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修|“现实抽象”：商品交换中生成的认知机制——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解读

在今天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索恩-雷特尔”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实际上，他的思想在其生前身后引发了多番重要的影响：首先，在上世纪20年代，他便与布洛赫、本雅明、阿多诺、克拉考尔等人结识，他的研究与“批判理论”有着紧密联系，更在30年代对阿多诺造成了直接的“精神震撼”[1]104，但由于不受霍克海默青睐，他未能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2]；其次，在1968年学生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他与阿多诺的思想关联在70年代被重新“发现”，以苏尔坎普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社会综合理论》[3]、《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4]的出版为标志，他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并与阿多诺的弟子巴克豪斯、莱希尔特所开启的“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思潮有着明显的主题与方法论关联[5]；最后，在当代西方激进思潮中，他的“现实抽象”思想给了齐泽克、维尔诺、席拉里奥等人以启发，焕发出新的生机。[6][7]因此，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索恩-雷特尔不应该被忽略，研究索恩-雷特尔无疑具有学术补白的价值。

比学术补白更重要的是理论研究的路径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角度来说，索恩-雷特尔之所以在当代重新获得关注，是其独特的研究路径使然：他要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提炼出一套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方案。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不仅道出了现代经济关系的发生学逻辑，而且实现了认识论问题的真正的“哥白尼革命”——不是人的思维抽象的能力建构起商品交换世界中抽象的“价值”规定性，而是商品交换的现实过程历史性地赋予了人以思维的抽象能力。他要从马克思商品形式分析回溯到商品交换的历史源头，从而证明，康德的“先验主体”不是存在与思维和认识论之中，而是存在于商品形式之中。[1]1换言之，因为商品交换，人才具有康德意义上的“理性”。可见，在总体上，索恩-雷特尔坚持了马克思“从社会存在的实践中”[1]106解析意识形态和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而在具体路径上，他却选择了一种看起来纯粹是经济学性质的“实践”，即商品交换。他认为，人的认识实现机制的秘密，不能在认识活动中得到解答，而必须到认识活动以外、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得到解答。于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便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元认识论建构及其批判。正是这种创新阐释使其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齐泽克、维尔诺等人都准确地意识到，索恩-雷特尔认识论思想的核心是“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这是索恩-雷特尔用来阐释马克思的“抽象”思想的概念，由形容词“real”和名词“Abstraktion”构成，“real”有“现实的”、“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其名词形式“Realität”一般在哲学语境中译为“实在性”，有时也译为“现实”。因此，这个“Realabstraktion”也可以译为“实在的抽象”。从字面而言，“Realabstraktion”强调这种“抽象”不是空洞的思维层面的抽象，而是在现实中的、具有实际效力的抽象。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德语中还有一个词表示“现实的”，即马克思常用的“wirklich”。索恩-雷特尔没有使用“wirkliche Abstraktion（现实的抽象）”，可能是因为，他所说的这种实在的抽象本身就具有本原性，而不是别的某种本质的实现（Verwirklichung），或者，这种抽象的实在性还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现实性（Wirklichkeit）。本文将以这一概念为核心，解读索恩-雷特尔勾勒的这场商品交换实践中的“认识论革命”，进而分析其与马克思“抽象”概念的微妙的理论关系。

谈及“抽象”，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思维层面的能力。因此，想要分析“现实抽象”，首先就要说明：为什么“抽象”不仅是思维的，还是“实在的（real）”的？

索恩-雷特尔的论证思路是这样的：其一，如果坚持“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那么就应承认，意识的“抽象”决不是独立的。换言之，“抽象”不仅仅是“思维独享的特权”[1]8，而同样要以社会存在为基础。“一种源自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成是以一种抽象过程为前提的（setzt…voraus），这一抽象过程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1]8[8]10（译文根据原文有改动，下同）既然存在意识的“抽象”，就有理由去探寻社会存在中的“抽象”，这才能提供一种奠基性的“关于抽象过程的本性的唯物主义观（materialistische Auffassung）”[1]8。其二，打破了“抽象”专属于意识的幻象，也就打破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自足性幻象，“在思维抽象以外的意义上来谈论抽象”[1]8。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以“形式”概念为例，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来分析精神形式与社会形式的变化，不是将其理解为思维过程，而是理解为历史过程。[1]7-8这样，“形式”便不再像传统哲学中那样，只是思维中被“预先构成”的东西，马克思由此“拒斥任何类型的第一哲学”[1]8。同理，马克思的“抽象”也不是预先固定在思维中的，而是在实践中历史地变化的。其三，“思维抽象”是从“现实抽象”中历史地派生出来的。这样，康德哲学的核心关切就被翻转了：康德在思维范围内来理解认识论，追问“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1]6，而马克思否定了“先天综合”的自足性、前提性，从而将问题翻转为“社会综合何以可能”的历史性考察。至于“思维抽象”或者康德的认识论问题，只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子问题”[1]6，或者说，只是“精神劳动（Geistesarbeit）在其与手工劳动的分离中的显现方式”[1]6[8]7。

既然社会实践中的“现实抽象”才是“思维抽象”的基础，那么，是怎样的社会实践才形塑出这种“现实抽象”呢？换言之，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社会综合”发生在何处？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资本论》的商品分析启发我们探寻这种“社会综合”的可能性[1]2，商品交换实践就是“现实抽象”的原生地。可以说，“现实抽象”不仅集中于“商品”这一主题，而且集中在“交换”这一环节，正是“交换抽象”的实践逻辑为“思维抽象”奠定了基础。

第一，“现实抽象”的基本视域就是“商品”的抽象，在商品中，存在着一种行动中的、严格的、普遍的“抽象”。索恩-雷特尔指出，《资本论》开篇所谈论的商品就是一种最普遍、最特殊的“抽象”，商品之所以被认作抽象的“商品”，不是思想家的创造，“它的起源不在人的思维之中，而在人的行动之中”[1]9-10。而且，“商品”之为“商品”的抽象规定性是严格的，人在市场行为中绝不会把不具有这种规定性的东西当作“商品”。商品的价值还是一种普遍的抽象，“其特征被刻画为完全的无质性、纯粹量上的可区别性，被刻画为对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适用性”[1]10。尽管商品有着各种各样的物性外观和实际用途，当它们作为商品被放进交换过程时，它们的一切特殊性就被齐齐抹去了，被考虑的只是其“价值”。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9]。这就正如把任意两份东西放到天平之上，其数量、材质、大小通通变得无足轻重，唯一的尺度便是其“质量”。可见，经济学的“价值”和自然科学的“质量”概念都不仅是精准的，而且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由此可见，关于商品的和价值的“抽象”绝不是一种类比和隐喻，而是“极其严格的意义上的抽象”[1]10。索恩-雷特尔还强调：“自然知识的概念是思维抽象，而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现实抽象。后者虽然不过是存在于人的思维中的，但是它却并不是源自思维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产生了这一抽象。”[1]10

第二，“现实抽象”就其实践环节与特征而言，是一种“交换抽象”。商品的抽象规定性集中于“价值”，而“价值”的抽象来自交换。为了强调“交换”，索恩-雷特尔进而提出了“交换抽象”概念。在这里，索恩-雷特尔开始用自己的理解来重释马克思的本意。他提出，虽然马克思把创造“价值”的劳动称为“抽象的人类劳动”，但这个“抽象”不是来自于劳动过程本身，而是来自于交换过程。“劳动并不会使自身抽象化。抽象是外在于劳动的，并处于交换关系的特定的社会交往形式之中……交换关系抽象了劳动，或如我们所说，它将劳动抽象化了。这一关系的结果就是商品价值。”[1]13一句话，他所分析的是“应当归因于商品交换而非劳动的抽象力量”[1]13。换言之，当一个商品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它还没有“价值”，只有在交换关系中，这种劳动才被理解为抽象的价值量，商品才具有“价值”。他甚至直接说：“我们不能判定商品的价值形式与劳动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1]38，“商品的价值形式，亦即商品抽象，与生产商品所需之劳动并不处于内在的关联之中。这一关系标示出的不是关联，而是分离。换言之，商品抽象是交换抽象，不是劳动抽象。”[1]39

第三，这种“交换抽象”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作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化的行为逻辑，它是纯粹的思维抽象和理论逻辑的基础。索恩-雷特尔要揭示作为认识建构机制的“社会综合”，现在可以说，“交换抽象”就是对“社会综合”机制的具体指认。在商品交换中，交换者会考虑商品的物性效用，他的个体意识也许不是抽象的，但其交换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却是排除一切物性特征的“抽象”。[1]15索恩-雷特尔青睐“交换”，因为只有交换而不是生产与消费，才能暂时地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纯粹的、属人的、社会的行为。在商品交换中，人“与一个社会的关联便在其中弥漫开来。通过这样一种行为，商品交换纯粹就是社会化本身：这行为只拥有社会化的内容，并将这一内容与其他所有内容割裂开来。”[1]14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这种纯粹性正是思维的抽象和纯粹知性的社会来源。“纯粹的思想自身呈现为思想的社会化。它应该归因于交换行为的社会现实抽象的影响。因而，我主张纯粹知性的社会起源的命题……更确切地说，从交换行为的抽象物质性中演绎出纯粹的知性概念。”[1]16这样，“社会综合何以可能”的问题就进一步具体化为“以商品交换为形式的社会化是如何可能的？”[1]17。

第四，这种“以商品交换为形式的社会化”为人类的抽象思维奠定了同一性等基本原则。索恩-雷特尔将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解读为人在商品交换中所遵循的社会化行为逻辑，认为这种行为逻辑同构性地建构了人的抽象思维逻辑。早在30年代，他就已对此颇有见地。他把商品的“社会性的形式特征”概括为“同一性（Identität）、物性（Dinglichkeit）以及定在（Dasein）”[1]136。这三个特征，都是基于商品交换而言的：“同一性”保障了商品能在不同时空中被生产和消费，而在交换这一中介中持存如一；“物性”意味着商品的同一性以物的形式作为载体，而物性的商品也是“物化”思维的最基本形式；“定在”则进一步规定了“物”的既定存在，正是在定在中，生产和消费都停止了。[1]135-137索恩-雷特尔想要证明的是，商品交换得以社会化实现的这些基础性前提，恰恰是理论思维认识世界的基础性范畴。而当同一性、物性和定在性的商品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定在、一种同一于一切商品的商品、一种现实的抽象之物——货币，同一性也就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商品交换形式便成为了社会综合的统一机制。货币是“社会的神经”[1]50，它的“社会-综合功能是由其基底的抽象的非物质性标记出来的”[1]50，正是这种实在的、而又非物质的“抽象”，这种世俗世界中支配性的“一”，引发了观念世界中关于“一”即哲学本原的探索。[1]51-52可见，索恩-雷特尔选择了一条大胆的阐释思路，他不是用哲学原则来解读交换，而是要用交换原则来解构哲学。这样，同一性批判在其根基上不是文化批判，而是商品-货币批判，或者说，是对商品交换世界的人类实践逻辑的根基性批判。

第五，“交换抽象”的认识论效应，促成了不生产的脑力劳动者与生产的体力劳动者的分离与对立。索恩-雷特尔认为，最大的历史矛盾是“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分离”[1]147，即不生产的阶层对生产者阶层的剥削。他的“脑力劳动”不是指当代白领工作者的智力型劳动，而是指不参与生产的精神性活动、思维活动；“体力劳动”也不涉及体力方面的劳动区分，而就是指参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生产活动。“一方面是被剥削者单方面的体力劳动，而另一方面是无意识地服务于剥削的、单方面的智力活动。”[1]71既然现实抽象作为交换抽象，“抽”掉了人面对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和劳动，那么，这种“交换抽象”所形塑的“思维抽象”也就不可能理解人面对自然的“劳动”，而且恰恰掩盖了“劳动”。随着“现实抽象的社会-综合功能转变为概念思维的逻辑-综合功能”[1]76，紧接着就会带来思维活动与生产劳作的区隔，“这种转变将这样产生出来的思维同所有体力劳动和活动不可调和地区分开”[1]76。可见，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知识不仅是不彻底的（认识论的自足性幻象），而且是不道德的（服务于不劳动者阶层的统治）：“康德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启蒙哲学家所掩盖的是，这一秩序自身包含着针对劳动阶层的阶级分离。”[1]25这样，“现实抽象”的认识论问题便与社会矛盾问题结合在了一起。行文至此，索恩-雷特尔正式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或者说，交换与劳动的对立，取代了马克思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索恩-雷特尔关于“现实抽象”的阐释，不仅为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出了一条新路，而且为我们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一性批判、“新马克思阅读”的价值形式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支援背景。不过，在笔者看来，索恩-雷特尔对马克思“抽象”思想的偏离也十分明显的。从初衷上说，这是一种主动的理论拓展尝试：把商品形式分析从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借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出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等理论资源，提出一种适用于人类历史全程的认识论方案，这种认识论的实践基础是商品交换。

然而，恰恰在“交换”这一基点上，索恩-雷特尔走上了远离马克思的道路。马克思的“抽象”固然也是现实经济过程中发生的，但他对“抽象”的理解并不局限于交换环节，而是奠基于生产环节。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本身不仅是一个反思中的理论抽象，更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反复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可转换、可交换、无差别的客观历史抽象。[10]有了这种“劳动一般”的实践抽象，才会有“财富一般”的现实创造，才有了现代商品交换的基础。马克思还提出现代个人受到经济力量的物性统治，并进而“受抽象统治”的思想，这个“抽象”恰恰是以人在生产中的物质关系变革为基础的。[11]遗憾的是，索恩-雷特尔对此也避而不提。他所关注的是“纯粹的社会化何以可能”的问题[1]17-18，言其“纯粹”就在于，这是“脱离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Stoffwechselprozeß）的社会化的可能性问题”[1]17，这无非是说，脱离了生产，才是“纯粹的”社会行为，才能为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的”知识奠基。这种尝试的结果是顾此失彼：一方面，他将“交换抽象”与“脑力劳动”、“不生产者”联系起来，进而将“交换”与“剥削”的历史链接起来，这显然不无新意；另一方面，当他用“剥削”来界定人的社会本质的开端之时[1]159，却恰恰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点——不再是“生产”，反倒是“不生产”成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起点。就此说来，这种尝试的理论风险是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