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疯狂体制

原文节选自《两种疯狂体制》，吉尔·德勒兹著，大卫·拉普雅德编， 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一、两种疯狂体制

（1）今天，我们不再问权力的本质是什么，而是和福柯一样，问权力如何实现，权力在何处成形，为什么权力无处不在。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傀儡木偶师。他有某种权力，来操纵木偶，而且他也向孩子们施加了某种力量。对于这个主题，克莱斯特（Kleist）写过一篇绝妙的文章。我们可以说，那里有三条线。傀儡师并不是按照人物将要呈现的动作来操纵木偶。他是用一根垂线来操纵他的木偶的，或者说他替换了木偶的重心，更准确地说，他让木偶变得轻巧。这完全是一根抽象的线，而非有形的线，不会像有形之线那样具有象征意义。这条线是动的，因为它是由许多如同奇点（singularités）一般的停顿点组成的，不过这些停顿点没有破坏线。在竖直的抽象的线（因此，这些线也更为真实）与木偶的具体运动之间不存在二元关系或对应关系。

其次，还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运动：可感的和表征性的曲线，环绕自己一圈的手臂，歪斜的脑袋。这条线不再是由奇点组成的，而是由一些灵活的环节（segment）组成的——一个姿势，然后是另一个姿势。最后，还有第三种线，这是一些相当坚硬的环节，它对应于木偶剧呈现出来的故事要素。结构主义告诉我们的二元关系或对应关系或许是在分成各个环节的线之中形成的。傀儡师自己的权力更多出现在两种线的转换点上，一边是抽象的无形之线，另一边是环节性的两条线。再来以银行家、资本主义的银行权力为例，这几乎是同一回事。众所周知，有两种形式的货币，但有时候这两种货币很难准确界定。有一种货币充当金融结构，甚至充当金融性的创造和毁灭：无法兑现的货币的量，一种带有奇点的抽象的或运动的线。其次，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线，具体的由可感曲线组成的线：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能够分配在各个环节，用来发工资、创造利润、获取利息等等。这种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反过来会产生第三种环节化的线：在一个既定时代，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设备、所有的消费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出来的［参看贝尔纳，施米特（Bernard Schmitt）和苏桑尼•布吕诺夫（Suzannede Brunhoff）的著作］。银行权力发生在抽象之线（金融结构）与具体之线（支付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手段）之间的转换点上。而这个转换点发生在央行、金准和美元的流通地位等方面。

德勒兹（1925年1月18日－1995年11月4日）

另一个例子，克劳塞维茨在谈“绝对战争”时提到了流动，在纯粹国家中不会发生“绝对战争”，绝对战争已经贯穿了整个历史，是无法解决的、独特的、变动的和抽象的。或许战争流事实上存在于独一无二的游牧创造之中，是一种不依赖于国家的战争机器。事实上，十分明显，大国以及庞大的君主机制似乎都无法将自己的权力建立在战争机器之上，而是建立在官僚制和治安基础上。战争机器总是来自外部，来自游牧根源：一种巨大的抽象的变化之线。但是，正因为如此，可以十分容易理解，国家为了它们自己必须占有这个机器。它们需要集中武力，支配战争，让战争为它们的政治服务。战争不再是绝对战争（抽象之线），而是变成了某种不再有趣的东西：有限战、整体战等等（第二条线，这一次是可以分环节的）。这些战争采用这样还是那样的形式，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及支配战争的国家的本质，国家赋予战争目的，设定战争的界限（第三种分节的线）。再说一遍，所有的战争的权力在于这些线的转换。

还可以给出更多的例子。三条线既不同步，速度也不一致，它们各自的领域不同，而且也没有相同的解域化运动。分裂分析的一个主要目标，在我们两人这里，都是寻找一条跨越线，这就是欲望本身的线：逃逸的无形的抽象之线，也就是解域化；环节化之线，无论是灵活，还是坚硬，我们要么卷入其中，要么逃逸而去，在抽象之线的地平之下运动，从一条线到另一条线的转换如何发生。

（2）加塔利正在谋划一个符号学体制的表格，我想给一个例子，我们很容易称之为病理学或历史学的例子。符号的两种体制的一个重要例子，就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的精神治疗中，但这个例子也超越了精神治疗领域，涉及所有的符号学。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个符号学体制，它是通过相当复杂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但这种方式非常容易理解：一个符号接着其他符号，这些其他符号又接着另一些其他符号，以至无穷（辐射状，甚至一个外延的环状）。某人出门上街，他注意到他的门房正在盯着他看，他闪了过去，一个小孩朝他吐舌头，等等。最后，说所有符号都是被双重衔接的，以及说符号总是无穷无尽地指向其他符号，还有说一个假设的诸多符号本身的集合指向一个更大的能指，这些说法都是一回事。这就是偏执狂（paranoïaque）的符号体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专制的或帝国的符号体制。

那么，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号体制。这一次，一个符号或一组符号，或一小串符号，开始沿着某条线流动。我们不会在无穷无尽的外延中找到一个巨大的环形构造，它毋宁是一种线性网络。与其说符号一个接一个地相连，不如说符号依从的是一个主体：以具体化的方式出现的癫狂，这更多是行为的癫狂，而不是观念的癫狂，在另一条线开始之前，一定要让这条线走到头（诉讼狂，德国人称之为“争辩狂”）。通过这种方式，像克雷宏波（Clérambault）这样的精神病学家区分了两种癫狂：偏执狂和激情狂。

或许这就是精神治疗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这个体制啮合了完全不同的各种符号。偏执狂病人，我们可以将他锁起来，他表现出所有疯癫的符号，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完全疯，只是他的推理不可理喻。激情狂的病人并没有表现出疯癫的符号，除非在某些难以辨识的地方，他是疯的，他的疯癫自身展现为一种鲁莽的表现（如谋杀）。在这里再说一遍，福柯十分深刻地界定了两种疯狂的差异和互补性，我提到两种情况，是为了给出符号的多元性观念，也就是说，各种符号的簇既不具有相同的体制，也不具有相同的功能。

加塔利（1930年4月30日—1992年8月29日）

（3）问题并不在于符号体制是否获得了一个临床或历史的名称。这也不是一回事，但符号体制穿越了大相径庭的“分层”。我刚刚才谈过偏执体制和激情体制的临床用语，现在我们谈谈社会形态。我不想说皇帝就是偏执狂，也不是相反。在一个帝国形态中，无论古希腊还是古代，都有一个大能指，君主的能指，在它之下有一个无穷无尽的符号网络，它们彼此相连。不过，你还需要各种各样的专门的人的范畴，他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符号得以流传，去说出这些符号的意思，解释它们，因而将它们凝固成能指：牧师、官僚、信使等等。这就是意义与解释的配对。那么，总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仍然还有一些主体，他们接受了这些信息，他们聆听了这些东西并加以遵循，执行了繁重的分配任务。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它触及其极限，所指产生了更多的意义，让循环可以增长。

所有的社会形态总是看起来运转良好。它没有理由不运转良好，因为它不起作用。然而，总存在着它要逃离的一面，消解自身的一面。我们从来不会知道消息是否会到来。人们越靠近这个体系的周边，就会有更多主体发现他们自己陷入某种诱惑当中：要么自己服从于一个能指，遵守官僚体制的秩序，听从最高牧师的解释——要么进入另一条路、走向超越的疯狂的路径，走向解域化的切线——这是一条逃逸线，走向游牧之路，表达了加塔利所谓的非能指的粒子。再来举一下古罗马帝国这个陈旧的例子：日耳曼人面对两种诱惑，让自己沉浸在帝国之中，将自己整合为帝国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匈奴人的压力也形成了一条逃逸的游牧之线，新的变化，边缘性的和无法同化的战争机器。

让我们来看看完全不同的符号体制，即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十分有序地运转着，它也没有不好好运转的理由。此外，它也属于我们所指的激情狂。与帝国主义形态的偏执狂不同，或大或小的符号簇，都是依照不同的线来展开的，而各种事物都会在这些线条上出现：货币资本的运动、将主体当作资本和劳动的代理人、不平等的产品分配、给那些代理人的支付手段。有人告诉那些主体：他越听话，他就能支配越多，因为他听从的就是他自己。在同样的资本法则的名义下，人们不断地从支配主体转化为服从主体。毫无疑问，这个符号体系与帝国体系完全不同：它的优势在于，它填补了沟壑，让边缘主体走向中心，并在轨道上让游牧变得固化。例如，在哲学史上，我们非常熟悉的革命，即话语从帝国阶段（在帝国阶段，符号永恒地指向一个符号）走向作为激情狂的主体性阶段，它总是将主体抛回到主体那里。即便在那里，它工作得越多，它的漏洞也就越大。货币资本的主体化的线条从来不会不再产生威胁到它们的平面的连接线、斜线、横切线、边缘主体、解域化之线。内部的游牧、一种新型的解域化的流动形式、非能指的粒子开始与既定情境、与整个构架相妥协。水门事件，在全球范围内膨胀。

二、分裂症和社会

（一）分裂症的两极

1.器官——机器

这个主题，如机器，并不意味着分裂症生活就像整体上的机器一样。他的生命被机器所穿透。机器中的分裂症生活，与机器并行，或者就是他之中的机器。分裂症的器官都不是临时性的机器，这些临时性的机器只能作为机器的各个部分，将任意元素连接起来，并与外部元素相关联（树、星星、灯泡、马达）。器官已经与一个权力资源相连，—旦将它插入到更大的流之中，那么器官就会组成更巨大、更复杂的机器。这跟机械论的观念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机器组织完全是离散的。分裂症揭露了某种无意识，对于这种无意识来说，真相就是，它是一座工厂。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向我们给出的小乔伊（Joey）的想象，一个机械式的男孩，只有当他被接上马达、汽化器、方向盘、灯泡、电路时，他才能生活、吃饭、排泄、呼吸和睡眠，无论小乔伊的形象是否真实，抑或人为杜撰或虚构，“在他能够吃饭前，他不得不连接上这些虚构的电子链接，因为这就是让他的消化组织开动的电流。这个仪式表演得非常熟练，以至于我们不止一次地检查了那里并没有电线或插座”。到公园的一次旅行或散步都会形成分裂症的回路，他不停地流动，沿着机器线路逃逸。甚至分裂症的言说，似乎也不是这些符号的结合，而是机器装置的产品。连上——我——断掉！小乔伊喊道。这里就是路易斯•沃尔夫松（Louis Wolfson）解释的他发明的语言机器：一只耳朵里的指针，另一只耳朵里有耳机，手里一本外文书，他的喉咙里嗡嗡作响。他发明了这些，是为了摆脱他的母语，让其逃逸，让其流动和泄露，可以将每一个句子都翻译成与它类似的声音和词语的合成，但与此同时，这些词语和声音也借自外语。

分裂症机器的特殊性源于它们让各种完全离散、彼此相异的要素得以运转。分裂症机器是聚合体。不过，它们能工作。它们的工作就是让某物或某人逃逸，创造一个流动，或泄露。我们甚至不能说，分裂症机器是由之前的机器的各个部分和要素组成的。在根本上，分裂症是利用那些不再在任何情况下起作用的剩余要素的功能机制，正是因为没有关系，它们彼此结成了关系——仿佛各个不同的部分的具体区别和离散性，成为一个自在的理由，让它们组织起来，按照化学家所谓的非定域的关系（liaison non localisables），让它们起作用。精神分析学家塞尔日•勒克莱尔（Serge Lechire）说，只要无法看到纯奇点，就不可能达到无意识的终极要素，它们融合或纠缠在一起，“正是由于缺少关联”，它们才是离散的和无法化约的要素，只能通过非定域关系才能相联系，如“欲望之力”。这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精神分析在各种观念的关联上（包括各种关系和结构）的假设。分裂症无意识就是一种剩余要素的无意识，这纯粹是无法化约和迥异的要素组成的机器。例如，贝克特的人物的序列：水晶—口袋—嘴巴；鞋子—烟斗柄—小烟袋—自行车铃铛盖—半截拐杖。准备行动的地狱机器。正如在菲尔兹（W.C.Fields）的电影中，主角准备一道菜，菜谱就是一个实践程序：两种机器之间的回路，确定了各种要素之间的非定域关系，这将会激活一种爆炸性的机器，一般化的流动，一种分裂症式的无意义。

菲尔兹（1880年1月29日—1946年12月25日）

2.无器官身体

在对分裂症的必要的描述中，除了器官—机器之外，还有另一种带着流动、振动和崩坏的主题。这就是无器官身体的主题，一个被剥夺了器官的身体：眼睛闭上了，鼻孔堵住了，肛门也塞住了，胃部腐烂了，喉咙撕裂了，“没有嘴巴，没有舌头、没有牙齿、没有喉咙、没有食道、没有胃、没有肠子、没有肛门”。身体像一个巨大的分子，或一个未分化的卵子。已经描述过这种紧张性僵直症（stupeur catatonique）。机器运转停了下来，分裂症被凝固成僵化的可以持续多日或多年的姿势。僵直症状态和疯狂的爆发的特征不仅仅是它们会间断性地变化。相反，在任何时候，在两极之间都会爆发斗争式：（1）机器的恶化的运转，（2）无器官身体的僵直症状态。所有这些斗争的阶段，都在某种类型的焦虑中得到转化，这种焦虑是分裂症特有的焦虑。总会有某些刺激或脉冲会进入到紧张性僵直症的内部，或者相反，紧张和僵直状态永远地盘桓在蜂群机器上，仿佛无器官身体会始终断掉机器的连接，器官—机器不断地在无器官身体上迸发。

不过，器官本身并不是无器官身体的真正敌人。有机体（organisme）才是敌人，换句话说，所有施加在器官之上的整体化、合并、协同、综合、压抑、分离的体制的组织才是敌人，这些组织在器官上施加了令人厌恶的作用，并将器官当成它们苛求的工具。另一方面，无器官身体吸引着器官，自为地占有器官，以不同于有机体施加在器官之上的体制的方式让器官起作用，这样，所有的器官都是一具身体——倘若器官自为地起作用，包含了所有其他器官的功能，就更是如此。器官是“奇迹般地”诞生于无器官的身体，它所遵循的机器体制，不能混同于有机机械论或者有机体组织的体制。例如，厌食症的嘴巴一肛门一肺，或者毒品导致的分裂症状态，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描述了这种状态与无器官身体的关系：“人类有机体，如此丑陋不堪，如此无效低能。口与肛门，都不断地处在感染的风险中，与之相比，为什么我们不只用一个口来同时滋养和排泄呢？”阿尔托（Artaud）自己为无器官身体与有机体，与上帝，与有机体和组织的主人进行了猛烈的斗争。施雷柏（Scheber）法官描述了要么无器官身体拒绝了各个器官的组织，要么恰恰相反，在非器官的体制下占用器官，并以此来改变诱惑力和冲动。

威廉·伯勒斯（1914年2月5日—1997年8月2日）

3.强度关系

我们可以说，分裂症的两极（无器官身体的僵直症状态，和器官—机器的非器官功能）绝不能彼此分离。它们一并生产出了某种形式，有时候冲动会占优势（偏执狂），有时候吸引力占优势（分裂症的奇迹形式或幻象形式）。如果我们将无器官身体看成一个固态的蛋，接下来，在组织下面它会认为，这个蛋无法在一个未分化的环境中呈现出自己：它被轴心和元素、两极和潜力、界槛和区域所贯穿，这些东西后来都一定会产生一些或另一些有机部分。不过，从这时开始，蛋的组织具有了强度，犹如可变的强度流贯穿了整个蛋。在这个意义上，无器官身体忽略和拒绝了有机体，换句话说，组织延伸了器官，反过来构成了一个强度的母体，它占据了强度器官。似乎没有分裂器官的身体上的吸引力和冲动的比例，产生了不同的强度状态，而分裂症经历了这样的强度状态。分裂症运行可以是静止不动的，但即便在运动中，它也发生在无器官身体之上——这就是强度运动。无器官身体是零值强度，但是它被包容在强度数量的生产之中。从零值开始，这些强度实际上都是用这个或那个值来填充空间的东西，这样，器官—机器就像是无器官身体的直接权力。无器官身体就是纯粹的强度材料，或者不动的马达，其器官—机器构成了运转的部分和适度的权力。而分裂症的谵妄强化了这一点：在感官错乱之下，甚至在思想谵妄之下，有一种更深刻的强度感，例如，生成或过渡。越过了一个梯度，一个来来回回被跨越的界槛，迁移开始了：我感觉我变成了一个女人、我感觉我变成了一个神，我变成了一个千里眼，我变成了纯物质……分裂症的谵妄只能在这个“我感觉”的层次来理解，在任何时候，“我感觉”都记录了无器官身体与机器—器官之间的强度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最一般意义上的药理学，在对分裂症的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上会如此重要。对分裂症的新陈代谢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在其中，分子生物学扮演着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化学是强度的和实验性的，它似乎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超越传统的有机体/精神的二元性：（1）由酶斯卡灵（mescaline）、紫堇碱（bulbocapnine）和迷幻药等导致的实验性的分裂症状态；（2）治疗上需要镇静分裂症的焦虑，消除僵直症的表现，来启动分裂症机器，让它们再次运转（“强安定剂”，甚至迷幻药的使用）。

（二）作为过程的分裂症

1.精神分析和“分裂症”家族

问题有两个方面：分裂症不确定的外延和构成整体上的分裂症的症候的本质。症候的本质让它们很难系统化或整合为一个融贯的和稳固的可定域实体。它们在缝隙处分崩离析了。分裂症就是在任何地方都紊乱不堪，不停地避开自身的综合症。埃米尔•克雷丕林（Emil Kraepelin）用主要的两极来概括他的早发性痴呆的概念：（1）青春期分裂症是后青春期的精神症状，展现出崩溃的现象；（2）作为呆滞形式的僵直症具有肌肉活动上的问题。1911年，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创造了分裂症一词，他强调的是关联功能的碎片化或功能性紊乱。最重要的紊乱就是它们之中缺乏任何关联。但这种碎片化的联系也是人的解体的一个负面产物，与实在的分裂，内在生命具有了某种有限性或自治性，让内在生命成为严格的自我封闭的东西（布鲁勒的“自我中心主义”一步步地强调的是：“我几乎是在说，原初的紊乱一开始是应用在内在本能的生命之上”）。似乎从其呈现的状态来说，精神治疗试图建立分裂症的在动因和症候上广泛统一的意图，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反而在整体上的紊乱人格中发现了它，所有的症候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更有前途的是尤金•曼可夫斯基（Eugène Minkowski），尤其是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做出的努力，他们在“在世存在”的心理形式上寻找它的统一，寻找它的空间化和时间化（“跳跃”“旋涡”“皱缩”“淤塞”）。我们也不要忽略吉塞拉•潘可夫（Gisela Pankow），他将分裂症锁定在身体形象中，使用了时间和空间的实践方法来重新祛除人格紊乱的分裂现象，并让精神分析可以治疗它（“修复身体形象上被破坏的区域，成功地接近家族结构”）。

尤金·布鲁勒（1857年4月30日—1939年7月15日）

然而，真正的困难在于将分裂症看成具有某些经济特征的东西，像这样，不是将它还原为在一个人身上产生的间隙性或破坏性的特征。这些否定性的特征包括了在一个预设的结构中分裂症导致的亏空和紊乱。不可能说，精神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逃离这种本质上十分消极的角度，因为精神分析与分裂症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一方面，精神分析意识到它诊断的材料来自精神疾病（对于苏黎世时期的弗洛伊德来说就是这样，对于梅兰妮•克莱因和雅克•拉康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因为精神分析的方法是根据神经现象来调整的，如若要发现一条通向精神疾病的门径，会经历十分严重的困难。弗洛伊德在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区分：在神经症那里，现实原则受到保护，换来的是“情结”的压抑；而在精神疾病那里，情结在意识中显现，换来的是逃离外部世界的力比多导致的对现实的摧毁。拉康的研究提出了神经压抑（包括“所指”）和精神排斥（这是象征秩序中处在“能指”层面上的操作，这是结构上的一个洞，一个空位置，它导致了在象征界之中的被排斥的东西重新在真实界中作为幻觉出现）之间的区别。现在，分裂症是这样的人，即他不可能认识或处置他自己的欲望。如果精神分析师问道：允许精神分析机制来“接管”他的分裂症所遗失的东西是什么？那么否定性的角度就得到了巩固。

分裂症中所遗失的东西有可能正好是俄狄浦斯那里的某种东西吗？从最早的阶段开始，它是否是弑父娶母情结（二者都可以解释俄狄浦斯结构上存在着裂隙）的变形？依照拉康的说法，摩德•曼诺尼（Maud Mannoni）提出了“对父亲能指的原初排斥”，这样“俄狄浦斯的角色就到位了，但如果将各种结果并列起来，就存在某种类似于空位置的东西。这个空位置仍然十分神秘，开启了欲望所引发的焦虑”。然而，并不十分确定一个毋庸争辩的家族结构是否就是分裂症的好的衡量单位，即便这个结构延伸到三代人，包含了祖父母。研究“裂殖”（schizogènes）家族，或家族中的裂殖机制，是传统精神治疗、精神病学、精神分析甚至反精神治疗的共同特征。他们工作中令人失望的是，他们都引用的机制［例如，格里高利，巴特松（Gregory Bateson）的双盲或同时遗漏了两种彼此对立的信息秩序：“做这个，但不要做这个……”］事实上是所有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平平淡淡的部分，没有让我们弄明白分裂症的生产方式。即便我们用一个父亲作为隐喻，或者以父亲之名成为与语言共存的能指，让家族参照系具有了特有的象征权力，我们仍然无法逃脱狭隘的家族话语，其中，分裂症是通过预设排斥某个能指来否定性地界定的。

2.突破走向“更多的实在”

奇怪的是，分裂症何以不断地回到并非它们自己的问题上，这一点十分明显：父亲、母亲、法律、能指等等。分裂症并非如此，也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分裂症缺少某种它并不涉及的东西。贝克特和阿尔托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我们应该使用艺术家或作家拥有的观念，他们对分裂症的洞见比精神治疗师和分析师要深刻得多。一旦我们用否定或匮乏的术语来界定分裂症（如紊乱、失去真实、自我中心主义、排斥），以及当我们用家族结构（这种匮乏就出现在家族结构中）来塑造分裂症时，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事实上，谵妄现象绝不会再生产出以匮乏为中心的家族传说，即便从虚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相反，谵妄是历史的溢出，是普世历史的随波逐流。种族、文明、文化、大陆、王国、强权、战争、阶级和革命都混杂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并不需要深入研究谵妄。在谵妄中，你们发现了黑人、犹太人、蒙古人、雅利安人。谵妄是由政治和经济组成的。没有理由相信谵妄表达的东西仅仅是其展现出来的内容。谵妄表达的是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欲望得以流动到整个社会历史领域之中，通过这种方式，无意识欲望要括了它无法化约的对象。即便在家族问题上谵妄式的交流时，贯穿于家族的洞、切口、流溢，并将其视为裂殖，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超家族的，导致了整个社会领域都被卷入到无意识决定当中。马塞尔•雅阁（Marcel Jaeger）说得不错：“无论精神治疗的大师在想些什么，精神病人所说的东西都不仅仅是清楚地表达了他们个体的精神紊乱。在其所有方面，疯癫的话语与另一种话语相关联，即历史话语、政治话语、社会话语、宗教话语，说得是每一个东西。”谵妄并不是围绕父亲之名，而是围绕着历史之名构筑起来的：专名。仿佛分裂症在无器官身体上（我感觉到我在生成……）穿越的强度的区域、界槛、梯度，是由种族、大陆、阶级、人格等专名来决定。这并不是将分裂症等同于人。相反分裂症借助专名，辨别了无器官身体上的那些层面和区域。

安托南·阿尔托（1896年9月4日—1948年3月4日）

那么，需要用肯定的词语来描述分裂症。“紊乱”“自我中心主义”“失去真实”，对于那些想要压制分裂症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词语。“紊乱”是一个很贫乏的词汇，指的是那些组成了特殊的分裂症机器的元素的状态——我们可以从肯定的角度来确定分裂症机器——在这个方面，我们很快意识到缺乏关联所担当的机械性角色。“自我中心主义”也是一个贫乏的词汇，它指的是无器官的身体以及它之上所有的流溢，这与脱离现实的内在生命没有关系。“失去真实”，我们如何评价那些在一个无法支撑的点上接近真实的人[“这种感受，与心灵相关联，打破了物质的声音”，阿尔托在他的《神经仪器》（Le Pése-Nerfs）中写道]？与其从给人带来巨大摧残的浩劫来界定分裂症，或者从结构上出现的洞和裂缝来解释分裂症，我们不如将分裂症理解为一个过程。当克雷丕林试图提出他的早发性痴呆概念时，他并不是从动因或症状来界定的，而是将其看成一个过程，一个发展和中断的过程。不幸的是，他将中断状态视为整体的明显崩溃，为了让病人的自然生命得以安宁，他主张将病人关起来。今天卡尔•雅思贝尔斯和罗纳德•D.莱恩（Ronald D. Laing）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过程的观念：断裂、迸发，突破，它摧毁了人格的连续体，让它走上“更为真实”的旅程，有强度的和恐怖的旅程，它遵循的是同时吞噬了自然和历史、有机体和精神的逃逸线。这就是为什么分裂症的器官—机器，无器官的身体，以及身体互动的强度流，导致了机器与飘荡不定的历史之间的关联。

现在我们看到偏执狂与分裂症之间的差异（即便分裂症的形式往往会被贴上偏执狂的标签）：偏执狂“我—不想—留下—你一个人”和分裂症“让—我—一个人”；偏执狂组合了符号，分裂症则是机器装置；偏执狂有巨大的整体，分裂症只有细微的多元性；偏执狂有着巨大的反应综合的领域，分裂症只有积极的逃逸线。如果分裂症似乎就像今天社会的病症一样，那么我们不应该寻求将我们的生活方式一般化，而是要寻找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本质的机器。我们的社会不再在符码和领土基础上起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在广泛的解码和解域化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与恢复符码、重新创造领土而疯狂的偏执狂不同，分裂症不停地走向自我解码和自我解域化运动（这就是分裂症的突破、旅程或旅途，它们的过程）。分裂症就像我们社会的界限一样，不过是一种被回避的界限，总是被放弃。莱恩理解了分裂症的真正问题所在：我们如何突破（breakthrough）一个不会崩溃（breakdown）的东西？我们如何可以阻止无器官的身体在紧张性僵直症中彻底停摆？谵妄的敏感状态如何克服其伴生性焦虑，不会让位于一种慢性的耗竭状态（我们通常可以在医院里看见这种状态，最终会陷入完全崩溃的状态）？在这个方面，医院里常用的条件，以及在家庭里的条件，都不太令人满意。似乎正是医院化、家庭化恰恰产生了自我中心主义和失去真实的症状。生命化学的力量如何以这种方式与分裂分析相结合，让分裂症不会变成其对立面，也就是说，将分裂症的患者禁闭起来？用何种组织、什么样的团体来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