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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加恩 | 马克思波恩笔记

作者：日期：2021-03-24 浏览次数：

MEGA2第四部分第1卷中的马克思波恩笔记——对出版评注所做的一个批判

1837年11月，年轻的马克思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已养成将所有读过的书都进行摘录的习惯……顺便将思考的东西草草地写在一边。” [1]马克思不仅在大学期间，而且一生都在坚持这个习惯。这也适用于1841-1842年，当时青年马克思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与他的朋友和哲学同伴布鲁诺·鲍威尔致力于一种无神论的宗教哲学。马克思的人们通常所的“波恩笔记” [2]与这个共同的计划有着紧密联系。1841年春季二人想要创建一本无神论杂志，因为他们认为阿尔诺德·卢格出版的《哈雷年鉴》对宗教的批判不够彻底。[3]但这个构想失败了。[4]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一个新想法，即强调黑格尔哲学的无神论潜力和革命性质，并以一本书来总结他们的想法。鲍威尔匿名撰写《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的宣告》（以下简称《末日的宣告》）于1841年11月问世，这是这次合作的一个产物。1841年12月[5]《末日的宣告》遭禁，计划于1842年出版的《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以《从信仰的观点批判黑格尔的宗教与艺术的学说》为题，于1842年5月[6]出版。

马克思想要为第二部分写一篇论宗教艺术的文章。鲍威尔、卢格和马克思之间的通信证明，马克思在1841年12月已经着手此项工作。[7]当《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因第一部分遭禁而陷入困境时，马克思打算将他的文章单独发表在卢格的杂志《轶文集》上。[8]然而，在几个星期内，他被迫完全重写他的文章[9]。不久之后，他告诉卢格，“我手上的东西几乎写成了一本书”并且他“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研究之中”，这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0]这项计划的文章从未完成。1842年5月，鲍威尔的《黑格尔学说》（即《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在没有马克思的参与下出版。

梁赞诺夫写道，人们可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摘录与马克思打算写的关于‘基督教艺术'或‘宗教艺术'的文章直接相关[11]”。这个猜想基于笔记与马克思《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内容上的一致性。在1841年出版的部分中，鲍威尔说，《末日的宣告》表明“黑格尔想要证明宗教意识的确证是自我意识的内在确证，或者将宗教精神的天堂世界溶解到自我意识内部”。“《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涉及的问题是，“黑格尔从一开始是如何让宗教从内在的辩证法和自我意识的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奇特的现象”。这一“紧随本文的第二部分的发展，在其中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仇恨及其对所有实在的国家法律的消解也将得到体现。”[12]

马克思完成的题为“波恩1842”的七本笔记包含七本涉及艺术理论和宗教理论问题的专著。包括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约翰·雅各布·格伦德的《希腊人的绘画艺术》，沙尔·德·布罗斯《论物神崇拜》，卡尔·奥古斯特·伯提格尔的《艺术神话的观念》，克里斯朵夫·迈纳的《宗教批判通史》，本雅明·贡斯当的《论古代宗教》和让·巴贝拉克的《教会神父的道德观》。从马克思的标题来看，很明显，摘录作品一定是在大约4月初到1842年5月底之间写作的，也就是说，在他到达波恩之后和他离开特里尔之前。在那里，马克思停留了六个星期，直到7月9日之后才回到波恩。他在7月至9月期间摘录了一小部分内容的观点，观点来源于1842年6月底撰写的报纸文章的内容并直接参考摘录的作品。

图为《波恩笔记》原始手稿第一页，中部标注为“波恩1842”，原始手稿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Heft IX], (1841-)1842, deutsch. 30 S

从这些发现中，MEGA2编辑得出了一个三阶段的模型，这是马克思关于宗教艺术的论文出现的基础，摘录笔记的产生被认定为是最后阶段的工作开始。第一阶段涵盖了1841年11月《末日的宣告》第一部分出版与1841年12月6日马克思关于他的文章写作的第一次见证，以及1842年3月中旬，当时他开始意识到这篇文章必须重新修改时。当马克思对卢格说他想要摆脱鲍威尔的“末日的宣告”并对宗教提出更彻底的批判时，“第三阶段就开始了”。[13]根据MEGA2的编辑，这些包括马克思的计划的书目项目以及他后来直到1842年10月为止的相关摘录作品。[14]因为他与《莱茵报》的合作，“家庭义务”和疾病，他没有实现他的计划。应补充的据说还有“政治新闻和进一步研究”，这“带来了新的知识和经验，阻碍了马克思出版手稿”。[15]

关于MEGA2评注的反对观点

在关于MEGA2的评注中，马克思参与鲍威尔论题的原因几乎没有被究根问底。给人的印象是，马克思在1841年完全赞同鲍威尔的“末日的宣告”。直到1842年3月马克思与鲍威尔才决裂，当时马克思将普鲁士的审查制度作为“停止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并以修改后的形式向《德意志年鉴》提供作品”的契机。在1842年3月底，这一修改转变为全面修订。在这个时候，“他开始重新检查黑格尔的理论来源，从而进行更彻底和详细的调查。”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仔细反思使他得出结论，他不仅改变了描述的形式，而且还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16]此外，他的“现实的政治工作经验产生了新的见解”[17]，这让他怀疑他与布鲁诺·鲍威尔在传播和宣传宗教批判方面的合作。因此，我们可以回顾性地发现马克思转向政治新闻编辑和“具体的历史和人类学材料的学术研究，并或多或少地研究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抽象观点”[18]。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到1841年底，马克思才成为青年黑格尔主义的追随者和布鲁诺·鲍威尔的继承者，但在几个月内开始打破早期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话语。因此，马克思进行修订的愿望是决裂的第一个迹象。学术渊源研究和政治新闻学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

以下是对上述描述的一些反对意见，涉及MEGA2评论的四个方面：

1）马克思与鲍威尔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差异，没有这些差异，他们的合作与决裂就无法理解。除了二者合作的理论原因外，还必须考虑马克思的现实原因。因为他已与珍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多年，并希望尽快与她结婚。马克思夫妇寄希望于鲍威尔承诺的波恩大学的职位，借此能摆脱糟糕的家庭关系。但是当马克思于1842年抵达波恩时，鲍威尔已被停职。在此期间，二者出现了《末日的宣告》破裂的第一个迹象。因此，必须再次追问这个问题：鲍威尔的计划和马克思的《波恩笔记》存在何种关系。

2）从马克思，卢格和鲍威尔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在1842年春天，马克思首先试图摆脱《末日的宣告》的形式限制，最后这个计划完全破灭。因此，在1842年3月初，他努力独立发表他的文章。然而，在几个星期内，他认清鲍威尔使他误入歧途。一个月后，在四月，他终于谈到了一个单独的书目计划。因此，作为《末日的宣告》合作的一部分，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发生过一次决裂的论点并没有说服力。马克思的弯路和歧途肯定归根于使他与鲍威尔合作成为可能和准备与其决裂的条件之上。

3）马克思关于宗教艺术的迄今没有流传下来的文章不应划分为三个形成阶段，而是五个形成阶段。马克思计划的变化几乎没有为解释留下空间：他的最初的计划首先导致他于1842年3月5日的绕弯路的想法，然后，在3月20日，他打消了这种错误的想法。4月27日他的书目计划的公布标志着他完全背离了原计划。马克思不是从1842年才开始，而是可能从1841年的夏秋之交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因此，这一没有流传下来的作品的起源时间应包括《末日的宣告》第一部分印刷时间之前的时期。

4）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的“波恩1842”卷的标题必须与摘录的构成的地点和日期相同。马克思在4月抵达波恩之前可能已经做了很大一部分。从重新注明的日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4月到5月之间并不总是留在波恩。当时他除了忙于撰写三篇报纸文章还忙于完成在4月到5月之间不再有最初兴趣的宗教艺术，这种情况相对来说不可靠。在任何情况，题目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至少摘录的几个部分不是在波恩完成，而是为波恩期间而完成的。

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的关系

1837年，马克思通过讲师鲍威尔的介绍结识“黑格尔学派”，鲍威尔“在他们[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作者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1839年夏季学期马克思听了鲍威尔关于先知以赛亚的课程。1839年末鲍威尔期待马克思“令人厌烦的考试”并去波恩讲学。在同一封信中还谈到马克思的在夜晚烛火下的“逻辑学研究”。鲍威尔希望，马克思能毫无阻碍地从事逻辑学研究，“特别是你能重新修改本质论，那就好了！”[20]马克思在1840年想要写一篇批判反对黑格尔主义神学的文章，[21]这篇文章评论鲍威尔新编辑的宗教哲学讲座，[22]最后出版一本关于海尔梅斯主义的小册子。[23]

当马克思于1841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无神论杂志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鲍威尔那时刚刚写了一本关于黑格尔的书，并寄给马克思让他进行校对。[24]他还告诉马克思在波恩取得大学授课资格的方法，并希望他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真正理论的恐怖主义不得不让步了。”[25]马克思当时可能已经怀疑鲍威尔的希望，即鲍威尔的科学将成为普鲁士国家教义。因为马克思想要“献身于实践的官场生涯”。根据鲍威尔的说法，那就是“毫无意义”。“现在理论是最好的实践，并且我们还根本不能预言，理论在多大意义上将成为实践。”[26]“如果你到波恩来，那么这个僻乡很快会成为普遍注意的对象，并且在这里我们能在主要之处引起危机。和这里的神学系进行斗争，也将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27]他尝试阻止马克思的激进化。超越现在的哲学发展的内容，马克思无论如何不应该采纳在博士论文中。[28]“以后一旦你登上了讲坛并且是以自己的哲学发展登上了讲坛，你就可以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29]在鲍威尔看来，马克思也应该放弃他计划中的费尔巴哈批判。否则，费尔巴哈可能会作为计划杂志的潜在贡献者而被喝退。[30]

马克思在波恩

马克思的第一次波恩论战发生在1841年7月，当时鲍威尔与波恩教授组织了一次会议。鲍威尔在8月17日给卢格的信中报提到了这次会议。“人们相信，马克思是一位持有最后判决力的密使。”[31]在像马克思这样的青年面前黯然失色，鲍威尔感觉自己受到了公开的威胁。学科的教师们注意到，“当争吵起来的时候，就像一群狗一样。必须根除这些腐烂的巢穴”。[32]

7月中旬，马克思应母亲的要求回到特里尔签订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将他迄今为止的学业上的花费也算在他的遗产中。[33]7月底，鲍威尔忙于《对观福音书作者批判》第二卷的书稿[34]。8月16日，鲍威尔写信告诉他的兄弟埃德加，他将在十天内前往法兰克福。“在离开之前，我完成了一份针对黑格尔的一大份揭露；这个揭露有点不够深入”。[35]“我仅需要十天时间对无神论者进行谴责。”他这样说道，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鲍威尔独自写了《末日的宣告》[36]。

从《末日的宣告》第一部分中可以肯定，“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仇恨”是在“第二部分”中进行的。[37]根据荣格的报告，马克思为《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写作的东西可能已经在7月份他逗留在波恩期间进行了讨论。鲍威尔于1841年12月6日给卢格的信中明确指出，马克思长期以来一直忙于这个主题。“我的狱友马克思仍在为《末日的宣告》工作[...]所以它会非常彻底。”[38]在同一天，他写信给埃德加：“事情将向人们展示这不仅仅是针对兴趣。”[39]关于马克思未流传下来的文章的第一阶段，人们必须假设他写的东西是在《末日的宣告》第一部分出版之前讨论过的。第二形成阶段的形成阶段恰好与写作过程的开始相吻合。鲍威尔在12月底完成了他的写作的部分。“马克思将来只需要誊抄他那部分[...]序言将于1月份完成”[40]。1月初，马克思“完成了他的文章”。[41]2月，马克思承诺“我的手稿将在几天之后就能寄到”“维干德”处。“鲍威尔来信要我最后把手稿寄出，但正赶上我病重卧床，因此在几天前信才交到我手里。我忙于写附去的这篇文章，因此没有能做必要的修改。”[42]因而马克思还是没有把他的手稿寄给维干德。[43]

马克思与鲍威尔决裂

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决裂始于3月初。第三阶段从这里开始。鲍威尔多年来一直建立的谴责战略失败了。他被撤职了[44]。对他来说，他的国家学说没有被认同。1841年3月马克思不再持鲍威尔虚幻的观点。他想要在波恩获得学术职位，为了保证稳定的经济来源并能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几乎还没有触及到鲍威尔的失败，他将新的审查令作为最终停止与鲍威尔合作的时机。马克思建议卢格，在《轶文集》中印刷他的“原定作为《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发表的论基督教的艺术的论文”“由于萨克森书报检查的突然恢复……显然是完全不可能刊印了”。[45]由于一系列原因，马克思的这种策略很奇怪。首先，鲍威尔于1月26日告诉马克思，《末日的宣告》于12月中旬被禁止。因此，《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必须换标题。“我已写好：从信仰的立场上来评判黑格尔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学说。”[46]马克思知道鲍威尔回避书报检查令的策略。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审查政策向这家报社辞职，并寻求单独出版。第二：只是卢格的期刊在审查方面遇到了麻烦。来自维干德出版社的书几乎没有提及。[47]5月底，卢格和费尔巴哈称《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已由维干德出版社出版。[48]第三：我们没有得到消息，马克思事先将他的决定告知鲍威尔。第四：马克思不再匿名，而是以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49]这是马克思第二次尝试摆脱鲍威尔的束缚。

两周后，马克思告诉卢格，他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现已改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应当彻底改写，因为……《末日的宣告》的笔调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因而也更实在的叙述方式。”[50]此时开始了第四阶段。当马克思开始为《轶文集》重新撰稿时，他已经决定启用一个新的题目。[51]这次修订的原因可能是马克思“必须谈论宗教的一般本质”[52]。马克思通过摆脱鲍威尔的虔敬主义的假面剧，他显然发现了自己与费尔巴哈的一些相似之处。他确实与费尔巴哈有一些“争论”。这涉及的“不是原则，而是对它的理解”。[53]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赞同费尔巴哈而不是鲍威尔。

马克思再次在波恩

4月初，马克思终于搬到了波恩，[54]在那里他一直待到5月初。[55]5月2日马克思途径科隆去往特里尔。在那里停留两星期。4月27日他给卢格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个月里由于各种各样繁杂的外务我几乎完全不能进行工作。”尽管如此，他已经为《轶文集》写了四篇文章。他在晚些时候承诺了写作关于宗教艺术的文章，因为“您将收到的论宗教艺术的文章是大大压缩了的，因为这篇东西几乎信手写成为一本书了，同时我又被吸引到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去，而这些研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56]从此开始了第五阶段。7月9日，马克思向卢格抱怨说，他从整个4月份开始，“总计起来大约最多只工作了四个星期，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里尔呆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在这段时间里，他“不能把《论艺术和宗教》一文仔细加工了”，但他为《莱茵报》写了一篇文章。[57]马克思在最后都没有完成这本书。

与鲍威尔决裂的原因

他为什么放弃了他的初衷是显然易见的。艺术和宗教仍然是他感兴趣的。但是他不再相信他能够而且必须审视这些对象，正如他在一年前与鲍威尔在《末日的宣告》的框架下设想的目标那样。这一转变已经在他博士论文中起草的理论方案中完成。在其中，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或理性与现实的调解所固有的矛盾作为疑难问题提出，这些矛盾在“哲学的直接的实现”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58]理论的“哲学上的实践”是对“根据观念衡量特殊的现实”的批判。[59]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一方面要求能够将哲学直接转化为政治现实，而不必从个人的政治现实中构建哲学普遍性，仿佛这种现实完全依赖于理性观念和政治行为可以从抽象的必然性中得出。[60]这是对鲍威尔理论方法的间接批判。

在1841年至1842年期间，马克思通过双重反思的间接关系打破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直接关系。哲学只有通过同时的理论领域的转向自身和实践的现实性领域的“转向外部世界”才能实现。他显然认为鲍威尔对宗教的批判是有用的，因为它要求哲学从其神学预设中解放出来，以便哲学最终能够达到其中介实现的程度。[61]这种实现的“后果”必然是“它的损失”，因为它不再仅仅“内在地”通过它的内容来自我确认，而是“通过它的外观，与其接触和互动的现实世界”进行自我确认。[62]因此，哲学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自身，而是它的对立面，即现实。[63]

马克思的政治新闻学成为这种调解的中介。哲学成为“报纸记者”。[64]“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65]它不再取决于“根据观念衡量特殊的现实”，[66]而是衡量“事物的存在的内部理念的本质”。[67]政治的现实性不再是鲍威尔的“出于[研究哲学的，作者注]个体的理性”，而是由“社会理性”和“人类关系”构建。[68]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不是彼岸天国的宗教，而是此岸世界的哲学。如果理论想要掌握现实，它必须从其内部确证出发。总结一下马克思政治现实的关键词现在是“物质斗争”，“物质手段”，“物质的、精神的和宗教的关系”，“物质需要”，“物质局部利益”和“私人利益”等。[69]

截至1842年4月，马克思已经远远超过鲍威尔对宗教的批判。宗教对马克思来说不是神学，而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在这一点上，鲍威尔仍然试图掩盖他的失败。他无法承认他的理论是无能为力的。对他来说整个世界崩塌了。失望之下，他在柏林建立了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派别。鲍威尔在1842年12月写给马克思的最后一封信，信中他指责马克思反对柏林的“集团”，这只是一个已经破裂的关系的后果。

上述发现表明，在1842年他在波恩逗留期间，马克思没有就艺术和宗教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直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期包括了1841年夏秋之交至1842年4月这段时间。关于手稿的写作地点应该注意的是，在早期的黑格尔派中，人们已经知道马克思长期受鲍威尔催促应在波恩授课。[70]对于卢格来说，马克思早在1842年“在波恩时期”就已经成为哲学家[71]。马克思也将他参加鲍威尔的《末日的宣告》写作作为即将到来的波恩第二场战役的准备。在3月份鲍威尔失败之前，他一直在进行《末日的宣告》的研究计划。鲍威尔被解雇之后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再也无法在波恩居住，对马克思来说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既不是强制性的，也不具有约束力。由此开始了多阶段的决裂。3月5日，3月20日和4月27日的信件说明了这一决裂的各个时期。

如果马克思7月9日信中称，自4月以来他不能继续撰写论文，包括4月在内，那么可以认为宗教艺术在4月中旬或4月底之前仍然是马克思的主要研究对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波恩笔记》与《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密切相关，一定起源于1841年夏秋之交至1842年4月中下旬。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笔记不是在波恩写作的。有些部分可能在1841年就已经存在。标题为“波恩1842”表明马克思不是在波恩写了波恩摘录，而是为了波恩写作。

结论

《波恩笔记》和鲍威尔《末日的宣告》之间内容的对比表明，马克思的问题阐述超出了鲍威尔伪虔信主义的研究范围；自1842年3月初以来，马克思就把艺术，宗教和宗教的艺术融入私人生活。他最初的计划，有可能在1841年夏天在波恩（第一阶段）与鲍威尔讨论过，他在1842年春天就这样做了。在初步讨论之后，他的文章的写作在1841年底（第二阶段）。

马克思从3月初到4月中旬或4月底的多阶段决裂，有理论和实践的原因。与鲍威尔相反，为了否定宗教，在对宗教的批判中，马克思并没有从前提出发，审视基督教的内部矛盾和科学的一致性。对于鲍威尔而言，宗教从来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神学哲学问题。鲍威尔将自己的文章冠以黑格尔的名义，并迫使右翼和左翼黑格尔主义宗教哲学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宗教要求社会权力，并且能够在社会政治关系中被把握，这对鲍威尔来说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已经在博士论文中驳斥这种主观主义立场。

当马克思想在3月初单独发表在卢格的《轶文集》的《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的稿件时，他显示出与鲍威尔计划决裂的第一个标志（第三阶段）。《波恩笔记》的撰写加深了鲍威尔与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分歧，加速了马克思与《末日的宣告》决裂的进程。现实的原因起到了一定作用，马克思因为鲍威尔在波恩被解雇而无法居住，无法保障经济来源。鲍威尔的停职让马克思有机会与鲍威尔决裂。3月20日，马克思明确表示他希望加深对宗教的批判，并希望将对《末日的宣告》最初的特定表述与彻底的观点混为一谈（第四阶段）。非欧洲和异教徒及基督教文化中的物神和偶像崇拜远远超过了鲍威尔在《末日的宣告》上的计划，马克思此时可能已经忙于这一点。四月底，马克思终于提及他在宗教艺术研究中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第五阶段）。

【注释】

[1] Karl Marx an Heinrich Marx, 10./11. November 1837,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15。

[2] Editorial: Einl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XXII。

[3]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28. März 1841,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5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306页；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12. April 1841,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5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314页；Arnold Ruge an Adolf Stahr. 8. September 1841, Martin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826; Georg Jung an Arnold Ruge. 18. Oktober 1841,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S. 852; Editorial: Kommentar,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751。

[4] Bruno Bau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Bruno Bauer und Edgar Bauer während der Jahre 1839-1842 aus Bonn und Berlin, Charlottenburg 1844, [6. Dezember 1841]，S. 160。

[5] Gustav Mayer, Karl Marx und der zweite Teil der „Posaune“,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Siebenter Jahrgang, 1916，S. 339。

[6] Arnold Ruge an Ludwig Feuerbach. 28-29. Mai 1842,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1063。

[7] Bruno Bauer an Arnold Ruge. 6. Dezember 1841,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890。

[8] 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5. März 1842，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2。

[9] Karl Marx an Bruno Bauer. 20. März 1842,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4。

[10] 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27. April 1842，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6页。

[11] Editorial, Kommentar,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1，Bd. I/1.2,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1929, S. XXII。

[12] [Bruno Bauer]: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 Wigand 1841，S. 163。

[13] Editorial, Einl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VI/1, Berlin: Dietz, 1976, S. 826。

[14] Editorial, Einl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VI/1, Berlin: Dietz, 1976, S. 826。

[15] Editorial, Einl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VI/1, Berlin: Dietz, 1976, S. 826。

[16] Editorial, Einl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VI/1, Berlin: Dietz, 1976, S. 23*。

[17] Editorial, Einl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VI/1, Berlin: Dietz, 1976, S. 24*。

[18] Editorial, Einl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VI/1, Berlin: Dietz, 1976, S. 24。

[19] Karl Marx an Heinrich Marx. 10./11. November 1837，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17。

[20]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11. Dezember 1839，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36。这种本质其实就是黑格尔的逻辑本质。“逻辑上的对立力量”（同上）参照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同样见于：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1. März 1840，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4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288页。

[21] Editorial: Kommentar,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743。

[22]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30. März 1840，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4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295页。

[23]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25. Juli 1840，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4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303页。Eduard Meyen an Arnold Ruge. 23. Februar 1841,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 S. 693。

[24]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28. März 1841，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5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308页。

[25]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28. März 1841，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52-35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308页。

[26]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31. März 1841，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55;《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312页。

[27]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31. März 1841，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5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311页。在同一封信中，很明显马克思也提出了对特伦德伦堡的批判。出自同处。

[28] 鲍威尔指的是这句话：“总之，我讨厌所有'和每一个上帝”。出自：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1, Berlin: Dietz, 1975, S. 14，933。

[29]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12. April 1841，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5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316页。

[30]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12. April 1841，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58。

[31] Bruno Bauer an Arnold Ruge. 17. August 1841,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802。

[32] Bruno Bauer an Arnold Ruge. 17. August 1841,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802。

[33] Manfred Schöncke, Unbekannte Dokumente über Marx aus der Zeit seines zweiten Bonner Aufenthalts 1841-1842,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2002，S. 280。

[34] Bruno Bauer, [11. Juli 1841], Briefwechsel zwischen Bruno Bauer und Edgar Bauer während der Jahre 1839-1842 aus Bonn und Berlin, S. 151。

[35] Bruno Bauer, [16. August 1841], Briefwechsel zwischen Bruno Bauer und Edgar Bauer während der Jahre 1839-1842 aus Bonn und Berlin, Charlottenburg 1844，S. 154。

[36] Bruno Bauer an Arnold Ruge. 6. Dezember 1841,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890。

[37] [Bruno Bauer],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 Wigand 1841，S. 163。

[38] Bruno Bauer an Arnold Ruge. 6. Dezember 1841,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890。

[39] Bruno Bau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Bruno Bauer und Edgar Bauer während der Jahre 1839-1842 aus Bonn und Berlin, Charlottenburg 1844，S. 160。

[40] Bruno Bauer an Arnold Ruge. 24. Dezember 1841,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910。参见：Arnold Ruge an Ludwig Feuerbach. 25. Dezember 1841,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914。

[41] Bruno Bauer an Arnold Ruge. 9. Januar 1842,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934。

[42] 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10. Februar 1842，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0页。

[43] 梅耶尔坚持对立面，见脚注5

[44] 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5. März 1842，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1页。鲍威尔于3月底被撤销了授课许可证。见于Arnulf von Scheliha, Der Entzug von Bruno Bauers Venia Docendi und die Argumente der gutachtenden theologischen Fakultäten, Klaus-M. Kodalle und Tilman Reitz (Hrsg.): Bruno Bauer. Ein „Partisan des Weltgeistes“?,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10，S. 63。

[45] 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5. März 1842,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1页。

[46]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26. Januar 1842，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6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第1版，第316页。奥托·威根德称，《末日的宣告》在“维也纳是合法的”。见；Otto Wigand an Arnold Ruge. 22. Januar 1842,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 S. 943。

[47] Arnold Ruge an Ludwig Feuerbach. 24. Februar 1842,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978。

[48] Arnold Ruge an Ludwig Feuerbach. 28-29. Mai 1842,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1063。

[49] 他“认为最好把我的名字也署上”。见：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5. März 1842，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0页。

[50] 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20. März 1842，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3-424页。

[51] 所以这是关于同一篇文章的修订版。这种观点并非始终不同。见：Hartmut Böhme, Fetischismus und Kultur. Eine andere Theorie der Moderne, Rowohlt 2012，S. 311。

[52] 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20. März 1842，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4页。

[53] 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20. März 1842，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4页。

[54] Bruno Bauer, [Mitte April 1842], Briefwechsel zwischen Bruno Bauer und Edgar Bauer während der Jahre 1839-1842 aus Bonn und Berlin, Charlottenburg 1844，S. 192。

[55] Erhard Kiehnbaum, Karl Marx 1841/1842. Präzisierung einiger Daten, Marx-Engels-Jahrbuch, Band 11，S. 318。MEGA2文本可以追溯到4月初到5月底马克思的波恩停留时间以及他6月初到特里尔的时间。见：Editorial: Einl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VI/1, Berlin: Dietz, 1976, S. 826。

[56] 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27. April 1842，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6页。

[57] Karl Marx an Arnold Ruge. 9. Juli 1842，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9页。

[58] Karl Marx, Differenz zwischen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 nebst einem Anhange,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1, Berlin: Dietz, 1975, S.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75页。

[59] 同上。

[60] 参阅：Hans Heinz Holz, Dialektik. Problemgeschicht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Band V: Neuzeit 3, WBG 2011，S. 324。

[61] Karl Marx, Differenz zwischen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 nebst einem Anhange,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1, Berlin: Dietz, 1975, S. 69。

[62] Karl Marx: Der leitende Artikel in Nr. 179 der “Kölnischen Z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1, Berlin: Dietz, 1975, S. 183。

[63] 参阅：Christoph Schefold, Die Rechtsphilosophie des jungen Marx von 1842. Mit einer Interpretation der „Pariser Schriftren“ von 1844, Beck 1970，S. 9。

[64] Karl Marx, Der leitende Artikel in Nr. 179 der “Kölnischen Z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1, Berlin: Dietz, 1975, S. 184。

[65] Karl Marx an Dagobert Oppenheim. Etwa Mitte August – zweite Hälfte September 1842，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33页。

[66] Karl Marx, Differenz zwischen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 nebst einem Anhange,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1, Berlin: Dietz, 1975, S. 68。

[67] Karl Marx, Die Verhandlungen des 6. Rheinischen Landtags. Erster Artikel: Debatten über Preßfreiheit und Publikation der Landständischen Verhandlungen，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1, Berlin: Dietz, 1975, S.142。

[68] Karl Marx, Der leitende Artikel in Nr. 179 der “Kölnischen Zeitung”,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1, Berlin: Dietz, 1975, S.188。

[69]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2，Bd. I/1, Berlin: Dietz, 1975，S. 153，163，166，184，357，216.

[70] Eduard Meyen in Berlin an Arnold Ruge. 14. Januar 1841,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654；Moses Hess an Berthold Auerbach. 2. September 1841, Moses Hess, Briefwechsel, Mouton 1959，S. 79-80。

[71] Arnold Ruge an Robert Prutz. 9. Januar 1842, Hundt, 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Text], de Gruyter 2010，S. 931。

[土耳其] 康加恩著王一惠译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康加恩（Kaan Kangal），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精通土耳其文、德文、英文、俄文、拉丁文，主要研究方向为辩证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于2014年5月起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哲学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