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摘要: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分析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实践总体”之上，其核心为都市化之上日常生活复杂空间的交织，本质上，无形的社会空间生产是要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当然，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主要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空间生产。如果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一类的宏大生产方式构架是一种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远程构序，那么，空间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则是指渗透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的近端构序。

关键词：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空间政治学；建筑意识形态；编码与解码

列斐伏尔1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批判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1973年，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与政治（城市的权利第二卷）》2一书，这是他此前几年所做的七篇学术报告的汇集。刚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一书中完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手经典文献细读的列斐伏尔，马上回到自己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已经提出的空间问题上，现在他开始聚焦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元哲学登场的空间理论的政治意味到底是什么，这似乎是列斐伏尔急于让世界知道的东西。

一、空间的生产：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专门为这本书写就的导言中，列斐伏尔这样写道：“当一个文本要获得一种理论意义和自足性的时候，作者首先就得进行一种蒙太奇（montage）式的剪辑，将他力图封闭起来的一片‘园地’划为己有。”3有趣的是，前不久，他还在《阿尔都塞的悖论》中指阿尔都塞切割和拼贴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蒙太奇”。4而在这里，列斐伏尔却从正面肯定起这种理论方法。当然，这并不是一本书的“自足性”，而是他为了即将创立的新理论的自足性而划定的一片特殊的理论园地。那么，列斐伏尔试图用理论蒙太奇剪辑的观点和逻辑圈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此时，列斐伏尔已经明确提出要用一部新的著作——《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来剪辑自己的观点：

这一社会空间（l'espace social）理论，一方面包括对都市现实的批判分析，另一方面包括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实际上，日常生活与城市（le quotidien et l'urbain），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产品和生产（produits et production），通过这两者而占据着一个空间，而反过来也是如此。这一分析建立在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ensemble）之上，因为这些活动在都市的、日常生活的复杂空间中纠缠在一起，直到在某一点上能够确保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rapports sociaux)]。5

可以看到，这是列斐伏尔一个新的学术话语系统。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理论质点：一是这一理论的名称被命名为空间的生产理论，这里的空间不是通常意义的物理空间，而是社会空间。在空间问题上，相对于《都市革命》中的零碎思考，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形而上学抽象，或者是那个被指认为“元哲学”（métaphilosophie）的落地。然而，与1965年《元哲学》中的抽象理论逻辑演绎不同，这一次，“元哲学”已经具象化为一个系统的空间生产理论。二是它由列斐伏尔长期思考的两个方面批判分析构成，即贯穿其一生的日常生活批判与刚刚完成的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批判，在他的内心里，都市化批判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的社会空间基础。三是社会空间分析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实践总体”之上，以后将被指认为空间实践，其核心为乡村—城市关系场境之上日常生活复杂空间的交织，本质上，无形的社会空间生产是要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当然，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主要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空间生产。这也是他对空间生产这种元哲学本质的最重要的界定。总体上看，列斐伏尔在这本文集中并非讨论日常生活和都市化的具体问题，而是试图将自己已有的理论思考进行一种概括和抽象，显然，这是走向《空间的生产》的重要理论准备。

还可以看到，列斐伏尔此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理论身份问题，他再一次明确说：“我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来对你们讲话的，我将展示对现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理论分析，以对发达的、中心化的国家的研究和空间问题为基础的分析。”6列斐伏尔重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不久会清楚地看到，这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自觉掌握，同时，他也将这种思考直接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联起来，提出了所谓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可以看到，此时他的研究对象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聚焦于“发达的、中心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空间问题。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现实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是列斐伏尔此时最关心的两个核心问题。这也会是列斐伏尔接着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问题往下说的重要理论节点，资本关系在社会空间中的结构性布展，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幸存的重要手段。

列斐伏尔让我们注意，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一种自调节的特殊瞬间（moment），这是一种“变形（métamorphose）与自我毁灭（auto-destruction）”的瞬间：

在这一瞬间（moment），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停止了，也就是衰变（dégradation）与解体（dissolution）占了上风，也就是新的关系（nouveaux rapports）被生产出来了，排斥并取代了旧的关系。这样一个瞬间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与通常的革命理论并不完全吻合），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假设。7

显然，列斐伏尔在此将自己的瞬间概念延伸到了更大尺度的社会生活中来了。不过，这个当下发生且消逝的变动性瞬间场境，不是列斐伏尔所表征的日常生活中的诗性创制活动，而是社会生产关系变化中的复杂变形。并且，与传统社会革命的理论不同，列斐伏尔所指认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改变战略，是特指资产阶级对自身生产关系败落的拯救，这是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中的挣扎，所以，列斐伏尔才将其指认为“变形与自我毁灭”同体的瞬间。在列斐伏尔的讨论语境中，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空间生产的战略。正是在这种新的空间生产中，解体中的资本主义的旧式生产关系让位给新的关系。之后，他会将其命名为控制世界性空间生产的“国家生产方式”。

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可是，列斐伏尔认为，这一对社会宏观结构的指认必须回落到微观的社会生活，这就是他的理论贡献了。对此，列斐伏尔有一个新的说法：如果说马克思的经济制度一类的宏大生产方式构架是一种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远程构序（l'order lointain），那么，他所说的空间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则是指渗透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的近端构序（l'order proche）。这里的“构序”（order）显然是一个贬义词，它是指人的生存入序于特定的社会关系构式，表征了对抗性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人的压迫和控制。我体会，这一新的表征背后实际上透露着列斐伏尔长期以来的一种不懈努力，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列斐伏尔就明确提出，要将马克思宏大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奴役和异化，转向资本关系对人们日常生活小事情的支配和异化，这本身就是社会批判理论“日常生活转向”的本质。在这里，列斐伏尔使用了远程构序和近端构序的科学表述。当然，列斐伏尔在这里还有新的发现：一方面，在斯密和马克思那里，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远程构序，往往是通过市场交换关系的竞争返熵和自发作用，以“看不见的手”来构序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在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经济的远程构序是间接性地“自然”发生的。而列斐伏尔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远程构序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因为这是直接通过“国家官僚主义（bureaucratieétatique）的行为、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要求对空间所进行的管理，也就是按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要求来对空间所进行的管理。这一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或许是根本的方面就出现了：将空间进行分割（fragmentation），以便用来买卖（交易）”。8

与马克思那个时代不同，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的远程构序，已经是资产阶级国家官僚主义通过直接干预实现的，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新的补充，因为今天的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的领域已经扩展到对空间生产的远程构序。

另一方面，列斐伏尔特别说明，这里作为国家官僚主义直接干预的社会空间中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恰恰是使经济关系的远程构序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近端构序来实现的。他说，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一过程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眼皮底下，并在每一项社会活动中完成，其中包括那些表面上最无关紧要的活动（休闲）、日常生活、居住（l'habiter）与住宅（l'habitat）、空间的利用”。9

国家官僚主义直接控制空间的生产，目的就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变和幸存的新方式，这就是对马克思关注的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之外的日常生活空间的殖民和盘剥，在那些最不起眼、最普通的“休闲、日常生活、居住与住宅、空间的利用”的近端构序之中。显然，这里的近端构序就是那些我们眼皮底下看起来“最无关紧要的活动”中的支配，由此，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才被真实地再生产出来。这正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二、建筑意识形态与都市规划中的编码与解码

在列斐伏尔看来，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他的新观点认为，生产关系的生产“要将社会活动空间化（spatialiser）。这些社会活动通过生产出一个适当的空间，在总体上与一种实践联系在一起”。10这是列斐伏尔自己从生产关系到空间生产转换的观点，这种转换的实质是把生产关系进一步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来，这就是空间的生产。这其中走向空间化的重要的实践转换活动之一就是建筑实践，这是由于，不同于自然物理空间的社会空间，从一开始就是从最简单的造房修路起步的。可以看到，也是在这里，列斐伏尔第一次比较具象地谈到和“居住”“住宅”等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建筑学（architecture）与空间生产的关系。显然，这个作为空间生产重要支撑学科的建筑学，是不同于列斐伏尔自己熟悉的社会学研究的。这恐怕是他最早在城市社会学中遭遇“独栋住宅”时想到的，设计城市公寓和独栋住宅的空间句法差异的发生机制是怎样的？谁在设计？设计的意图实现了什么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迫使列斐伏尔在进入“空间生产”理论建构时，同时不得不进入一些全新的学科领域。其中，建筑学及其学科主体——建筑师在城市空间生产中的真实地位和作用，必是绕不开的问题。在前面的《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较多地谈及城市规划与设计，而这里则直接进入了建筑实践和建筑学。依我的判断，这也是列斐伏尔从都市空间的宏观分析转向日常生活相关的“空间生产”具体构序机制研究的发端。

首先，列斐伏尔认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学的基础是历史发生的建筑实践活动。虽然，建筑学只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条件出现的新兴学科，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建筑实践，可以回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之前。在此，列斐伏尔并没有谈及早期人类以生活取用为目的的一般建筑实践，而直接讨论了阶级社会之后的建筑意识形态（塔夫里语）。在他看来，以前在奴隶和封建制度下的造房修路的建筑实践中，渗透着“宗教或者政治性建筑的不朽性和权势（la monumentalité, l'importance），以及它相对于‘居住’的优先性。在工业化时期，建筑学挣脱了宗教和政治的不恰当的限制，但它又跌入了意识形态的坟墓（tombe dans l'idéologie）中。它的功能贫乏了，它的结构单一化了，它的形式凝固了”。11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比较说明。一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奴隶和封建制社会中，人们建造起接近神性的教堂和天子所居的皇宫，是传递不朽福音的圣殿，以及宗法政治权力的象征，这也是一种在社会空间中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当然，这种体现“不朽性和权势”关系的建筑物，显然是优先于日常生活中的居住关系的。二是资本主义工业时代让建筑物脱离了不朽的神性和皇权，可它们又掉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黑暗之中，因为建筑空间的功能只是资产阶级生产、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物性载体。并且，现代的建筑已经开始“作为社会活动的居住和作为一种实践的建造（construction)，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在这种现代建筑实践中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建筑学科和建筑师群体。

其次，作为现代建筑实践和建筑学践行主体的是建筑师。列斐伏尔意识到，在他所指认的空间生产中，从形式上看，建筑师恰恰是空间生产中的创制主体。所以，对建筑师及其作用的讨论就成了空间生产理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在传统社会中，造房修路都会有绘制蓝图的设计者，但作为一种职业的建筑师，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列斐伏尔说：“建筑师，作为空间的生产者（但却不是唯一的）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进行操作。”12在人们的眼中，建筑师就是不同的房屋、街道、广场和所有城市建筑的设计者和生产导演，虽然从设计图到实在的建筑物，还需要施工和建造工人的劳动，但这只是建筑师心中蓝图的物相化。可是，建筑师作为“空间生产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正是列斐伏尔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列斐伏尔说，在建筑师设计建筑物的时候，他面对的是铺着白纸的二维平面的“绘图板”（在今天会是电脑三维编码空间），他通过绘制建筑图来实现“物品的再生产和感性世界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des choses,du monde sensible），正是在这种设计和绘图中，建筑师“将自己的思想和理解放到（localiser）规划图纸上，并通过投射（projetant）的方式，让某些东西（欲望、功能、对象）直观化（visualiser）”，并且，假定这是对“‘真实’的解码和重新编码（décodage-recodage du«réel»）”。13解码和重新编码，这是列斐伏尔引入的新概念。比如，设计一幢公寓大楼或独栋住宅，建筑师头脑里投射出来的不同生活起居空间和欲望对象会是相异的，在这里，建筑师往往错误地假定自己的设计、规划和编码都是中性的科学实践，而在列斐伏尔看来，建筑设计、规划和编码的背后，隐匿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巨大魔爪。

第一，看起来中性的建筑设计背后的意识形态。列斐伏尔说，对于建筑师个人的设计来说：“它是一种表现的方式（mode représentation），一种明确的、系统化的技能（savoirfaire），因而，它是一个过滤器（filtre），对内容进行筛选，将某些‘真实’去除，并用自己的方式来填补文本的空白。一种严重的情况是：这种过滤行为，比那种意识形态性的专业化（spécialisation idéologique)或者某一专业的意识形态走得更远。它有抹去社会要求的危险。”14

比如，今天的建筑师要设计一个城市的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他在图纸（电脑）上按客户要求精心规划和设计建筑物，对他而言，这看起来只是一个中性的复杂技能投射，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规划—设计只有一个真实的目的，即资本操控的一线品牌的商品和高端商业服务的展示和销售。这种目标就使建筑设计本身像一个“过滤器”，与这一目的无关的空间功能和“真实”关系场境都被这种刻意的解码和重新编码抹掉了。由此，资本的“社会意图”被遮蔽起来了，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建筑意识形态。列斐伏尔分析说，在建筑设计中，实际上实现着一种构序现实的编码、解码和重新编码。15

什么是编码？什么是解码—重新编码（décodage-recodage）？我们可以简单地说，除了在一些粗浅的例子（关于道路的编码）里，一个编码中并不存在一个系统的预制规则（régles préfabriquées），所有的编码围绕着一个文本（一条信息）构造出一条地平线，将它展开，然后围拢、封闭，就确定了一个中心化的（centré)空间。16

显而易见，列斐伏尔这里对编码的解释，已经远远脱离了原先在信息论或计算机编程中的语境，它具象为建筑设计中以一个特定功用投射为中心的空间结构的构序。在列斐伏尔看来，建筑设计中的编码中有道路设计那样直白的空间构序，但大多数建筑编码都会是建构一个中心化的特定空间场境，有如办公楼的明确商用“意义”，博物展馆的呈现“视角”等。我们上面谈及的CBD设计中的建筑编码，则会呈现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的预制规则”，因为在“所有的编码中，都包含着某种视角（perspective）和某种意义的‘生产’”。17这就是炫耀性商品的展示和销售，它的意义会是某种社会地位的生产。列斐伏尔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建筑师在设计时的“编码”：

手在寻找着，而铅笔在犹豫着，手自以为在从事再生产，并充当了替代者。它服从于一种正在说话的声音。这种声音对事物加以言说，加以阐释，相信它们可以被认识这个有声的手、工具，都相信它们在进行“表现”（exprimer）（再生产），然而，它们却是在行动（agissent）、在“生产”，只不过这项工作的产品，并不具有生产者所赋予它的那些品质和属性这种东西，不同于他所说的和他相信自己所创造的。18

实际上，列斐伏尔眼中的建筑师在设计中的编码、解码和重新编码，很像前述马克思描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个人主体的双重行为结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Sie wissen das nicht,aber sie thun es）。”19马克思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并不是指商品生产者不知道自己在经营活动中做了什么，而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他们无法知道自己扮演什么角色，从而沦落为斯密指认的“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牵线木偶。列斐伏尔这里描述的建筑师也是如此，看起来每一个建筑师在自己的设计和绘图中都是自主性地解码和重新编码，一幢幢建筑、拱廊和广场构成的城市空间蓝图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声音”对象化在图纸上，然而，他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编码都“不同于他所说的和他相信自己所创造的”。因为他的建筑设计编码不过是资本更大的经济编码棋盘中的棋子，建筑师个人的近端构序编码无形中受制于资产阶级金钱逻辑的远程构序编码。他绝不会意识到：建筑设计中“所有被表现出来的、被转到表面上来的空间的均质性（homogénéité），不就是最有效的意识形态的还原者吗？意识形态有助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些生产关系，在空间和空间的可再生产性（re-productibilité）中被传递着！”20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这样做了。这里建筑师的编码、解码和重新编码，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空间生产的一个实际操演罢了。

第二，都市规划中的意识形态布展。这是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已经涉及的问题。列斐伏尔认为，绝不仅仅是建筑师个人身陷意识形态的迷雾之中，如果跳出建筑师个人的范围，那么自我标榜为“科学”的“城市规划学”（urbanisme）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Urbanisme也可译作都市主义，情境主义国际就提出以“新都市主义”来取代资产阶级的都市主义。因为它是“通过散布意识形态的浓云，才成功地‘确立’起来了（变成了一种制度）。这一点不让人感到震惊吗？城市规划学只有依靠一种十分敏锐的批判性思想，才能够摆脱处于统治地位的那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l'idéologie régnante）”。21这种敏锐的“批判性思想”，正是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它的直接目的正是为了打破这种意识形态强制中的“都市主义”（urbanisme）的城市规划学。在他看来，“与社会的都市化相伴随的，就是都市生活的恶化：中心的突然出现，从此以后放弃社会生活——人们被分配、隔离在空间中，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真实的矛盾，我称之为空间的矛盾（contradiction de l'espace）：一方面，统治阶级和国家强化了都市作为权力和政治决策的中心的功能，另一方面，这个阶级和国家的统治被城市分裂了”。22

与前述的建筑设计不同，这里城市规划中出现的中心，不是一个建筑空间关系场境中的中心，而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空间中心。列斐伏尔认为，在资产阶级城市规划学对城市的编码中，“都市空间是最核心的本质或属性：构成性中心(centralité)”，这个中心集中了空间生产出来的所有“主体”支配“客体”的矛盾关系，它“宣告了以隔离（ségrégation)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与正在建立的那些中心所不可避免的危机：这些决策的中心、财富的中心、权力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将那些不能分享政治特权的人们赶到了郊区”。23正是在看起来“科学”的都市规划中，这些构成性中心的真正支配力量，当然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以这种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关系centralité（中心）统治和奴役着整个社会生活。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分裂成了构成性中心与“郊区、边缘地区和卫星城市群”的空间的矛盾关系，如果说构成性中心是“权力的中心和巨额利益的中心”，那么区隔出来的边缘化的郊区，则是被统治阶级驱赶和奴役的边缘地带。所以，列斐伏尔说，他的《城市的权利》所指的，正是这种从边缘重返中心的努力，“就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整体性（globalité）”。24这种作为整体性的权利，既不是自然的权利，也不是什么契约的权利，就是一个城市居民和群体应有的基本生存权利。在他看来，

进入城市（ville）的权利，意味着建立或者重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unitéspatio-temporelle）、一种取代了碎片式场所的集合（rassemblemen）。它并没有消除对抗和斗争，而是相反！这种统一性或许可以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名字：“主体”（个体的和集体的）。这个主体存在于一种外部形态（morphologie externe）中，而这种外部形态能够确立自己的内在性（intériorité)——完善[自我的与“存在”（l'être）的完善]——生活——“安全与幸福”。25

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了。列斐伏尔要争取的是进入城市的权利，是想从都市化、碎片式的空间生产中，重新建立一种时空统一体，这并不是简单消除对抗，而恰恰是以“主体”的名义建立属于被压迫阶级自己的内在生活。可以感觉到，列斐伏尔这里所使用的哲学上的主体概念，不再是人本学中那种非历史的抽象主体，而具体指为资产阶级都市化实践所边缘化的劳动阶层争取自身“安全和幸福”的努力。

由此，列斐伏尔宣称，他自己提出的这种争取进入城市的权利问题，已经在走向一种新的知识形态，这就是“一种关于生产的知识，也就是关于空间的生产的知识（connaissance d'une production,celle de l'espace）”。26这也是列斐伏尔第一次明确将自己新的理论命名为“空间的生产”，可以看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它缘起于被边缘化的人们重新进入空间中心的“城市的权利”。这是我们入境于《空间的生产》一书时最重要的入口。列斐伏尔还专门强调说，这正是对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的继承和光大。依他之见，“在马克思的时代，经济学在对产品的列举、描述和记录中走进了死胡同，为了研究这些物品，马克思对它们的生产活动进行了批判的分析”，显然，“马克思继承了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的开拓精神，把它纳入到了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批判分析（l'analyse critique du mode de production）中，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认识的水平。在关于空间的问题上，今天也要运用类似的方法”。27这是十分深刻的方法论上的理论自省，因为列斐伏尔从《〈资本论〉的形式、结构和功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与城市》中，已经直接体知到马克思运用了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他清醒地认识到，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当经济学家停留于经济事物的表面时，马克思透视了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背后被遮蔽起来的“生产活动”，并将其深化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更精准地说，马克思进一步从生产过程中透视出劳动活动，因为只有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我以为，这是列斐伏尔一种方法论自觉的直接体现。列斐伏尔在这里明确地说自己的“空间的生产”的理论，是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科学方法运用到今天对空间问题的认识中来。这也是我指认列斐伏尔创立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基础的缘由。这样，列斐伏尔就在马克思也并没有过多关注的社会空间领域，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传统空间问题研究中看到物理空间的持续性存在特性和放置对象的空洞场所的地方，他透视出复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构序起来的生命空间绵延，在马克思高度关注的物质生活领域之外，在日常生活层面重新捕捉到资本化身为“毛细血管”的微观权力运行机制，在城市与乡村、都市化构成性中心与边缘生存的关系场境中，发现了阶级冲突的空间矛盾，这样，列斐伏尔就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空间理论中的“认识论革命”。如果说，柏格森通过内在生命绵延，将时间从外部客体持续性特性内化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主体性的时间，那么列斐伏尔则是通过人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空间，将空间从外部客体的广延性特性内化为主体性的关系场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列斐伏尔称之为空间理论中的路德。这是借喻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可恩格斯的相关比喻，即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将斯密比喻为“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nationalökonomischen Luther genannt）。28“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斯密从物性的财产背后看到了主体性劳动活动，而空间理论中的路德——列斐伏尔在这里则是从外部的物性空间中看到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本质，这是他在空间观中实现的革命性认识。

列斐伏尔提醒我们，他在这里进行的讨论，在自己的思想发展进程中并“不是要否定先前的研究，它试图把先前的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由此又让它们复活了”。29这是说，他提出空间的政治，不是要否定“都市革命”，也不会拒斥日常生活的批判，而是使这些问题在更深刻、更高的水平上得到发展。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列斐伏尔思想中的这种进步。下面我们来看列斐伏尔在此书中关于空间生产的原则的一些具体讨论。

三、空间生产研究的基本原则

首先，关于空间问题的原则性讨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已经开始对《空间的生产》一书进行纲要性思考。第一，关于空间的概念。列斐伏尔说，这个新的空间概念就是新的元哲学的核心关键词。元哲学这一概念，在这里也就是列斐伏尔原创性的哲学思考。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概念从1965年开始提出到现在的演变和充实的过程。这里的空间，肯定不是物理学或地理学意义的学科术语，在列斐伏尔进入这一空间构境时，他就已经“避开了经验主义的描述”，并且“不包括操作性的（opérationnel）概念”，新的空间概念必须在“跨学科”的意义上去理解。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要掉入心理学或社会学的那种具象的空间感受，也不要从建筑学和城市学等实证科学的构境中去理解这里的空间存在。他界划了一系列的否定性边界。显然，哈维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因为他将列斐伏尔的空间关系与“地理配置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30这开启了后来所谓地理学“空间转向”的偏向。列斐伏尔强调说，他所指认的新的空间概念是一个社会的统一性（l'unité）或者总体性，一种关于存在的批判逻辑。比如，上面讨论的资产阶级都市化的空间系统，“就是把一种已经实现的统一性、一种已经变成现实的连续性，赋予这个社会，即新资本主义社会（la société néocapitaliste）”，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资本的逻辑，一种商品的逻辑，一种幸存的逻辑（une logique du capitalisme,une logique de la marchandise,une logique de la survie）”。31这样，列斐伏尔也巧妙地将自己的空间生产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话语内在地链接起来。我觉得，列斐伏尔这里刻意使用的“幸存的逻辑”是别有深意的，他是在指认今天的新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通过空间的生产，才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幸存。这是列斐伏尔将在不久后的《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要展开说明的新问题。

第二，社会空间的空间性（spatilité)。在此时的列斐伏尔看来，新的空间概念可以从精神空间（l'espace mental）和社会空间（l'espace social）两个层面来分析。此时，精神空间是指“感知的、想象的、被表现的”，这也是所谓“表征的空间”（l'espace de reprèsentations）；而社会空间是指“被建构的、被生产的、被规划的”，这也是所谓“空间的表象”（reprèsentations de l'espace）。32此时，他还没有形成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的空间的“三元空间结构”。列斐伏尔认为，进入社会空间研究的科学问题式，要正确地把握空间性概念，必须先要透视一些在空间问题上的基本假设（hypothèse）。我觉得，列斐伏尔这里特意使用的hypothèse（假设、假说）一词是独具匠心的，因为不同时期人们对空间的看法都不是终极性的真理，只不过是历史性的有限认识——假设。这些假设正是历史生成和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空间在精神空间中的主观映现。一是将空间视作透明的放置物品场所的“纯粹形式”，其中，“空间的纯形式，被掏空了所有的内容（感性的、物质的、真实的、实践的），而只是一种本质，一种绝对的理念”。33这种假设从柏拉图开始，经过笛卡尔和康德，甚至为数学、哲学（现象学，特别是认识论）、语言学（乔姆斯基）和精神分析学所承袭。这应该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作为物质存在的空间形式的一般看法，从根子上看，这也与人在物理空间（大地）中自然经济的劳作的卑微地位相关，在此，社会空间实践只是刚刚超出历时性时空轴的零度位置。二是承认“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品。它是可以观察到的，而且首先存在于观察的记录中，因而，也就是存在于经验的描述中”。34这种假设已经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因为这里的空间实践，已经摆脱了自然经济中的农耕土地，并开始被正确地视作人们工业活动积极改变外部存在的结果，在这里，“空间产生于劳动和劳动分工，因而，它是产品和物品的总集（l'ensemble）所占有的一般性场所（lieu général），也是这些物品的子集（sous-ensemble）的场所。它被现实化（effectué）、客观化了，因而也是‘功能性’（fonctionnel）的”。35虽然，社会空间在此已经与人们的创造性劳动活动关联起来，可是仍然表现为一种放置物品的客观场所。三是摆脱了社会空间场所的认识，开始将空间看作“一个中介（intermédaire），即一种手段（moyen）或者工具（instrument），是一种中间物（milieu）和一种媒介（médiation）。在这一假设中，空间是一种在全世界都被使用的政治工具”。36这种假设是社会空间问题上的一个更重要的进步。因为这种中介性的空间，已经触及非直观的社会关系中“通过暴力来实现某种连续性”，比如金钱勾连万物的普遍联系空间。由此，社会空间开始进入资产阶级世界建构的一种特定“政治工具”的场境关系。列斐伏尔指出，“一个这样的空间，既是意识形态性的（因为是政治的），又是知识性的（因为它包含了种种精心设计的表现）”，同时，这种特定的空间也是“理性的—功能性的（rationnel-fonctionnel），也可以说它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fonctionnel-instrumental），因为在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范围内，功能意味着规划、战略”。37依韦伯的话语，这会是一个法理型的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空间。列斐伏尔此处对社会空间的界定，内嵌着一种很深的历史性分析，已经触及新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空间问题式。因为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在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也就是在消费被管理着的官僚主义社会（la société bureaucratique de consommation dirigée）内，它既是中介，又是手段。社会、消费表面上的目的，事实上，是由劳动力的再生产，即生产性劳动的劳动条件的再生产来决定的”。38这是一个深刻的判断。说到底，表面上疯狂的消费，最终还是由劳动力与生产性劳动条件的双重再生产决定的。并且，在精神空间的意义上，“空间不是一种纯洁的表现，而是传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观，而且首先是交换和商品的价值观，也就是拜物教（fetichisme）。最终，意识形态就不再真正地存在了，存在的仅仅是虚假的意识和它所生产的话语”。39这也意味着，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生成的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王国中，经济拜物教构成了人们全部精神空间的本质。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历史性。列斐伏尔已经意识到，社会空间的概念不是抽象的泛指，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空间实践建构而成的。如前所述，神性—宗法式的社会实践，建构起旧式的不朽性建筑空间和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空间，而资产阶级的工业实践和商业逻辑，则建构起新型社会空间中的构成性中心与边缘的都市关系，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历史性观点。并且他明确指出，同样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生产，也存在着内在的历史差异。列斐伏尔说，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对应于14世纪以来的“竞争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种空间生产的首要问题是“在物质方面对生产方式进行再生产（机器与劳动力），并允许对产品进行消费”，当然，这种消费会在城市的商品—市场交换的经济关系空间中发生，这时的社会空间主要是功能性和工具性的。而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于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主要依存于物质生产中的机器和劳动力，当代的资本主义已经迎来了“自动化生产”的时代。

自动化（automatisation），表现为知识在生产中的运用前景，科学正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变成生产力（马克思著名的惯用语）。在信息、科学对象和知识本身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尽管它们不是同时共存的信息和自动化成为一个整体而维持着。然而，在地平线上出现的，还有非劳动（non-travail）。一方面，生产性的劳动（travail productif）不再仅仅属于工人阶级，另一方面，生产性劳动的重要性、功能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体力劳动(travail manuel，“简单劳动”——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的作用降低了。40

这应该是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客观观察的结果。其实在马克思那里，他已经在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的问题时，极其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的作用，也看到了工人的体力劳动地位的下降，可是，今天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自动化生产，已经是信息构序与技术知识直接构式且反向对象化的过程，“科学就是生产力”正在成为现实。与此相关，在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性劳动”，即创造剩余价值以生成资本增殖的劳动，不再仅仅局限于工人的体力劳动，而是扩展到科技劳动者的智能劳动，这种新型的纯粹操作性空间中的构序活动看起来像是“非劳动”。实际上，这种出现在新资本主义地平线上的“非劳动”，还包括与日常生活关系日益紧密的服务性劳动（“第三产业”）等。也正是因为物质生产过程中这种新的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中的重要改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在一条更为广大、更为多样化、更为复杂的战线上进行自我防御（défendre），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生产关系的这种再生产不再和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同步；它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通过娱乐和文化来实现，通过学校和大学来实现，通过古老的城邑的扩张和繁殖来实现，也就是通过整个空间来实现。41

这是一个新的理论判断。因为列斐伏尔在这里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做了区分，在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讨论物质生产方式的地方，列斐伏尔将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关系”独立出来，以支撑他的新空间理论。这个刻意区分与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更加依存于社会关系实际发生作用的各个微观层面，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微细层面，人们在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中沉浸于娱乐、教育、文化和休闲。过去马克思那个时代横行于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的资本的逻辑，现在已经全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整个日常生活的空间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列斐伏尔断言，这种生产关系再生产意义上的空间生产，正是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卓有成效的自我防御，这种防御建构了“资本主义的幸存”。

列斐伏尔说，他这里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已经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假设。这种关于社会空间的新假设，不再表现为物品的总和、场所与中介性的工具，“它实质上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列斐伏尔特别指认说：“这种广义的生产的空间，意味着、并且本身包含着新资本主义社会（société néo-capitaliste）中全部活动的普遍目的、共同方向。”42可以看出，列斐伏尔这里新的空间概念，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普适性的范畴，而是与新资本主义社会密切相关的历史性概念。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方面。因为只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场境才能得以发生，对此，他进一步分析说：

就各种各样的活动（activités）、各种各样的劳动（travaux）、日常生活、艺术以及由建筑师和都市设计师造就的空间来说，在它们所共有的那种动力学的意义（sens dynamique commun）中，空间是一种图式（schéma），这是一种关系（apport），一种在分解（dissociation）中对内在性（inhérence）的支持，在分离（séparation）中对包含（inclusion）的支持。43

这里，列斐伏尔眼中新的社会空间是由四个层面的活动建构而成：一是劳作，这是马克思高度关注的物质生产领域，它仍然是整个社会生活空间的一般基础；二是列斐伏尔格外关心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日常生活；三是彻底脱离了物质劳作的艺术空间领域；四是上面讨论过的建筑师和都市规划意义上的空间句法。理解这四种活动域时，不能只是看到四种不同的空间场所，而要从“共有的动力学的意义”（sens dynamique commun）上，将这些活动空间理解成一种关系性的图式。列斐伏尔特别强调说：“它涉及广义的生产（production au sens large）：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某些关系的再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变成了这种再生产的场所，包括都市的空间、娱乐的空间、所谓的教育的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等等。这种再生产通过一种和现存社会相关的方案来完成。”44这里空间的生产中的“广义的生产”，并非传统意义上制作和改造对象的物质生产或者创造性的精神生产，而是一种扩大了的非对象化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所以，空间的生产会延伸到城市生活关系场境中的都市空间、人们游戏与休闲活动中的娱乐空间、生产社会关系“接班人”的大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教育空间，以及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日常生活空间。他还专门指认说，这里提出的空间生产“这个术语意味着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反思之上向前进了一步。这个术语超出了这些部门，而建立在社会总体之上”。45

也是在这里，列斐伏尔明确提出与这种空间理论相关的时间（temps）概念。依我的观点，这也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思考中第一次集中地讨论时间问题。他说，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时间，也具有了与这种新型的空间生产一致的性质。“这种时间，是一种高级的财产，一种高级的商品，被人们买卖着：劳动时间、消费时间、娱乐时间以及行路的时间（temps de parcours）等等。它是在生产性劳动的功能和日常生活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功能（fonction du travail productif et de 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中被组织起来的。”46其实，列斐伏尔的思考是有趣的。一是他延续了柏格森的内在生命时间观，即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持续性，时间总是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关的“绵延”，不过，列斐伏尔更加突出了生命活动的社会关系性；二是列斐伏尔的时间观延续了马克思经济学批判话语中的时间观，即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商品逻辑绵延，这很深地关联于列斐伏尔已经提出的生命节奏与劳作—经济物性节奏的异化关系；三是除去马克思已经深入思考的劳动时间外，列斐伏尔还将这种社会时间观延伸到劳作时间之外的日常生活时间中，这是一种与社会空间中生产关系再生产功能相一致的“消费时间”“娱乐时间”和被资本控制起来的其他休闲时间，它甚至微观到人们在商业拱廊中行走，在火车、轮船和飞机上奔波的时间。应该说，这同样是一个深刻的看法。

列斐伏尔还告诉我们，他这里关于“我们关于联合—分离的空间的假设”，直接建立在由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部分或者三元性模式上”，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7篇第48章）最后所提出的所谓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三位一体的公式”(formule trinitaire)。在列斐伏尔看来：

这三个统一在活动着的社会中的因素，被人们描绘成是相互分离的，而且它们的分离（séparation）具有一种客观的意义，因为每一个群体都得到了社会总“收人”的一个确定的部分。因此社会关系就有了一种异化的外表（apparence aliénée），一种扮演着“真实”的角色的外表。这是在某种统一性中的关于分离的幻象（llusion），即关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幻象、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的幻象。47

列斐伏尔的复述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最后，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这个相互分离的虚假“三位一体”，48这也是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的三栏叙事，而到了这里，这种外部呈现为分离幻象的“三位一体”已经被揭露为“社会关系物化”颠倒，遮蔽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神秘性。依列斐伏尔的观点，他的空间生产的理论正是依据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存在的“空间的矛盾”（contradictions de l’espace），这些矛盾并非来自理性的形式，而是“来自于实践的、社会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内容”。49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注释

1.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其1919年在索邦大学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58年被开除出党）；1948年加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从事研究工作；1954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1961—1965，1962年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巴黎大学楠特尔分校（1965—1971）、巴黎高等研究专科学校（1971—1973）等任教。代表作有：《辩证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1939）、《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导论》（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1947）、《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Problèmes actuels du marxisme, 1958）、《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日常性的社会学基础》（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Fondements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é, 1962）、《元哲学》（Métaphilosophie, 1965）、《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968）、《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 1970）、《空间与政治（城市的权利第二卷）》（Henri Lefebvre, Le droit à la ville, vol.2: Espace et politique,1973）、《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La survie du capitalisme: 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1973）、《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1974）、《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走向日常的元哲学）》[Critique dela vie quotidienne, III.De la modernité au modernisme (Pour une métaphilosophie du quotidien),1981]等。

2. Henri Lefebvre, Le droit à la ville,vol.2: Espace et politique, Paris: Anthropos,1973.

3.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页。

4. Henri Lefebvre,“Les paradoxes d'Althusser”,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13,1969,p.23。中译文参见王嘉译稿。

5.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页。

6.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99页。

7.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页。

8.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4—5页。

9.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4页。

10.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3页。

11.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7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nri Lefebvre, Le droit à la ville, vol.2: Espace et politique,p.14。

12.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7页。

13.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8页。

14.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8页。

15. 编码与解码原先为信息论和计算机编程中的重要概念，编码是指信息从一种形式或格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具体到计算机编程中，也就是用预先规定的构序方法，将文字、数字或其他对象编成数码，或将信息、数据转换成规定的电脉冲信号，以完成计算和编程的复杂构序任务。编码在电子计算机、电视、遥控和通信等方面被广泛使用。解码是编码的逆过程，通常是指从一种现成的编码构序中脱型和袪序出来，而重新编码则是使信息入序于另一种构序和编程之中。

16.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8页。

17.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9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nri Lefebvre, Le droit à la ville,Vol.2 :Espace et politique, Paris: Anthropos, 1973, p.17。

18.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1页。Karl Marx, Grundriss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II/6,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S.105.

20.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1页。

21.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2—13页。

22.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01页。

23.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3页。

24.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3页。

25.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4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nri Lefebvre, Le droit à la ville, vol.2: Espace et politique, pp.22-23。

26.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4页。

27.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4页。

28. 马克思的原话为：“正像路德认为宗教、信仰是外部世界的本质（Wesen deräusserlichen Welt），因而起来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innern Wesen），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正像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也就是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äusserliche gedankenlose Gegenständlichkeit）就被扬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9—290页。

29.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5页。

30. 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著：《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董慧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vi页。

31.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9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nri Lefebvre, Le droit à la ville, vol.2: Espace et politique, p.29。

32.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0页。

33.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1页。

34.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3页。

35.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3页。

36.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3—24页。

37.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4页。

38.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4—25页。

39.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5页。

40.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16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nri Lefebvre,Le droit à la ville, vol.2: Espace et politique, p.166。

41.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5页。

42.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5页。

43.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5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nri Lefebvre, Le droit à la ville, vol.2: Espace et politique, p.39。

44.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7页。

45.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31页。

46.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8页。

47.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9页。

48. 马克思的原话为：“资本—利润（企业主收人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alle Geheimnisse）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trinitarische）的形式”，“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ökonomischen Trinität）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Mystifikation），社会关系的物化（Verdinglich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die verzauberte, verkehrte und auf den Kopfgestellte Welt）。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bloße Dinge），在兴妖作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0页。

49.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