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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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榆
满头银发的德里达含着他的赭色烟斗在巴黎街头行走，背后是横跨道路的高架桥和匆匆的
人群。烟斗里飘着轻烟，柔软而有光泽的银发被巴黎深秋的风吹动，他不时地回头，眼光
深邃慈祥。他的白色的西服，红色的衬衣使他看上去风度翩翩。
电影《德里达》使一代杰出思想家的形像和音容凝集在胶片里成为永恒。
镜头跟随着德里达：
他坐在理发店里，满头浓密的银发在女理发师手中被用心的梳理，镜前映照出德里达沉思
的面孔和深邃的眼睛。
他在南非访问囚禁了曼德拉18年的监狱；在开普顿著名的西开普大学，德里达给那里的学
者开设题为“宽恕”的讲座。
电影摄制组还跟随着德里达来到纽约，在那里他讨论了传记作者的角色，讨论了力图在历
史人物研究与自己的生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时所面临的挑战。电影捕捉了德里达许多私人
生活的瞬间及话题，如忠诚与婚姻、自恋与名声，还有关于性生活及爱的哲学思考的重要
性。
《德里达》还提供了他的很多日常生活细节。小时候，德里达因为胆小几乎每个晚上都哭
着叫“妈妈，我害怕”，因此妈妈让德里达睡在自己旁边的沙发上。德里达的父母亲从来
没有读过自己儿子的著作。德里达在19岁以前生活在阿尔及尔，曾因是犹太人而被学校开
除。他曾经取过一个秘密的名字，即犹太人的先知“以赛亚”，但是这个名字并没有登录
在他的出生证上。他曾在15岁时撰写过他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是关于一本日记失窃后
为了找回进行勒索的故事。他在参加高考时，第一次就失败了。他在捷克参加一次地下学
术活动时，以“挟带毒品”罪名在布拉格被拘捕。德里达脸部的一面曾经麻痹了三个星期
，眼睛一直无法闭上。他曾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者把他错认为海德格尔。他曾经拒绝
过玛格丽特.杜拉斯邀请他在她所拍摄的电影中担任一个角色。在青少年时代，德里达曾梦
想成为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德里达没有给他的儿子们实施割礼，这让他的父母非常恼火
。德里达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和神经官能症，并且过量地服用安眠药和安非他明。
电影的镜头跟随着他，以图像记录着他的生活和思想。但是，在1979年之前，德里达一直
在抵制摄影和电视。
1982年5月22日，在迪迪埃为“法兰西文化”制作的一次广播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卡昂问：
“使我、使你的读者印象极深的是就公开露面而言，你极其警惕，并带有某种退却，可以
举出很多例子，就是出版物上很少有你的照片，也很少看到有关你的采访，这是一种刻意
的选择，还是一种必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德里达回答说：“如果事实上存在着像你说的退却，即很少在摄影或新闻方面露面，那么
这不是不愿意抛头露面的结果。像许多人一样，我也有某种抛头露面的欲望，但考虑到出
席的场合一般都是所谓的文化领域，这多少令我有些担忧。我对摄影并不反感，正相反我
对摄影很感兴趣。我对拍摄我的照片很感兴趣。在我试图不拍照片的15年或20年里，我完
全不是为了造成一种形象上的空白、缺席或者消失，而是因为同时控制形象制作、设计、
及其社会含义的规则。诸如在书架前探出来的作者的脑袋在我看来非常的无聊。并且与我
所从事的写作和工作的意义相违背。因此我始终坚持不加申辩地不向这类事情屈服。”
拍摄电影《德里达》是女导演兼制片人艾米.瑟林.考夫曼的想法。
考夫曼在16岁的时候，就接触过德里达的著作，那是她偶然在书店看到的。因为天性的因
素，考夫曼对哲学与艺术具有本能的感受力，她被德里达的思想所吸引。后来考夫曼考取
耶鲁大学，师从德里达学习，恰巧那时德里达在耶鲁大学获取了一个年度教职。10年之后
，即1994年，考夫曼在洛杉矶听完了德里达的一个讲座之后，决定为这位以个人的思考力
量及其深度改变许多人看待历史、语言、艺术及我们自己的方法的哲人拍摄一部记录片。
考夫曼找到德里达，问是否愿意拍摄一部关于他自己的记录片电影，但是德里达拒绝了考
夫曼。
在考夫曼向德里达提出这个设想之前，其他学者也曾经试探地询问过能否给他拍摄一部电
影记录片，但是所有的问询都被德里达拒绝。
考夫曼回忆道：“直到1970年代后期，德里达不但总是拒绝拍电影，而且绝对地拒绝拍摄
他的照片。即使那个时候他的解构理论其及著作已经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绝大
多数人还不知道他长的是什么样。德里达过去和现在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个人崇拜在
很大的程度上是荒谬可笑的。然而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为公共事业的利益而从事公共活
动。在那个时段，出版界不断地刊印德里达的一张照片，但是出版界刊印的这张照片是米
歇尔.福柯的，他们错误地把这张福柯的照片认为是‘德里达’。但实际上福柯是永久的光
头形象，而德里达拥有一头让人难以置信的浓密的头发。从那时开始，德里达意识到他是
无可逃避的，他开始接受了媒体。‘如果他们愿意在任何地方刊发我的照片，那最好刊发
一张正确的照片。’”
2001年，在与资深电视主持人费拉里的谈话时，被问到拒绝摄影和电视的问题时德里达说
：“我谢绝拍照有几个不同的理由，这的确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一个隐蔽的理由，无疑
是我与面对自己的相片感觉心神不安有关———在每一幅肖像中，都能读到与死的关系。
把面孔掩饰在文字中。就这件事而言，我对自己的面孔总有难言之痛。关于我拒绝在公开
场合照相的另一个理由，有某种政治基础。他涉及到抵制‘文化市场’中促销的规则。作
者的照片是以摆好某种墨守成规的姿势拍摄出来的，在书的背面是教授或者作者。如此等
等。我绝对不反对摄影艺术，而只是反对市场文化以及后者制造的作者肖像。德里达对出
版他著作的人说：我不需要任何照片。这几乎使整个计划落空。因为像那样的发行按惯例
封面上要有作者的照片———最后他们终于屈服了。这是一场战争，我感到作者不应该露
面，露面是可笑的、庸俗的。与我就作者曾经写过的所有一切相冲突。甚至现在我实际上
已经放弃了抵抗———因为抵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此外也太迟了。自从1980年代初期以
来，照片的问题已经变得相对次要了———现在我们面临的大问题是电视，电视已经取代
了照片的位置。至今为止，我一直设法坚持自己的规则：只有在所涉事由与推销我的著作
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我才同意在电视上露面。”
考夫曼具有强韧的意志力，她一直没有放弃为德里达拍摄一部记录片的设想。她给德里达
打电话和发传真，执拗地表达她对拍摄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的设想。最后考夫曼终于收到
由德里达亲笔书写的明信片。把德里达及其晦涩的解构理论视图化为电影记录片的设想得
以实现。
考夫曼在电影中采访德里达时曾这样问他：如果你在看一部关于海德格尔、康德或黑格尔
的记录片，你希望能够了解他们的哪些方面？德里达说：希望了解他们的性生活，如果你
需要我尽快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要听他们谈一谈他们的性生活，正因为他们不讨论
这些事情，我就是想听一听他们拒绝讨论的事情。为什么这些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探讨
自己时从来不关涉自己的性生活？为什么他们从自己的著作中抹去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
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没有比爱更为重要的了。
在德里达远去，背影渐隐而热爱他的人们沉浸在感伤之中的时候，电影《德里达》在深情
的触摸和展现这位杰出思想家作为个人的存在，呈示他思想的光芒。
（原载《南方周末》2004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