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德里达、福柯和马克思主义

本文选自《福柯与德里达:理性的另一面》第五章“后等级政治学”的第一节“德里达、福柯和马克思主义”。

《福柯与德里达:理性的另一面》

【英】罗伊·博伊恩 

贾辰阳 

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分裂理论和实践的论证是众所周知的。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是对经典黑格尔立场的回应,黑格尔立场认为,政治不可逆转地同历史潮流相随而生,这一立场与这种被历史地决定了的政治动物的无助状态相匹配。这种政治动物带有超然哲学家的狂傲,他的任务是在事情发生过后去解释其必然性。虽然不能彻底摆脱黑格尔式的目的论,但是,马克思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即便是在非其自愿选择的情况下,也使得理论和实践之间有了一种更为紧密的可能关系,以至于一个理论的“真实性”不再被视为是事后进行理论化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当下的实践性追问。如他所解释的那样,正是在这个部分地被决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才出现了面向这种未来而非那种未来的斗争。观念的有效性是在物质世界内通过在实践中证实它们的努力斗争来确定的,而不是通过将它局限在封闭的解释性概念体系之中来确定的。

马克思反对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歪曲对立的论辩可以被看做是种解构行为:理论的声望受到挑战,并被臣服于先前的派生性实践领域。在马克思这里,任务不再是通过展现世界之真理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历史的超验逻辑,现在的任务变成了通过实践斗争来实现理论。只是在理论上证明一个,比如说,关于资本的观念如何错误,甚或更进一步去证明它作为多重关系的”真实”本质,都是不够的。因为理论的证明,只有当它被供奉在实践-感性世界中时,才能获得某种程度的真理性。

去想象观念之真实性和有效性可以在我们现存社会的真实物质实证之前存在,就是去沦为意识形态混淆的牺牲品。第二国际(1889-1914)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关乎此的代表性实例。它的主要倡导者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觉得,他们在生产力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普遍本质之间的关系上拥有科学的真理。他们的理论认为,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言,进一步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在其极端形式中,这种理论断言,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的到来,他们只能静默无为(也许只剩下为加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积极工作),即便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坚决反对者考茨基(Karl Kautsky)也反对卢森堡(Rosa Luxemburg)集体罢工的主张,他写道(1983p.71):“现在骚动不应该向着集体罢工升级,而应该向着正在到来的国家选举升级。”马克思自己有时则更为灵活一些,比如,他论证说,科学是一个术语,指示“由人类自身进行的关于社会运动的知识”(引自Jacoky1981p.21)。但是,就像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概念等级的力量,比如我们和他们、统治与反抗、科学和意识形态,并没有由于从较低方向较高方的攀升而被消融。成为领导者而非暴民、实践科学而非意识形态、从暴力革命转向官僚控制的立场,这些并不意味着颠覆先前由之受难而现在由之得福的各种对立。事实上,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形而上学在更深层次上被肯定了,革命成功的政党变得比旧政体中的统治势力更加确信,真理和正义在他们手中,而“人民”并不知道自己的福祉所在。如果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实践成果是值得怀疑的,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旧有的对立总是保持着它们先前的不平衡状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未能通过马克思自己的检验,即其成果的真理性应该被供奉在实践-感性世界之中。

爱德华·伯恩斯坦

从德里达那里所能得到的建议就是去颠覆较高一方的特权并赞赏较低的、次要的、派生的一方:替补。像他告诉我们的那样(1981aP.93)“解构主义不是中立的,它要介入”。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个实践的社会理论,以指明这样一种介入,这样一种对较低方的赞赏会是何等模样,或者如何去实现这种介入。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显示,简单地颠覆等级对立是危险的:这种颠覆之后会有报复和满足感,但仅此就足够了吗?

曾有一段时间,辩证法观念对德里达(1981aPp.62-67)有一定的吸引力。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恩格斯(Engels)于正题--反题--合题的框架内使用的粗略概念——尽管德里达的确曾说过,他对于某种机械唯物主义的粗略形式颇感兴趣——而是在谈论关系性概念本身。然而,德里达很快就认识到,辩证法总倾向于否定差异。在对超验时刻的渴望中它完成了对差异的否定,那时,两个辩证性的对立时刻之间的差异被消解了,消解的基础是他者之中每一时刻的有待揭示的在场。因此,辩证法的地平线就是差异的解决。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情形中,这种解决出现在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流动性发展运动之中。但解构主义的教训是,这种对差异的解决必然只能是对解决之虚假表象的强行维持。从解构主义的立场来看,没有差异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由强力支撑的封闭社会。因此,我们要搞清楚,德里达拒绝接受关于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那里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差异。

雅克·德里达

至此,德里达的思想似乎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并且,毫无疑问,解构主义提供了摧毁机械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概念,这种决定论思想是很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但同样真实的情况是,解构主义也反对与此截然对立的观点,即认为对于压迫性社会体系只能静默无为。德里达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以假定某一特定的差异体系——比如,资本和劳动力的差异体系——是不可回避的。的确,对于解构主义活动而言,历史必然性观念本身就是一个面目可憎的想法。

但是,这并不是说,那些赞赏主体性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然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解构主义》一书中跟随赖安,并以马尔库寨(Marcuse)为例。他的讨论预见了一个时刻,它超越了“履行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超越了资本主义体系盈利逻辑对人类能力的制服,在那里,人类的生存可以朝向完全不同的目标的实现而被重新定位。在马尔库塞这里,主要的目标就是获得并维持一种没有限制的生活,并且他竭力通过审查力比多和欲望的问题来证明非压迫性文明是可能的。他的结论是,力比多依其本性就具有革命性和解放性,这样一种潜力并没有受到科学和技术,比如生产力的阻碍,科技对于人类精神来说具有潜在的解放性,它反倒是受到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统治文化的阻碍。这种“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思想(Kellner1984pp.372479)是建立在一种假想之上的,认为人类本性天然地就是自由的,且具有主体间的和谐性。一旦压抑被移除,欢快的肯定生命就会自动出现。但这样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由于福柯和德里达的思想而变得不堪一击。在德里达看来,关于起源的真实本质的论题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因为它与构造普遍在场的形而上学共享了同一假设前提。这一假定认为,回归真实的起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值得想望的,此外,那些尾随真实起源的现象都是偶然的和非本质性的。目的是要回归到某一时刻,但这一时刻必然会无穷后退,建立在这种目的之上的政治实践,至少说来,是值得质疑的。福柯论述规训的作品为这一批判增加了内容,它显示出在多大程度上现代主体被彻头彻尾地牵连到了资本主义工程之中。不可以认为社会存在者仅只是在受社会结构的压迫,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这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心甘情愿的支持者。

赫伯特·马尔库塞

这样一种思维的意义在于,个体心理不是固定的,它们会变化。恰如新的社会存在者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初就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新的社会存在者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浮现出来。困难在于,福柯的视角似乎是在告诉我们说,以理性的方式带来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好像是说,只有在回顾时,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变化是如何到来的,并且,那些试图推动变化的人的审慎思虑显得远没有那么重要。对我们有价值的事物的存在根据全在于意外偏离、失误、虚假的评估和错误的计算之中,对于这样的观点(1977p.146),我们还能怎样去理解呢?但是,如果这就是福柯作品要传达的信息,难道它不就是政治静默主义的秘方吗?这里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或许正是由于它的原因,才有人批判说福柯和德里达的作品具有保守性。然而,我们不必被这样的理解所控制。至少,福柯和德里达对于根本的人类本性观念的批判,把我们牢靠地置入到实践领域中,并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所在,此外,作为社会主体,我们就是压迫我们的那一结构本身的支持者。当然可以说我们一直以来就知道这一点,或者说弗洛伊德也早就阐述过,他证实心理分析所关注的是心理表象,而不是本能。总能找到先驱者。然而,即便我们不是在对付纯粹状态中的起源性,经验也携带着持续的重复;不仅如此,福柯和德里达所做的,就是去证明起源和本质的神话如何就是取消差异之威胁(或者许诺)的根本社会机制的组成部分。

问题在于,我们从这里要走向何处?在黑暗的“现实主义”中能够浮现出积极的实践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轻松的答案。首先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世界被划分成人为的范畴,比如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中的强大象征物),或者政府被粗略地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这种划分是权力的结果。而这些范畴都是曾经有人为之争论并为之奋斗的范畴。它们或许显得牢不可破,但是,我们所拥有的范畴确定性,就其与经济和政治制度之类观念的自然性相关而言,被形而上学态度强化了,这种形而上学态度肯定了在场、可分析性和世界的可操纵性正是在苏联辩证法家试图将社会主义科学理论化的、最终徒劳无功的努力背后,出现了第一缕反向理解的光芒,这一理解反对那种被世人认可的形而上学。尽管,随着错误累累的后资本主义遗传学形象的出现,这样一种理论化行为的结果显得十分荒唐,但是,这一过程确实是在试图应用基本的洞察力——世界作为我们所认为的样子,通过这同一过程向我们呈现出来,这一过程把我们变成了结构中的主体,无论那结构是等级性的还是“自然的”。因此,或许最重要的事情关乎我们认知事物的方式,以及进行别样思维的最低自由。当与福柯直面遭遇时,德里达认为,超越思想边界的思想是一种没有希望的雄心,但他并没有说,在边界之上也不能出现思想。他正好是在鼓励相反的一面。如果这依然是一条哲学道路,它就绝不会是无关紧要的。

米歇尔·福柯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看法。他在《词与物》中说,作为知识和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与19世纪思想的普遍主旋律是完美相容的(1970p.261)。想一想被建构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并为之划定范围的那些基本前提,我们就能发现这种相容性。存在着这样的假定,即认为政治工程能够被完成:最粗略地看,建立政党被认为是与,比如说建造桥梁相类似的。接下来的假定认为,当出现差错的时候,从政治上讲,它总是因为预想和策划不够谨慎或彻底。但是,在改进政治方案中使用到的那些范畴是什么呢?它们难道不是像“阶级”、“民众”、“经济”和“生产关系”一样的范畴吗?我把这些观念加上引号是因为德里达的批判证明,在它们背后有坚实实体的承诺,事实上是一个虚假的承诺。它们是权力游戏中的玩法而已。比如“人民”这一概念,当它被政客使用时,它就起到了,如其总是非如此不可一般的超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功能,就如同是对天使一样的不可企及事物的隐蔽指称;它并没有指向某一具体数目的人们的共同欲望和需求,除非是否定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差异。政治修辞,无论其是理论性质的,或是蛊惑民众的政客使用的,或是其他“极其合理”的变体,在它们之中起作用的都是一种修辞独裁。普通概念就是确定秩序,这是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我们并不否定它们之间显而易见的重大差异)特征。

米歇尔·福柯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又是怎样的呢?福柯关于权力的悲观主义论题至少揭示了这一点:将政治实践从属于一个与目前截然不同的将来从根本上说是欠考虑的。它之所以是欠考虑的,原因在于那个未能把不远将来的各种偶然因素考虑在内的人,反而可能会要求每一个被这种欠考虑行为所影响到的人去默认一切都会变好的信念。一个动物这么做就会死掉,其他的动物踵继效尤,同样要死掉。福柯(1980pp.135-137)在讨论苏联劳教所时对此进行了全面论述,认为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愿望来消除这一点(并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实现其特定的政治欺骗的各种修辞伎俩),并且断言,必须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现实的组成部分来直接面对。

也有可能,一种彻底劝导性的自欺,加上几乎未被识破的修辞欺骗和概念暴力,对于社会生活来说,是功能性的必需物品。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这是福柯和德里达的辩论所开启的基本问题之一。福柯和德里达都承认,存在着这样一种盲目性。但两人接受这种看法的原因是不同。德里达看到,代现的作用大都源自虚假的承诺,即被代现的一切最终都是可以赎回的。但这是一桩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行为,因为对于事物是另一副模样,根本无法进行概念化。福柯则认为权力关系是无法逃脱的,概念也不例外。确实,他写到了“真理政治学”。他们二人都可以被描述为激进思想家,但却没有一人能够提供一种积极的转换选择,以供人们参照度量当今的知识体系或社会体系。两人都赞成并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揭露了资产阶级拥有某种绝对真理和正义的虚妄宣言;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的主要武器的欺骗性本质,这一主要武器是一个反社会的乌托邦翻版,在那里,所有的此类欺骗都将被根除。

他们二人不可以被看做是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一个立足点,以便带着一定程度的超然心态去观察他们自身也是其组成部分的社会。因此,他们二人都已经牵涉到了对于——反对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的——怀疑时代中的知识分子角色的重新定义。对于这一问题,两人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它们实际上是说,知识分子必须变得更具体化、区域化。如福柯(1977ap.208)所说:

理论并不表述、翻译,或是为应用实践服务:理论就是实践。但它是局部的区域性实践……而不是全盘化实践……它不是要“唤醒”我们斗争的“意识”……而是要削弱权力……它是与那些为权力而斗争的人们并肩展开的活动,而不是来自他们的安全距离之外的启示。

两个策略呈现出来。第一,认识到权力无所不在,并且权力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对人民范畴的建构,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些人是自然正当地受到了压迫,因为这种隶属关系是他们的命运,也是他们的公正的报应(犯人、同性恋、心理疾病患者、失业者、儿童、少数民族、无宗教信仰者、信徒、妇女、残疾人、学生、生态保护论者、富有良心的反对者——这并不是最终的名单,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将所有这些范畴都摄入同一普通范畴之中的全面理论,并且,压迫的形式也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特定知识分子的角色将是为了让这许多的声音能够被人们听到而进行鼓吹,并利用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残留地位去协助完成这一任务。并不是每个群体只有一种声音。对于诸如“心理疾病患者”和“罪犯”之类群体的范畴化行为,其背后的典型化和贴标签过程本身就是,对存在于事实上存在着的人们之间各种差异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否定。不管怎么说,特定知识分子不得不支持群体内部不同人的声音,同时又要支持作为整体的群体的利益。这种对差异和一致的同时认可是不可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鼓动形式来实现的,不仅如此,它还受到西方理性的形而上学基础结构的阻碍(如德里达所证明的那样),受到那种理性中主体含义的阻碍(如福柯所证明的那样)。

可能有人会认为第一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存在主义性质。拉奇曼(John Rajchman1985pp.36-38)将之称为“主体性伦理学”。既要从主导性社会利益中脱身出来,又要把自身角色定义为支持者而非领导者,这在“知识分子”身上确实牵涉到了意志行为。就其关系到对等级社会中所鼓励的个人优先权的颠覆而言,这也可以被看做是解构主义个人政治学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策略更多地是来自于福柯而非德里达,并且更为普遍而非具体。它关系到社会主体的形式问题,关系到社会存在者发生变化的方式,尤其是文明史的关键时刻所发生的那些变化。它与科幻电影结尾处的警告相同,警告去“注视天空!”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无论何时,我们都处在重大的社会心理变化的边缘。在当代西方世界,或许这种变化正通过对后现代性、信息技术和后工业主义等的讨论而被模糊地标示出来。如果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的经验值得考虑的话,那便是:发生于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即便是现在,也正在通过形成新的社会存在者过程中几乎觉察不到的先行步伐来完成。前面已经简要提及过等级形式的积极一面:它们提供了安全感、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但是,如果等级出现了功能性障碍,原因在于等级的僵化、对占据关键位置的无贡献人员的袒护,以及对革新的阻碍(这是生产模式中的一件荒谬事情,因为革新是那里的推动力量),它们就会发生变化,新的工作模式就会出现。但我们知道,非等级工作是繁重的:以团队为基础的社会工作者筋疲力尽,工人合作组织的成员脱队落下,在一个没有结构的组织中为着不甚明确的目标而工作的压力,于眼下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在功能方面,可能有人会从进化论视角出发说,社会化过程中(广义地讲)的那些变化将受到保护,并通过可能会呈现为新的社会主体的第一批原型而被传播开来这些变化成功地使得个人更好地去适应无形的工作、克制的冒险和时常的失落(因为企业道德是要界定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因此很明显这可能会被看作是对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所做出的过激反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思想具有浓重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但是,当把它与当前日益重要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和教育与经济之间日益增强的互动(以至于在英国,中学教育由于工业和商业部门提供的临时性低收入培训工作而得到拓展,并且还可能伴随着一个新传奇故事的出现,这种传奇详细描述了这种行为,而不是将它揭示为把培训计划转变成永久性工作的秘密;以至于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被要求把在校生涯中的一部分时间花在”真实就业”之上)放在一起考虑时,这些现象似乎至少能够胜任一项早期的假说性综合。对于工商管理硕士,布鲁姆(Allan Bloom1987p.370)近来这样评说道:“MBA的作用就是网罗一大堆想上商学院的学生,给他们戴上眼罩,并在一开始就制定一套官方通过的在校生计划……目标和实现方式都是固定的,目的是不让任何事物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因此,这第二个策略就牵涉到对社会化模式的监视指示;牵涉到不断的追问,它们是否在变化,它们如何在变化。正是福柯教会了我们这些变化的潜在意义:关键在于更为协调的新社会主体形式的形成。这总是马克思主义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它几乎认识不到主体形成过程的重要性;希望对主体形成过程的重视能够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思想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