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甘丹·梅亚苏的《有限之后》一书序
巴迪欧 著
蓝江 译
巴迪欧为爱徒甘丹·梅亚苏的《有限之后》一书撰写的序,从这篇序中可以看出,巴迪欧是认可梅亚苏的思辨唯物主义转向的,并认为梅亚苏将在哲学史上青史留名。而巴迪欧也认为自己的哲学事业也是在朝这个方向而努力。尽管汪民安老师认为梅亚苏的方向是倒退,实际上,我认为巴迪欧和梅亚苏才真正让哲学干了哲学该干的事情,之前时代里哲学交织于语言、文本、视觉、图像、小说,毕竟不是哲学本身的事业,那些东西只能是哲学的外表,哲学需要回归到基本问题上,也只有回归到基本问题上,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本体论(ontologie,不要再把这个词当成存在论了,在巴迪欧和梅亚苏的哲学里,这个词与存在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而且梅亚苏进一步否定了ontologie与人的存在的根本性关联,认为ontologie本身就是为了探索一个不依赖于人,或不首先依赖于人的世界)。
巴迪欧序的全文如下:
一
“哲学秩序”系列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出版当代哲学中的成熟而完善的著作,或者每一个时代都不可或缺的哲学文献,也要出版这些一些作品,即在这些作品中,具有着开启新的历程的意义。这些文本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我成为所谓的哲学家时,我们要医治什么样的伤口,要取走插在实存血肉之中的什么样的梗刺?”正如柏格森所坚持的那样,或许只有哲学家才会去发展一个观念。无论如何,无疑的是,哲学家诞生于一个单纯的问题,这个问题会砸i哲学家青年时代的思想和生命的交集中浮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去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将甘丹·梅亚苏的这本书归于这一类范畴。
二
这篇短小精悍的论著,是从一个特别重要的更为恢弘的哲学事业(或用作者自己的词来说,是“思辨”( spéculative)的事业)中截取一个片段,他回到了一个问题的根源上,即这个问题让自己走向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借助康德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可以将思想史一分为二。对于这个问题,休谟给予了最清晰的概述,即它属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问题。从何时起,这个所谓的必然性开始出现?作为我们认识的一切或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思考的根源的感知经验,没有给出任何保证。我们知道,康德的回答认可了休谟的主张,即我们所有知道的一切都来源于经验。不过康德坚持认为必然存在着自然规律,这些自然规律的数学形式,与自牛顿之后的经验观察相一致,便得出结论认为,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不可能源自于我们的感知上的接受,它有另一个根源:即构造了普世性主体的活动,康德称之为“先验主体”。
在经验接受和先验构造之间的区分,对于所有的现代思想来说,都是必要的框架,尤其对于那些试图去思考像必然性或偶然性那样的“各种模态”的自然本质的思想来说更是如此。这仍然是德勒兹和福柯反思的对象。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在这个区分之下重新发现形式科学和实验科学的区分,这个区分对卡尔纳普和分析传统来说十分重要。
甘丹·梅亚苏用十分震撼的力量证明了另一种对休谟问题的理解会走向另一个方向,这种理解更为隐蔽,尽管其更为“自然”。像康德一样,梅亚苏要去拯救必然性,包括逻辑上的必然性。但也像休谟一样,他同意对于自然规律来说,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根基。
梅亚苏的证明——因为它事实上只是一个证明——确定了只有一个东西是绝对必然的:即自然规律是偶然的。将各种不同的模态置于一种全新的关联之中,让思想与对世界的经验之间具有了完全异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消解了经典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诉求,以及对经验和先验之间的“批判性”区分。
于是,甘丹·梅亚苏进一步得出了几个结论,他自己所认定的基本问题(“我们能知道什么”)指向了另外两个问题:即“我们必须做什么?”和“我们可以希望什么?”。正是在这里,他为当代人展开了有限之外的东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甘丹·梅亚苏开启了哲学史上的一条新的道路,迄今为止,哲学史被视为是我们所认知的东西的历史,一条迥异于康德在“教条主义”、“怀疑论”以及“批判”之间做出正规区分的道路。是的,存在着绝对逻辑上的必然性。是的,存在着彻底的偶然性。是的,我们可以思考所是之物,这种思考绝不会依赖于一个被假定出来的构造性的主体。
在这里所朴实无华地展现出来的典型的“批判的批判”,以特别清晰且十分具有论辩性的风格直接切入到问题的核心之中。它让思想可以再一次面向绝对之物,而不是面向那些残缺的碎片和关系,我们以往会在这些关系之中洋洋自得,而“回归宗教”则为我们的精神提供了一种虚假的补充物。
阿兰·巴迪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