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尤尔的工厂与幻想
［英］史蒂夫·爱德华兹著 张福公译
原文发表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9辑）。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本文是对安德鲁尤尔于1835年出版的《工厂哲学》一书的考察。尤尔的著作在关于劳动过程、对工业化的历史叙述和工厂劳动管理的争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对该文本中的修辞语言的详细解读，本文认为，尤尔建构了一种没有劳动的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乌托邦。尤尔著作的核心是—种自然发生的社会幻想——机器无需工人就能够从事生产。我认为，与促进工人和机械相融合的泰勒制模式相反，尤尔臆造了一种彻底的分离，即工人被想象为机器的他者。尤尔的文本可被比作通俗的乌托邦思想，并在工厂的现代医学化（medicalization）中加以定位。本文认为，《工厂哲学》以及在更普遍意义上的19世纪30年代的“工厂指南手册”都旨在为像尤尔这样的技术专家在新兴的中间阶级国家中创造一席之地。
关键词：自然发生；资本；幻想；劳动；乌托邦；安德鲁·尤尔
导言
自动化（AUTOMATIC）这个术语是用来指称那些由自动机器所进行的经济性技艺（economic arts）。该词通常被生理学家用来表示无意识的运动（involuntary motions）。
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一系列文本的出版，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出现了。在这些文本中，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爱德华·贝恩斯（Edward Baines）、威廉·库克．泰勒（William Cook Taylor）、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等人开始着手对（英国）北部纺织工厂中的生产过程进行描述和定义。这些著作（factory guide books）——被统称为“工厂指南手册”——构成了关于劳动过程的争论的标准参考点。随着知识精英、宗教改革团体和世俗改革团体的出现，以及工厂工人对强加于工厂劳动的意义的反抗，它们在制造业所关心的工厂管理这一更广泛的历史性讨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提供了对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的细致解读，这就是安德鲁·尤尔于1835年出版的《工厂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尤尔的这部著作是由互文性的论辩构成的，但我想将它作为一个文本来加以关注，并考察它对劳动的幻想是如何帮助它塑造工业系列（industrial series）及其反面即社会主义想象（the socialist imaginary）的。
尤尔的这部著作是在工厂制度遭受猛烈批评时，作为对工厂制度的完全辩护而写作的。面对工人的控诉以及针对工厂制度的道德批判和短暂骚乱，尤尔的著作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尝试，即把工厂展现为一个改善和进步的场所。他抨击了代表农业利益的争论——贸易限制、谷物法、古典教育——和激进工人的观点以及工人联合所要求的规范童工劳动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一场要求将工作日限定为10小时的运动）。他认为，如果工人患病，那是因为他们吃了太多油腻食物和变质熏肉；如果纺织工厂中存在压迫现象，那是经常酗酒的成年工人对童工所做的恶事。对尤尔来说，工厂的中心动力意味着由它推动的工作相比于手工花边制作、织袜和农业劳动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在该书中，纺织工厂与各种形式的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劳动之间的这种比较，在将工厂定义为一种进步场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知道，进步是一个相对的术语，尤尔用假定的相关劳动的轻松来反驳对童工劳动时间的任何限制。他通常会说，工厂童工每次都能休息四分钟，当他们的工作完成后，他们高兴得蹦蹦跳跳地离开工厂。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把尤尔称作“自动工厂的平达（Pindar of the automatic factory）”。
有人认为，尤尔只是“作为从《资本论》的脚注中掠过的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之一，他徒劳地为工厂制度和资本的权利进行辩护”。然而，《工厂哲学》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方面占据了比上述观点所表明的更加重要的地位。“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中的许多核心范畴和“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的许多重要论点都是通过对尤尔叙述的反思发展而来的。在很多方面，我的文章既关注马克思，也关注尤尔：我反复回到《资本论》就是为了厘清它的作者对《工厂哲学》的作者所欠下的复杂而充满疑问的债务。尽管存在这种影响，但客观地说，尤尔的著作还没有得到拜比吉的相关事业所开始获得的那种批判性关注——计算机显然要比工厂更引人注目。
工作与批判
在开篇中，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关于身体与机器的类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成为如此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致于我们现在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关系是多么奇异地具有生成性。在一切领域中，从科幻小说到广告业，意义皆源自于这种结合（conjuncture）。譬如，我们并不恰当地将汽车的外壳——这是现代商品最具症候性的特征——称作它的“身体”，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当瓦尔特·本雅明把商品描述为拥有一种“无机的性感”（sex-appeal of the inorganic）时，他就捕捉到了这种拜物教关系中的某种极其诡异的东西。这里，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身体／机器”关系在资本主义的工作想象（capitalist imaginary of work）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当关注劳动过程的社会历史学家和专家们继续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工作领域时，文化理论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一种从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相关思想家的著作中引申出来的泰勒主义理论来研究工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了。其中最著名的参照可以在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著作中找到，他在书中对生产过程描述道：“每个人都是在传送带上完成他或她的任务，发挥着无法掌握整体的局部功能……它是根据理性原则构想出来的，泰勒制只是将它们推向最终的结论。工厂中的人手相当于‘踢乐女孩（Tiller Girls）’的腿。而心理技术能力测试也试图计算灵魂的性情，而这已经超出了手工能力的范围。”
如果克拉考尔清晰地表明泰勒主义已经扩展到劳动过程之外，包含着一个流行舞团和现代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心理适应模式，那么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隐现于马尔库塞、阿多诺、霍克海默及其学生的著作之中。在“技术理性”、“单向度的社会”“被管控的社会”等诸多形式中，泰勒主义将自己的影子投向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汽车制造到清洗餐具或者购买生日礼物等一切活动，都表现为理性化的、常规化的、工具化的和管控化的行为。在关注泰勒主义的过程中，批判理论已经弥合了工人和机器之间的缝隙，使工人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泰勒制生产中，“非熟练”工人只是被看作社会机器（social machine）的一个齿轮。这种对泰勒主义的集中关注——在泰勒主义中工人被视为被吸纳进生产器官中——是这些思想家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一切批判距离都已经消失”这样一种观点如此着迷的原因之一。而自相矛盾的是，批判理论由此在揭示现代劳动关系的同一性思维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工人与机器的这种表面上的泰勒式融合只是关于工作组织的资本主义想象的一个方面。本文回到尤尔就是为了考察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图景（capitalist image of the labour process）的出现。本文所要讨论的这些图景不是图片（pictures），而是幻想或意识形态的隐喻性凝结（metaphoric condensations）。我已经想到某些类似于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图景”（wish images）或者瓦尔特·本雅明的“辩证图景”（dialectical images）的黑暗版本。尤尔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一种分离而非融合的模式，不是将工人描绘为机器，而是将工人描绘为机器的他者或对立面。尤尔思想的核心在于把自动工厂描绘为一种没有工人的资本主义乌托邦。
最近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尤尔的著作中包含着大量乌托邦主题，但是这种评论对于我们理解工业生产并没有什么意义。我想表明，在尤尔著作中的这种乌托邦维度对于保证资本主义想象中工厂的知识霸权（intellectual hegemony）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的问题在于，乌托邦是存在于无立锥之地的空虚之中，而尤尔的工厂则是位于时空之中。到目前为止，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尤尔所处的整个时期，手工织工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棉、丝、毛纺织厂中的所有工人，依靠机器和蒸汽机的大型工厂在英国工业中仍然属于例外。无论纺织厂作为一种象征空间（symbolic space）引发了多么大的争论，在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中，即使是在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工业区，手工业生产形式（artisanal forms of production）和小作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纺织工厂和工程工厂的平均规模，即使是在西北部，都不超过100个雇佣工人。现在有人认为，工业革命时期劳动过程的转变主要集中于市场关系，而不是机器的采用。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使经济保持不变。克莱夫·贝哈格（Clive Behagg）关于19世纪早期伯明翰贸易的重要研究表明，批发商和代理商对信贷的控制在使小厂主（small master）受大企业（big enterprise）的控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贝哈格认为，这个过程加剧了劳动分工，并使小作坊迅速沦为大资本的附属物。这个依赖信贷的过程，伴随着可雇用工人的不断增多（这是人口增长和“家庭经济”（household economy）遭到破坏而将妇女、儿童纳入工厂所造成的结果），削弱了工匠的独立地位。尤尔关于工厂的描述是对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展望，而不是19世纪30年代的生产状况。尤尔的观点或许最好理解为一部分的描述、一部分的抽象和一部分的乌托邦愿景。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认为，当时备受争议的工厂代表了一种隐喻，即人们对于工业变迁的速度和性质所抱有的希望和担忧。由此看来，尤尔的工厂应该被看作一种具有双重幻想的空间：一方面，他假设了一种自动生产形式；另一方面，他将工厂聚焦为主导的劳动形式。
如果尤尔的著作读起来像一部科幻小说，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时代或我们的时代没有任何意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指出，科幻小说体裁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戏剧性地展现了思想的种种局限。他反对关于科幻小说的“未来休克”（future hock）解释，而指出乌托邦式的未来已经“被证明只是我们自己过去的某个时刻的未来”。在詹姆逊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想象（fetishistic imagination）已经变得不但不能展望未来，而且不能理解现在。他指出，科幻小说的本质就是证明我们已经无力展望未来，因此，它让我们“将现在理解为历史”。在这一点中，他援引了赫伯特·马尔库塞关于乌托邦想象的解释，即“乌托邦想象是一种未知出发”从转变为“一种对于我们自己的绝对界限的沉思”。我认为，詹姆逊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将尤尔的著作与我们的“现时代”联系起来的路径。因为我们生活在尤尔的未来之中，因此可以看到，他的文本或许阐明了一些关于工作转型的极具感染力的富有想象力的描绘。对于泰勒主义意识形态的专门关注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很多与“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相关的工作概念——计算机化的生产线、智能机器、无纸化办公（the paperless office）和所谓的“日式”劳动实践（“Japanese” labour practices）——而它们本身在很长时间里都只是幻想。对尤尔著作的关注使我们聚焦于后现代主义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工厂哲学》就像吉布森（Gibson）和斯特林（Sterling）的《差分机》（The Difference Engine）样，在一种时间倒错的装置中穿梭。
人手
尤尔的著作对于工厂制度和国家不干预自由贸易的争论做出了根本性贡献。尽管他的核心论点是力图证明资本应该完全控制劳动过程，以击溃工人们的反抗。在这里，他似乎预见了泰勒制，但是他关于“难治的劳动之手”阻碍了工厂的有效运转的解释，与“科学管理”是迥然不同的。尤尔将这些“人手”看作效率低下的生产工具（instruments）：它们必然被机器所击溃、抛弃和代替。尽管恩格斯的著名论断表明工人被工厂制度贬低到机器的地位，但在尤尔看来，工厂工人与机器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指出，在尤尔的书中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关于工厂的表述：在很多地方，尤尔将工厂描述为许多种类的工人进行联合操作（马克思将其表述为“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在这里，自动机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客体，而工人则是生产过程的主体。但是，马克思敏锐地看到尤尔也将工厂描述为一个庞大的自动机，它自身就是生产过程的主体。马克思认为，第一种描述适用于任何机器的使用，而第二种描述则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特性。而我认为，这两种叙事思路对于理解尤尔的著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把一个中间阶级专家引入到工厂之中。通过选择把第二种描述作为中心，尤尔便能够支持他对工厂的专业论断。
尤尔认为，工厂主和科学的仁慈遭到了“施善对象”（工人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不能或不会看到工厂制度所提供的更轻松的工作、持续的劳动和稳定的工资。他指出，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工人们不知道他们扰乱工厂纪律的所作所为对工厂主和国民财富所造成的损害，就像即使是开明的中产阶级读者也无法完全估计违背上帝的道德律令所导致的后果一样。在攻击通俗政治经济学时，尤尔指出“狡猾的煽动家”说服工人，让他们相信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技能与所获得的报酬是不相称的。尤尔没有悲叹雇主们的成功，而是认为工人应该熟练而有规律地劳动：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中的最优秀者就能改善自身状况。只有努力工作，才能持久地提高工资。尤尔指出，纺纱工人尤其被“偏见和激情所蒙蔽”，从而将他们的一部分工资浪费在“煽动骚乱者——工会的组织者”身上。尤尔坚称，棉纺织工人恐吓“胆怯或被动的人们”加入他们的“复仇联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令人尊敬的工厂主置于“令人痛心的窘境”。那些备受“联合工人的复仇精神”所折磨的工厂主被迫付出比邻近工厂主更多的代价。在尤尔看来，纺织工人的高工资让他们的“薪金委员会”stipendiary commitee）在过于贪婪地享受舒适的室内工作方面“纵容自己患上精神疾病”。尤尔指出，手工纺工因过于分散而不会谋求联合行动（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意味着，罢工就等于破坏他们自己的资本），而新的工厂工人是被工厂主集中到工厂中的——资本属于工厂主。向工厂制度的转变所带来的危险就在于，工人的行动现在拥有了成功的机会。如果这听起来很像马克思——如果颠倒过来看的话——那么，这或许的确如此。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各自立场之间的鸿沟将《工厂哲学》与《资本论》分离开来。
尤尔认为，尽管这些联合工人的行为难以驾驭，但资本会通过将科学应用于工厂来寻求解决办法。他写道：
“只有阿克莱（Arkwright）敏锐地洞察并大胆地预言到，当工业生产的结果不再依赖于断断续续、反复无常的肌肉力量，而是由不知疲倦的物理力量快速而有规律地推动的机械手指和手臂来完成操作任务时，人类工业将会变得拥有多么巨大的生产力啊！”
这里，“机械手指和手臂”再次取代了人“手”。工人与人手之间的可互换性（interchangeability）在资本主义想象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看到的，资产阶级只把工人看作人手，并经常用男工和女工的手称呼他们的脸（often calling men and women hands to their face）。在尤尔这里，这种提喻性的替代（synecdochic substitution）就造成了一种思想的间距（a distancing of mind），加剧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异。在他的书中，工人是作为人手（以及正如我们看到的，作为阳物）而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提喻就使得部分与整体的分离过程成为必要，正如它在部分与整体之间建立起联系。然而，在尤尔看来，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机器的发明，而在于劳动纪律：用机器来控制工作的节奏和方式。譬如，伯明翰的淮亚特（Wyatt）是带凹槽滚筒的真正发明者（而这种机械“手指”通常被归功于阿克莱），但在尤尔看来，淮亚特是个绅士而不适合开办工厂。使用这种机器来代替劳动需要个拥有拿破仑式的胆魄的人。尤尔认为，工厂纪律的建立是“赫拉克勒斯式的事业，是阿克莱的伟大功绩”。
身体
如果这个文本中存在一种永恒的阶级斗争形式，那么，它也包含了其他通常不为人关注但又更加持久的图景。尤尔著作的中心主题就是建立在手艺等级（craft hierarchy）和技能特性之上的工人反抗被机器的引入所击溃。而这一主题是借助一系列的比喻而表现出来的，即工厂被描述为身体：“制造业的目标是以最经济、最精确的方式将自然产品加工为必需品、便利品或奢侈品。它们有三种行动原则或者三种有机系统：机械系统、道德系统和商业系统，还可以把它们恰当地比作动物的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在这段文字中，尤尔将社会阶级和身体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他还做了其他类似的表述。他认为，“这三种有机系统”对应着三种社会力量：“肌肉”对应于“工人”，“神经”对应于“工厂主”，“血液”对应于“国家”。他指出，在这些对应关联中，机器必须“总是服从于道德律令，而机器和道德则共同服务于商业效益”。在一个略有不同的版本中，尤尔认为，劳动、科学和资本这三种不同的力量对应于这样一种有机的分工：劳动“注定是从事运动”，科学“注定是从事指挥”，而资本则“注定是从事维系整个过程”。这是一种重要的类型学（typology），正如马克思所意识到的，它规定了像尤尔这样的处于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资本积累的循环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同样的比喻表达法也出现在他关于磨坊构造（mill architecture）的描述中。在那里，主轴和齿轮传动装置被比作“中枢神经和动脉”，而计划不周的工作则与“患有动脉瘤和神经病的劳动者”相关。工厂能够正常运转正是由于尤尔博士的在场。
社会机器与社会身体
尤尔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学过医学，180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因在疝气方面的研究获得格拉斯哥大学的解剖学奖）。他曾做过军医，随后在格拉斯哥从医。直到1804年，他在26岁时获得格拉斯哥大学的自然哲学和化学教职。正如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h）所表明的，医生在萨德勒委员会（Sadler’s Committee）和皇家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证人角色，他们负责调查纺织工厂的雇佣情况。这场争论中的各方都在运用并重视医学专业知识。尤尔在苏格兰解剖学家们的指导下接受过专门的医学训练，他强调神经系统作为身体的统一系统发挥着核心作用。正如玛丽·普维（Mary Poovey）已经注意到的，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另一位爱丁堡医生凯伊（Kay）以及其他人使用“社会身体”（social body）这一形象——它不同于“社会机器”（social machine）的观念（这一观点在拜比吉的著作中占据主导地位）——来努力证明对“穷人”生活的医疗干预进行改善的合理性。譬如，查德威克（Chadwick）在1842年所作的公共卫生报告中就将这个城市描述为一个需要医疗关照的身体。这种干预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社会身体”不像社会机器那样是自我调节的，相反，它缺少一个统一的感官系统。只要它不是独立的，一个外在的思想就能够被植入并控制这个身体。尤尔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将这两种形象嫁接在一起。这样一来，他就将工厂建构为一个高效运转的空间，同时又主张把科学专家看作资本的有用仆人（useful servant）。在一种不断变化的隐喻模式中，尤尔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国家／资本扮演着血液的角色——我认为，这是一种使社会身体的各个器官得以运转的自由循环（laissez-faire circulation）——而科学／资本则占据着统一的神经系统的位置。在这种解释中，工厂被赋予一种（似人的）身体的形式（the form of a ［presumably human］body）。工厂主和他的科学仆人扮演着大脑和神经的角色。与之相反，劳动则被贬低为赤裸的肌肉力或被看作一种对有机体产生危害的疾病或传染病。在另一个幻想图景中，尤尔指出：“在极端情况下，当商业的创造性头脑和支持性心脏被任性的低级成员所束缚时，一种破坏性精神就会在工人联盟的一些追随者身上展现出来。”在所有这些段落中，“机械”和“肌肉”束缚着“心脏”和“头脑”、“道德”和“商业”。这里存在高尚（elevated）和基础、精神和体力、神圣与平凡的对立——在这些对立中，智力上的渴望被直接的肉体上的满足所牺牲。在尤尔看来，这些庸俗的颠倒对社会身体的健康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这种颠倒的拓扑学（topology）无疑是这一时期内一个尚在争论的问题：在尤尔这部著作出版前两年，宪章派领导人布朗特勒·奥布里安（Bronterre O’Brian）就提出：“工人阶级正在酝酿一场终将彻底颠覆现存‘世界秩序’的变革。他们渴望摆脱自己的社会底层地位，成为社会顶层成员——或者就不应该存在底层或顶层的区分。”奥布里安所说的最后一点是所有人中最激进的观点，但我并不想继续展开这一点，而是想追问在尤尔的想象中，那些“任性的低级成员”代表着什么？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群面对“主人的”欲望不愿屈服的人们——他们为自己的技艺和能力感到骄傲，并保护他们的家人。在这种19世纪的手工业劳动传统中存在一种重要的性别维度。因为女性不能做学徒，技艺便被看作一种男性所有物（masculine property），它使其拥有者获得“主人”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于工匠在劳动过程中保持独立是至关重要的（早期的走锭纺纱工人仍然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这种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威胁和对劳动过程的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控制对工人阶级的男性气概（masculinity）造成直接威胁——将成年男性降低到儿童的地位。正如格雷所言，根据这一观点，正是男性工人阶级的所有物，而不是妇女和儿童的个人（persons），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性别引发的忧虑在关于工厂的争论中构成了至关重要的部分。虽然工厂工人试图通过创造可以抚养“家庭成员”的条件来维持他们的男性气概，但尤尔的文本已经开始着手描绘一种去男性化（de-manning）的工厂。
与这场斗争相关的各种关于“奴役”和沉重负担的主题对英国的激进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我们会想到经久不衰的诺曼之轭（the Norman Yoke），或者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这一主题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强化了，一些活动人士借用反对奴隶制的口号来反对工厂制度，打起诸如“白人奴隶制（white slavery）”和“工厂奴隶（factory slaves）”的口号。然而，尤尔所描述的图景同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在《工厂哲学》出版前五年所作的一次关于机器的演讲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必恳求他们征收［机器］税——实际上不必恳求任何东西——不必再恳求、鞠躬和畏缩，让我们站直身体，认识到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力量以及重要性……由于我们祖先的愚昧而被容忍的东西已经在历史的陈迹中被确证。权力（power）已篡夺了自由的位置。作为子孙的我们已经屈从于这个枷锁，你们已经在政治和宗教上以你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思想；你们努力使我们停留在一种思想愚昧的状态，但是无论你们试图如何阻止我们，我们的眼睛睁开了。尽管有压制言论自由的法案——尽管有司法部长，但我们看到，我们感受到，我们决定不再让我们曾经屈从的罪恶继续存在下去。
洛维特的演讲充满19世纪早期激进主义的修辞：这是一种毫无谄媚的叙事，一种恢复视力、消除禁言的叙事。“自由”通过一种感官的恢复和身体从强制枷锁中的挣脱而被突显出来。这段话也表明，工人的状况通过一种弯腰姿势而被典型地表现出来：“恳求、鞠躬和畏缩”以及“向枷锁低头”。这种姿势生动地展现出工人的顺从形象。但即使是对洛维特来说，这种工人的典型是独立的工匠（artisan），而不是工厂劳动者（factory labourer）。如果工人不想沦为“只是英格兰先进机器旁边挨饿的看管者”，他们就不得不抛弃这个重负而“站立起来”。他相信，正是在这种站立的姿态中，工人才能重新找到他“在社会中的价值、力量和重要性”。然后，这个直立的工人就是一个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拒绝工厂主的强力支配（phallic dominance）并反抗统治者的人。对洛维特来说，机器应该得到控制，并被用来造福所有人，而不是简单地拒绝机器。托利党激进分子乔治·布格斯（George Burgess）坚持种更直白的观点，即如果国家想要避免“由于使社会联系起来的一切纽带的爆裂所导致的任何一种恐惧和灾难”，机器就必须加以限制。
与这种激进观点正好相反，尤尔断言，实际上是工厂主“被束缚了”，他的自由和男性气质（manhood）被限制了。工人们试图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任何尝试都被尤尔视为对资本的自由构成不可饶恕的干涉。尤尔试图颠倒这种站立的自豪感，束缚直立的工人。为了完成这一点，尤尔必须建构一种器官（apparatus），以便规训男性工人的身体，从而使资本能够傲然伫立、随心所欲。
自然发生
毫无疑问，我们是有可能对尤尔的工厂描述进行一种福柯式的解读，即规训性的生产器官将身体组织起来，对思想进行训练，生产出一种新的被制约的工作主体（working subject）。但是，马克思在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的表述中给出了一个更加经典而明确的阐释。而尤尔的文本对于这种区分的制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认尤尔的巨大自动机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在马克思看来，原动机不只是一个自动机，而是一个“专制君主＂（autocrat）。机器不仅表现为工人的有力而敌对的强势竞争对手，而且表现为工厂主“镇压工人罢工”的武器。因此，马克思指出1830年以来的技术史可以看作一部“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的历史。蒸汽机构成了这一过程的核心，因为在尤尔看来，蒸汽机使工作不再像手工劳动那样“令人讨厌”，同时能防止工人的拖延或懒散。在尤尔看来，正如蒸汽机和工厂都是生产力一样，它们也构成了劳动纪律的诸形式（the forms of labour discipline）。这就是尤尔对工厂、机器和工具性科学（instrumental science）的幻想——将劳动纳入资本的完全控制之下。尤尔这样描述锻钎机（dressing machine）：“它带给工人们一个富有教益的警告：罢工要当心，因为它已经证明科学是如何在资本的召唤下必然会击败劳动者们可能形成的任何一种不正当的联盟。”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尤尔已经弃医从教、从事分析化学顾问职业很久了。据说，他可能是英国第一个从事科学顾问职业的人。他主要为工厂主工作，按照每天7几尼外加其他费用的标准收费，并经常作为专家证人出现在法庭案件中。在尤尔著作中反复出现的“科学受到资本的召唤”这一主题应被看作一种呼声和视角的建构。正是这一主题才使得尤尔以及像他一样的其他人把自己标定为这一积累过程中的专家。这种关于科学专业知识能够克服工人对资本的反抗的主张，是这样一种争论的表现，即工厂为新兴的专业中间阶层（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提供了一种保证他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机会。通过对比尤尔和拜比吉的观点便可看到这一点。马克思在后来的评论中已经区分出拜比吉关注分工，尤尔则对自动化感兴趣。拜比吉的确更加重视智力（intelligence），而非机器，但在一个重要方面上，拜比吉和尤尔的观点却又极其相似。他们都将专家的智力描述为生产过程的关键因素——只是尤尔通过机械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调和了这种角色。两人的主要差别在于，尤尔认为“机器不是智能的”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机器缺乏感觉器官（semorium）是工厂主需要像他这样的专业人士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位技术专家在使自身的智力不断积累的同时，他剥夺了劳动群体（labouring community）的智力。西蒙·沙费尔（Simon Schaffer）注意到，拜比吉强调，正是记忆和预见（能力）成就了他的计算器，并且记忆和预见“使他对机器的操纵得以具体化，与此同时，它们使技能得到分解，并掩盖了所依赖的劳动力”。沙费尔在这个例子中提供了有力论据，但是“分散（disembodied）”却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比喻。这种劳动过程的转变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产生了作为劳动身体（labouring body）的工人——没有头脑的双手。理论和抽象通常被用来将专业人士与那些据说因从事手工劳动而贬值的人区分开来：它将解剖学家与外科医生、艺术家与临摹者区分开来。理论也将像尤尔、拜比吉这样的人与纯粹的工程师—无论他们的技能多么娴熟区分开来。理论的缺乏使人仅仅变为物（matter）。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某些关于粗野的工人阶级男性气概（brute working-class masculinity）的最持久的意识形态观念才会出现。
乌托邦
在尤尔看来，“工会”（union）这个词足以让工厂主感到害怕，从而促使他招募科学来控制劳动。尤尔指出，工会和罢工“对机械科学产生极大的刺激”，因为工厂的巨大生产力产生了闲暇，从而为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他指出，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纺纱机的出现。尤尔欣喜地记录了他所看到的这种以恰当方式进行运转的机器。他写道：“我高兴地看到800到1000个由拋光钢做成的纱锭排成一条直线前后移动着”。借助这种机器，工厂主就能够指派那些任性的纺纱工，从而再次成为他的工厂的主人。—个工人使用纺纱机能够看管1500到2000个纱锭，完成以前两三个纺纱工人的工作量。当生产粗劣纱线的走锭纺纱工人——尤尔将他们描述为—群特别任性的、“让人无法忍受的滥用暴力的”群氓——罢工时，工厂主们便向曼彻斯特的机械师夏普（Sharp）开办的公司及其合作人罗伯茨（Roberts）先生寻求帮助。结果就是发明出自动走锭纺纱机，从而“将贸易从帆船奴隶（galley slavery）和迫近的毁灭中解放出来”。罗伯茨先生把他的“天赋”投入到“自动纺纱机”的发明中。这个“铁人”，正如工人们所称呼的那样，能够同时使用30000—40000个纱锭，“这个发明恢复了工业阶级中的秩序，确保了大不列颠技术帝国的地位”。尤尔相信，这个例子证明“当资本招募科学为其服务的时候，难治的工人人手便总是被迫就范”。通过将形势转入正轨，科学技术恢复了主人的统治，恢复了“头部对下级部位的统治”。
尤尔笔下的这一社会斗争图景现在可能已为人熟知，但值得注意的是，劳动每次都是被规训和击败，被代替或破产，然后是满篇充斥着普遍富裕。这意味着此处存在一种乌托邦——这是一种资本的乌托邦（utopia of capital），一种无需劳动就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乌托邦，一种无需支付工资的利润的乌托邦，一种无需工人的机器的乌托邦。尤尔在文本中描绘了一个只要能支配任性的工人、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德斯蒙德·瑞恩（Desmond Ryan）认为，对尤尔来说，工厂是一种“理性的”、“认知一致的”和“自给自足的”但又受到外部力量威胁的系统。但是，尤尔的思想超出了自给自足性（self－sufficiency）：因为对他来说工厂生产——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具社会想象的范畴——是自动的。这种自动机器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想象——它囊括了从走锭纺纱机到泥刀（trowels）在内的所有东西——的深刻形象之一。在尤尔的思想中，技能作为组织化劳动的武器将完全被未来的自动工厂所取代。有时，尤尔会选择一种全自动工厂体系的最大化方案。《工厂哲学》开篇就是对这种乌托邦的界定：在第一页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制造”这个词现在已经具有与它原有的生产意义相对立的含义，它不再是由人推动的，而是由机器推动的：“最完善的制造就是那种完全免除手工劳动的制造（manufacture）。因此，工厂哲学就是对由自动机器推动的生产性工业的一般原则的考察。”
有人可能会说，一种资本的乌托邦就是一种不可能性，这种无意识状态是梦魇，而不是梦想：这是“敌托邦”（dystopia），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反乌托邦（anti-utopia）。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允许资本自己感受美好生活的意义，至少暂时如此。尤尔的废除技能的乌托邦计划一击溃难治的人手和限制任性的工人——取决于一种丰裕的幻想和一种对桎梏的突围。他的描述展现了一种能够免除劳动的自动生产形式，因为物品能够自我塑造，并在这个过程中使工厂主拥有难以置信的财富。在这种自然发生的幻想中，机器将生产从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便将疯狂消费的潜能释放出来。只要想象一下，如果东西可以完全由机器生产出来，那么财富就能够（自动）创造出来：机器从来不会疲惫，不需要休息或更多的报酬。想象一下，琳琅满目的商品都将变得更加完美，因为它们没有被人手触碰过。正如马尔库塞所表明的，这种幻想切断了与现实原则的联系，能够继续“为享乐原则、为摆脱压抑、为无抑制的欲望和满足服务”。尤尔描绘的这幅图景蕴含着一般的乌托邦思想。这种连续不断地生产物品的图景，似乎是直接从魔法般地召唤出日常用品的童话故事里涌现出来的。《工厂哲学》就是对机器的工作方式充满了这种好奇、惊讶和孩子般的欢乐。而我想回到这幅图景的黑暗一面，在那里，一种完全失控的状态将会重现。但在此之前，我想暂时搁置安德鲁·尤尔，探讨一下更为熟悉的乌托邦。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丰裕及其孪生兄弟——匮乏（autogenesis）。
在14世纪的英格兰诗歌《安乐乡》（The Land of Cockaygne）中——伟大的英国乌托邦主义编年史学家A.L.莫顿（A.L.Morton）将其描述为一个“尘世天堂”（earthly and earthy paradise），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段令人惊叹的关于食物的生动描述：
我们在安乐乡里尽情吃喝
没有担忧与汗水，自由自在
珍馐丰盛，醇酒甘冽
晚餐时刻，饕餮盛宴
我再说一遍，我敢发誓
这片乐土绝无仅有
苍穹之下再无他乡
充满如此欢乐与无尽幸福。
莫顿认为，这首诗原本是用来讽刺牧师或那些渴望乌有之物的人们，但很快它就脱离了原意而被赋予更普遍的意义，即它的贪图享乐的负面主题被转变为有关丰裕的生成性乌托邦图景。这种关于自我生成的丰裕（self-generating abundance）主题显著地贯穿于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的文学作品中。它可以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普林尼（Pliny）那里寻找到，并被米哈伊尔·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划归为一条完整的传统。
总之，我们可以从这首描述乌托邦图景的诗中看到：性快感、期望丰盛美食以及渴望美好事物的巨大欲望。的确，它的边界还很粗糙，它还是一种通俗的乌托邦。在充满匮乏和主食的世界里，这是“犹如白日梦一样的东西”。但是，这首诗的另一个丰裕主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烤熟的鹅飞到嘴边
上帝为证，烤鹅就在地上
高喊着：“鹅，都是熟的，都是熟的！”
每只鹅都涂上了蒜蓉
所有食物都是美味
云雀是如此有教养
恰好飞到人们的嘴里
它们已经炖熟，可随时食用
一撮撮磨碎了的肉桂
每个人都能尽情饮酌
而不必用汗水付账？
这里似乎足以表明，人们不需要烹饪鹅和云雀，因为它们已经是烤熟的，而这一点对于理解乌托邦思想是至关重要的。乌托邦想象是通过欲望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建构起来的。无论它是对食物的基本需求还是更奢侈的消费需求，乌托邦欲望都是通过描绘上帝馈赠的图景来满足匮乏。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主义与弗洛伊德关于恋物癖的精神结构理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乌托邦依赖于存在的征兆（signs of presence），但它又通过一系列转喻将它们与一种确定的匮乏联系起来。在乌托邦中，大量的剩余劳动被忽略了，或者至少将由缺乏或匮乏而对主体造成的威胁悬置起来。然而，各种激进的或通俗的乌托邦形式都将丰裕和自然发生（autogenesis）联系起来：他们描绘了无需工作或“汗水”就能生产出来的丰裕。在这种完全奇幻的构造中，某种比占有他人更好财产的欲望——通常所说的嫉妒（envy）——更具破坏性的东西在发挥作用。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嫉妒是指个人可能想要占有一片原本属于他人的领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事情发生了转变。一部分人的富裕必须通过攫取他人之物来获得满足。与之相反，通常的乌托邦的表达方式是“我们”。它也有自己的丰裕时代，但实现这一切并不需要强迫别人来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俗的乌托邦思想需要自然发生：这是一个直接的、连续的自行生成过程，由此各种事物总能唾手可得，却无需任何人付出辛劳。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特别是这种生产力的世界——里，只有当事物能够自我生产时，丰裕才不再需要或体现巨大的辛劳。与这种通俗乌托邦思想相反，尤尔的资本主义“安乐乡”（capitalist ‘Cokaygne’）描绘了一种近乎狂欢（revelry）的自行增殖的价值。或许《工厂哲学》及其独特的丰裕和自然发生星丛（constellation of abundance and autogenesis来自曾经成功达到完全的酒神时刻（Dionysian moment）的最接近的资产阶级思想。
正如尤尔所做的那样，幻想丰裕和自然发生在服务资本的过程中可能是相互制约的，就是想象这种乌托邦将会消灭它的他者。通过制约——或阉割——“任性的低等成员”，他就能够把机械化（mechanization）描述为一种对劳动的代替。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看，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然发生幻想是一种不需要依赖他者的生产。这是一种无性生殖的幻想（a sexual fantasy），在这种幻想中，一个具有生殖能力的、多产的自我能够实现自我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父系权威（paternal authority）将资本把握为一种男性所有物（male possession）。至于尤尔所描述的工厂中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出现就是为了取代劳动。对尤尔来说，劳动总是男性的。在他的想象中，职业女性和机器是可以互换的：两者都是用来代替任性的男性，并服务于工厂主的欲望。从属于机器的工人能被女性所代替，但他们与女性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没有意志的身体。的确，工人的男性气概往往在尤尔看来是最具威胁性的特质。但是，很难不把这种自生性的再生产（autogenic reproduction）想象为一种怪诞的东西。齐泽克曾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将自行增殖的价值描述为一种“母体（Mother-Thing）”。我没有找到这一出处，但是可以从中引申出这一观念的诸多形象确实可以在该文本中找到：通常是在阐述“再生产”的地方，马克思将其看作资本的“后代”。在关于货币拜物教的精彩叙述中，马克思写道：“资本现在是物，而作为物它是资本。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齐泽克指出，这种没有阳物的再生产（繁殖）是这样一种幻想观念，即把母亲看作一个能够自我繁殖的怪物。然而，尤尔的著作展现了一种更加可怕的可能性：资本成为一种“父体”（Father-Thing），一种将女性工人排除在外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专属男性生殖形式（exclusively phallic form）。这种怪诞的自生性的创造就涉及到弗兰肯斯坦在尸骨堂里所从事的“非神圣的”工作。玛丽·雪莱的创作萦绕在尤尔的观点之中。
借用马克思批判别人的话来说，尤尔似乎“简直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这是因为“他完全不顾再生产和劳动的条件”，从而才能“把资本看作自行运动的自动机”。尤尔的乌托邦只是一种辩证图景的一个方面，在其中，一个慈善的物神（fetish）为了工厂主的利益而施展魔法。近来创作哥特式神秘科幻小说的作家们抓住了这种“自动物神”（automatic fetish）的另一黑暗面：无生命的物体复活过来胡作非为。E.T.A.霍夫曼（E.T.A.Hoffmann）、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和玛丽·雪莱都让我们对自生性生产（autogenic production）产生双重的神秘感。马克思反复使用这些哥特式的形象：幽灵（spectre）、炼金术士（alchemist）、狼人（werewolves）、吸血鬼（vampire）、掘墓人（gravedigger），这些形象在他的著作中都有所使用。正如一位作家所言，这些形象不只是为了对枯燥的文本进行修辞润色。相反，这种哥特式形式使马克思逐渐削弱了资产阶级的自夸神话和划时代的自信。正是在这种充满哥特式恐怖的文学作品中，马克思找到了恰当的话语来描述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神秘化。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资产阶级市场的幽灵重新游荡在创作者们的头脑里。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哥特式契机（gothic moment）代表了他果断地同尤尔对生产关系的描述相决裂的要点之一。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被压抑的哥特式契机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表面上的平静，施展出其恶魔般的辩证法（fiendish dialectic）：“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对于马克思而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同过去的生产关系一样，束缚着——或者充当“锁链”作用于——生产力，但最终这些力量将无法被制约，它们将“爆发”出自由：“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尤尔对自动工厂的描述与魔法师学徒（Sorcerer’s Apprentice）的故事非常相似——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暗示过这一点——但在这种描述中，时间凝固于这样一个瞬间，在此瞬间之前，魔法学徒即将失去对他所释放出来的力量的控制。正如我们看到的，尤尔更愿意通过束缚工人而使资本获得自由。他的文本——如果不是工厂本身的话——致力于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毁灭性辩证法（destructive dialectic）石化。这样一来，一种拜物教式的固有观念（idée fixe）就提供了一种应对现代生产的冲击的精神防御。就像比尔·塞克斯（Bill Sykes）所说的那把割破了旅行售货员的喉咙的刀一样，它让人们意识到，工具背后的手会有它的结果。
尤尔的乌托邦是通过机器而为资本建构的，如此一来，奇迹便萦绕着这个新的弥赛亚：“曼彻斯特的戴尔（Dyer）先生发明的制卡机（card-making machine）是工厂中最完善的自动机之一。它能准确快速地分割和刺穿皮革、制造和植人卡齿。那些由于工厂主的慷慨而获准观察这台机器的好奇的来访者，无不对它的运转表示惊叹。”毫无疑问，这些来访者感到“惊叹”和“高兴”，是因为工人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机器看起来独自完成了这些复杂的操作。正如上述文字所表明的，对于这些外在的、中立的旁观者来说，这些自生性器官（autogenic apparatus）使一种对工业生产过程的认同模式成为可能。通过将令人着迷的模式集中在自动机器上，工厂就可以被呈现为一个良性的和进步的空间，而使旁观者不会去考虑劳动的状况。尤尔的机器在其自身周围建构起一种不可见的场域。
尤尔的工人和机器观念在现代性想象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譬如，有人认为，如果赛博格（Cyborg）顺应了将身体和机器融为一体的泰勒主义模式，那么，机器人（robot）就代表了一种由尤尔提出的分离模式或取代模式。然而，我并不认为尤尔的幻想比泰勒的幻想更加进步——尽管对尤尔的分离概念的关注似乎确实使人们更难以相信临界距离（critical distance）已经被废除——但这两种意识形态在我们时代仍然有效。对尤尔的乌托邦的关注的相对缺乏意味着一些用来思考当下正在改变工作的趋势所需要的范畴还尚未得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