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婷
原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22年6月
摘要：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继续关注了资产阶级的物质生产过程，并认识到现代工业体系下的物质生产不仅创造了人与自然一种新的历史性关系，同时也使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结构发生根本变化。这种从现实出发的“生产话语”终结了此前的人本主义价值批判逻辑，成为把握马克思新世界观来源的重要理论线索。
作者简介：吴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1845年2月，马克思到布鲁塞尔以后开始了第二次经济学研究。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此两本笔记是研究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重要文本依托。尤其是《曼彻斯特笔记》，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直接面对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原著（此前他阅读的大都是法译本），这对于探寻他的思想演变而言，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本文立足于原始文献，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非直观的“关系”与“结构”的把捉中，剖析《曼彻斯特笔记》的“生产话语”。
一、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人与自然一种新的历史性关系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就已经进入物质生产问题的研究，在那里他集中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机器大工业。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深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物相”背后，发现物质生产活动历史性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意味着，马克思此前的哲学人本学话语逐渐消解，他开始走向现实的“生产话语”。此思维逻辑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达维南特（笔记本一）、布雷（笔记本六）和汤普逊（笔记本四）的摘录中。
第一，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物”不是对象性的物质实体，而是人类劳动活动。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的笔记本一里，摘录了查尔斯·达维南特的《论公共收入》（Discourses on the publick Revenues and on the Trade，伦敦，1698）。达维南特是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发现，他的思想和早期重商主义者相比，产生了重要的变化：作为社会财富的黄金和白银不再是统治人类的万能力量，而是“一国自然的或人工的产物（das natürliche oder künstliche Product des Landes），这个产物是他们的土地及其劳动和工业生产出来的”①。这段摘录十分关键，它显示出，在马克思此时的理论视域下，社会财富不再作为直观对象性的“物”（贵金属），而是“消失的”人类劳动活动。并且，马克思还注意到，保存人类生命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即衣、食、住，也同样是人类劳动活动的产物。他在笔记本六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的摘录中，抓住了布雷关于“物质资料”的问题。布雷指出，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在人们的周围到处皆有，但它们在“自然状态”下（vonNatur）对人而言没有任何用处，“必须经由劳动的中介，才能为人所用；……因为这些东西只能通过劳动生产出来”②。这些笔记反映出，马克思在进入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物”的时候，不再像传统唯物主义那样把它理解为单纯的“物相”，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活动。笔者认为，这是源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里思想实验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批评传统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把“对象、现实、感性”作为一种直观的形式，而非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注意，马克思批判的这点，恰恰是他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44年手稿》）中所认同的（“对象化劳动”）。但是，他的理论逻辑在1845年4月撰写《提纲》的时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在于马克思对人的劳动主体性的哲学人本学强调，而是由于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对社会物质活动的肯定”③（这要归功于《布鲁塞尔笔记》以来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物质生产过程研究的经济学进步）。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对经济学中“物相”的透视，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感性世界”的哲学前提打开了更深的理论空间。
查尔斯·达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1656–1714）
第二，在物质生产的劳动活动中，人改变了自然并使“自然为人所用”。马克思意识到，当人一开始生产自己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因为人对自然不再是被动的依附关系，就像上述《布雷笔记》中摘录的那样，是人主动去改变自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中，称之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erste Voraussetzung），也就是历史（die Geschichte）的第一个前提”④。并且，马克思发现，一旦进入资产阶级物质生产领域，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变化就更为明显。这一点，马克思在《汤普逊笔记》中感受颇深。汤普逊在《最有利于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伦敦，1824年）中，对物质生产的劳动活动如何改变“自然”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马克思注意到汤普逊说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父亲（Arbeit ist der einzige Vater des Reichthums）。自然之手（der Hand der Natur）的生产只有在某种形式的劳动与之相一致时才能成为财富的对象”⑤。换而言之，财富的生产即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劳动活动使自然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求。如，马克思所摘录汤普逊的事例：一块富裕的土地，几年前没有价值的土地，现在变成了财富的对象。“自然对这种转换做了什么？没有。人做了什么，他的劳动是什么？一切。……让任何事物一旦成为欲望的对象（object of desire），劳动是将其转化为财富的对象（Gegenstand des Reichthums）所必需的唯一要素……当自然限制了物品的供应，以致劳动无法满足欲望的要求时，随之就产生了任性的人造价值（the artificial value）。”⑥这个事例让马克思看到，作为自然对象的土地，之所以能够转化为财富对象，不在于土地直接具有的自然属性，而是因为人类劳动活动给土地创造了一种新的功能性形式：使土地变得更加富产（提高土地肥力、利用工具），来满足人的欲求。这种功能性形式的创造就是“劳动的塑性”，具体来讲，即是“人类劳动活动为我性地改变物性对象存在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⑦。因此，自然对象向财富对象的转化，对马克思而言，就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发生了颠倒，自然成为面向人的存在；同时，人类劳动活动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性关系，即“自然为人所用”的关系。实际上，这里汤普逊并没意识到，自然对象向财富的转化还有另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工具。工具的使用同人的劳动活动一样，都是为了使自然变得对人有用（生产物质财富）。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有待挖掘的问题。
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遭遇的人类劳动活动，不是《44年手稿》中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应然的劳动”，而是基于资产阶级物质生产的劳动活动，因此，他的理论视域开始从“劳动主体”转向“物质生产”。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比《提纲》中强调的“对象相对广义的主体方面(实践活动)”⑧更前进了一步，同时也构成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生产基础论”⑨的理论激发点。
①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 51.
②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 12.
③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 362 页。
④广松涉编：《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2 页。
⑤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 237.
⑥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 237-238.
⑦张一兵：《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关于构境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逻辑承袭》，《哲学研究》2009 年第11期。
二、基于现代资产阶级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发现，社会物质活动在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在对托马斯·库珀（笔记本二）、汤普逊（笔记本四）、阿特金森（笔记本五）和布雷（笔记本六）的摘录中认识到，个人在生产活动中，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与他人产生联结，这种联结是基于现代资产阶级物质生产的个人及其劳动之间的交换、依赖和协作。
一方面，个人只要进入社会，那么他和其他人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依赖关系。阿特金森在《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伦敦，1840）中指出，“进入社会状态的第一步−依赖”，“依赖：A依赖于B，B依赖于A（社会开始时的两个交换者；每一个都依赖于另一个的劳动）（die beiden Austauschenden im Anfang der Gesellschaft; jeder verläßt sich auf die Arbeit des Andern），……A为自己挣得食物，但依靠B获得衣裳，依靠C获得建造居所的材料，依靠D获得燃料（反之亦然）”。①可见，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促成了他们之间劳动的交换。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劳动的交换是以“有用性”为前提的。比如，马克思在笔记本二中对托马斯·库珀《关于政治经济学要素的讲座》（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哥伦比亚，1826）的摘录，“在所有情况下，价格都是各种形式的劳动的交换（ein Austausch von Arbeit），廉价的自然原则是一天的劳动应以每种有用的形式（nützlichen Form）进行，一天的劳动以另一种有用的形式进行”②。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到，其实不论是阿特金森“对他人劳动的依赖”，还是库珀“劳动的有用性形式的交换”，所指向的都是物质生产的有用性层面，且这种有用性是指向他人的，也就是说，个人劳动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为了进行交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映照了马克思在《汤普逊笔记》中的摘录，“没有交换的劳动几乎和没有劳动的交换一样无用”③，实际上是肯定了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对于现代物质生产的必要性，而马克思在《44年手稿》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布雷笔记》，布雷作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平等问题上。马克思在这里同时遭遇了资产阶级物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共同活动”。第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交换关系。马克思发现，在布雷那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会为了生存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不论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普通的劳动工人，他们在本质、来源和生存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在现实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却是不平等的。布雷把这种不平等归结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交换的不公平。劳动阶级一方面依靠资本家或雇主提供劳动资料，另一方面他们需要用更多的劳动才能向资本家换取较少的劳动的价值，这样就产生了劳动阶级和资本家之间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还有统治和奴役。马克思对此摘录道：“这是交换的不平等必然的结果，−买进是一个价格，卖出是另一个价格−资本家继续是资本家，工人继续是工人，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奴隶阶级。”④交换不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以为双方是互利的（gegenseitig vortheilhaft），“从交换（Austausch）的性质来看，这一事实是很明显的：在资本家与生产者之间，在大多数的交易事件上，经过第一步骤之后，就没有什么交换可言了……在生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一切交易，都是一场显而易见的诈骗，一场彻底的闹剧”⑤。以至于资本与劳动（Kapitalu.Arbeit）［布雷以“铁铲与掘土者”（die Schaufel und der Gräber）来比喻］成为两种分离和对抗的势力。这些论述让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以及他们的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已经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以来的血亲宗法关系，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劳动的交换导致社会阶级的对立，让他意识到分工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在《形态》中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的分析正是从分工开始的。
约翰·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第二，以物质生产为目的的“共同活动”。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抓住了布雷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协作（Cooperation）对于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他记下了布雷的一个事例：一般而言，人们通常会赞同发明蒸汽机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一定是大于制造蒸汽机的人，而制造蒸汽机的人的贡献则是大于蒸汽机上工作的水工，但布雷却指出，“最后一个人的劳动，在产生我们所要求的效果上看，与第一个人的劳动也是一样重要的。……每一个人是一系列成效的一个环节，而且是不可少的环节”⑥。也就是说，所有人的劳动不仅是相互依赖的，它们之间还同时发生了一种客观的、但又不可见的协作关系，这就在于它们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共同活动（zusammen wirken），那一个目的就是生产（die Production）”⑦。要注意，布雷所说的“共同活动”并不是某种可直观的许多人共同劳动的具体过程，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一定的共同劳动结构，也就是人们相互协作形成的一种社会力。马克思在《形态》中把它指认为历史原初关系的第四方面。
总之，《曼彻斯特笔记》里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交换关系的维度（赫斯作为人类本质的“交往关系”），因为马克思面对的人不再是抽象的、线性的“人”，而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前提的工人、资产者等现实的个人，所以他在此遭遇的一切依赖和交换，均是基于一定生产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场境关系。或许，通过《曼彻斯特笔记》，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说的，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
①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 259.
②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 77.
③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 239.
④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 18.
⑤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 18.
⑥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 17.
⑦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 22.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7 页。
三、“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周围环境”
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不再像在《44年手稿》里那样诉求一种理想存在的社会，他转向了对人们生活着的现实社会的探究。这一逻辑变化，实际上是根源于他的“物质生产话语”的出现。马克思对物质生产过程的研究越深入，就越不能忽视“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周围环境”对人类历史的意义。他在《曼彻斯特笔记》中花了大量笔墨摘录此方面的内容，其中涉及托马斯·库珀、布雷和欧文的著作，这些笔记对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以及交往形式的“国家”。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颠倒，认为“国家”是以“市民社会”为前提的。但必须要提出的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市民社会”是基于抽象的法权和个人基础，因此缺乏经济学维度；换而言之，那里面的“国家”是由毫无经济关系的“市民社会”决定的。与此不同，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里对“国家”的考察是从现实经济过程出发的，他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看到托马斯·库珀所说的，“道德实体（the moral entity）——语法上被称为‘国家’（‘nation’）——已经披上了一些并不存在的属性的外衣”①。这里的“国家”同他在《布雷笔记》中摘录的政府等“社会组织”（Constitution der Gesellschaft）一样，都是在现时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的社会设施”（natural arrangement of society）②。笔者推测，正是从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促使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建中对“国家”展开了重新的思考，即把“国家”视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的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的“实践的−观念的层面”。③
黑格尔与马克思
其次是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以及交往形式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从布雷那里看到，“社会形态（gesellschaftlichen Zustand）——社会是一种人为的存在形态——即是用人类的思考，在只有大自然埋下的基础（Grundlage）之上，树立起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④。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形态》中形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科学表述，但从《布雷笔记》可以发现，这非但不是马克思的原创，而且很大可能是他从布雷处获得的灵感。重要的是，布雷指出，工人阶级的苦难不仅产生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即“产生于仍然存在的私有制度”，同样也是“现时的社会制度（das gegenwärtige sociale System）产生的它的自然结果”。⑤并且，这个“社会制度”（das sociale System）像“太阳系”（das Sonnensystem）一样，“虽然现在有了一个运动正在稳步迈进，但大体上社会还没有一种内在的固有力量，立即就能改变一切行动和见解的方向，正像太阳系的行星一样，没有一种力量来改变它们的轨道”。⑥布雷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意识到，导致社会矛盾的“社会制度”本质上是由现时的社会物质生产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关系。［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分摘要中反复出现的“现时的”（gegenwärtig）一词，与马克思在《形态》中突然开始并经常使用的“一定的”（bestimmt）一词，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布雷没有进一步发现这个现实关系其实就是生产关系，但他的理论对于马克思探究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启发性。实际上，马克思虽然在《形态》里初步搭建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构，但他对生产关系也还没有形成完全科学的认识，这个问题一直到《致安年柯夫的信》才得以解决。
最后是基于“周围环境”的人和人的意识。一方面，人在社会环境中形成并发展自身。布雷向马克思揭示了，人和其他物体一样，受制于某些他必须遵守的原则或影响（Principien od. Influenzen），这些影响来自个人所处的“环境”（Umständen）。同时，人周围的“环境”也指引着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动向的轨道：一方面，人的品行像“一张白纸”，他接受的每一种印象都是由环境和生活所育成的；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也给予人学会生存、建立社会的能力，这是人力孤立的努力绝对达不到的成就，“这就是社会的意图和目的”⑦。笔者认为，这里暗含着一种思路，即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关系都会遭遇特定的物质结果，具体而言就是，人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既受其制约，又在其中产生出新的发展。可以说，布雷的观点给马克思带来很深的震撼，或许也是他后来得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die Umstände ebensosehr die Menschen, wie die Menschen die Umstände machen）⑧这一结论的理论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人在其周围环境中形成自己的意识。众所周知，“意识”是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五个环节之一，他对“意识”最重要的规定就是，“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虽然这句话是出自黑格尔，但毋宁说，马克思对“意识”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欧文的影响。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欧文在这一问题上对于马克思的意义。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异常关注欧文对“意识”的论述，并主要集中于《论人类性格的形成》和《新世界道德书》这两个文本。欧文在《论人类性格的形成》里明确指出，每个人的性格不是由他们自己形成，而毫无例外地总是由外力为他形成的，这个外力就是周围的环境。“他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必然会相信祖先或周围的环境曾经、正在或将要留在他心里的
东西。”⑨在《新世界道德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人类的感受和信念不是他的意志产生的，而是环境行为对他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产生必要影响”⑩。甚至，欧文断言，人是由外部环境和他所处的社会对其机体组织、感官和意识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个集成本质”［ein zusammengeseztes Wesen (Compoundbeing)］⑪。“只有在认识到人不是自己性格的创造者之后，才能形成人类社会的更高境界。然后让我们公开地认识（承认）人的纯真，即他的原始本性和社会在其之上形成的品格的上层建筑（die Superstructur），以及无知等。”⑫实际上，欧文（包括布雷）所说的“周围的环境”，不单是指那些制约着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条件（以前、现在和将来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由此形成的一定的交往形式和社会关系，马克思后来称其为“周围世界”。更进一步，就能发现，“意识”或者欧文最后说的“品格的上层建筑”的生产，本质上是对人们的生产活动、他们的交往形式以及一切社会关系的观念。总之，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对“意识”的研究，不是从哲学，也不是从“意识”本身出发，而是从现实的前提（周围的环境）出发。也许正是如此，马克思才能在《形态》中发出这样的感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⑬
①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 72.
②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5.
③广松涉编：《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8、50页。
④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35.
⑤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10, S.9.
⑥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12.
⑦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13.
⑧广松涉编：《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2页。
⑨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 72.
⑩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 178.
⑪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 175.
⑫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S. 183.
⑬广松涉编：《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3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