来说：

例如，当一段旋律响起时，单个音符在其刺激或激发的神经活动终止时并不会完全消失。当新音符响起时，刚刚结束的那个音符并非踪迹全无；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观察一个接一个音符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也不仅仅是音调持续在意识中呈现那么简单。倘若它们保持未变，那么我们所听到的就不是一段旋律，而是一个同时发声的和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堆不和谐的杂乱声音。

在一段旋律中，一个音符并非孤立地被聆听，时间流变中的一个原初点不可能像胡塞尔希望的那样先于判断。它始终已然需要范畴和结构，恰如陈德滔指出的概念先决性。

德里达指出，胡塞尔“将对绝对开端的要求以及生命体验的时间性视为哲学的终极参照”。发生，我们可以称之为时间作用下的原初瞬间——每个瞬间都是“生成”的时刻。“发生”之所以成为问题，正因其发生于时间之中，因而需要前摄与滞留的综合。

杰基的毕业论文专注于这一矛盾——这一“困境”（aporia），这是他在文中首次使用这个词，而且这个词也成为他思想的关键词。该词源自希腊语，由“无”（a-）和“通道”（poros）构成，频繁出现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事实上，苏格拉底对话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某个概念（例如美德）不断进行追问，迫使对话者陷入困境，直到对方承认自己并不知晓这个概念的含义。然而，苏格拉底的目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解决困境，而对于德里达来说，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其目的是悬置困境，用加布里埃尔·马库斯的话说，就是防止将谜团简化为问题。

杰基指出，尽管胡塞尔一直声称他希望分析前述谓的时间性，并认为时间性优先于空间性，但他在进行分析时总是用空间的例子。“尽管多次提及，但时间从未以决定性的方式介入。”杰基的如此论证堪比他后来的解构文本。

在《观念 1》中，这种偏袒空间的例子比比皆是：“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张纸……”（第 69 页）；“总是看到这张桌子，同时又绕着它走……”（第 86 页）；“我们穿过德累斯顿的画廊……”（第 250 页）；“这是黑色的，一个墨水瓶，这个黑色的墨水瓶不是白色的，如果是白色，就不是黑色……”；甚至在想象领域，“让我们在对物质事物的幻想中生成任意直观，比如长着翅膀的马、白色的乌鸦、金色的山峦等”（第 356 页）。德里达指出，胡塞尔一次又一次地“止步于生成，将其转化为纯粹本质”。胡塞尔曾在 1905 年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写道：“我们当然都知道时间是什么；它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然而，时间却展现出一种即便熟悉也最为神秘莫测的特质，这使他整个哲学计划都受到了质疑。正如杰基所指出的那样，《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从未完成，也从未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出版。这个主题实在是太难了。

目前，关于胡塞尔的影像资料仅存一段，此段影像由詹姆斯· L. 亚当斯拍摄，当时这位哲学家已七十七岁高龄，距他于 1938 年辞世还有两年。镜头中，正值夏日，胡塞尔与妻子马尔维娜在一处不知名的花园里漫步。胡塞尔在镜头前是一副逍遥自在的哲学家模样。他西装革履，戴着墨镜，左手拿着帽子，右手则有力地比画着，马尔维娜则在一旁点头附和。镜头两次拉近，拍到胡塞尔的上半身；他停止说话，回头注视着镜头，就像拍照时那样。他停顿下来，对着镜头眨了眨眼，接着又继续说。他的影像在画面中晃动、摇摆，时而拉长，时而缩短，观众仿佛是透过弯曲的塑料观看。画面被分割成大大的方块像素，我们能看到胡塞尔，又看不真切。镜头拉远，马尔维娜做出提问的样子，胡塞尔则做出回答的样子。这段影像以一个特写镜头结束，或许这与之前的特写镜头是同一个。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花园里拍摄胡塞尔时，他正在撰写他最后一部伟大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这部作品写于灾难的阴霾之下，最终未能完成。1936 年，正如胡塞尔在维也纳的演讲《欧洲人性的危机》中所述，欧洲病了，而人文科学却无力医治。

早在三年前，也就是 1933 年 4 月，他因为是犹太人而被弗莱堡大学停职，尽管他和马尔维娜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皈依路德宗。他们的两个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服役于德国军队，小儿子还因此丧生，他们的女儿也曾是一名战地护士。两周后，根据 4 月 28 日颁布的《德意志帝国法》，他的所有学术待遇均被终止，用他的话来说，他被“扔到了非雅利安人的垃圾堆”。

在这两件事之间， 4 月 21 日，胡塞尔昔日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他曾将《存在与时间》献给胡塞尔——被任命为该大学校长。 5 月，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不久，便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在这篇演说中，他——或多或少，有意无意，亦真亦假——将大学的目标乃至其“历史使命”，与第三帝国的目标相提并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德格尔一直留在纳粹党中。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的支持者对他的行为进行辩解，有时甚至颠倒黑白，他们把他对元首原则的颂扬说成是“一种揭示，是思想中命运攸关的事件”。他们还指出，停用胡塞尔的决定是由海德格尔的前任做出的，终止胡塞尔的学术待遇只是依法行事。但胡塞尔本人没那么乐观，他在给另一位学生迪特里希·曼克的信中写道：

5 月 1 日，他戏剧性地公开加入纳粹党，为两位哲学家之间的所谓亲密友谊画上完美句号。在此之前，他主动与我断绝关系——事实上，在他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后不久就断绝了——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的反犹太主义倾向愈发强烈，甚至对他最热忱的学生以及整个系都有所表露。

胡塞尔坚信，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哲学似乎对此无力解释，也无法阻止。他失去了大部分德国学生， 1937 年还失去了自己的住所，对于胡塞尔而言，这种渐渐滑向野蛮的态势让他陷入深深的忧虑，他意识到“哲学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门严肃、严谨，甚至是绝对严谨的科学——这个梦想已经破灭”。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探讨了主体间性以及他所称的“生活世界”——“为我们意识所确证的、通过共同生活而存在的连贯客体宇宙”——他承认这使他的现象学研究变得复杂。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胡塞尔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对复杂问题的深入探究。在哲学史上，很少有思想家像他那样坚持不懈地与自己的思想作斗争。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在承接上一本书，对其完善和反驳——或者可以说，对其进行解构。1936 年，对于胡塞尔这位哲学家而言，历史和他人已成为最大难题，对于胡塞尔这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和众多的他人之中，如何找到一个能够描述存在的起源点呢？

胡塞尔原本希望拒时间与历史于门外，它们却不断地显现出来，成为他无法排除的问题。德里达的毕业论文以胡塞尔弥留之际对妹妹所说的话作结尾，虽有些戏剧性，但效果不错：

当我即将走到尽头，当一切都要结束，我知道我必须从头开始。

1990 年，德里达的论文《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出版后，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在阅读这本书时，写信给德里达说，这部作品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你在其中找不到青年德里达的踪迹……是的，这是德里达的发生，但是他已然完全成形，如雅典娜那般戴着头盔，全副武装”。这不仅仅和德里达的风格、语气和关注点有关。在这部论文中，我们已能看到德里达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困境、决断、不可决定性，以及在悬置判断中保留矛盾，不偏不倚，即他后来称为“延异”的概念。正是通过逐本分析胡塞尔著作中出现的原初时刻，他找到了解构的标准。三十年后他在牛津大学的演讲中对解构进行定义，即“对概念构建、运用和合法化的轨迹进行谱系学分析”。

当年德里达提交该毕业论文时，阿尔都塞说：“我没法给这篇论文打分，它太难懂、太晦涩了……”他决定把它转交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里尔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偶尔会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授课，此人就是米歇尔·福柯。这位“魅力非凡”的年轻人仅比他年长四岁，德里达之前就听过他的一些课，其中包括带学生去精神病院观看病人接受检查，他觉得这“让人不适”。福柯读完论文后对他说：“嗯，这要么是不及格，要么是优秀。”

尽管德里达才华横溢，但他在巴黎师范学院的学习仍举步维艰。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胡塞尔的痴迷，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文风和概念让学术界内外的读者既兴奋又沮丧。阿尔都塞给他的一篇论文作如下评语：要获得评审的认可，德里达必须“在阐述和表达上彻底大修。你目前的困难是你一年来阅读和思考胡塞尔所付出的代价，而我必须再次告诉你，胡塞尔不是评委们熟悉的哲学家”。

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遇到的问题与他在中学时的焦虑症如出一辙。他再次服用安非他命，再次逃避笔试，再次在口试中垫底。在巴黎高师的教师资格考试中失败并非罕见之事——萨特也曾落榜。但德里达的落榜使他不得不在学校再待一年。最终，他通过了考试，但与他的能力相比，这个成绩只能算平平。阿尔都塞写信向他表示祝贺，说道：“过去的两年在巴黎高师，你的友谊对我来说是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之一。”

如果说解构的种子在 1954 年就已萌芽，那么它还要再过十年才会结出果实。在这之前，德里达必须向外拓展——从对单个主体的分析转向对主体间共同体的分析。他还须审视语言和书写，还要像胡塞尔那样思考他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