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及其唯物史观意义——基于《伦敦笔记》的文本学考察

付可桢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原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2024年第2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伦敦笔记》是马克思进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创作之前，开展的一次重要思想实验，为后续《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史素材和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在这一厚重的笔记中，马克思围绕社会信用与知识的生产、地租与人口的再生产、机器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及其殖民效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发生学研究并科学揭示了它的历史逻辑，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推进了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进程，又为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科学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精髓，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启示。

[关键词]《伦敦笔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经历1848—1850年的欧洲革命，流亡到伦敦之后，马克思开始着手思考革命与危机的关系，反思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略和策略，并在理论上对工人革命运动的经验加以概括、提炼和总结，这让他不得不重新回到经济学研究中去，制定科学的经济理论。正如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道路所陈述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而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形态及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展露的最为充分，大英博物馆中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史资料，促使他“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具体来说，从《巴黎笔记》开始，马克思第一次研究经济学，经过《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进入到《伦敦笔记》，开启了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思想进程，逐渐步入到创立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第二个伟大发现”的探索征途。从《伦敦笔记》的整个文本摘录来看，马克思时常倒回去摘抄前面三个笔记本的内容，或是修改，或是补充。这些笔记共同构成了理论、经验和统计材料的对象和基础，马克思通过对它们的批判性研究，提高了一般社会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认识水平。于是，从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三次历程可以看出，经济学的思路，始终贯穿其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之中。因此，如果要深入理解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具体化，加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规律性认识，那么就需牢牢把握这条逻辑主线。

一、资本主义社会信用与知识的生产

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和评注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史材料，在这一充分占有和研究资料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关于经济危机的思考，特别是经济危机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他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支点，严肃剖析和批判了当时主流经济学界盛行的货币、信用、银行、人口和地租等理论。这既是一次理论和研究对象发生重要转换的过程，又是一次科学方法论得到具体化运用和磨砺检视的过程，因而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占据着承上启下的位置，即从一般的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进入到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学研究。通过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的关注，马克思深入辨析和克服了从休谟到李嘉图以来的货币数量论，批判和改造了从斯密到李嘉图以来的劳动价值论，进一步迈向了制定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征途，把对货币的认识提高到历史地形成的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特定生产关系的层次，在方法论上完成从物到关系的历史性转换，从而在社会历史观意义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和提升。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像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是天然合理的，因此，有必要采用发生学的方式来考察它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及规律。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他总结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实际上，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生产方式中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经历了分工、协作和机器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一直以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内含于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史当中，这二者的辩证统一或双向互持构成了马克思超越以往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基础。《伦敦笔记》所做的大量文本摘录，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的理论加工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储备和经验材料，是一个“充分地占有材料”和探寻它们的内在联系的研究方法及观点的历史过程。其中，马克思比李嘉图表现出了对资本本质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后者那里，资本是物的总和，而在前者那里，资本是价值的总和，即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他们在对资本的看法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往后能进一步看到的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劳动的二重性，并指出它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在“李嘉图笔记”中，马克思集中批判性改造了他的地租理论，对商品价值构成中的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可变资本进行了区分，在此基础上克服了“斯密教条”，从而科学理解并正确说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事实上，真正科学的货币理论一直只有到《大纲》中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和价值形式运动的历史性分析，才有了崭新的决定性的突破。但值得肯定的是，这至少也是马克思万里思想长征中迈出的较为坚实的一步。

马克思关注货币、信用和危机的关系问题，将关于货币和信用理论的摘录在《金银条块。完整的货币体系》（以下简称《金银条块》）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工和系统化。在《经济学人》等杂志上，他看到，可转换票据（银行发行的纸币、支票、汇票等，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信用的生产体系）的流通、信贷的过度膨胀和扩张，尤其是对东方的扩张，造成了对贸易预期的夸大。资本家采用融资的方式完成对殖民地生产资料的吸纳和配置，实现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确立债券和信用相互分工的制度，加速生产分工的推进，高效地将银行业、制造业、商业和农业统一整合起来，极大地加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流通和周转。马克思发现，利息是一个国家资本市场上的晴雨表，实时反映着各方经济态势。因此，资本家可以通过采用贴现与再贴现等政策的方式，有效应对资本市场上可能周期性出现的挤兑问题。于是，为了纠正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家的错误思潮（将危机的爆发归咎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和信用政策，试图在流通领域借助货币政策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在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消极影响，马克思通过《伦敦笔记》的研究，逐步认识到“危机并不首先产生于流通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明显的矛盾的结果。流通领域矛盾的根源在生产之中”，并从古典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中跳出，得出了更加具体化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经过了反复阅读和多次摘录，在1844年的巴黎就对其进行了第一次摘录，当时摘录的是热尔曼·加尔涅1802年出版的法文版，而在1851年，他再次倒回来对其进行摘录，新的发现是，分工的发展促进了交换，形成了交换的必要性。之后，他又阅读了1828年由约翰·拉姆塞·麦克库洛赫出版的英文版和1835—1838年由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出版的英文版，关注到上面的评述和附注，特别是1814年大卫·布坎南对斯密的评论。于是，在他们的指引下，马克思也关注到信用对工业、贸易和资本的重要作用，指出货币流通在一定时期内周转的次数越多，其带来的价值越大。“汇款银行从一方面说促进贸易，比较便宜地汇货币（通过它们的代理机构，它们的银行券，以及它们的分行）……它们使资本加速周转，创造条件使货币在一个较短时间内汇出。一笔资本，在一年中周转两次，而不是以前的一次，那起的作用就像它在量上加了一倍一样。如果说存款银行使一个地区的资本加速周转，那么汇款银行则使其他地区的资本加速周转。”这便是货币或资本的周转率问题。可以看到，资本主义银行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加速资本的流通和周转，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特别是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加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和流通，对于有效应对和化解国际贸易中汇率的贴水与升水，保障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正常推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对固有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出现。加之资本家竞相采用机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进一步加大了对工人的劳动盘剥和压榨。这种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长期下去必然造成生产过剩，工人阶级收入减少和贫富两级分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产品分配不合理，甚至引发阶级关系对立，这促使马克思进一步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在屡遭危机之后，仍然能从中最后走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和科技创新提供了变革生产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并且，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传授得到改进和扩展，这就为资本家将其进一步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克服和化解危机，使资本主义幸存下来提供了有力支援。马克思摘录1851年7月26日的《经济学人》，“如果没有专利权，就不会有社会上的任何发现……几乎所有有用的发明都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而是取决于社会的进步。有了需求……聪明才智就会被用来满足它，大量类似的建议或发明就会被发现”。这意味着，知识和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是紧密联结和内在统一的，前者对后者具有促进作用，而后者为前者提供需求和动力。为此，资本主义主要国家从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专利法，对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进行有效保护，在顶层制度设计和安排等方面，积极培育催生和引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内在源泉和动力。

二、资本主义地租与人口的再生产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马克思思考新的革命理论。他首先接触到的是资产阶级的货币和信用理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实向虚发展，表征出来的最新理论形态，也构成后来向金融资本理论过渡的基础。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遭遇到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银行贴现和周转率等现代金融学的概念和范畴，促使他认识和把握固定资本在再生产中的作用。这为他从货币理论转向剩余价值理论，并在以《金银条块》为核心的“李嘉图笔记”中，转向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改造提供了前置性的思想史条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危机化解的问题，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存在“通货原理派”（坚持货币数量论）和“银行理论派”（主张放松货币管制）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支持或反对其中的某一派，而是先后通过研读以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批判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制定科学的地租和人口理论，求解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应该将前者纳入到后者中，如果一味单纯地讨论人口问题最终只会陷入自然生理学意义上的讨论，而看不到它的社会历史性意义。

与对斯密的阅读和摘录类似，马克思对李嘉图的阅读和摘录同样经历了前后反复多次的过程，早在1844年巴黎的时候，就第一次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法文第2版（由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孔斯坦西奥出版）进行了广泛的摘录，并加上了自己的详细评注。在“李嘉图笔记”中，马克思表现出了对地租问题的关注，通过重新阅读和研究1821年出版的英文第3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最后发现，地租究其实质而言，不仅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且构成了观察和透视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重要窗口。并且，通过对李嘉图的批判性阅读，马克思慢慢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地租的科学认识，指出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将生产当作天然的范畴，而不具有作为重要对象纳入研究和讨论范围的意义，批判他们只看到了交换和分配并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而他将理论目光前置，看到了生产的优先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在阅读理查德·琼斯的著作《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后，他摘录道：“地租通常起源于土地的占用，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不得不按照他们可能取得的条件进行耕种，否则就挨饿；当时他们所有的工具、种子等少量资本，在农业以外的任何其他行业中都绝对不够维持他们的生活，这一点资本，由于无法抗拒的生活必需而和他们本身一起被束缚于土地上。”这让他进一步明白，资本饥饿的无形皮鞭与封建奴隶主的有形皮鞭相比，更具内部的“主体生产性”，它使农民和工人被迫服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其中的秘密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会通过资本集中来提高它的有机构成等方式保持一定的“相对过剩人口”存在，如此便制造出一个假象，即前者仿佛是主动争相请后者雇佣而非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一般。

无独有偶，通过对欧洲和东方社会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性考察，马克思发现，在封建生产方式下，土地地租以实物、捐税和劳役等形式支付，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土地地租更多的是以货币的形式支付，这便链接到前面提及的货币构成、资本流通和社会信用。因为“没有货币，就没有雇佣劳动，因而也就没有利润和处于另一种[社会]形式上的利息，因而也就没有不过是利润一部分的地租”。这种货币支付的形式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表面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与工人事实上不平等的奴役和剥削关系。这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内在机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经济学虽然也注重研究和考察（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及其背后的三大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仅仅停留在交换和流通领域，而看不到生产领域中剩余价值生产背后的奴役和剥削。因此，他们从未纯粹地研究过剩余价值本身，而只是研究它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而马克思对它的关键突破在于，撇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来研究剩余价值本身，特别是在《大纲》中发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从而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视域往前覆盖至生产领域，并通过剩余价值这把钥匙打开了资本增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秘密以及资本对人进行奴役和剥削的底层逻辑。

地租是把农业生产纳入政治经济学体系最重要的范畴。在马尔萨斯看来，基于人口及相关的土地增加带来的工资上涨，利润率可能会下降。为化解利润率下降带来的人口贫困化、生产过剩等体系性危机，农业生产最终会向最贫瘠的土地拓展。不同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所主张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即耕地产量不断下降影响人口增长，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使相对贫瘠的土地得到耕种成为可能，而经过对农业科学技术进行细致的研究可以发现，农业化学是促使农业生产提高产量的重要动力。在阅读尤·冯·李比希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42年不伦瑞克版）、詹·约翰斯顿的《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演讲》（1847年伦敦版）和《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问答》（1849年伦敦版）后，他了解到整个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国际上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获得了植物的生理学、土地和空气的化学构成、植物的这些生存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认识。他发现，虽然“农业的过度扩张和土地的分割成为一种滥用”，甚至存在过度繁殖（overmultiplication）的发展态势，但是资本家加大资本的投入、流通与周转，优化土地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配置；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如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种子化肥、农具的改进和推广运用；实行土地休耕与轮作制度，留置充足的时间来促进植物等腐殖质的分解与循环，特别是使用化肥来改善土壤的质地和成分，极大地恢复和提高了土地生产力，为人口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充足的粮食储备基础。事实是，资本将土地、人口（劳动力）等一切要素都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解放双手的工业在扩大人口方面比农民在维持生计方面取得了更快的进展”。资本的持续增长，促使人口不断由乡村田地集中到城市工厂，开创了一种新的工业城市文明形态。资本以机器（固定资本）的形式投入生产并与之结盟，极大地改变了不同部门、行业和地域的劳动分工和生产方式。在继续阅读托马斯·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后，他进一步发现，“劳动分工的另一个限制是不同就业的性质。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明显的限制消失了……发明的机器使一个人能够完成以前需要两个或三个人的生产操作的几个部分”。这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每一次改进都会伴随着劳动质量的提高。与工场手工业相比，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通过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可以节省劳动力，将他们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去，因此，机器越来越成为资本家提高生产力所依靠的主要力量。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机器背后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挥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当然，这种关于作为科学技术对象化的机器的科学认识和批判的萌芽有待于马克思后续在《大纲》中去进一步的主题化。

三、机器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及其殖民效应

资本主义在进入机器大工业之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占据着突出的位置。资本与科学技术高度结合，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注意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器的大范围使用，在提高资本利润率、促进剩余价值生产的同时，却造成了劳动力的贬值和工资的下降，工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了盘剥和挤压。更为悲惨的是，机器使劳动和分工更加简单化，为吸纳妇女、儿童进入生产提供了可能。现实中，大量女工甚至童工走进工厂，遭受资本家的剥削，“身体变得完全畸形、虚弱和病态”。更进一步，马克思发现了知识积累与机器发明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知识、技能和劳动三者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是内在统一的。在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它们共同完成了生产的诸环节。但是，这三者背后蕴含着两大阶级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资本家牢牢掌握了知识和技能，控制着机器技术创新的关键，而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在这意义上，知识就是后来福柯讲的权力（pouvoir/power），转变成资本家治理工人完成生产的工具。易言之，科学技术越是发展，工人越是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否则他就无法正确操作和使用机器以获得资本家的雇佣。结果上更加不对等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下，资本家甚至可以通过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方式改良机器，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使资本获得更多差异化的超额利润。在阅读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后，马克思摘录道：“没有知识（knowledge），它们（机器[dieMaschinen]）就不可能被发明；没有人手的技能和灵巧（manualskillanddexterity），机器就不可能被制造出来，而没有技能和劳动，机器就不能被有效地利用。但是知识（knowledge）、技能（Skill）和劳动却是资本家能够据以要求获得产品的一个份额的唯一因素。”最终，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得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工人获得的只有基本支撑自身生存和维持家庭繁衍下来的必备的生活资料。因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货币工资制度的实行，掩盖了资本血腥的剥削本性，“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nGesellschaft）每个成员的收入（dasAuskommen），不是来自他们自己所赚的农业产品，而是为其他所有完成的工作（Dienst）和劳动（Arbeit）清点的货币工资（Geldlohn）”。于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问题便越来越突出了。而早在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雇佣劳动和资本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历史本质的核心范畴，资本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发达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雇佣工人一无所有是资本关系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后来，这种认识通过《大纲》的进一步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剩余价值规律的揭示而达到了顶峰。然而，遗憾的是，整个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都是沉默失语的。

在第XIII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的地质学笔记，积累了19世纪欧洲土壤、农业化学的科学进展等方面的丰富知识，为他考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历史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譬如，在阅读詹·约翰斯顿的《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演讲》（1847年伦敦版）之后，他系统了解了作物轮作和休耕理论，土壤起源、构成及其分类，土壤与机械、水、热量的关系，土壤改良和给排水等。具体来看，在田间管理和土地耕作方面，他摘录道：“一定范围内的土地所生产的食物数量受气候、季节、土壤、作物性质、播种或种植的品种、一般栽培方法、使用的肥料种类和数量以及所采用的轮作或耕作过程的影响。”而在土地给排水的重要性方面，他继续摘录道：“一个有效的排水系统是必要的准备工作，如果没有它，所有的肥料都是不可能的。”虽然可以通过机械和化学手段（化肥和有机物）改善土壤，但是“彻底的排水、底土耕作和仔细的耕作，会逐渐使这种特性的最难处理的土壤进入一个可以更完美、更经济地进行耕作的状态”。更为重要和进步的是，通过人工培育、灌溉等技术手段来调节、控制这些过程，促进农作物生长；借助统计学的知识，丈量全部土地、登记造册进行管理，以利于农业生产；通过周期性的人口普查来加强对移民与人口的宏观动态管理，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序扩大和再生产。

在第IV笔记本中，马克思从威廉·杰科布那里摘录了农业中生产力发展的思想，特别是看到了在工业和农业中机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运用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摘录道：“资本和文明对制造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相对而言，它们对农业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以致旧国家在城镇工业中总是可以低于新国家，而在该国的行业中，新的比旧的要低。”譬如，英国凭借先进的制造业对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印度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优势，造成了工业对农业的“文明落差”。当然，这只是西方为侵略和掠夺东方打出来的“文明幌子”，野蛮本性欲盖弥彰，但遗憾的是，这在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那是无法得到科学揭示的。实际上，这里的文明化可以理解为资本化，即资本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在全世界的扩张与布展。通过奴隶制对殖民地的侵略掠夺和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完成了早期的原始积累，在前期的“居利希笔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已经对此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和科学说明，而在《伦敦笔记》中，这种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和深化。

马克思从第XIV笔记本开始，就将理论目光从欧洲转向美洲、亚洲等非传统的中心地带，重点聚焦于对殖民地问题的集中摘录和系统研究。殖民地在资本主义世界统治体系特别是生产价值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何种作用构成了他此时的核心问题式。他从生产方式变迁的视角切入，观察到资本在殖民地的空间转移和历史布展的扩张性运动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之上的。经过圈地运动的奠基和工业革命的洗礼，传统欧洲特别是英国已经完成了深刻的社会性变革，正加速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分散的家庭种植生产模式被资本主义租佃制度取代，农庄和土地得到进一步的集中，另一方面，机器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解放和替代了传统耕地所需要的人力劳动，迫使他们从农村转移至城市，从母国转移至殖民地。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劳动力人口实现了一次重大的空间流动和重组，其经济社会意义在于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再分配，并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了资本主义对以往旧社会的全面替代。马克思以对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注为肇始，对前资本主义的各个社会形态进行了溯源式的摘录，具有鲜明的历史纵深感和厚重感。他对亚洲地区尤其是印度和东南亚的农村土地公社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获得了一些有关亚洲社会的新的重要信息，帮助他突破欧洲社会关于社会发展的传统线性叙事逻辑，走向包括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发展的共时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相互交叠而并非彼此孤立。并且，尽管在同一时间平面上，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但从历史纵深来看，却有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进程。所以，通过这样的时空分析，马克思看到了殖民地在维系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世界统治体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它犹如血袋一般，通过资本的毛细血管将“营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母国，形成了包括人口、资源和商品等在内的循环。除此之外，马克思大量摘录了殖民地以往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产关系的丰富史料，篇幅巨大，这为他不久后在《大纲》中制定科学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诠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经过这样一番细致的田野调查和研究，马克思对西方的殖民地史和全球殖民理论，包括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资本输出与移民人口问题、殖民贸易和殖民制度等，具有了更加“历史感”的认识和思考。他发现，资本在国内完成集中之后，越来越走向与国家合谋，借助国家的力量对外扩张和输出，而国家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保驾护航的关键作用。这种全球化殖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处于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完成原始积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控制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资本的流向、流速和流量，对涉及重要领域、部门和行业的生产要素进行动态调节，在内循环的框架内保障食物、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提供对应的商品和服务。由此，资本似乎呈现出了一种“文明化”趋势，但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极其野蛮的一面。譬如，拉丁美洲的印加帝国处于原始部族后期文明，与欧洲相比，完全不在同一代际和发展阶段，自然敌不过西班牙工业文明的船坚炮利。同样，英国在南非、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侵略扩张，更是凸显了资本的野蛮本性。因为在这种内循环的框架下，资本的价值生产和分配是互为单向流动的，而不是双向互动的，最终难以长久维系而不得不走向瓦解和崩溃。

四、《伦敦笔记》研究的推进及其唯物史观意义

站在对《伦敦笔记》进行文本分析和解读的基础上，总体回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识的历史，可以看到，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往后一直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漫长的思想探索和理论磨砺，马克思对它的科学认识才最终形成。这既是展开历史发生学研究的过程，又是探索、创立和深化唯物史观的过程。由此，马克思的理论思考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一步得到了具体化，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也越发明晰起来，也让后者奠基于前者的基础之上。事实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性批判和结构性透视的方法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本质超越，这也深刻体现在《伦敦笔记》扎实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布展，科学揭示了它的历史逻辑，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意义。

第一，从关系的视角进一步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实现了从货币理论到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递升，为马克思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透过生产过程来重新认识劳动过程开辟了道路。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往往从交换和流通的视角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马克思从关系的视角出发，透视出生产和劳动背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并且，这种关系是以异化的形式存在的。随着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李嘉图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基础不是斯密那个时候格拉斯哥的工场手工业，而是机器大工业。同时，李嘉图也看到了组织化生产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因为无法解释机器化大生产中价值的真正来源而陷入了无法克服的困境。因为科学技术及其对象化的机器极大地减少和降低了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此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和机器的改进，而非工人劳动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信用的讨论也让他进入现代金融学的范畴，实际上，早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特斯特笔记》中，他就已经关注到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将它指认为经济学物相化空间中最具欺骗性的虚拟关系，而到了《伦敦笔记》，马克思通过对货币和信用问题的重新关注和研究，批判资产阶级的货币和通货理论，继续朝着制定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迈进。

第二，为深入透视经济危机背后的效应及其矛盾，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科学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精髓，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启示。《伦敦笔记》为《大纲》系统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开展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提供了丰厚的理论素材。这既是积累感性的、经验的材料的过程，也是磨砺历史辩证法的过程，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正是在《伦敦笔记》对现实的剖析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慢慢形成起来的。对于科学技术及其对象化的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运用的研究使得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主体向度出发，提出劳动异化的批判理论走向更加具体的现实——工业生产实践，即基于“工艺学”的历史性分析，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这种对于资本主义怎样生产的科学揭示使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获得了更加具体的、历史的支撑，也为马克思在《大纲》中走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廓清了理论的地平。在后者那里，马克思将科学技术指认为对象化的异化劳动，深化了对科学技术本质的理解，也使得异化批判理论走向更加完善和体系化的社会批判认识论。而关于殖民地历史的研究，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血腥和罪恶，进入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理论打开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视野，也为马克思晚年关注东方社会，明确划清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边界，进一步展开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奠定了历史基础。

第三，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效应，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推进了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进程。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走向《大纲》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过程中，《伦敦笔记》起着非常重要的“积蓄力量”的作用，后者是厚积之后的薄发，是一种理论和观点上的大爆炸。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观点的积累，那么马克思很难在后续《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实现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重大突破，提出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机制，也难以站在思想史和理论史的高度继续深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而《伦敦笔记》及其手稿的写作体现了马克思的完整思考过程，这有助于打通其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理解史上的关键一环，进而展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定向及其未来图景。并且，实际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的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需要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实际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和实现具体化，将普遍性的科学理论真正落地，转化为指导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效能。由此，必须妥善处理好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具体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性与民族国家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这其实也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上升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即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一般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