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曹俊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5-267页。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与集体的同一化
牺牲者的舞蹈艺术构思影响了音乐织体本身。在（《春之祭》的）音乐织体中，不仅仅在舞台上，不同于集体的个体化的东西都被根除了。斯特拉文斯基的论辩锋芒因风格日益成熟而变得更加犀利。在《彼得鲁什卡》中，个体化的因素以怪诞的形式出现，并因此而受到指责。在《春之祭》中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取笑的东西。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现代主义和古代精神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一点极为清晰。随着无害的怪诞之事被消除，这部作品就使自己站在先锋派一方，特别是立体主义一方。但这种现代性是通过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斯·里格所钟爱的当时的所谓“古典风格”的另一种特征而达到的。音乐和文明的纽结应该被斩断。音乐挑衅性地使自己成为一种状态的形象，这种状态恰恰作为与文明对立的一种刺激物而令人喜爱。由于音乐采取了图腾崇拜的态度，它就宣称由部族发生和繁衍的体系所确定的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统一。但同时这种体系也确实在其基本原则——献祭的原则——中使自己显现为一种支配力量，并因此又显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然而否认矛盾对立乃是《春之祭》中的意识形态的诡计。正像杂耍表演中的魔术师使一个可爱的少女突然消失一样，《春之祭》也用魔法祛除了必须背负自然宗教之重担的主体。换言之，在一个被牺牲者和部落之间是不存在审美性的对立的；反之，她的舞蹈伴随着与部落之间无争议的、直接的同一性。可以说《春之祭》的音乐结构把一种矛盾贯彻始终，而其音乐的主题却没有比音乐的结构更好地澄清这种矛盾。被选中的少女独自跳舞至死，就像人类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野蛮人不知不觉地违犯了禁忌，然后就要真的死去。从作为个体存在的那位少女身上折射出来的只是无意识的、偶然的痛苦的反映：按其内在的组织性，她的独舞像其他舞蹈一样，本质上类似于失去任何普遍和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集体轮舞。
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
由于否定了主观的方面，真实性就被暗暗地骗取到了。正是在与个人主义社会的令人愉快的一致性被终结的地方，那种巧妙地利用集体主义观点的花招产生了次等的、令人不快的另一种一致性：那就是与一种盲目地结成一体的社会的一致性，这种社会就像是由阉人或没有头脑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一样。触发这种艺术的个人冲动只能产生对它自己的否定，产生对个体的践踏。当然，这就是《彼得鲁什卡》中幽默的目的，市民阶层确实在暗中完全看到了这一点，但现在朦胧的冲动已变成了高声鸣响的铜号声。包含在被音乐带上笼头的主观状态中的愉快，同时既是施虐狂的，又是受虐狂的。如果观众并不是简单地享受少女的毁灭带来的愉快，那么他就是设想自己处于集体之中，并设想自己就是集体的潜在的牺牲者，并以此参与了向集体力量的着魔似的回归。施虐一受虐狂的特征从始至终伴随着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春之祭》与那种愉快的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它的一般状况和它独特的音乐特征中都有一种阴暗惨淡的性质。但这种性质实际上主要地不是与对宗教仪式中疯狂的谋杀所感到的悲痛相关，而是与被束缚者的情绪，也就是与不自由相关，那是陷入罗网的动物的哀嚎。《春之祭》中这种客观的悲伤的音调，在技术上可以与不协和音的优势分离开来，但这也是矫揉造作的繁复的总谱的结果，这种音调只表现了针对狂热的迷信行为的唯一的反抗诉求，那种迷信态度可能把故作神秘的巫医的丑恶暴行连同作为虔诚情绪的最初表现的少女们的轮舞被神圣化了。但同时也就是这种音调使（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十分惊人的怪诞性带有了一种令人不快的顺驯的特征，那种怪诞性虽然色彩丰富，但却仍然缺乏差异和对比。那种顺驯最终使从前惊人的东西变得平庸乏味，这种平庸乏味很难与斯特拉文斯基后来有意造成的平庸乏味区别开来，而且它使《春之祭》一度激起的模仿愿望变得实在难于理解。昨天的原始主义就是今天的天真质朴。
Igor Stravinsky 的 《Stravinsky: Petrushka & Le sacre duprintem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