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6年9月11日至13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学院、《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编辑部主办，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协办的“阿多诺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哲学学院顺利举行。来自英国约克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阿根廷国立科尔多瓦大学、韩国延世大学，以及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广西大学、哈尔滨音乐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出版社等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出版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与青年学者参加会议，围绕阿多诺的哲学思想与当代意义展开深入研讨。
9月12日
上午第一阶段
9月12日上午的会议第一阶段由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晓升主持。英国约克大学教授沃纳·博内菲尔德、南京大学教授张异宾、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研究员马塞尔·斯托策勒（Marcel Stoetzler）、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松涛先后发言。
沃纳·博内菲尔德阐释了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批判意义。他指出，阿多诺延续并深化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通过“非同一性”揭示经济范畴背后被遮蔽的现实社会关系与人的苦难。否定辩证法拒绝以历史进步或最终和解作为预设，坚持从社会内部解码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及其暴力结构，由此维护摆脱不必要苦难的可能性。
张异宾的报告主要围绕阿多诺“非同一性”思想及其对海德格尔哲学批判的双重错位。结合索恩—雷特尔的相关观点，他认为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既指向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又进一步深入到对启蒙以来人与自然统治关系的反思，因此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中的重要思想节点。张异宾分析了阿多诺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及其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之间的呼应，指出二者都将批判推进至人与自然关系及现代技术统治的问题。同时，他对阿多诺批判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论限度作出辨析，指出阿多诺由于没有直接接触到海德格尔的秘密文献，导致他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存在双重的错位，既没有实现从本体论向存在论的过渡，也未能意识到自己与海德格尔后期的存有—本有论之间的一致之处。
马塞尔·斯托策勒围绕《启蒙辩证法》中的劳动、文明与解放展开论述。他指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非简单否定启蒙，而是试图通过“启蒙的启蒙”挽救其解放性的潜能。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推动文明、生产力与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统治与物化。因此，思想对于自身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能力，以及物化形式中未被完全收编的潜能，构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的重要希望。
罗松涛阐释了阿多诺对非同一性辩证法的建构。他指出，阿多诺以对同一性思维的批判为切入点，强调概念无法穷尽异质的个别经验。在此基础上，阿多诺以“客体优先性”和“星丛”揭示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统治的差异化”关系，阐释了以彻底否定和持续自我反思为核心的否定辩证法。同时，罗松涛也从唯物辩证法的实践导向出发，对阿多诺理论中的思辨倾向进行了反思。
在本阶段的讨论中，与会学者围绕阿多诺的海德格尔批判、劳动与文化工业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关于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张异宾指出，阿多诺将对“同一性”的哲学批判推进到对人类文明本身秩序的反思。海德格尔虽然通过从存在者追问存在，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些限制，但其存在论思路仍可能保留某种同一性结构。另一方面，张异宾特别指出，海德格尔对恩斯特·荣格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劳动、技术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为理解其晚期思想转向提供了重要线索。海德格尔后期对劳动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海德格尔全集》第90卷），实际上与《启蒙辩证法》对文明支配逻辑的批判存在值得比较之处。
此外，关于文化工业与阿多诺对爵士乐、流行音乐的批评，张异宾强调，需要采取批判性的态度来理解阿多诺的观点，不能将其每一判断都视为绝对正确的结论。斯托策勒进一步说明，《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批判并非简单区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真正应当关注的是，各种文化形式如何在商品化和标准化过程中丧失自身原有的批判潜能。
上午第二阶段
上午第二阶段的会议由哈尔滨音乐学院教授马卫星主持。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研究员乔迪·马伊索（Jordi Maiso）、南京大学教授周嘉昕、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娜·卡塔利娜·加列戈（Cristina Catalina Gallego）、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伟先后发言。
乔迪·马伊索论述了阿多诺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改造。他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已经由掩盖社会矛盾的“社会必要的假象”转变为与社会客观现实相互纠缠的意识与无意识状态。他结合反犹主义、占星术和阴谋论等现象，分析个体如何借助意识形态缓解面对压倒性社会力量时的焦虑、无力与恐惧，使其成为一种“歪曲的疗愈”。马伊索指出，意识形态批判需要超越对观念内容真伪的辨析，深入考察社会结构与主体心理需求之间的互动机制。
周嘉昕的报告围绕巴克豪斯《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展开。他指出，价值形式讨论以货币拜物教、经济范畴批判和二重化为核心，对于重新理解《资本论》的辩证法、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如果将价值形式分析局限于商品与货币关系，容易弱化资本、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理论，难以充分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因此，应将价值形式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展开中，结合具体历史过程把握马克思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及其批判力量。
克里斯蒂娜·卡塔利娜·加列戈的报告围绕阿多诺关于资本主义与威权主义关系的分析，探讨了当代威权主义转向的社会基础。她指出，新自由主义加剧了资本集中、社会竞争与生活再生产危机，使无能感、恐惧和自尊损伤广泛扩散，并滋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主体倾向。在此背景下，阿多诺所揭示的“凡所坠落，亦当推之”已经从隐蔽的阶级社会逻辑转化为公开的政治动员原则。因此，理解当代威权主义需要同时把握资本主义支配结构及其社会心理机制。
郑伟分析了阿多诺的“星丛”概念。他指出，“星丛”是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差异性逻辑的具体运用，旨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对客体的真实把握。他认为，“客体优先”是“星丛”的认识论前提。这一概念通过削弱抽象理性的主体性，打破传统哲学的同一性统治，在主客体的相互关联中保存经验层面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从而为正确社会认识提供方法论路径。
在本阶段的讨论中，张异宾指出当代西方政治越来越直接地表现为种族利益、经济压力以及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公开干预，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似乎正在消失。他追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否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现实？针对这一问题，马伊索指出，意识形态批判的关键并不在于判断某项政策是否虚假，而在于解释那些明显违背个体利益的观念为何仍能获得社会接受。当代资本主义形成了日益集中的社会权力与日益无力的个体之间的结构性分裂。人们必须通过参与自身可能受到损害的社会机制来维持自身生存。而当客观社会现实越来越难以满足个体需要时，心理机制便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个体借助意识形态机制来调节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使自身能够继续承受这一社会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可以表述为：为什么人们会接受那些客观上对自身不利的观念和政治诉求？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察晚期资本主义如何塑造、削弱并规训个体，使个体产生对心理补偿机制的依赖。就此而言，即使特朗普式政治公开抛弃部分自由主义的传统表象，意识形态依然发挥作用。
下午第一阶段
下午第一阶段的会议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审黄慧珍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陈胜云、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员布鲁娜·德拉·托雷（Bruna Della Torre）、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周爱民、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宋海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宋一帆先后发言。
陈胜云比较了阿多诺与罗萨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规范。他指出，阿多诺通过否定性的内在批判和“星丛”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同一性强制，其规范要求在批判过程中逐步显现；罗萨则以“共鸣”为核心，构建了以人与世界和解为指向的规范假设。二者虽然在规范问题上的理论立场存在差异，但均延续物化批判路径，反思实证主义，并将主体性问题置于社会批判的核心。
布鲁娜·德拉·托雷分析了数字文化工业与“平台新法西斯主义”。她指出，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组织与法西斯主义的论述，为理解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转型提供了重要资源。她进一步探讨了平台资本主义经济集中、数字文化工业与当代威权主义之间新的结构性关联。
周爱民围绕阿多诺“内在批判”的理论意涵展开辨析。他指出所谓“严格否定主义”的解读容易将阿多诺的社会理论误作实证社会科学，忽视其作为“错误生活的诠释学”的思想性质。他区分了内在性的不同含义，认为阿多诺的内在批判立足社会自身矛盾，通过否定对社会存在的错误理解，揭示既有社会结构中潜藏的发展可能性，从而保留批判的规范性维度。
宋海英以阿多诺《社会学与心理学》为中心，考察了后发发展主义社会中的主体性及其病理形态。她指出，资本主义商品化与经济理性的扩张不断削弱个体自我，使社会支配深入主体心理。以韩国为例，国家主导的赶超型发展进一步将生产主义、绩效伦理与失败恐惧内化于主体之中，并表现为青年的自我毁灭现象。她的报告揭示了经济“理性”与主体非理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强调应从社会结构与心理机制的关系来理解当代主体危机。
宋一帆分析了阿多诺与盖伦关于“第二自然”的思想交锋。他指出，这一概念关联着黑格尔左翼与右翼两条不同的理论路径。阿多诺对“第二自然”的解释是社会批判的重要出发点，它既呈现凝固的统治状态，也连接自然与历史、生命与制度之间的中介关系；盖伦则从哲学人类学出发，将制度理解为对人类本性匮乏的补偿。通过比较二者的差异与关联，他揭示了“第二自然”以生命为核心的批判内涵，并强调制度必须在生命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本阶段讨论围绕主体性、内在批判及批判理论的现实适用性展开。针对阿多诺关于交换社会中主体意识弱化的分析，宋海英指出，交换关系高度普遍化的现代社会对个体形成更全面的规范压力，偏离社会规范的代价也更高。在这一前提下，个体往往缺乏抵抗空间，主体性和自我力量的削弱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结果。因此，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经济分析之外还需要引入心理分析和批判理论，以解释主体为何会接受甚至主动参与不利于自身的社会机制。
围绕黑格尔、马克思与阿多诺在“内在性”上的差异，周爱民指出，黑格尔式内在批判仍可从现实矛盾中发现否定运动及其可能的超越方向，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拒绝预设最终的积极综合，其批判始终停留在现实内部的矛盾和非同一性之中。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批判必须从现实自身出发。这里的现实并非单纯由“事实”构成，其中包含自由、权利等观念性要素。因此，批判需要同时考察事实与构成事实的思想结构。
随后的讨论提及了批判理论的适用性范围问题。陈胜云指出，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前提需要接受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检验，不同社会对于基本需要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不能脱离具体社会结构直接普遍化某种规范标准。批判理论若要回应现实，需要在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中检验其概念的有效性。
下午第二阶段
下午第二阶段的会议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经济哲学编辑室主任于力平主持。南开大学副教授侯振武、阿根廷国立科尔多瓦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员维罗妮卡·加尔菲奥内（Verónica Galfione）、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员爱德华多·阿尔特曼·卡马戈·桑托斯（Eduardo Altheman Camargo Santos）、南京大学教授李乾坤先后发言。
侯振武论述了阿多诺同一性批判与社会概念的关系。他指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观容易将历史生成的社会关系物化为既定事实，从而遮蔽社会现实的矛盾性。现代社会应被理解为“对抗性的总体”，社会事实始终受到总体关系的中介，需要通过辩证思维把握其内在矛盾。在此基础上，侯振武结合“星丛”理念阐释“正确社会”，指出这一概念具有范导性功能，为社会批判提供方向，同时要求批判理论保持持续的自我反思。
维罗妮卡·加尔菲奥内论及阿多诺、康德与现代自由的关系。她的报告以“第二自然”为线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使人的实践呈现为不可控的客观力量，并指出同一性原则与交换逻辑深刻参与其中。她结合康德的实践理性与弗洛伊德的思想，阐释了阿多诺对自主性、自我同一和异化概念的批判，强调“有规定的否定”旨在保存非同一性与异质性的可能，由此重新思考自由、实践及解放的条件。
爱德华多·阿尔特曼·卡马戈·桑托斯以21世纪资本主义现实为背景，重访阿多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重点考察贫困化与社会整合问题。他指出，阿多诺将战后资本主义的福利、就业与消费扩张视为阶级整合和资本主义稳定的重要机制，但这一历史形态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逐渐瓦解。当前资本主义通过不稳定就业、负债、监控与数字平台，将贫困人口重新纳入资本体系，形成“在瓦解中整合”的新模式。他指出，阿多诺关于资本主义统治机制的诊断仍可作为理解当代现实的重要思想资源，但需要结合新自由主义的现状及具体的地区经验加以修正。
李乾坤分析了商品拜物教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意义。他指出，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及新马克思阅读等理论均以商品形式及拜物教批判为重要基础，从而拓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与文化批判维度。另一方面，若将商品拜物教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结构，容易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论，进而弱化对生产、流通及资本总过程的整体把握，并导致对劳动和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性的否定。因此，应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结构，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及其结构性变化。
本阶段讨论首先围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概念展开。李乾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主要承认能够创造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大量照料、家务、情感劳动以及为个人生活而进行的活动容易被排除在生产性劳动之外。批判政治经济学需要突破生产主义意义上的劳动定义，将照料、家庭劳动及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重新纳入理论视野。
随后，张异宾围绕“第二自然”概念提出问题。他指出，从黑格尔、卢卡奇到阿多诺，“第二自然”始终涉及人的社会实践所创造的客观力量及其反过来对人的支配，背后关联马克思对商品交换、价值形式和资本关系的分析。面对平台经济、算法与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重新思考这一概念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换言之，当由人创造的技术系统表现出高度自主性甚至类似主体性的特征时，其“自然性”应如何理解？侯振武回应认为，第二自然的关键正在于人的创造与客观支配之间的内在矛盾，平台和人工智能虽由人创造，却形成对主体生活与行动的反向支配，因此该概念仍具有现实解释力。维罗妮卡·加尔菲奥内则从革命理论出发指出，第二自然揭示了既定社会条件对自由行动的限制，其当代意义正在于促使人们反思现存社会关系，并寻求能够真正实现自由的社会条件。
9月13日
上午第一阶段
9月13日上午，会议第一阶段由广西大学期刊中心主任肖德生主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晓升、北师大珠海校区教授大卫·巴拓识（David Bartosch）、哈尔滨音乐学院教授马卫星、南京大学研究员方德生先后发言。
王晓升分析了阿多诺审美理论中的自然美与艺术美。他指出，自然美并非现成的自然属性，而是在依托自然并超越自然的过程中显现，包含超出既存自然的客观性，并隐含对另一种人类生存可能性的指向。艺术美则进一步将自然美中的“和解密码”转化为作品的真理内涵，使自然美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意义得到更明确的表达。
大卫·巴拓识针对阿多诺音乐哲学中贝多芬与爵士乐的对立展开反思。他指出，阿多诺对爵士乐的负面判断受到乐谱文本中心主义以及对即兴创作、节奏等问题理解不足的限制。通过借助谢林和卡普关于“无意识”的思想以及歌德“原植物”的模型，巴拓识重新思考了音乐文化的跨文化关联，并将即兴创作视为贝多芬与爵士乐的重要交汇点。
马卫星阐释了阿多诺《Current of Music》的音乐批判体系。她指出，该书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广播音乐为现实背景，从媒介传播、文化生产与学术研究三个维度展开社会批判，集中体现阿多诺批判理论与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交锋。她以“形式内在性与社会内在性的辩证统一”为核心，分析音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听觉经验的社会历史性以及自律与他律的共生关系，揭示了该著作在马克思主义音乐社会学发展中的理论价值及当代意义。
方德生梳理了阿多诺1920至1930年代音乐哲学的形成。他指出，新康德主义、卢卡奇、韦伯及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资源，以及勋伯格十二音技法和艾斯勒音乐实践，共同推动阿多诺的音乐思想由音乐评论走向社会批判。他分析了阿多诺关于音乐素材历史性的理解，以及衡量作曲进步与退步的标准，并指出20世纪30年代关于音乐社会情境、音乐拜物特征与听的退化等文本标志着其音乐社会批判理论逐渐成熟，也为文化工业批判奠定了思想基础。
本阶段的讨论主要围绕阿多诺的音乐理论展开。与会学者首先围绕阿多诺对爵士乐的批判提出疑问：如果艺术的真理性来自其对社会矛盾和非自由状态的表达，那么自由爵士是否可能具有阿多诺所强调的批判力量？提问者同时指出，阿多诺对晚期贝多芬的分析似乎将音乐形式的发展与自由社会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但这一逻辑能否延伸至爵士乐，仍有待说明。针对这一问题，巴拓识指出，阿多诺并非简单否定爵士乐。晚期贝多芬的重要性正在于，他并不制造虚假的自由表象，而是通过音乐形式表现自由受阻的现实，从而形成自我批判的力量。因此，问题不应只是“爵士乐是否自由”，而应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爵士乐，以及音乐如何在既定社会条件中创造有限的自由空间。他进一步结合即兴演奏的过程指出，音乐实践中的自由并不完全意味着摆脱社会和技术条件，也可能表现为在既定条件内部创造新的行动空间。
下午第二阶段
9月13日下午，会议第二阶段继续围绕阿多诺音乐哲学展开，《江海学刊》哲学栏目编辑冯潇担任主持。芝加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扎克·洛夫勒（Zach Loeffler）、北师大珠海校区彭蓓老师、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张卢欣老师、哈尔滨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谢子豪先后发言。
扎克·洛夫勒围绕阿多诺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的阐释，分析其中两种“否定性普遍”。他指出，《第九交响曲》以主客体调和构成总体性表象，呈现类似黑格尔哲学的虚假和解；《庄严弥撒》则体现贝多芬晚期风格对这种总体性的批判，通过顺应音乐内部的强制力形成新的统一。他强调音乐在保存主体痛苦的同时消解同一性表象，并指向超越交换抽象与社会强制的非同一性和解。
彭蓓以阿多诺音乐哲学的生成史为线索，考察其如何从“被管理的音乐”逐步推进至对“被管理的世界”的总体批判。她指出，阿多诺通过商品拜物教、标准化与伪个性化揭示文化工业对音乐生产及聆听主体的规训，并进一步将音乐异化置于工具理性、文化工业和同一性思维的社会总体结构中。不协和音与艺术自律则保存了非同一性和否定性的批判力量，为反思现代社会的全面控制及主体性危机提供了审美路径。
张卢欣以贝多芬、瓦格纳、马勒至勋伯格的音乐发展为线索，梳理阿多诺对调性音乐同一性逻辑的批判及其对否定性音乐的肯定。她指出，晚期贝多芬开始悬置调性体系的综合逻辑，瓦格纳、马勒进一步强化音乐的断裂性与不可融合性，勋伯格则通过打破传统调性规则，将音乐推向不协和与不可理解的“新音乐”。她认为，音乐对传统形式的解构虽呈现为废墟，却也由此保存了否定性，并孕育超越既定秩序的救赎可能。
谢子豪以阿多诺《贝多芬：音乐哲学》研究笔记为主要材料，考察其总体性批判思想的形成过程。他指出，阿多诺从贝多芬晚期风格出发，逐步将音乐形式中的整体与个别关系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揭示了音乐总体性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
本阶段的讨论继续围绕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展开。讨论首先从音乐是否具有类似“宗教鸦片”的双重作用切入。彭蓓指出，阿多诺对音乐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期待音乐成为救赎和精神乌托邦；另一方面，又要求音乐保持警觉，以刺痛、冲击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人。阿多诺思想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持续的自我质疑。
围绕“新音乐”，与会学者进一步讨论了看似“不可听”的音乐形式所具有的批判意义。相关讨论指出，这些形式并非单纯追求技术上的新奇，而是在挑战既有审美秩序及总体性结构。以凯奇《4分33秒》为例，作品通过取消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使听者转向自身听觉经验以及环境声音，由此重新思考音乐的本质。巴赫、贝多芬、瓦格纳在各自时代都曾以新的音乐实践突破既有形式，而今天同样可以从传统作品中发现片段化、抽象化等现代音乐手法。音乐创作的重要问题不仅在于使用何种新技术，也在于重新追问人为什么需要音乐，以及音乐如何表达尚未被意识到的精神经验。
最后，围绕阿多诺、勋伯格等人倡导的音乐是否“好听”的提问，彭蓓提到，音乐研究不能仅以“好听”或“难听”作为判断标准，还需要追问作品为何表现痛苦、死亡、思念乃至丑陋。她认为，音乐能够表现人的阴暗面，也能够通过不协和、沉默、黑暗等形式揭示现实中的痛苦与社会矛盾。关键在于，人是否有勇气承认自身及社会现实中的不完满。
会议闭幕式
会议闭幕式由南京大学教授周嘉昕主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晓升作总结发言。
王晓升教授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充分肯定，并感谢张异宾教授及其团队长期以来对阿多诺研究的开拓与推动，特别是此次会议邀请到了国际上重要的阿多诺研究专家，创造了一个中外学者面对面深入交流的重要机会。他指出，近年来，国内学者在阿多诺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此次会议将进一步把国内阿多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同时也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推进发挥积极作用。王晓升教授指出，本次会议内容丰富，中外学者讨论热烈而深入，呈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视角，为进一步推进阿多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他希望，中外学者能共同努力，共同推进阿多诺哲学思想的研究，期待下一次会议的重逢。
本次会议围绕阿多诺哲学思想展开了多维度的学术讨论，涉及否定辩证法、非同一性、意识形态批判、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自然、文化工业、美学与音乐哲学等多个重要议题。与会学者一致表示，本次研讨会集中呈现了近年来国内外阿多诺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与理论进展，深化了学界对于阿多诺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外阿多诺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为推动阿多诺哲学思想研究形成更加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