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境·思：张一兵哲学絮语》图书分享活动访谈实录
2025.5.15 南京先锋书店
2025年5月15日，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哲学学者张异宾携新书《场·境·思：张一兵哲学絮语》做客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和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孔伟宇对谈，与读者们共同踏上一段关于“场域、情境与沉思”的思想之旅。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文军、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祁林、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分社副社长郑蔚莉以及本书编辑张静老师出席现场活动。本文将此次新书分享活动的对谈内容整理记录如下，以飨读者。
▼ 活动地点
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
▼ 举办方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参与嘉宾
张异宾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本书作者
孔伟宇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
▼ 对谈记录
孔伟宇：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在中午拨冗出席，参加我们今天这个新书分享会。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相遇可能并不是一个巧合，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一场关于场境关系存在论、构境理论与沉思的哲学邀约，张异宾教授的新书《场·境·思：张一兵哲学絮语》即将在这里展开关于它的对话。
当大家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困惑，但这种困惑可能也是哲学的一种打开方式，今天这场分享会或许正是一场集体困惑的庆典。我们不必急于寻找答案，而是要先学着像哲学家一样去提问：当算法正在重构我们的关系存在场境，当快消文化正在不断稀释我们的思想构境，我们该如何安放那颗渴望思的初心？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暂时放下手机里的碎片化的信息，一起进入这场思想的慢镜头。或许某个瞬间你会在这本书的某一褶皱处遇见那一个正在思考的自己。
我想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的一句话作为今天对话的一个开篇：真理不是一块铸成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张老师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的打火石。另外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文军老师，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祁林，以及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分社副社长郑蔚莉和本书编辑张静老师。我们先请祁林老师讲话。
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祁林：
尊敬的张异宾老师，尊敬的王社长，亲爱的各位读者朋友，非常荣幸大家在这样一个午后拨冗来到我们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活动现场，见证这本思想深邃、内容隽永、文笔优美的小书《场·境·思：张一兵哲学絮语》。“张一兵”是张异宾老师写作时的笔名，他是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列宁、海德格尔、福柯哲学文本学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激进哲学；哲学认识论；社会场境存在论和思想构境理论。已经发表个人专著二十一本、个人文集六部、访谈录一部、对话集一部，主编论著十余部、五个系列丛书、四种译著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评论》等一流刊物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通过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等项目，共计有7本论著22个版次已经和正在被译成英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在国外出版。
可以说张老师是享誉海内外的哲学大家，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想和大家谈一下我们出版社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的一个非常迫切的感受。《场·境·思》这本书是南京大学出版社探索并践行“大师写小书”的出版理念的一次令人期待而且兴奋的成果。
我们知道学术研究是有相当的门槛的，理论研究需要有专业的、有说服力的逻辑论证的过程，因此学术专著往往和普罗大众之间会隔了一层。但是真知识非伪学问，真知识天然具有自我民主化的动力，这体现在诸多拥有专业知识的大师们，愿意将自己的思想结晶化为一本本的小书。这些书成为人类社会知识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中，我们能看到一大批这样的小书，比如哲学家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用模仿恋人意识流的状态告诉我们什么叫拒绝宏大叙事。社会学家布迪厄在《论电视》这本小册子里完全抛弃了晦涩的理论术语，用直白晓畅的语言直指媒体的反民主性和让人弱智的理由。还有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一个数学公式都没有，却讲清楚了从伽利略到量子力学的物理发展过程。
“大师写小书”，这在我国的学术界也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比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告诉我们，如何用现代白话文讲述中国传统问题。葛兆光先生也在《中国古代文化讲义》中告诉读者什么是中国历史中没有文字的常识。今天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场·境·思》这本“大师写小书”的小书，作为出版人，我想“老王卖瓜”一下：我们相信这本书将成为我社“大师写小书”的标杆之作。我也斗胆向各位读者保证，阅读这本书的时间绝对不会被浪费，它将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积淀自己深邃思想的一次美妙的旅程。
同时我想大家也注意到我们这本书在设计方面的一些心思。这本书的设计是我们践行日常生活的学术思考的阅读文化的理念的产物。这本小书有三册，小开本，但是有一点厚。厚是我们要追求学术和理论的厚重感，小开本是为了帮助大家建构一种日常生活的方便性，所以这本书拿在手上，我想既有一种日常生活的酷酷的感觉，同时又让大家反浮躁、反碎片化，反今天这样一个算法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轻飘感。话不多说，《场·境·思》背后的诸多故事和内涵，让我们一起聆听张老师的亲身解读。
孔伟宇：
谢谢祁老师精彩的讲话。今天我们将采用访谈的方式，由我来提问，然后由张老师来为自己的这本书逐一解答读者们的一些困惑。最后，我们会留一点时间给现场的听众提问。首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我拿到这本书还是很震惊的，因为这本书的体例是非常独特的。我个人读过张老师的很多书，但我没有在您过去的书中发现这样一种格言式的体例。很少会有作者选择以格言体的方式来进行写作，请问您这次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写作？
张异宾：
祁林教授刚才举了很多“大师写小书”的例子，其中罗兰·巴特那本《恋人絮语》的书大概和这本书在形式上有点像。不同在于，我并不是写了一个完整的著作，而是以断句的形式汇集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些思想的闪光点。除了刚才祁教授谈到的罗兰·巴特这本书，如果说到写作方式的这种变化，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沉思录》可能是比较早的一本书，还有尼采著名的《权力意志》一书，在写作方式上，它们不再是文本的宏大叙事，而采取了思想碎片化这么一种方式。当然，在欧洲当代学术史上比较著名的还有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我们都知道，他是电影导演，又是先锋艺术的先驱者，他这本书221条都是断句。在这本书里他是在抗拒，他的电影作品是反对图像景观的，他的文字是反对逻各斯主义的，所以它代表了思想走向现代以后的写作方式和思考方式的一个断面，这跟后现代思潮是相关联的。另外一个这样“故意而为之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这本书的德文原文是没有标题的，也不分段落，英译本和中译本最后都加了小标题和分段，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另类革命的文本，也是反对理性叙事的一个尝试。
孔伟宇：
那么能不能这样理解，这本书也是相类似的一种文本写作？
张异宾：
显然不是。这里有这样一个思想背景。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中，我们写作时，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以理性思考逻辑为中心线索的，不论是研究生阶段写一篇论文，还是青年学者写学术专著，都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逻辑构架。而从上个世纪逐步开始，特别是在后现代思潮之后，西方的整个学术思想开始出现一种逆转，就是从逻各斯中心主义，转向反抗本质主义，反抗这种理性的统治。德里达的书、福柯和德勒兹的书都是后现代思潮的产物，但在写作形式上，他们的文本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而尼采的《权力意志》、德波的《景观社会》却是以写作方式上的爆炸来实现这种理念革命的。显而易见，我的这本书没有这种理论上的故意，比如说模仿帕斯卡和尼采，或者模仿居伊·德波。
孔伟宇：
那这本书的写作是如何发生的呢？
张异宾：
这本书的缘起就像我在这本书的题词上写的，献给过去很多年来在我课堂里在场的同学们。可能最早关于写作“格言录”的想法缘起于课堂，比如，这本书第一卷里的部分内容。在过去二十余年里，我承担南京大学文科博士的公共课。这个课堂的前半个小时我会以一句话作为标题，然后讨论一个方法论问题。这本书的开端部分，比如“不要信以为真”、“学会放弃”，都是课堂上的一些用语。后来学生们会把我的一张讲课照片配上一句话做成一个表情包，到处传播。这倒启发了我。
这是我最早开始想这个问题的缘起，后来2016年在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访谈录（《构境论：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张一兵访谈录》）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到过，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收集，开始慢慢做一些积累，也把自己日常积累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些“格言式”的概括。书的第一卷的前半部分就有这样的一些内容。
因为我的书比较难读，网上有人说拿到我的书就开始头疼了。所以我后来在本书又做了一件事，除了思想闪光的片段之外，还把我已经出版的书，以及没有出版的文稿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整理出来。比如第二卷中开头的部分就是我还没有出版的书的内容。到目前为止，我写的大多数书的主体部分都是评述性的，主要是文本解读，大量是对原作者思想的展开说明。在书里面也有我自己的独立评论，我会把这些独立评论拎出来，作为这本《絮语》当中的主体部分。这个部分占了将近一卷的内容。所以这本书的第一卷、第二卷的主体实际上是我的所有著作里最重要的观点，全在这个书里了。这是第二点要做说明的。
第三点也比较重要。以格言这种方式来呈现哲学思想，在国内的出版状态中之前有没有我不太清楚，好像应该是没有的。后来我跟郑老师商量，我们也想带个头。现在哲学界也有很多老师在网上做课件，而我想哲学家能够以另外一种写作方式和读者进行交流。它的好处是思想在它自己的原初的思想点上独立地发挥作用，而不是处在一个很宏大的上下文的文字结构当中。当然，它的毛病是所有这样一些观点会脱离文本的历史语境。所以它是一正一反的，这是我觉得可能要做说明的。
在现场我还想到一个事情，与这种新思想相关。20世纪80年代，也可能更早一点，我们国内著名诗人顾城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80年代我到诗刊社的朋友家去，曾经聊到顾城的写作方式。据说，顾诚先生的朦胧诗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他写了很多碎片式的诗句扔在抽屉里，当他要发表的时候，就从抽屉里抓一把，然后把它进行编织。这恐怕是一种夸张的传闻。不过，这里面可能会反映出朦胧诗的创作中有大量的偶然性，所有诗句之间并没有强制构序起来的理性关联，这是当时新诗朦胧诗原初的生产过程。它最大的特点是打碎了格律和原来的理性构架。我想我这本书的核心与此是相关联的。
第四点，我这本书最向读者重点推荐的是它的第二卷。因为，第二卷中我第一次发表了自己40年来的思想笔记摘录，这个思想笔记我自己有20多本。思想笔记是什么？我们从做学生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很多年里，所做的读书笔记的主体是摘录，比如读了好书，读了好的文献，我们会把最重要的东西记下来。在记的过程里，我还有一个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会把我自己想到的延展思考的要点进行记录，很像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比如说一个原创性的想法和观点，它本身是没有写作之前的思想实验的记录。所以说，本书第二卷的主体部分除了我的新书的要点摘录之外，我第一次发表了从1984年到2024年，我全部最重要的思想要点的摘录。我想这可能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现在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最焦虑的是如何写文章、发表文章，特别痛苦的是找不到题目。在我这个笔记当中，我原来想到的东西最后写成文章的只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大部分是想到了、记下来但没有发表的思想闪光点。聪明的孩子会从这个思想笔记中找到大量思想史，包括当代自然科学、现代方法论里的重要的思考点，甚至是大量论文的题目或者是要点。这很可能会是让编辑老师眼睛一亮的东西。
这一部分我想我也不会再写成论文或者书发表出来了。到我这个年龄段，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过去想到的事情我也不会再重新去写了。就像我现在出版的书，经常是我80年代要写的书，像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神会波兰尼》，我在1986年就列出了提纲，后来才有时间开始写，但当时的提纲内容和现在出版的内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跟各位报告，我现在在干的事情是写我自己的《构境论》这本新书，它的第一卷的初稿基本已经完成了，可能我会用三卷，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来表达中国哲学家自己的一个想法。虽然现在它很可能被称为难懂的“黑话”，但是我希望以后它会慢慢被接受。从这本书第二卷中所摘录的思想笔记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的原创性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比如，为什么一开始的“实践结构”这个概念，会发展到今天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构境理论？它和中国哲学的关系，它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在整个思想实验过程中会有一个完整的体现。我想以这样一种方式做个预热，就是后面的《构境论》要出来了，大家可以从中去了解这个认识过程，构境论并不是在2007年，我第一次在《回到列宁》这本书中提出的概念，也不是2009年我在《哲学研究》上的那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新概念，大量的概念是80年代提出来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不想“吓唬”读者，就把它藏起来了。只是觉得现在是它该发表的时候了。
第三卷会比较特殊。我最早开始用微信的时候，当时会共享一些自己拍的照片，分享照片时会写一点文字，这本书的第三卷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微信共享的部分后来删掉了，就不再用微信来发表类似的东西了。第三卷是以这个为基础的，把当中觉得合适发表的照片和相关的一些文字评论收录了进来。第三卷的内容跟前面两卷不太一样，因为它主要是在一个图片的视觉图景当中来讨论思想过程和我的理解的。
第三卷的图片是黑白的，和原来微信上的彩色照片差距很大。这里我要跟读者们解释的是我们的公众号上发了彩色照片，出版社并没有发。我看有人批评出版社原来发的是彩色的，后来图书出来发现是黑白的，感到受到了欺骗。彩色照片是我们发的，并不是出版社发的。第三卷之所以用黑白的照片，是因为这样会和书的整体比较协调。如果它突然是彩色的，跟出版社和设计师原来设想的基本的理念，大的逻辑上会有一点冲突。
我先说这么多，已经很长了。作为作者，对整个书的基本的构架和基本的内容，大概先做这么一个说明。
孔伟宇：
好，谢谢张老师。听到您刚才的回答和我读您的书时一样，都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很恐慌。细心的读者朋友们可能已经看到我在不停地翻我的手卡，很多问题，张老师在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中都已经很全面地回答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放弃这样一个提前的准备，说一下我个人的想法，也是比较感性的一点。
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说的，我感觉第三卷就像在翻张老师的朋友圈一样，就是图片，然后配上解读。我当时是在咖啡馆里等咖啡，然后拿了第三卷就随手翻了一页，我感觉特别轻松，相比于读张老师其他比较艰涩难读的文本解读，这个书让我觉得很轻松，为什么？
我不用担心它前面的逻辑铺垫我有没有错过，我也不用担心我到底有没有悟透张老师在这一个概念或者这一句话中所蕴含的深刻的道理，我也不用做笔记。我感觉读这本书就像读自己一样，我读出来什么东西，可能是跟我的主体有关。这种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互关系，我认为是这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也让我想到苏格拉底说的“哲学是思想的助产士”。那么关于这本书的读书方式以及它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启发——读者们的哲学思考，您有没有什么设想，或者您认为这样一种哲学打开方式是怎么样的？
张异宾：
小孔一放松以后我都回答不出来了。开个玩笑。实际上这本书没有什么特殊的打开方式，因为它每一个称之为絮语或者思想闪光点的断句，并没有一个非常严密的进入的逻辑，当然它有时候也会比较困难。我举两个例子。我在序言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不要信以为真”。我当时做了一个说明，它的背景还是比较简单的。我当时在南京大学上公共课时，总希望把马克思的思想放到一个思想史的平台上，所以在讲述方式上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过去通常公共课老师会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一个真理的颁布者。“我讲的每一句话就等于马克思说的，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你不能质疑我，因为你质疑我就是质疑真理”，但这里面就抹煞了一个界限。实际上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不管你是讲马克思、讲胡塞尔、讲海德格尔，还是讲庄子，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他在谈的都是关于一个典籍、一个思想家的个人体悟或者认知。
海德格尔讲每个人都是有死者，后现代以后更是如此，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不会把我所有的话都当作绝对正确的真理告诉大家。我的课既不点名也不考试，最后写一个心得式的小文章就完了，而且我会非常宽松。所以“不要信以为真”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只是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海德格尔、孔子、老子，我的观点不代表真理，所以不要信以为真，就是方法论上所有人跟着我一块放下。但它会倒过来产生一个效果，跟同学去讲你不要信以为真，最后大家都信了。所以，真正的哲学是在这个过程里，和读者、学生发生的真实的关联。
再举一个例子，还有一句话，也是在第一卷里的一句话，“平日断裂处历史呈现”，这是我的一个概括。这个概括并不是我的原创，而是对一位捷克哲学家科西克的思想的概括。他是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做了一个嫁接，他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具体的辩证法》。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他在马克思的尺度上引进了海德格尔的一个观点，就是“平日”或日常生活这个概念。
最近我出版的新书中就有一个专题是关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的，就是专门讨论日常生活的概念。我对科西克的思想做了概括以后形成了一句话，在上课的时候我会用这句话来展开一个方法论讨论：平日断裂处历史呈现。这句话听起来是很拗口的，它在哲学上讲的是什么观点？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活着，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习以为常。我经常上课跟学生开玩笑，我说习以为常的东西，大家是往往不会去认真对待的。所以黑格尔说，熟知往往意味着无思。
每天一大早起床，所有的熟人见面，第一句话应该不会说“张老师你还活着”，对吧？你不会这样打招呼，因为活着非常平常。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可能都忘了昨天在哪里开会，大学生会整夜打游戏，还会有四年都在打游戏，最后毕不了业的，他的整个生活是被耗费的，因为活着太简单了。“平日断裂处历史呈现”，科西克讲了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有时候会讲到一部苏联老电影叫《攻克柏林》。在1941年一个秋天的下午，一对青年男女在麦田里亲吻。这是在日常生活里常见的一个生活片段，因为它太常见，所以大家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当作重要的事情。但是在电影的画面里，就是这个时候他们背后开过了德军的坦克，就是希特勒的闪电进攻。那一个瞬间，生活被粉碎，这个时候所有人面对死亡。科西克的这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实际上在每一个瞬间，它都有可能通过一个剧烈的变动，使我们与生命本身的真实历史意义发生关联性。
但是在哲学里，哲学家讨论的问题都不是经验性的问题，它是通过非常复杂的反思来思考在生活里应该注意的问题。所以他打开生活的方式，比如说阅读的方式，每个人去阅读一段思想的断句时，重要的是体会自己的思想的过程。这和文本式的阅读，比如说读海德格尔，读马克思时，我们要返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前面我就说了，它既有好处又有坏处，阅读格言只能在自己的心中去体会人生过程中的一些复杂的思想因素，所以它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方式，比如说我规定一个道路，大家跟着这个道路往后走。没有的，它会非常轻松地融合到每一个读者自己的生活阅历当中，他自己和哲学的关联，他对生活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我想这可能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
孔伟宇：
谢谢张老师。就像您刚刚说的一种断裂，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在您的书中感到了一种断裂。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读过张老师其他的著作？张老师之前的著作更多是对像马克思、福柯、海德格尔等很多西方经典的思想家进行解读，但是在这本书中，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其中包含了很多对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解读。我感觉您对中国哲学会有一种独特的情感或者一种深刻的解读，那么您是如何去连接西方思想家和中国哲学的，以及中国哲学在您的思想建构中到底发挥一种什么作用呢？您可否为我们解答一下呢？
张异宾：
谢谢小孔。我来尝试回答一下你的这个问题。在这本书中，如果说有一种理论故意的话，我还是隐藏了一些，那就是我试图把我自己原创性的一些想法做一个梳理。比如在去年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当中，我用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这样一个概念，加上前面已经提出来的构境理论，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关系存在论和理论构建的基本的看法。
我正在写的新书会对这一思想做一个呈现。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课堂里，在所有的公开演讲当中，我从来不涉及我自己的哲学观点，主要还是在解释其他思想家的观点。我从做学生的时候开始，到研究生毕业，到开始进行学术研究，我比较早地意识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面临改革开放，是从非常封闭的一个状态转向外部。
那个时候有些人就会非常疯狂地迷恋西方文化。大家也可以发现，在哲学界，除了中国哲学做典籍的这批老师之外，马哲、西哲、科哲，甚至伦理学的大部分中国学者所使用的话语全是西方话语，在后殖民理论里，它会出现一个文化身份的倒错问题。我们是中国人，是一个中国的学者、老师，但我们在言说学术、言说理论的时候，用的却不是我们民族的哲学语言，用的不是我们东方文化的基本的积累。那么我们讲的这套东西，如果到西方去，在世界之林当中是不是真的会有我们自己的地位？这是我打的第一个问号。
我自己有一个不是非常准确的看法，就是中国哲学跟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是密切相关联的。它不一定就是，比如读庄子，读《五灯会元》，读《道德经》、《周易》、《金刚经》或者四书五经里面的典籍，然后很精密地去研究这个东西以后，我们才是中国学术。中国的文化，实际上在生活中。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所有的瞬间，就是你的每一天，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最后，你所有的运作的生活过程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人的东方式的存在。
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一定是今天三种已经客观存在的思潮——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和西方思潮的融合，每一个中国学者的根基一定是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是绝不能丢掉的。如果一个人丢掉这一点，他就会失去合法性，这是第一点。但是这种文化绝不是以回到文言文的典籍作为出路的。在座的读者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生活变成了文言文的问句和答句，在今天复杂的金融资本和数字化存在之下，这些东西是难以生长起来的，它们不具有直接的对话性。中国未来的新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一定是融入世界文明当中去的，不了解当代自然科学，不了解西方文明，甚至后现代和后殖民里面最新的东西，是绝不可能有新的中国文化的生长的。
当然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个丢不掉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三种文化内在的交融，而不是外部的拼接。有人要去做儒家的社会主义，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中国思想家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上，站在中国现代生活的基础之上，在这个交汇点上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可能的。这个也是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思考过的，可以以我思想里的一些内容来做参考。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最早做的是一个心理学专题，因为心理学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最近我在北师大出版社再版了自己关于马斯洛的一本小册子《科学人文主义》。我做心理学的时候有一个区分，就是以冯特为代表的实验心理学给我的感觉是不好的，我对语言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也有偏见，但这个马斯洛的存在心理学却是和东方式的体知文明是非常接近的。
马斯洛的存在论很有意思，它是分为两个大的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基本需要层次论，就是说人首先要吃饱喝好穿暖。所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讲的话，就可以用马斯洛的理论解释，你首先要解决吃喝穿住的问题，物质上不富足，讲其他都是骗人的。所以邓小平讲社会主义，首先老百姓口袋里要有财富，你不富足什么也没有。第二个层级就是在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对存在本身的追求。马斯洛在走向存在心理学的过程里，有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所谓“高峰体验”。这里的高峰体验跟我后来所讲的“构境”是有密切关联的。他举的例子非常生活化。他当时举了个例子，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在一个假日的下午，当她做完家务，手上正搓着毛巾，然后看到夕阳之下，她的先生坐在一个茶桌旁边喝着茶看报纸，孩子们围绕着桌子在嬉戏玩耍，在这个瞬间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幸福感。
她突然发现在人的生命过程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往往就在日常生活中。马斯洛经常说，天堂在我们的身边，天堂并不是在彼岸。，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中达到一种高峰体验。我后来经常会体验到这一点。东方文化里最核心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个体验性的、体知的生命存在的境界。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坐高铁出差，下午5、6点钟的一趟车是我回来的时候经常会坐的，迎着夕阳，阳光照到我的身上，我会听着古典音乐沉浸在一种快乐的情境之中，那是最简单的对自己一天忙碌的奖赏。
记得是在80年代我读到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一段表述。铃木先生是这样来形容我们在文化上的东西方差异的：同样是认识一朵花，比如一支玫瑰，在西方观察它的方式是物性文化，是科学技术基本的知识积累，是把一朵花放在显微镜下，把它切割成各种碎片，然后去查它的细胞，最后复核下来它是植物的某种器官，是去看这个对象性的物性花朵到底是什么的非常精密的、具象化的过程。大拙先生接着讲，什么是东方的认知，我们东方人认识一朵花，会讲你要像花一样地绽放，每天清晨去迎接第一颗露珠。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它不是知识的对象性认知，它是人的身心的投入，由此你才有可能进入，比如说中国画的写意以及佛学里的禅境。由此去看，就会发现西方科学尤其是当代自然科学，还有当代的一些西方思想大师，在他们思想的顶点上都会有一个向东方文化的复归。比如量子力学中的玻尔和哲学中的海德格尔。东方的体知文化，这是我的构境论最核心的部分。王树人先生讲中国文化的表象是“象”，我发现“象”是具形化的，实际上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情境，不管是生活、诗歌、书法还是武术等等。中国文化达到了整个文化的起点，它超过所有西方文化的地方是它的情境不同。所有的事业、所有的生活到顶点都是如此。在这本书里，我实际上做了一点铺垫，它非常感性，就讲一个小故事，讲一件事，这个事不是西方人科学理性去认知对象的过程，而是我们中国人面对世界、面对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心理、身体状况和我们的整个文化形式。所以它会发生一个变化，我会在我正在写作的新书中来比较完整地描述这个历史过程，给出一个完整的观点。我希望这本小书做的铺垫是，它以零碎的思想闪光式的一个个要点建构一些台阶，这样将来遇到那本“构境论”的时候，读者能少一点阅读障碍，谢谢。
孔伟宇：
张老师的回答非常感性，仿佛把我们拉回到了写作和思考的一种情境。最后我还是想再问一个比较大胆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老师同样是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去描写、去思考，这和您过去看似一本正经的或者“黑话”大师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甚至读者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张老师的笔记，每条笔记是标注时间的。有同学会把同一时间的笔记内容与张老师的相关论文和著作进行对比，发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种差异感会让我们思考：似乎出现了两个张异宾老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您？
张异宾：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如果回答错了，也会被人骂。实际上人的存在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再回到我在研究海德格尔哲学时提出的文本的四种类型。在海德格尔那里，文本分为四种类型，包括表演性文本、表现性文本、秘密文献和现身性文本等。我原来讲过一句话，所有作者的写作会非常间距化，有的是刻意而为的，有的是无意识的。但任何一本已经成为文字的东西，跟作者本人的直接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听过我的课、听过我的演讲之后，会发现张异宾这个人还是挺感性的，讲话又很通俗，大家都能听懂，好像跟书里面那个家伙不是一个人，加上我用笔名写作，很多人怀疑是不是同一个人。我自己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人的一生当中——我这个年龄段已经可以开始讲“人的一生中”这句话了——还是比较复杂的。
前几天我在厦门讲学，会有学生提非常尖锐的问题，比如“黑话”过多的问题，我也会跟同学们一起来慢慢分析其实在这本书的第二卷的笔记里可以看到，今天在我的文本中读到的所谓“黑话”也有一个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从中甚至可以看到我开始形成的概念跟后来写的论文当中的断裂。我最早开始形成的一批原创性的概念，比如我所关注的实践结构问题，只是那时候还没有人用“黑话”这个词。我最早发表了一批文章的转载率很高，就是实践场、实践格局、实践功能度、惯性实践，大量的概念，包括实践构序等概念，很早就提出来了，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
我当时的做法是这样的。我特别关注自然科学的一些最新进展，比如这里边的 “构序”这个概念，就是从信息论（information）当中来的。我们开始面对世界的时候，从亚里士多德、中国古代的《周易》开始，很多都是从讲形式开始的，可直观的一个形式。杯子是圆的一个形式，康德、胡塞尔会去思考，先天综合判断，如何给予其构架或者胡塞尔所讲的图景，杯子如何在形式上显现出来。思想和认知的发展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从外部的形式慢慢转化到内部的存在结构。比如西方文字里有一个词 form，它经过变形变成formation，给予一个认知的内部结构的“赋型”，它和形式的概念已经有巨大的断裂了。同样是formation，给它加上In，它就变成了information，大家想一下是什么概念？给予一个内部的有序性，“信息”这个概念本身讲的就是内部的有序性。这个思想笔记里，讲了从实践构序到非常复杂的新的概念的演进，它背后是整个科学方法论的认知的进展。这个进展不是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读者要跟着这个思路一点点往后走，是要付出劳动的。你要了解自然科学，要了解当代西方最新的认知科学里的进展，然后你才可能知道我说的不是“黑话”，那个时候你的认知层次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本小册子的第二卷中的思想笔记，它会把我每一个时段里思考的问题分段呈现出来，从1984年到2024年。我的一个博士生已经开始做一件事，就是读我的笔记去反观我的论文，然后就发现我论文里有很多问题，原来我并不是这样讲的，或者说在一个时段里，它是不完整的一个表达，到后来才开始形成今天这么一个逻辑结构。所以可能这本书再往深里面走的时候，发生学意义上的一些思想探秘，会使读者得到更多的东西。这里指的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册子，而是这本册子中的思想笔记和已经出版的著作和论文的关联性。从不同层面去观察一个活着的学者，和去阅读已经去世的学者的书，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还是非常有幸，在南大出版社的支持下，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能够以这个方式和读者做一次交流。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引出一些新的元素，谢谢。
孔伟宇：
下面我们留一些时间给听众提问，请大家抓紧，问题最好相对集中一点。
▼ 现场听众提问
Q：
张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这本书中收录了许多您记录的灵感式的思想絮语，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相对比较片断化的思想絮语，与您所撰写的哲学学术论文和著作之间的联系？
张异宾：
谢谢你的提问。
灵感式的思想絮语和哲学著作的撰写，是存在区别的。它们代表了哲学研究的两个不同维度。灵感式的思想絮语，具有思的源发性，是思想的萌发生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作者个人式的思想片断。相对而言，哲学著作的撰写，是在哲学文本的思想史脉络中进行的思考。在此意义上，是在与历史上的哲学家进行对话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在哲学研究的领域内，这两者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有这样一段话：“用一种格言或者独立论断的方式，呈现这些思想闪光点，也就构成了我这本反逻各斯中心论的哲学絮语集。它的优点会是简单、明了。可它的景观性致命缺陷，是从特定思想语境中的抽离。这也就是说，絮语集中的所有文字，都会是以不是它自身原初的方式在场。”所以，读这些断句式的思想闪光点，不能将它们绝对化。
Q：
您从概念体系的完整，到格言絮语的这样一个文体的实验，是否表征了您对海德格尔存在之沉迷和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的辩证扬弃？
张异宾：
我觉得我自己的学术历程，还是包容性非常强的。它会有很多侧面，你可以从中找到非常多的侧面，所以它不是一个线性的逻辑。并不是说原来我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现在我突然碎片化了。实际上写作方式的变化，是一个特殊的机缘，也是和南大出版社的老师商量后，才决定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和读者的交流，因为它非常特殊。
所以，书中的很多观点我很早就形成了，虽然我也在不断地放弃，但是基本的发展方向我是明确的。比如我有一本书，这个书的副书名是受德勒兹的影响，就是“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我们都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的老师那一辈人，他们不得不用另外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可我人今天的时代却让我们有可能不跟着西方人走，也不简单地用自己的典籍文化的东西，而是去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具体的环节，在一个时期，它的主题会发生偏移，会和原来的想法不一致。在20世纪80年代，我当时想做的事情特别多，但有的是后来到这几年我们才开始去做的。比如说我想写关于皮亚杰的专著，想写关于布尔迪厄的书，等等。很多研究对象是很早就想到的，但是由于自己的生活、工作等原因，没有时间去写。那么也只能抓主线，发表的内容更多是和中国学术的现实有关的。我跟海德格尔不太一样，海德格尔干脆就将一些已经生成的想法甚至写好的手稿藏起来了，我称之为秘密文献，到死他都没发表。
Q：
您在这套新书里使用了碎片化的絮语形式，但是又要体现和彰显您一贯以来的一个系统性的阐释，比如场境、构境等概念。如何通过这样一个非连续性的言说，保持您的思想空间的同构性？
张异宾：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深的，我比较难回答。我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基层党校做了十年老师。实际上在那十年中发文章非常困难，因为编辑一看市委党校的一个青年教师，就很难入眼。我收到过上百封退稿信，那时候也没有人帮你忙，你只能一点一点坚持下去，一点点做。你发牢骚，不如自己去努力，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你越读书，就会越发现要去独立形成自己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越读书就越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你读中国典籍，读海德格尔、胡塞尔，读马克思，读福柯、拉康，在每一个层面都会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也会有积累，有调整，最后慢慢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条逻辑统一性的主线是有的，但它不是那种内包式的、同质性的逻辑。比如说我有时候开玩笑，有很多老师30年只讲一种观点，这个观点是他原来写博士论文中的东西， 30年就讲这一件事。在我这儿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我已经大量放弃了，所以我今天的很多观点会和40年、30年前不一样，甚至《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和第一卷也不一样。这不是福柯的那种故意，而是在我的思想发展当中自然形成的。我也想让读者知道，那种绝对的、同质性的文本，同质性的思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我在每一个时段里写书都会刻意留一点，我称之为弹性的窗口。比如说25年前写过的《回到马克思》，很多事情我已经想到了，但是我没写，我留一个弹性的窗口，聪明的学生就会从里面找到这个窗口。《回到马克思》的第二卷也一样，我也会留一点窗口，这样子它就会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像黑格尔当时觉得绝对真理在他那个体系里面终结了，现代人已经不会这么想了。所以更重要的是，希望年轻一代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往前走。关键是台阶要踏对，你如果老觉得它是“黑话”而拒绝它，你就永远进不去。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思考它到底有没有提出实质问题，然后一点点往里走，这样的话就能够实实在在往前走。
很多学生，甚至从本科生开始，提的问题都非常学术化。我想你们这一代的成长一定会超过我们这代人，就像我们现在会非常自豪地说，我们会比我们的老师更强，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们不会特别焦虑或者失望。我们没有辜负历史，但是我们希望在自己真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多留一点台阶，让未来的中国年轻一代能够真正成为世界的原创性大师，这也是我自己所想的。谢谢你。
孔伟宇：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