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德里达？
吴拓邦
“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 ——《哈姆雷特》
如果德里达如愿地成为一位足球天才，那么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也许除了亨利、齐达内、巴特斯，我们还要记住一个叫德里达的法国人，或者按他的年龄，应该是一位足球教练，比如雅凯。不过，德里达最终没有成为球星，但他依然是一位明星，一位思想明星。当他裹胁着众多名词呼啸而过时，先锋理论家和前卫青年顶礼膜拜，尽管他们往往对德里达的咒语一无所知。
１０月９日，雅克•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一家医院去世，享年７４岁。法国总统希拉克对德里达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他（德里达），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
然而，这样的评价是大而无当的，恐怕总统先生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只好拿出放之四海皆准的“伟大”和“世界公民”。或者，那个为他写声明的秘书，也搞不懂德里达的伟大在哪里，德里达对世界的影响何在。
１９９２年，剑桥大学准备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时，曾遭到来自于其他各国的１９位世界级学者的联名抗议。他们在公开信中这样评价德里达：“他的作品采用了一种拒绝理解的写作风格。许多人愿意从善良的角度来怀疑德里达先生，坚持认为这样难以阐释的、如此深奥的语言一定隐藏着深奥、玄妙的思想。然而，只要作些努力至少对于我们即可清楚地识破：德里达先生任何表述清楚的断言，要么是虚假的，要么就是微不足道的。”
值得留意的是，当年叔本华也曾这样攻击黑格尔：“编造一大堆胡言乱语，却被那些廉价的弟子们捧为万古不朽的至言，被笨蛋们当作真理。黑格尔败坏了整整一代学人。”
我们还可以看看其他盖棺定论之词，它们和小学生作业中的概括“中心思想”差不多：雅克•德里达是解构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被称为解构主义之父。他的思想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
没错，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是和德里达密不可分的两个关键词，也是时髦人士的口头禅。
解构是什么呢？哲学家希利斯•米勒这样解释：“解构一词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把某种整体的东西分解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动，使人联想到孩子拆卸他父亲的手表，将它还原为一堆无法重新组合的零件。一个解构主义者不是寄生虫，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使之不能再修复的孩子。”
作为世界公民同时又是玩解构游戏的孩子，德里达访问过中国。２００１年９月，德里达先后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在短短两周的时间内，作了两次专题学术演讲，与中国学者和部分院校师生举行过六次座谈讨论。
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琼曾审校过德里达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并翻译过一本德里达传记。他的回忆让我们看到德里达和中国最接近同时也最隔膜的场景。２００１年９月的北京之行，德里达先后来到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演讲。“社科院那次演讲，去的人多是社科院的，他们相对比较学究气。后来在北大的演讲，来了很多人。除了大学老师，还有一帮先锋、前卫艺术家。那些光头，一看就是搞摇滚的。德里达的演讲用英语，要靠翻译，而翻译的中文人们也听不懂。如果没接触过德里达的思路，你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那些搞艺术的朋友说，怎么半天一个词都听不懂。”
这就是德里达和中国人的交流。先锋思想家，自然对先锋艺术家有强大的吸引力。人们不一定要读懂他的书，但必须紧跟这一标志。
学者尚杰则从三条线索描述国内文化界对德里达的了解和态度：
一是狭义的学术介绍和翻译。据不完全统计，已翻译成中文的德里达著作有《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马克思的幽灵》、《书写与差异》、《回忆保罗－德曼》，还有一些单篇论文。鲜有真正的研究，专门性的著作极少。
二是哲学界之外的学术圈，这里的“德里达”要比哲学界热闹得多。它的特点是：后现代主义热在前，德里达是附庸；德里达的名字和“家族相似”的其他成员并列：有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等。德里达和后现代的名字一起寄生到一系列其他学科，有文学评论、美术、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历史、法学、科学……这一串名字好像是用来吓唬人的，至少那里是嘈杂浮躁，不求甚解，但是，有关单学科甚至跨学科的研讨会日渐多了起来。
三是演艺圈和大众传媒，它们一向是喜欢猎奇做秀的。香港影星周星驰欣然接受有关媒体“媚”给他的时髦称谓——“后现代解构大师”。而报刊电视上使用“解读”、“解构”的频率也日渐增多。以上三点，就是尚杰描述的“德里达现象”。
在我看来，德里达的思想和中国文化最为灵犀相通的一刻，恐怕是下面这个场景：在北海公园，他遇到一位用水在地上写字、练习书法的老人。老人把着德里达的手，教他写了一行长长的他所不认识的中文。用水写字，不是为了保存，而是为了消失，使德里达感到兴味盎然。
恐怕德里达在这一刻想起过去曾说的一段话：文字一旦书写出来，它的痕迹就有脱离逻各斯、不服从语音的倾向（希腊文ｌｏｇｏｓ有理性和说话的含义），这样的文字成了“孤儿”，留下了缺失（ｌ＇ａｂｓｅｎｃｅ）的痕迹。由于这样的文字悬隔了主体或自我意识，它就具有断裂、差异、延缓、沉默、不确定、偶然、不透明、隐语、非中心、躲藏起来、亦此亦彼、多样化、纷争等等特点。
哲学，让一般人望而生畏；而德里达的文字，让搞哲学的人也望而却步。吴琼说，“我们很难习惯德里达的写作方式、思维方式。他喜欢玩高难度技巧，很多文字是炫技的，《论文字学》、《马克思的幽灵》都是如此。他喜欢造一些生词，或者用达达主义的方式写作，使得人们在理解他时存在一些问题。从思想本身来讲，不是十分艰涩。”
９０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也随之终结。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冷战结束，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这是西方的主流话语。而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强调，作为一种遗产，作为血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是无法摆脱的。他就是一个幽灵，不是你可以随便打发掉的。他的踪迹是会存在的。
“这个意思似乎好懂，但书你却看不明白。因为他的写作具有炫技的成分。书从幽灵出场开始，最先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随后扯到布朗肖，然后再到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这种文本间的流动，读者很难把握。在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著作里，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两个主题之间应该可以对接。而德里达那里，这些主题之间没法对接。他是在做一种达达主义的组合。这种组合有什么逻辑吗？它就是一种偶然性。文本就是一种偶然性。这是一个陷阱。如果你要追究，为什么要从这个转到那个，为什么要这样承接，你就掉进去了。因为你在找一个同一性的逻辑，德里达要反对的就是同一性的逻辑。”吴琼如是解释德里达的文字策略。在他看来，如果你领略了这套技巧，那将获得阅读的快感。
德里达曾说，“我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们因为他或相对他可以读到一种从绝对来者的断裂出发的政治（政治－国家）限度的思想。‘降临’并不必然地局限于在犹太和基督形态下的救世主降临。‘降临’向不期而至的来者开放，这个来者可能来、可能不来：这是一个来访者，而不是一个被邀之客。”
对中国来说，德里达就是这样一个来者。在娱乐时代，哲学家的逸闻趣事远比哲学思想更容易流传，误解比理解更有生命力。钱钟书早就知道，围观的看客更关心鸡的八卦消息，鸡蛋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德里达是一座城堡，那我们只能在周围转悠，偶尔也能透过窗户，窥探城堡里游荡的幽灵们。（本报实习记者陈端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