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简介

本文三段选自【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二章《政治随笔》的第二节“国家和市民社会”，曹雷雨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选摘片段包括“海狸的寓言”、“霸权（市民社会）和权力的分离”与“颠覆分子”三部分。

 选段一：海狸的寓言

（海狸遭到捕售者的追猎，捕售者意欲取得海狸的睾丸炼药。海狸为了保住性命，扯下自己的睾丸。）为什么不抵抗？因为各个党派缺乏个人和政治尊严感？然而这些因素都不是自然现象，不曾成为人类固有的长远特点。它们只是“史实”，可以从过去的历史和现存的社会条件中得到解释，明显的矛盾：宿命论和机械论的历史观占主导地位（佛罗伦萨，1917年，柏格森主义批判），可是采取的立场却是形式粗浅的自愿主义。例如，1920年计划在波洛尼亚建立城市代表联席会，却受到组织因素的限制。这只能促成无益的重复用迂腐抽象的机体代替同Camera del Lavoro（工会） 一样扎根群众的集体。那么至少城市要素（无产阶级）取代霸权算不算这个计划的政治目的？（如果建立了代表联席会，无产阶级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核心--如果在各省的基础上成立工会的话。）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意图，不管怎么说，从未实施这样的计划。

克劳迪奥·特雷韦斯的“赎罪”讲话：这篇讲话对理解政治领袖论战时的滥竽充数和浅尝辄止等表现非常关键。类似的小论战掩饰了领导者惧怕具体责任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反过来又掩饰了他们没有团结自己代表的阶级，不了解这个阶级的根本需要、它的抱负和潜力。这是家长式的政党，是一群妄自尊大的小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抵抗？战争恐慌以及认为文明国家不“允许”暴力发生的信念。

这些泛泛而谈还掩盖了更多更深的动机（再者，它们又违背每次大屠杀的情形：我们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声称统治阶级是反动派！），因为它们的核心问题在于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倒成了“两个阶级”。人们没有参透反动派一旦胜利结果将会如何，毕竟没有经历真正的斗争——只是教条“原则”的斗争而已。与自愿主义相关的另一个矛盾：如果反对自愿主义，自然就要赞成“自发原则”。其实正好相反：“自发”倒在其次，不值得考虑，也不值得分析。事实上，“自发原则”是该党无能的最大佐证，表明夸夸其谈的党纲和微不足道的政绩之间相距甚远。虽然如此“自发”事件确有发生（1919-1920年），损人损己，无事生非，把麻木被动的阶级从沉沉死寂中搅醒，平和的人们陡生间隙。“自发性”和拒绝承担责任的特点引发普遍“恐慌”，“大恐惧”不能不使被压迫者协力无情地摧毁他们的统治。

邦联和党所谓的盟约好比国家和教会的协议，这个独一无二的文书反映了被代表者和代表者之间南辕北辙。党是国家结构的雏形，不容政权的分裂，不容部分党员要求平等的权利，摆出自己是“党的全体”的同盟——好比国家不容自己的部分国民（通过外国势力）缔结特别条约，凌驾于各种法律之上，操控自己与所臣服的国家的关系。认可这样的局面等于国家和政党在实际上和在法律上向大多数被代表者臣服：其实就是向一个反对国家、反对党并最终间接掌权的集团屈服。盟约的实例清楚地说明权力不在党这一边。

同样，同盟条约本身也对应着党和议会集团之间的奇特关系：它们也采取权利平等的结盟形式。这种关系体制表明政党不是具体存在的独立机体，只是更加复杂的机体的组成部分，这个机体具有工党的一切属性——没有核心、没有统一意志等等。那么，工会必须附属于政党吗？这种提问的方式是不恰当的。问题应当是：党的每个成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党的成员，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工会和党之间不存在服从关系：如果工会自发选举某个党员为领袖，表明工会自愿选择了党的领导，因此也自愿接受（实际上愿意）党指挥自己的官员。1914年6月的事件虽然是个启迪后人的大先例，1919年的这个问题还是提得不当。因为实际上派系没有政策，党也没有政策。[1933年]

选段二：霸权（市民社会）和权力的分离

权力的分离、实现权力分离的过程中引起的全部讨论、分权的产生造成的法律教条，这些都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互相斗争的产物。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阶级均衡不稳定，因为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与旧的统治阶级仍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直接为国家服务，尤其在民事和军事官僚机构）。换言之，社会上发生了克罗齐称之为“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不断斗争”，其中教会代表了总体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教会只是其中的削弱力量），而国家则代表了试图体现各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和各种局势的种种努力。因此，教会本身可以变成国家，而世俗（和世俗化）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教会（当教会变成国家主体的一部分，成为特权集团所垄断的政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后者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特权，获得教会在“市民社会”中所代表的部分的支持，从而吸收了教会）之间可能发生矛盾。

分权对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在本质上的重要意义是：自由主义的全部意识形态及其本身的优缺点可以用分权的原则来概括，而自由主义缺陷的根源因此明显起来：施加强制权力的是官僚阶级，也就是全体领导干部，他们在一定的时刻演化为某种等级社会。因此民众发出了选举一切职位的呼声，这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要求，民众也同时因此发出解散官僚阶级的呼声（永久立宪会议的原则等，在共和国家，定期选举国家元首给人造成可以满足民众上述基本要求的假象）。

分权中的国家统一：议会与市民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政府和议会分别的司法权代表了成文法律的连贯性（甚至可以反对政府）。三种权力自然也是政治霸权的工具，只是程度各异：其中立法第一，司法次之，执法最次。还要注意到行政司法管理中的疏忽如何会给公众造成特具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一部分中霸权机构最为敏感，因为警察和政治管理部门的仲裁行为也要提交给霸权机构。[1930-1932年]

选段三：“颠覆分子”

“颠覆分子”纯粹的意大利概念含义如下：一种消极而非积极的阶级立场，“人民”知道存在敌人，却只是试探着把他们认作signori（阔人）。signori 一词包含了从前对国家或城市的不满；衣着是基本的身份标志。这个词也包含了对官员的不满，而官员是认识国家的唯一途径。农民、甚至小农场主都讨厌公务员，他们虽然谈不上憎恨国家，却也不理解它。他们把公务员看作“signori”，即使自己的经济地位比公务员优越一些也不例外，因此会发生这样的明显矛盾：对农民而言，signori也是morto di fame网。这里的“普遍”痛恨带有“半封建”的特征，而不是现代特征，因此不能当作阶级觉悟的证据——不过是这种意识最早的微光，也就是最初的否定和对立态度。人民不仅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也没有意识到对手的历史地位或局限。较低的阶级在历史上处于防御地位，只有经过一系列的否定才能获得自我意识，但是正是这个过程本身还没有浮出水面，至少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规模。

理解“颠覆分子”的另一个因素来自主要被称作 morti di fame 的阶层。morti di fame 不是同质的阶层，如果抽象地辨认他们，难免要犯严重的错误。在自然村或某些农业地区的小型城镇中，有两个mort di fame 阶层：散工工人和小知识分子。散工工人本质的特点不是他们的经济状况，而是他们的精神和道德情况。这些地区典型的农民是小农或更原始的收益分成的佃农（他们的租金以收成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三记，取决于他所租借土地的肥瘠程度），他们拥有几件工具、两头牛以及自己在闲暇时节建造的小茅舍，他们要么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要么经过几年“最难的煎熬”或为carabinieri（宪兵）等卖命，或给一个大地主做仆人等，总之，通过“绞尽脑汁”和积蓄获得了必要的资金。而散工却要么无法，要么不想“绞尽脑汁”，结果一无所有，由于散工的工作寥寥无几，又没有定数，他们是实实在在的 morti di fame。

小资产阶级morti di fame最早来源于乡村资产阶级。他们的财产在各个大家庭中流失，但是这个阶级的成员却不想动手劳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颇有抱负的饿肚子阶层，他们担任一些微不足道的政府职位，如小公务员、邮递员等。在乡村中，这个阶层是一个分裂的因素，他们不断地渴望变化（选举等），成为地方的“颠覆分子”；由于他们人数众多，他们的地位当然不可小视。它专门与乡村资产阶级结盟，以对付农民，又组成 morti di fame 满足自己的利益。这些阶层各地都有，在城市也有分布，要么进入罪恶的地下活动，要么进入周边的不稳定场所。许多城市小职员都来自这些社会阶层，保留了穷贵族和不逼不劳动的地主的傲慢习气。这些阶层的“颠覆主义”具有两面性，一是左派的一面，二是右派的一面：而左派的面目只是敲诈的手段，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总是转向右派，他们孤注一掷的“勇气”总是倾向于支持 carabinieri。

意大利人民所谓的“国际主义”是另一个必须考察的因素，它与“颠覆主义”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这是一种模糊的“世界主义”，它与某些易于辨别的历史现象有关：这就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世界主义和普救论；它本以意大利为中心，又由于意大利缺乏“政治和国家历史”流传下来。这是狭隘的现代民族意识或国家意识。在另外的地方我已经说明曾经存在、也仍然存在一种特别的意大利沙文主义，比表面现象更为远播。这两种认识并不矛盾。在意大利，政治、领土和民族的统一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传统（或者说根本没有传统可言，因为1876年以前意大利从来没有统一过，就连意大利这个名字也不存在，在罗马帝国时代，意大利指中部和南部到马格拉和卢比孔河流域的地区，中世纪被伦巴地亚取代：参阅C.奇波拉对“意大利”这个名称的研究）。但是，意大利的确拥有并保持了可以追溯到1300年至1700年的文化传统——然而这不是古典的传统，虽然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都自称继承了古典时代的传统。统一的文化只是意大利复兴运动和国家统一的基础，但是非常薄弱；过去，它有助于团结资产阶级中最积极和最聪明的阶层，如今他们仍然是人民民族主义的中坚。由于缺乏政治军事或政治经济要素的思想气质，而这些要素正是构成法国、德国或美国的民族主义心理的基础，最终在意大利产生了许多实质不过是“沙文主义分子”所谓的“颠覆分子”和“国际主义分子”，根本没有意识到矛盾的所在。为了弄清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毒害，人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意大利的科学、艺术和文学鼎盛时期与政治、军事和国家的衰落时期不谋而合。（指16-17世纪。这现象的原因：贵族和宫廷文化，随着城市公社的资产阶级日益衰落，财富不再通过生产产生，而是通过非法聚敛的手段获得，“奢侈”成为焦点，成为整个经济衰落的前奏。）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现代意义与国家和阶级息息相关：淡漠的国家意识造成非常不足的阶级觉悟（不仅保卫国家可以造就国家意识，为了推翻国家向它发动攻击也可以培养国家意识），政党的有效领导权也很有限。吉普赛团伙或政治游牧作风都不是危险现象，同样，意大利颠覆主义和国际主义也不危险。人民的“颠覆主义”与高层的“颠覆主义”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从未有过“法律准则”，只有以专制权力以及个人或小集团派系为特征的政治。

当然，不要把以上的认识当作绝对或无条件的：它们只是试图说明一种局势的某些方面。一是为了更好地评价改变局势的活动（或非活动，即不理解自己的任务的情形），二是经过认清局势，在各个集团内部作出调整，以便首要地考虑那些左右局势的集团。[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