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工业机器生产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酝酿——以《布鲁塞尔笔记》为中心的文本学解读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提要
马克思在1844-1845年间借助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关于机器和工业生产问题的研究，既构成其建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理论的思想激活点和必要逻辑构件，又成为其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开始瓦解、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萌发的重要理论支点和话语场域。在此意义上，《布鲁塞尔笔记》是马克思从哲学人本主义劳动话语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第一个转折性思想实验文本。这集中体现在机器大工业语境下对生产之有用性的社会唯物主义意蕴、劳动主体与客观生产总体的历史地位转换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不同层级思想萌芽的酝酿。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来看，生产话语是一个晚近的发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是对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语境中社会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批判性继承与超越。
作者简介
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以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人本学异化劳动批判逻辑来把握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机器和工业生产问题。与此同时，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逻辑，在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意义上承认现实工业生产的历史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逐渐生成的那条从私有财产和工业生产的历史运动出发的隐性客观现实逻辑相呼应的。正是后者使马克思明确认识到，真正推翻资产阶级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自由解放的首要前提在于深刻把握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规律和历史趋势。这实际上构成马克思在随后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聚焦的核心线索，特别是进一步探究机器和工业生产问题的内在动机。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通过集中考察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语境中的机器与工业生产问题，第一次真正触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根基及其结构性社会矛盾和历史发展趋势。这种客观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场境促使马克思对人类自由解放道路的思考逐渐摒弃抽象的哲学人本学逻辑，酝酿生成出一种基于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萌芽。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双重逻辑话语下的劳动、机器与工业生产
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机器与工业生产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一种复调式的话语逻辑，这使得劳动、机器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充满矛盾张力。一方面，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概念重新改造为哲学人本学概念，即把斯密及其追随者在劳动价值论意义上的劳动概念重新设定为人的类本质，从而在哲学本体论层面上确立起劳动的绝对主体性地位。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亚当·斯密、斯卡尔培克（Frédéric Skarbek）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的摘录，已经体认到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劳动的主体地位以及机器对劳动分工的从属地位。例如，马克思从斯密那里看到劳动分工是劳动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机器是劳动分工的产物：“劳动生产力的最大增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因为“分工不仅有利于机器的发现——由直接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发现，而且使机器劳动成为一种特殊的劳动部门”。马克思从斯卡尔培克那里看到人的劳动能力是生产的重要力量源泉：“生产是对人的道德能力与身体能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同时使用……劳动构成自然生产力之后的第二生产原则。”马克思从萨伊那里看到机器是从属于劳动的辅助手段：“工具和机器只不过是利用自然力的辅助手段。”总之，正是基于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等人所展现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劳动在物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从哲学人本学层面再次确证了恩格斯的“斯密是经济学中的路德”这一重要论断，即斯密将私有财产的本质从外在的物性存在还原为内在的人类劳动主体。由此，马克思确立起基于哲学人本学逻辑的劳动话语。而李嘉图、穆勒、比雷等人所展现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机器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恰恰构成马克思建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思想激活点。他通过李嘉图看到：“工人阶级的价值仅限于必要的生产费用，工人阶级只是为纯收入即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而存在。他们自己仍然是而且必定仍然是劳动机器”，“国民经济学同工人的关系仅仅在于，工人是[产生]这些私人利益的机器”。对此，马克思批判道：“国民经济学关心的完全不是国家利益，不是人，而仅仅是纯收入、利润、地租……人的生活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外，非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马克思建构劳动异化理论的经济学原初语境和理论激活点。马克思随后在《1844年手稿》笔记本I中批判道：“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总之，在哲学人本学话语下，马克思是从完全否定的角度来看待机器和工业生产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分别从显性的人本学否定辩证法逻辑和隐性的客观现实逻辑角度承认机器和工业生产的现实历史意义。例如，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从私有财产的现实历史发展角度指出，地产和工业的历史运动蕴含着自我灭亡的必然性，即“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信任人，同样，地产必然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以这两种方式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这为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提出劳动的自我异化与扬弃异化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现实基础。在笔记本III中，马克思从人本主义视域肯定“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定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并把工业和自然科学看作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类解放的否定之否定力量，即“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也就是说，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劳动的对象化只能以异化的形式即机器工业的形式实现出来，即工业是“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而工业的历史合理性就在于它是扬弃异化劳动、复归人的类本质的必由之路和现实基础。这两条逻辑最终都指向对机器和工业生产的现实历史发展的研究，这将共同推动马克思头脑中的客观现实逻辑不断增强。当然，此时马克思在总体上仍然是以哲学人本学来把握劳动、机器和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他在本质上仍将工业生产的有用性看作“外在的有用性”。因此，他还无法真正理解物质生产的有用性和机器大工业对人类自由解放的历史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进一步深入探究机器和工业生产问题的内在契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二、工业生产之有用性的社会唯物主义意蕴
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首先关注和摘录的理论主题是政治经济学语境中产品的效用、有用性或使用价值问题。而且，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构成《布鲁塞尔笔记》的核心线索之一。由此便引出一个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虽然承认工业生产的历史意义，但在哲学人本学异化逻辑下仍然对经济学语境中的工业生产之有用性持一种批判态度，那么，为什么此时马克思会突然特别关注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恰恰表明马克思开始意识到，要想真正把握工业生产的本质规律与历史意义，就必须首先承认和理解工业生产之有用性的现实历史意义。而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逻辑起点。换言之，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体认到社会唯物主义视域下工业生产之有用性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基始性作用，实现了哲学人本学逻辑的亚意识颠覆。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构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第一层级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逻辑源发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著作中看到，旨在满足需要的有用性在现代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地位。第一，物的效用或有用性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和构成财富的基础内容。例如，马克思在笔记本一中摘录路易·萨伊（Louis Say）的《民族和个人富裕和贫困的主要原因》时首先关注到：“大多数物或多或少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或欲望的效能，构成所谓的效用……一切具有效用的物的集合……构成一个国家的财富。”马克思在亨利·施托尔希（Henri Storch）那里看到：“可以满足的需要的多样性构成了财富和文明。”也就是说，在哲学人本学逻辑中曾被贬斥的外在有用性，却被政治经济学确立为最重要的现实社会经济原则。这无疑对马克思产生强烈冲击。第二，物的有用性蕴含着指向主体的为我性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从西尼耳（Nassau William Senior）那里摘录到：“生产是指使物质特性的状态发生变化，从而能够交换得到其他东西……一切生产都是为了使用”，“把劳动产品和其他创造财富的工具作为新的生产手段，可以无限地增加劳动和其他创造财富的工具的力量”。马克思在尤尔（Andrew Ure）那里摘录道：“无需耗费很大劳力而对各种自然产品进行不断改善，使它们转变成给人带来好处和享受的对象，这构成了我们的工厂制度的基础”，并在拜比吉 （Charles Babbage）那里看到“每一种新机器更容易满足其他需要，并创造出新的消遣需要，这种需要把持续的享受转化为首要的必要需求”。这表明，在物质生产中，人与物的关系不再是抽象的劳动对象化关系，而是人借助生产资料改变物的原有物性存在形式和关系有序性，使之发生脱型和去序的社会返熵，然后通过劳动塑形和生产力构序重新赋予物以新的对象性存在形式和关系有序性，使新的对象物获得满足主体需要的为我性的对象性关系。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样且持续发展的，因此，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相互促进、不断更新。在此意义上，作为生产资料的工具的发展日益成为维持和发展这种为我性的有用性对象关系的物质技术支点。这种蕴含着为我性关系的对象化活动就是对象性活动，而这种对象性活动的历史性展开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马克思建构科学的实践概念与物质生产话语第一层级的原初语境。第三，物的有用性同样蕴含着可交换性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看到，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物之有用性的为我性对象关系必须以交换为中介才能真正实现出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商品交换支配着有用性（使用价值）的生产。因此，物的有用性既直接包含作为最终目的的为我性对象关系，又内在包含作为必要中介的可交换性对象关系。马克思在路易·萨伊那里看到：“增加效用的不是事物的物质运动，不是它们的运输，而是它们的可转让性。贸易增加事物的效用，不是因为它们的运输成本，而是因为事物的效用在新主人手中比在原主人手中更大。”马克思在西斯蒙第那里看到，随着财富和分工的发展，“交换的对象不再是每个人的剩余，而是其生活资料本身……在这种新情况下，所有从事劳动和生产的人们的生活，不是取决于其劳动的成果，而是取决于其（劳动的）售卖”。马克思在西尼耳那里看到：“财富包括一切可交换的东西……财富是拥有价值的东西”，而“价值……是一物在交换中供给或接受另一物的能力”。与之相关，马克思在施托尔希那里看到：“物的有用性并不以其自身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需要人们去发现……我们对物的有用性的判断构成物的价值，并使其成为财富。”马克思从罗西那里同样摘录到以下内容：“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财富。财富……在本质上是主观的。”显然，无论是施托尔希所说的“对有用性的判断”还是罗西的“财富主观论”，并非指人的纯粹观念臆断，而是指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现实的个人对产品之有用性所包含的为我性和可交换性的对象性关系的客观考量。对此，马克思特别关注到罗西的以下观点：“价值无非是与满足我们的需要有着特殊关系的有用性。有用性又可分为直接的有用性和间接的有用性。第二种有用性是通过交换获得的。（1）价值是一种关系的表达，一种本质上可变的关系的表达……价值既不是一种恒定的东西，也不是对象的固有性质；（2）使用价值是对支配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关系的表达；（3）最后，只要对象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存在，使用价值就会持续存在。交换价值只有在交换的那一刻才真正存在。”“使用价值是属于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的一种关系的表达。交换价值在本质上是偶然的东西……对使用价值的研究是对人类需要和经济事实的关系的研究。‘价值就是关系；财富是实现这种关系的所有对象的总和’。”尽管罗西的价值理论带有庸俗经济学的缺陷，但从社会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层面来看，他无疑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直悟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背后的对象性关系存在。这意味着：在现代商品经济中使用价值并非直接显现和实现自身，而是必须借助交换价值作为中介；有用性的对象性关系不仅包含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含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因此，在使用价值的生产中同时蕴含着社会关系的生产。这是现代社会中现实个人的真实社会历史性存在场境，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之社会关系生产的思考源发点。
三、财富源泉的历史性转变：劳动主体的消隐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突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中逐渐摒弃了对有用性的人本学价值判断，真正意识到有用性的现实社会历史意义。而在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语境中，财富的有用性问题往往是与创造财富的源泉问题密切交织的。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从不同层面认识到现代社会财富运动中劳动主体的消隐和机器大工业生产客观总体的突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马克思头脑中的主导性话语逻辑从基于哲学人本学价值悬设的劳动话语转向基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生产话语。
第一，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劳动的悖反性地位与生产的客观总体性地位。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已经触及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悖反性问题：一方面，斯密、李嘉图等人在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上将劳动确立为价值和财富的根本源泉，彰显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中，劳动被彻底量化、资本化和机械化，劳动主体被转化为劳动量、工资、生产费用和物性生产力，进而在降低生产成本和追求超额利润的过程中不断被贬低和排斥。只不过，彼时马克思主要是从哲学人本学角度将劳动的悖反性存在状态直接理解为劳动的异化存在形式。到了《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依然遭遇到政治经济学叙事中的劳动悖反性现象，但更侧重于从客观现实层面把握这一现象背后劳动与生产的本质性关联。
一方面，马克思在施托尔希、罗西、西斯蒙第等人那里看到劳动是财富的根本源泉。例如，施托尔希指出：“劳动是人类的能力的活动，并指向一种有用的目的……一切劳动都旨在生产价值。”罗西指出：“劳动，自由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基本原则。这种关于劳动的力量和尊严的宣言，是由政治经济学通过斯密的声音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美国独立运动的回响中发出的。”西斯蒙第强调：“只有劳动才能产生我们所谓的财富；因为正是劳动创造、改造或至少收集了人类用于满足其需要的所有自然对象。”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路易·萨伊、罗西等人那里注意到创造财富的源泉在于生产而非劳动。例如，马克思在摘录路易·萨伊的著作时首先遭遇到劳动在效用价值论中的退场。萨伊指出：“劳动，即体力和脑力的活动，作为劳动是没有用的，只有已完成的劳动产品才是有用的……我们付给工人金钱不是为了交换他的劳动，而是交换他的劳动产品：这适用于一切生产资料。效用存在于生产中，而非存在于生产资料中。”罗西更明确地指出：“‘在物质生产中，人的贡献是什么？归根结底，人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运动’因此，归根结底，生产就是一种力量的应用，从而产生一种适于满足人类需要的东西。”萨伊从效用价值论角度将生产和劳动严格界划开来：生产是创造具有效用的物质财富的客观总体性过程，而劳动是纯粹体力和脑力活动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自然耗费，因而劳动只是作为一种力量运动源泉构成生产总过程的一个环节和要素。从使用价值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侧面反映了劳动和生产的基本现实关系。而这在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变革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第二，生产方式变革视域下劳动与机器生产的地位转换与颠倒。马克思通过对拜比吉、尤尔、西尼耳、西斯蒙第等人的摘录，明确认识到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与机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变化。马克思在对拜比吉的摘录中注意到：“‘制作’与‘制造’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前者是与小生产有关，而后者则与大生产有关。”两者的差别反映的正是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差别。马克思在对西斯蒙第的摘录中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历史差异和发展趋势：在城市手工业中，掌握实用技艺的人们组成遵循一定政治权力规则的行会，行会师傅只能带一两个学徒，技艺精湛的人享有优势和荣誉，且仅凭技艺而非资本战胜他人。但技艺贵族同自由主义－工业主义者的联盟，产生了一种倾向于摧毁手工业和农业中的小财产、造成无限权力和绝对依赖相对立的趋势，“这种趋势就是集中化。建造大型工厂只不过是工业的集中化”。因此，马克思特别注意到拜比吉的一个重要提问：“在这个制造的时代，物质材料只需要非常微小的劳动量。那么，一方面是原材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制造是以何种比例参与工业产品的价值的创造的呢？”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无法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但它无疑让马克思意识到劳动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的式微趋势。这一点在尤尔的叙述中更为明显，“当亚当·斯密写下他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工业的自动体系还几乎无人知晓，因此他将分工视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则是合理的……但在亚当·斯密时代作为有用说明的原则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了”，“自动体系的原则就是以机械方法代替手工劳动，以便根据每一过程的构成性原则将其分解，以代替工匠的劳动分工”。这在西斯蒙第和西尼耳那里同样得到佐证。西尼耳指出：“斯密把生产力的增长归因于分工。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工具的使用是主要原因。”西斯蒙第更明确强调：“工业的进步带来一个奇特结果，即只需要物的技能和力量，只需要人的耐心。正是机器完成技艺的一切奇迹，原本由人和机器共同完成的工作被简化为如此简单的工序，以至于一个工人，通常是一个妇女或儿童，经过几个星期的准备就足以完成这些工作。”由此，马克思明确意识到人本学意义上的劳动主体及其对象化只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反思，它在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中尚且具有现实的物质工艺基础。但在现代机器大工业中，劳动沦为机器的附庸，劳动的主体本质及其对象化被抽象为客观的机器大生产过程，工业生产构成劳动对象化的现实面向。也就是说，劳动只有借助生产资料以非主体的形式发挥其塑形作用，才能现实地完成其对象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不仅消隐在客观的生产过程中，而且其主体地位不断式微。这为马克思真正摒弃人本学劳动异化逻辑、转向基于机器大工业的物质生产话语提供了重要理论背景和现实基础。
拜比吉和尤尔
第三，机器大工业成为支配农业乃至整个现代财富世界的主导性生产力量。马克思通过路易·萨伊和弗朗西斯·费里埃（Fransois Louis Auguste Ferrier）等人关于农业和工业的比较分析认识到，机器大工业不仅是工业生产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而且对农业等其他生产部门产生支配性影响，成为现代社会财富的主导性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力形式。例如，马克思通过萨伊看到：“农业的天然产品往往具有很大的自然效用 ，但一般来说，制造业大大增加了这种效用；由于效用的增加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工业是增加一般财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在费里埃那里看到：“工业不仅涉及本地生产，而且涉及全世界的生产，其价值可以增加十倍、一百倍，其发展和完善手段均不受限制……据斯密自己承认，欧洲工业的进步为土地的改善作出了有力的贡献。这种秩序……符合事物的本质，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对工业发展的贡献……因此，农业的进步必须归功于工业的进步。”
总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语境中明确认识到，在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发展变革中，机器大工业日益成为现代世界的统治性生产方式和生产力量，并带来机器对劳动的替代和统治这一必然趋势。这一客观冷峻的工业机器生产图景成为马克思头脑中酝酿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现实历史基底。
四、机器大工业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酝酿
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借助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从不同层面初步触及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微观运行原则和宏观社会效应，酝酿生成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不同层级思想萌芽，主要涉及生产力构序、生产方式筑模、社会关系定在场境及其内在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追求人类自由解放的可能性。
第一，马克思通过拜比吉和尤尔第一次从工艺学的微观层面遭遇到机器大生产的基本原则及其蕴含的生产力构序和生产方式筑模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于分工原则的生产力构序和生产方式筑模。马克思通过拜比吉认识到分工原则在机器构造和大规模生产中的应用及其蕴含的生产构序和筑模功能。一方面，机器是所有与分工相适应的简单工具的集合。马克思特别关注到拜比吉对机器的定义：“当每一特殊的操作被简化为使用一种简单工具，由一个发动机驱动的所有工具的集合就构成……一台机器。”这意味着机器是基于劳动分工的各种工具的集合性构序，或者说机器本身蕴含着基于分工的劳动与工具的重新构序和筑模，通过扬弃劳动和工具的个别性与特殊性而使其获得新的有序性和统一性，从而发挥更大的生产构序和筑模功能。另一方面，工厂主根据分工倍数原则可以“为每一特殊过程准确地购买和使用它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的数量”。这表明分工原则在更广阔的机器大生产组织层面将合理化的生产要素重新构序和筑模为新的共同活动方式和生产方式，从而促进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二是基于机器体系的生产力构序和生产方式筑模。马克思摘录道：“在工艺学上，英语中的工厂制度这个术语是指，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而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这个术语的准确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马克思通过尤尔看到在工厂制度中工人以协作方式看管或者从属于自动机器体系的场景，这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客观的机器体系之上的全新共同活动方式，从而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当然，从工业生产力的总体发展过程来看，分工与机器发明是相互促进、不断发展的。例如，马克思通过西尼耳看到：“每一次重大的机械发明之后，都会出现更大的分工，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强又会带来新的机械发明。”总之，拜比吉和尤尔从工艺学的微观视角展现了物质生产过程中“怎样生产”的客观发生机制，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共同活动方式角度建构科学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概念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第二，随着其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日益认识到由机器大工业所主导的物质生产对现实个人的社会关系定在场境及其自由解放可能性的基础决定性作用。
在对加斯帕兰（Auguste de Gasparin）的摘录中，马克思特别关注到加斯帕兰对于机器大工业从物质财富生产和社会秩序重构双重维度促进人的自由解放的积极乐观态度。马克思通过加斯帕兰认识到，“虽然哲学和宗教轮流宣告着自由和平等的伟大原则”，但至今仍流于空洞的口号，“建立在事实和幸福之上的自由就是人类通过发明机器、运用自己的智力……使用自然力所获得的自由。”机器生产促进人的自由解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器大工业生产促进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和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充分满足，为人的自由解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即“最好的原则不总是屈从于必需品吗？什么是我所说的必需品呢？是简单的品味、幻想曲、咖啡、糖、最轻薄和最无用的纺织品吗？……人类的解放的轰鸣声所宣告着。”二是机器大工业能够重塑社会秩序、消除当前社会矛盾，建立全新的社会关系场境，即“正是从人的科学努力中必然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伟大的解放”。不过，加斯帕兰延续了李嘉图等人的思路，强调机器大工业将彻底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与危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更广泛的教育和农村的吸引力将容纳那些使城市无产阶级剧增的鲁莽的流民。机器－人将会取代人－机器，不必担心激烈的竞争。财产将很快由所有法国人共同分享……”对此，马克思明确批判了加斯帕兰的机器决定论及其乌托邦幻想，因为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就已经认识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不仅充满矛盾冲突，而且孕育着灭亡其自身的必然性力量。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再一次确证和深化了这一认识。
一是社会物质生产发展推动劳动组织形式的历史更替与变革。马克思通过比雷和拉博德明确看到基于物质生产发展的劳动组织形式的历史变迁。比雷指出，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制度是“一种古老的劳动组织”，是“市民社会的政治结构”。而现代工业基于竞争和垄断原则所建立的劳动组织不是创造性的，而是破坏性的和反社会的，这种“谋利和相互破坏的趋势、这种反社会的倾向”将阻碍工业自身的发展。这种工业组织充满矛盾冲突，即西斯蒙第所说的：“工业集中在城市和乡村，对人的牺牲不亚于对事物的牺牲，对个人的牺牲也不亚于对抽象事物的牺牲。它推动了应用于所有技艺的科学的发展，但使大多数从事这些技艺的人感到陌生；它积累了资本，却减少了富人的数量；它使构成财富的产品成倍增加，并使其生产成本更低，却减少了能够购买这些产品的人的收入；它创造了技艺奇迹，但减少了能够购买这些技艺奇迹的人的数量。最后，它创造了技艺奇迹，但同时也创造了无产者和穷人。”总之，“被竞争摧毁价值的不是财富，而是人本身”。拉博德精炼地概括道：“劳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我们有奴隶制、农奴制、家长制的剥削、行会、垄断；一切都经过尝试和使用；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将无法抵抗劳动的绝对自由，即每个人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力量和才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提出以下观点的原初理论语境：“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
二是机器大工业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与危机，将导致资产阶级工业制度的必然灭亡。马克思通过拜比吉的著作看到工厂主为了追逐利润而盲目扩大生产和竞争所造成的必然恶果之一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不但“经常周期性发生”，而且并不总是能自我恢复，因为“工业的生产过剩并不总是导致新的机械改良设备的发明，或者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生产过剩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现代工业不仅创造出自我灭亡的革命性力量，而且创造出无产阶级这种“全新的存在”，因为“现代社会是靠牺牲无产阶级而存在……按照货殖主义所努力建构的秩序，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独自承担整个社会的所有劳动，外在于一切财产，只靠工资生活”。总之，大工业的盲目扩张和竞争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从而对生产力构序和人的自由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引发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因此，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的社会关系定在场境必然经历辩证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定的社会有序性（社会负熵）自我否定和自我失序为无序性的社会熵增（社会返熵），在社会主客体维度的复杂矛盾斗争中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有序性（新的社会负熵）。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提出“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原初理论语境，也为马克思阐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提供了潜在理论支撑。
五、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第一次具体遭遇到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语境中的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历史现实图景，触及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视域下基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生产话语。在此意义上，正如福柯提出的“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一样，物质生产话语同样是一个晚近的发明。然而，社会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缺陷恰恰在于将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物质生产看作人类历史的必然永恒规律，尽管它在形式上类似于站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透视社会历史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但实际上两者在哲学方法论和历史观上存在本质差别，因此，政治经济学与工艺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生产话语仍然无法摆脱唯心史观的窠臼。而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正是基于科学的历史与逻辑、抽象与具体的历史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语境中的社会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批判性继承与超越。就此而言，从社会唯物主义生产话语向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理论升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实现哲学革命的“惊险一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