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德格尔与恩斯特·荣格思想关系研讨会 #

2026年8月14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德格尔与恩斯特·荣格思想关系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南京大学、贵州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共议晚期海德格尔思想转变中追问技术本质的理论来源问题。兰州大学的部分研究生列席和旁听了会议全程。

海德格尔与恩斯特·荣格对谈（AI生成图）

南京大学张异宾教授代表主办方向与会代表阐释了此次研讨的目的与意义。他回顾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海格德尔研究的历史与脉络，介绍了南京大学在海格德尔思想研究方面作出的系列努力，并阐述了自己因研读《海格德尔全集》第103卷最新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笔记和《海格德尔全集》第90卷，而对海德格尔研究计划做出的调整，将重心转向《海格德尔全集》第65卷至104卷的文献，开启“回到海德格尔”的第二次旅程。他提出，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的“集置”为何反身为“本有”？这在学术界是一个未解之谜，其隐秘地与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有着密切关联，也是本次研讨希望聚焦讨论的核心话题。

《海德格尔与荣格通信集》译者、贵州大学张柯教授回顾了该通信集的翻译工作并阐述了海德格尔与荣格的思想关联。他指出，海德格尔对荣格的推崇随处可见。第90卷札记中，海德格尔断言荣格是现代最接近尼采思想境界的人物，按其本人交代，影响最大的是《劳动者》（1932）与《总体动员》（1930）。这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为海格德尔打开了追问技术本质的道路，甚至可能推动了其“本有”思想的形成。然而，荣格在德语世界外受关注较少，主要因其译本匮乏，而汉译本的《海德格尔与荣格通信集》出现早于英、法译本。张柯指出，海德格尔与荣格对《劳动者》一书价值的理解存在差异，并将二人关系类比为诗人与哲学家的不同道路。他举一例：荣格拟赴日本时，海德格尔去信引及《道德经》，此非讥其好远游，而是争辩。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批评出于一贯的争辩风格，唯有争辩方能各就其位；《根据律》中海德格尔自陈，存在之天命讲得最深处，正是经由与荣格的争辩。因此，对海德格尔晚期思想转百年的研究，必须将荣格、尼采和荷尔德林的研究放在一起进行文本对观。

（恩斯特·荣格）

兰州大学谢亚洲教授介绍了国外关于海格德尔与荣格思想关联的研究情况。海外学者形成四条清晰研究路线，分别从政治思想史、技术哲学、文本考据、保守思想史维度，梳理海德格尔借荣格《劳动者》完成 “Gestalt ”（形态） 到 “Ge-stell”（集置）的概念改造，剖析二人围绕虚无主义之 “线” 的核心分歧，学界围绕集置概念溯源、荣格与尼采的思想关联、海德格尔 30 年代政治立场、存在打叉的思想逻辑四大议题持续争论。

（马丁·海格德尔）

南京大学张异宾教授详细阐释了他关于海德格尔与荣格关系的研究与国外现有的三处差异，并提出了海德格尔建构存有－本有论思想的双层结构与“三反一正”。

第一处差异在方法：国外已有研究丢失的最大一面是资本主义现实——缺了马克思这一尺度，荣格便只剩下作家的身份。但是荣格触动海德格尔的核心恰恰就是其现实性，即亲历一战的整体性动员，与1929年以降的资本主义危机及国家干预。

第二处差异在文献细读：第90卷由特拉夫尼编成，所刊为1934至1954年间的文献：第一部分是关于荣格的札记，凡十四章；第二部分《关于恩斯特·荣格的讨论》，缘于1940年1月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召集的小范围研讨；附录收《致个别战士的一封信》与1954年的《格式塔》；此外全卷还刊出海德格尔在《劳动者》两个自用本及《叶与石》《超越线》上所作的批注。张异宾提出两点不同想法：其一，编者将札记的起始定在1934年，但并没有文本依据，所以张异宾把关于《劳动者》的大部札记定位于1939至1940年，并判定其实为一部书稿的写作大纲；其二，张异宾认为批注为全卷最要紧的部分，主张研读当自批注始——海德格尔在他人著作上的批注成卷刊布，全集中尚属首次；海德格尔对《劳动者》的全部理解，秘密正在批注而不在大纲。

第三处差异在思想逻辑：张异宾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双层结构：公开的表现性文本以克服形而上学为务，第一阶段引导读者回到被遗忘的存在，此即《存在与时间》的线索；另有第二阶段，则是对存在论本身的否定。支撑此判断的是“三反一正”：“三反”者为尼采、荣格、马克思共同让存在论走向现实——尼采颠倒形而上学，把观念形态变为权力意志；荣格明言《劳动者》的整体观念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张异宾老师读作权力意志的世俗化；马克思则在劳动与生产处落实实践存在论，后二者的本质皆指向现代性的技术。“一正”者为荷尔德林，预见了与技术相反的诗性道说。

他最后指出一处逻辑错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分层次的，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并无批判性，生产与技术本身无罪，被资本控制的技术才是资本的力量；二是马克思重点批判是人与人关系中的奴役，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则是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盘剥和统治。荣格未厘清这一层，其模糊之处正为海德格尔所用：海德格尔紧扣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支配不放，这才是他走向技术之追问以及回归非占有的存有－本有论的核心。

（海德格尔关于荣格《劳动者》一书的批注手稿）

郑州大学魏非夺老师循技术之追问的线索展开。他认为，若无荣格对时代的描述，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几乎不可想象；两人之别在于，荣格重在描述，海德格尔则退后一步追问世界何以如此显现。荣格反复强调总体动员，是因为一战不再是士兵与士兵的厮杀，而是体系与体系的作战，整个国家皆被卷入；包括人在内，整个世界都处于必须被征用、被调配的状态。这一描述影响了海德格尔三十年代的谋制之思，其后果在集置处显露：莱茵河不再是河流，而是水力与电力资源，最终成为随时听候调配的持存物。由此，《劳动者》所说的形态是存在论概念，而非经济或阶级的概念：世界历史行至此所显现的整体构型使世界成为劳动世界；在存在之显现方式的序列中，古希腊是涌现，近代是表象，到荣格是能否被动员，到海德格尔则是能否被摆置。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完成了形而上学，荣格则是这一完成状态在现实中的描摹者，二人同样未能走出形而上学。

在主旨发言之后，此次会议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会上最集中的一次讨论发生在 Gestalt一词上。张异宾认为，多数学者由技术直接跳到集置，症结正在将Gestalt视作“形态”，恰恰滤去了海德格尔所理解的荣格因素，《海德格尔与荣格通信集》亦是此种译法。形态与形象皆现成，而荣格所说的Gestalt是具有功能性的客观塑形力量；以马克思的立场看，它相当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张异宾引荣格的自解为证：格式塔更接近莱布尼茨的单子而非柏拉图-黑格尔的理念；劳动者不是工人农民，而是总体性的人类新类型。第90卷所附1954年的《格式塔》一篇中，海德格尔正有“格式塔与集置”一节。对此，张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翻译时确曾斟酌这一概念的译法，但他认为翻译的关键在于海德格尔本人的态度：海德格尔的书信表明，他并不赞成依荣格的格式塔之义来理解《劳动者》的副标题（Herrschaft und Gestalt），而是要把这个概念推回柏拉图理念的轨道，即他所说的谋制（Machenschaft）。译名之别实为二人理解之别，海德格尔并不是以“格式塔”的含义来理解Gestalt这一概念的。

张异宾在会议总结环节指出，此次研讨会只是一个复杂研究工程的开始，《海格德尔全集》第65-104卷是海格德尔思想研究的一片沃土，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会给予当代哲学发展以坐标和启示，期待愈来愈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主题的研究与讨论中来。

文/魏非夺、孔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