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伟宇
原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22年6月
摘要:《布鲁塞尔笔记》是马克思生产话语出场的重要“案发现场”:一是宣布了马克思劳动话语的退场与生产话语的转换;二是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物质生产作为基础和前提的重要作用;三是构建了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从关系性生产透视社会历史整体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作者简介:孔伟宇,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一、“劳动”与“生产”的话语转换
马克思生产话语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其在经济学语境中经历了复杂的逻辑转换。从文献上来看,MEGA2编委会依据马克思此时的书信来往和笔记特征判断:布鲁塞尔笔记的6个笔记本共分为两大部分:前2个笔记本是和《评李斯特》同时写作的,时间不早于1845年4月。而后4个笔记本是马克思从巴黎回来之后写作的,时间为1845年7月之前。①张一兵教授根据文献和内容将《布鲁塞尔笔记》分为“A”和“B”,其中断之处写作了《评李斯特》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②笔者认为,这一写作顺序基本符合该笔记的理论内容。从理论上看,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经济学研究中,“劳动”或者说“异化劳动”范畴是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透视和超越的理论核心,这一理论进展并没有在随后的《布鲁塞尔笔记》中立刻消失,而是在《布鲁塞尔笔记》前两个笔记本中进行了延续、深化和退场,直到“生产”范畴的出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唯物主义理论的再次深入研究,是这一理论逻辑转换的主要动力。
在《布鲁塞尔笔记》前两个笔记本中,异化劳动理论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余音绕梁,仍然在经济学研究中延续和深化。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下马克思当时的现实状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踌躇满志地要用异化劳动理论去批驳和超越古典经济学,以此扬弃私有制从而达到共产主义,甚至在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中也透露出人本主义的理论倾向,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在马克思脑海中犹如黄钟大吕一般。马克思是否有可能立刻转变话语逻辑?又是什么动力能够促使马克思直接放弃这一重要哲学创造?从现实和文献依据来看,这一可能性都是极小的。其次,马克思在前两个笔记本中对工人劳动境况和机器生产的谴责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一方面,马克思十分关心工人的劳动问题,他以在矿山中挖铜的矿工为例,用德语评论萨伊道:“这名矿工除了为他的家人提供食物外,没有为他自己挖过任何东西。他只在劳动(Arbeit)中看到了这种结果”③,这其实与异化劳动理论中的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产品不属于自己的思路如出一辙。萨伊在这里论述了劳动产品的有用性问题,马克思只看到了这种有用性给消费者带来乐趣,而忽略了这一“有用性”与劳动对使用价值的塑造有重大意义,人本主义的窠臼让马克思继续停留在工人劳动的“应然”层面。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想劳动状态还停留在斯密所描述的手工业阶段,因此在前两个笔记本中对机器大生产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西斯蒙第、毕莱(Eugène Buret)在其原著中分析了机器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但是马克思对积极作用主观忽略,只在笔记中摘录了其中的消极作用,包括机器大生产间接导致的工人劳动量增加、工人不断被淘汰、加速两极分化等,并赞扬了英国最古老的制造业城镇一直阻止机器的引进。由于马克思的注意力此时还停留在个体性的劳动话语与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上,所以他看不到机器大生产对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再次,马克思还试图在经济学语境中深化异化劳动的现实合理性。马克思不仅以人本主义的情怀用法语评论西斯蒙第:“工人再也无法享受劳动的乐趣:他看不到手指下出现的东西;他孜孜不倦地疲倦,什么也没创造”④,而且还看到,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绝对的对立和分离,由此工人失去劳动工具和产品,工人必须显示更多的劳动量来维持生计,劳动得越多,得到的越少。从异化结果到劳动具体过程的探究,促使马克思对劳动话语进行反思。
马克思在前两个笔记本中仍然十分关注劳动话语,但是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不断冲击着马克思的思考。在笔记的刚开始,马克思摘录的很多内容都是与“劳动”概念密切相关的,但是萨伊却给予了马克思“一盆冷水”。⑤在马克思用法语摘录萨伊关于劳动的描述笔记中,萨伊从有用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劳动本身作为没有进入使用和交换环节的初始状态,是没有用的,即劳动行为和过程是没有用的,只有当劳动作为完成的劳动产品在需要关系中交换时,才是有用的。这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打击是巨大的,萨伊直接否定了马克思从劳动现象进入劳动本质分析从而扬弃现象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了马克思暂时放弃劳动概念,也促使马克思去思考新的理论入口。同时,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关于劳动的论述再次撼动了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法语摘录中,西尼尔分析了价值的构成与劳动的关系,他发现,交换价值与劳动本身没有直接性的关联,劳动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价值的变化,甚至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交易条件中,劳动创造的价值都可能随时变化,所以西尼尔认为,价值并非取决于劳动。这让马克思渐渐认识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交换原则中,劳动无法构成国家和社会整体财富坚实的基础,价值不会随着劳动的改变而改变,他必须要寻找新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马克思随后用法文摘录了西尼尔的一句话:“通过使用该劳动产品和这些工具的产品作为新的生产手段,可以无限地增加劳动和其他创造财富的工具的力量。”⑥少见的是,短短一句话,马克思却对其中的“使用该劳动产品”“新的生产手段”“无限地”“创造财富的工具”几处进行了下划线处理,这种超越个体劳动的无限性生产财富的过程,违背了马克思过去简单的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这种话语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即将进入的全新领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笔记本最后关于西尼尔的摘录与评论部分,马克思开始关注和使用“生产”“生产力”“力”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在这一部分对生产概念的理解还是较为浅显的,笔者认为,这是马克思生产话语的萌芽,还无法将其定义为正式出场。首先,西尼尔十分关注“力”的作用,他将生产力描述为“(生产力)这些社会力量,具有强大的活力。这在人类历史上得到了体现”⑦,并且西尼尔还概括了这种生产力提高的原因:斯密将其归功于劳动分工,其他经济学家将其归功于工具的使用。其实工具和分工是分不开的,这种“力”给予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这是透视一个社会总体性发展的新的棱镜,而使马克思不再纠结于个体性的主客体劳动。并且,马克思将西尼尔著作中的“生产力”概念都摘录并做了下划线处理,其中涉及贸易保护对生产力的影响、生产力发展与人口的影响等。无独有偶,MEGA2编委会根据马克思的书信和笔迹判断,马克思此时正在同时阅读李斯特的著作,并着手写作《评李斯特》,这一文本恰恰也集中讨论了“生产力”的概念,并对贸易保护政策进行了阐释,这一判断是极有可能的,这都是促进马克思开始关注“生产力”概念的动因。所以,马克思在第二笔记本显现出的对生产话语的关注,是李斯特、西尼尔等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一人之功。生产话语的真正出场也呼之欲出。
①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Appara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453-461.
②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 322−324、374−376 页。
③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119.
④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148.
⑤萨伊在其著作中批评斯密只看到了手工业中的个体性劳动,他认为对劳动的看法应当基于机器工业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因此他用“industry”来重新命名劳动。
⑥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166.
⑦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170.
二、作为前提和基础的物质生产
从《布鲁塞尔笔记》第三笔记本开始,马克思话锋一转,开始集中关注物质生产问题,包括物质生产作为前提性、基础性、再生产的无限性等内容,有些论述甚至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相类似。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劳动”作为个体的主客体关系,仅仅停留在了手工业及其之前的时代,现在的社会生活现实必须立足于“生产”话语,即一般的社会历史性普遍基础,由此才能捕捉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解放,生产话语从此正式出场。在这一点上,俄国经济学家亨利·斯托奇(Henri Storch)的《政治经济学教程》①和意大利经济学家罗西(Pellegrino Rossi)②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给予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马克思开始大篇幅地用德语评论这两本著作,并且在对斯托奇摘录结束后,间隔了伯纳德·提里昂(Louis François Bernard Trioen)《关于滥用投机的文章》一文后,再次回来继续摘录和评论斯托奇,这种篇幅的德语评论和摘录顺序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都是从未有过的。

青年马克思
第一,马克思认识到,自然物质生活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首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饮食、粮食、居住、衣被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③这句话表明了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出发点,而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就已经看到了物质生活的历史第一性。他用德语评论斯托奇道:“在粮食之后,人们的两大需求是衣服和居住,同时,一个民族的聚集人数并不与穿衣和住宿的人数成正比,而是与食物能够养育的关系成比例。”④马克思在斯托奇这里看到,人的基本需求是粮食、衣服和居住,这与一个民族的人口有直接关系,而且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是更为首要的。那么,人们对于粮食的需求又是怎样构成的呢?其必然也是由自然塑造的。在斯托奇看来,世界上大部分民族的主食都是谷物,而为何各个民族却使用不同的谷物作为主食呢?一是因为谷物相对于土豆、蔬菜等食物,可以相对长时间保存,二是欧洲的地理气候因素导致盛产小麦,于是面包就成了欧洲人餐桌上的主食。总的来说,“自然的需要本身(Bedürfnisse selbst)在变化”⑤,人的需要的构成前提是自然物质性的,在此前提下才形成了不同的物质生产。
其次,人们的生产生活是建立在过去的物质生产前提之下的,这是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马克思单独用德语摘录了一句斯托奇的话:“如果没有以前生产的亚麻布,我们将永远无法生产帆布。”⑥这一现实中的生产案例使马克思突然明白,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以过去积累的物质生产条件为前提的,帆布是以亚麻布的生产为条件的,而亚麻布的生产又是以布匹工艺的生产以及生产工具的制造为前提的,生产活动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独立的,但是没有一项生产活动能够摆脱过去的物质生产条件,一般性的物质生产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再生产。
再次,斯托奇认为,“以国家富裕为前提的规律,并不是人们创造的,而只是来自物的本质(der Natur der Dinge),人们只是提前发现了它”⑦,这里的“规律”其实就是指古典经济学,由于理论本身也是以“物”为前提的,所以这一规律具有强大的现实性。在受到这一关于“物”的规律的不断冲击下,马克思从关心“人”的本质渐渐走向了关注“物”的本质,而这一本质也是与现实的人紧密相连的。
第二,马克思认识到,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既然马克思已经看到物质生活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前提了,那么是否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呼之欲出了?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物”作为孤立的外部客观存在,其本身是与“人”无关的,其按照自然的规律进行生长和发展。而人们不仅发现了这种自然规律,而且利用这种自然规律对“物”进行塑形,使其成为对人有用的物质,所以自由生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变成了人类可以使用的粮食,物竞天择的动物变成了人类畜养的牲口,树木被塑造成了可供人类坐下的椅子,随着历史的发展,地球的“自然物”被人们合目的地塑造成了“有用物”,还将其进行交换,生产出了现在的世界,这也就是作为人类生活基础的“物质生产”。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对这种作为基础的物质生产进行了重点研究:一是聚焦机器大工业的物质生产现象。从第三笔记本开始,特别是在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尤尔(Andrew Ure)、加斯帕兰(Auguste de Gasparin)的工艺学研究影响下,马克思逐渐转变了过去对机器的否定看法。他看到机器给予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未有的发展,这种不断革新的力量不仅与过去的农耕文明循环往复具有异质性区别,有可能促进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发展,而且这一机器生产的方式重新塑造了当下社会人与人的分工方式,社会如“机器”一般进行运转,所以这是一种“机器大生产”,这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的现实基础。但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对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他更多是不自觉地跟着摘录对象进行理论深化。
二是聚焦物质生产所构成的价值。马克思在1844年已经认识到“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来源”,斯托奇固然同意这一点,个体劳动固然能够塑造事物的有用性(使用价值),但是他却认为劳动并不是作为社会性的价值的来源,所以劳动并不能成为衡量财富和价值的标准。什么才是衡量价值的标准?马克思用法语摘录道:“导致物质事物存在(fait exister les choses matérielles)的同一原因是其价值的来源和衡量标准”⑧,即“生产性劳动”(travail productif)⑨,所以“价格总是努力固定在一定的基础上−生产成本”⑩。财富作为对人有用的“物”是孤立的,而价值作为动态性的关系则是社会性的(下文将详细论述)。马克思将目光转移到价值层面,就必然看到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并且马克思还特别把萨伊关于生产成本的讨论(包括工资、工人的物质生产过程等内容)摘抄了下来,作为他理解物质生产的重要入口。
三是以生产为切入点透视整个社会的运转。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就阅读了舒尔茨的《生产运动》⑪一书,其中梳理了物质生产的重要历史性发展,但是马克思当时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而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又遇到了一位“生产决定论者”−罗西。受到罗西的启发,马克思在笔记中用德语评论道:“生产现象将所有的经济现象结合在一起。消费、交换、甚至分配都是在生产中定义的。罗西认为生产和分配的划分已经足够了。”⑫马克思以生产现象为基础,去透视消费、交换、分配,这是生产话语的重要推进,这不再停留在单纯的生产概念,而是将生产变成“话语”,同时马克思还从精神生产看到物质生产对其的基础性塑造(例如音乐家离不开乐器),从此开启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性剖析。
第三,马克思认识到现代工业社会再生产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对斯托奇的摘录和评论中,还有一个关键词被马克思频频用下划线标注,即“再生产”。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马克思此时对再生产的关注和研究都是不自觉地建立在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斯托奇为“再生产”下了一个定义:在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以工业生产为基础,以资本为推动力的、能够生产出额外价值和新的资本的物质生产。这种生产从萨伊就开始得到推崇和赞扬,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一个国家其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再生产性消费的产品,它可以称为国民的生产性收入”⑬,这种生产的耗费是将钱预支给未来的生产,因此其具有无限性,这恰恰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诩其理论具有永恒性的重要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罗西对再生产的描述,初窥了“资本”的特性与作用。在罗西看来,土地、劳动、资本都是生产力,但土地来自外部自然,劳动来自人自身,这两者都是来自过去一般意义的主客体,而资本恰恰是一种可以自我不断生产的生产力。资本原本是由人创造用于再生产的力量,却变成了可以自我发展的无限性存在,并且可以推动人在农业、工业上的生产与再生产。笔者认为,这一点是给予马克思一定触动的,但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资本的统治力量,也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去剖析这一特殊存在。
①有趣的是,马克思摘录此书的版本是萨伊评注的法文版。
②罗西在萨伊去世后接替了其在法兰西学院的位置。
③广松涉编:《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2 页。
④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260.
⑤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234.
⑥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238.
⑦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234.
⑧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238-239.
⑨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239.
⑩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237.
⑪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⑫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368.
⑬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277.
三、作为关系性建构的生产话语
如果将马克思的生产话语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抑或是仅仅局限于孤立的“生产”概念,那么我们只能将其称为“生产决定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生产话语,是基于马克思透过“生产”棱镜看到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性建构,由此架构了交往形式理论、生产力概念、生产方式概念等重要理论雏形,从而形成了透视社会历史发展看不见的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重要方法。在《布鲁塞尔笔记》的摘录中,意大利经济学家罗西已经从“关系”出发去理解生产甚至一切经济学范畴,这与马克思头脑中仍然挥之不去的隐性黑格尔哲学理念产生了强烈共鸣。

罗西(Pellegrino Rossi,1787-1848)
马克思透视了可见财富背后不可见的人与物、人与人的生产性关系。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对罗西摘录道:“财富……本质上是主观的。物质只有在通过劳动或至少通过占有与人的需求联系起来的情况下,才能成为财富。”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以黑格尔的认识论方式得出过相似的看法:他看到可见的财富背后是人与物的劳动关系,是人的主体本质与物“打交道”的结果。罗西也在这里指出了财富形成的主观本质,不仅劳动能够赋予其主体性,而且人的需求和占有也会使客观的物质变成与人有关的财富。并且罗西更进一步地讲道:“物质生产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使用价值。价值,就是关系(la valeur, c'est le rapport);财富是这种关系实现自身的所有对象的集合。有用性(l'utilité)是满足需求的属性。”②罗西将1844年只关注财富与劳动关系的马克思带入一个新的关系场−价值的形成。其一,物质生产创造的内容并不是肉眼可见的物质,因为人通过工具对自然物质进行物理加工和改造,并没有改变物质的本质属性。例如,当工匠制作一把椅子的时候,只是对作为自然物质的木头进行塑形,并没有改变木头的质与量,也没有增加木头的额外内容。那么人类为这一产品贡献的创造是什么呢?这就是看不见的使用价值。其二,财富也不仅仅在于物质,而更在于附加其上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人与物关系的自我实现的集合,财富其实是价值关系的外化表现。罗西在这里已经暗含了剩余价值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这一部分价值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也没有给予过多思考。其三,罗西也指出了有用性是一种满足需求的关系,人合目的地对物进行改造,物对于人的关系也在于其塑造的有用性。随后,罗西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解释了价值何以是一种关系:“使用价值(la valeur en usage)是属于所有时间与所有地点的关系的表达。交换价值(La valeur en échange)本质上说是可能发生的。”③在他看来,所有价值的生产都是关系性的,使用价值是时空关系的生产,而交换价值在其本质上是一种潜在关系的生产。这些关系性生产的建构都给予了马克思生产话语深化的可能,也推动马克思走向具体时空维度下“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建构。
马克思从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建构中看到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雏形。马克思以德语和法语混用对罗西摘录道:“工艺的合理分工(Eine rationelle Theilung der métiers),确定界限等,是适用于生产力综合(Ensemble der produktiven Kräfte)的分工原则。一种新的方法、发明和工业进步足以把每天都要改变的整个分类法抛到脑后。”④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机器大生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对生产力的理解,即作为社会基础的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综合,并且生产力本身也在不断进行革新,分工也是由这种生产力所决定的。此外,罗西解释了资产阶级社会人与人的分工关系:“这是自愿形成的协作(l'association)……自愿协作中有完善的组织。”⑤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人们必然要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他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和需要的基础上相互发生交往的,这种交往又作用于生产和需要,并每天都在重新创造着现存的关系。
总之,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逐渐放弃劳动和哲学话语,确立了生产话语,很多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都在这里得到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不仅看到了物质生产、再生产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对生产话语的关系性建构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以此来透视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仅仅看到了财富背后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性生产,却没有看到人与人的关系也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从这种复杂颠倒的透视出发,才能形成对资产阶级社会最严厉的批判,此时的马克思还停留在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性的描述方面。另外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虽然确实从“关系”的维度去理解生产与社会的历史性发展,在哲学和古典经济学中也能找到构建马克思此方法的理论来源,但是这并非一种“关系本体论”。⑥日本学者广松涉敏锐地看到了马克思此时的关系性建构,但是却没有透彻理解马克思从关系出发恰恰就是反本体论的理论目的,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对生产话语的关系性探索,向我们展示出的是反对一切旧哲学本体论的坚定决心和伟大力量。
①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354.
②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356.
③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356.
④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370.
⑤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378
⑥张一兵:《物象化图景与事的世界观:广松涉哲学的构境论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