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劳维娜的季刊说和成说的根据
作者：郑文吉
文章来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
本论文中，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季刊原稿说”进行集中的探讨，“季刊说”虽是近来的研究成果之一，但《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成史研究中却未对其作过任何讨论。之所以要考察此说是否妥当，是因为如果假设至今认为是分为一、二两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初是为季刊而撰写的，那么就会随之出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波及问题，从而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察以往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若干成说。
参与MEGA2 Ⅲ/2（马克思，恩格斯，《来往书信——1846年5月至1848年12月》，1979）编纂工作的戈劳维娜（Galina Golowina）于1980年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先并非二卷著作，而是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赫斯（Moses Heβ）三人为其将要发行的季刊所撰写的稿件。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戈劳维娜从刊载于MEGA2 Ⅲ/1、Ⅲ/2的1845年至1846年的各种书信中，择出与出版问题有关的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第三人的书信，进行缜密的分析，结果显示其中并未提及“两卷《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该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计划发行季刊及外国社会主义者著作的译丛，因而她认为，我们今天称之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系列手稿，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要发表在季刊上的原稿。①
戈劳维娜推断，1845年2月初移居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一开始就有发行定期刊物的打算。她认为，1844年，马克思与卢格（Arnold Ruge）一同，在巴黎出版《德法年鉴》（Deutsch-Franzdsische Jahrhiichery），但仅发行一册就被停刊。之后，马克思一直试图出版杂志，但其抱负未得实现，因此尽管他滞留布鲁塞尔的条件是不允许发行杂志，但这一热望并未打消。
马克思与卢格合编的《德法年鉴》
戈劳维娜还指出，马克思在巴黎受到驱逐，是因为他与巴黎发行的德语报纸《前进报！》（Vorwarts!）有合作关系，而且《前进报！》被基佐政府（Regierung Guizot）停刊之前，马克思曾积极推进将其改为月刊的计划。移居布鲁塞尔以后，他仍保持发行杂志这一梦想。①
据戈劳维娜分析，考察MEGA2 Ⅲ/1、Ⅲ/2中1848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及与他人的往来书信后，结果发现早在1845年秋马克思就有了发行杂志的计划，而这一杂志是二十印张以上的季刊②，这样比较容易通过审查。而在这样的基本前提下重新检阅以往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的各种书信，则那些曾经模糊不清的信件内容也就变得明晰起来。③
以往的观点认为，1845至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赫斯和魏德迈，接触了威斯特伐里亚地方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出版“独立的两卷《德意志意识形态》”（Separatausgabe der zweibandigen ‘Deutsche Ideologie’），而据戈劳维娜的研究，以现存的书信，是无法证实这一成说的；而对于书信中的若干字句，通常都解释为两卷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努力，但戈劳维娜则主张应理解为二卷季刊才妥，并举出1845到1846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及写给两人的十封书信。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那么，既然1845至1846年间的书信中从未提及此“两卷《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么这一说法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为了确认《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季刊原稿说，首先有必要追本溯源，搞清《德意志意识形态》原为两卷著作（Werk）这一说法的来源。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注，最早是由恩格斯的一篇序言（Vorbemerkung）引起的，该序言附在恩格斯于1888年撰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抽印本中。②
他在序言的开头用较长篇幅引用了1859年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的序（Vorwort），并提到他们两人在布鲁塞尔为了清算以前的哲学意识而动笔撰写，而“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其具体结果便是“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Das Manuskript，zwei starke Oktavbande）。①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的这些内容只是明确了存在有两卷批判黑格尔以后德国哲学的手稿，至于这是否就是具体的“两卷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似连1890年代末至1900年代初发掘并公布该手稿部分内容的斯特鲁威（Peter von Struve）和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也未能有充分的认识。②而1902年出版了梅林（Franz Mehring）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梅林在提及1844年7月至1847年11月间德国社会主义阵营报刊杂志的一章中的编者序（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里，列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项，并首次具体论及该书。③
梅林在文中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厘清自己的哲学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其第一册是对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的批判性论争，第二册则涉及德国社会主义的各预言家。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
我们可以指出梅林的上述说明是依据以下的两种原始资料，一是我们已经提到的恩格斯的序，出自1888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二是1847年4月8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28号上刊登的马克思的《驳卡尔•格律恩》（Erklarung gegen Karl Grun），撰写日期为4月6日），尽管该文并未出示具体的佐证。
［……］这篇评论［针对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的补充。①从评论中的这些字句来看，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中具体提到了这“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的标题。然而，不管是梅林在《遗著选》中称为的两卷本《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1918年出版的《马克思传》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叙述与评价，根据的都是以上这两种材料。②
尽管对于该书的价值有着互不相同的评价①，梅林“两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提法还是为后来的迈耶尔（Gustav Mayer）②、梁赞诺夫（David Rjazanov）③沿用下来，并被1932年的MEGA1所采纳④而成为定说。在这里，1924年由梁赞诺夫首次公开的马克思亲笔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序（Vorrede）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书第一卷的目的在于揭露这些自称为狼、别人也把他们看作是狼的绵羊，指出他们的哗哗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而这些哲学评论家们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的贫乏。①
据推测，该序言写于1846年夏②，加上上文提到的《驳卡尔•格律恩》，成为马克思自己证明“两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存在的典据；并自梅林以来，两卷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说成了不变之事实。
然而，最近戈劳维娜主张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季刊原稿说，却与“两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成说相矛盾，这使我们面临新的难题，即该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呢？
因此，我们在追究这两种说法的妥当性之前，先根据戈劳维娜的说法，对自古以来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各种叙述与解释进行分析，探讨其值得接受的一面与难以接受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