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8日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应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邀请，于线上做了主题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的学术演讲。在讲座中，吴晓明教授分别从四个方面来论证“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第一，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往往是一般学术发展的规律；第二，学徒状态有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缺陷，即依赖的和英雄的；第三，走出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要经历一个文化结合的断裂；第四，达到自我主张并不是一种无来由的自负，达到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最重要的是要能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本次讲座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心暨哲学系唐正东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高端学术讲座的一部分。南京大学哲学系从1920年中央大学哲学系开始，历经了百年的历程。而在这一百年的历程中间，南大哲学系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国内各兄弟院校、哲学院系的大力的支持和关心，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更是得到了国内各兄弟院校、哲学院系的非常重要的支持。由此，今天南京大学哲学系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吴晓明老师来给大家做学术演讲。吴晓明老师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时也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马哲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等职务。
01
在讲座的开始，吴晓明教授首先给大家介绍了他为何要以“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这一论点作为今天讲座主题的原因。
吴晓明教授认为，自现代性出现伊始，它首先开辟的就是世界历史，这意味着，原先历史发展的地域性、民族性的限制都被打破了。因此，世界历史成为当今，尤其是自现代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但是现代性来在创立了世界历史之后，不仅展开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它还布局了一种基本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使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使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因此，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或者说是命运性的展开状态，实际上，我们就进入到了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所谓命运性，海德格尔把这种命运叫做“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那么，中国自近代以来，进入到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当中去，也进入到那种基本的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当中去。因此，中国的学术也大体上从那时候开始进入到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当中。
在吴晓明教授看来，他认为这样一种学徒状态对于中国学术来说，不仅是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首 先，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绝对的权力，所以中国学术处于那样一种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这是必然的。其次，他认为，当我们要来谈论我们的学术的时候，我们学术的各个部分、各种各样的内容，如若不采用一种以西方为标准的那样一种一般的形式，学术是没办法获得真正的发展的。最后，他强调，对于这样一种学术状态我们应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没有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没有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今天中国的学术，它将是不可思议的。就像师从一位名师一样，作为学生，学习的过程必将是收获满满的。
所以，吴晓明教授在此想要说明的是，中国学术，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整个展开过程，这样一种学术总体上是进入了一种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这种学徒状态是必然的、必要的，同时也是收获极为丰厚的。但是，任何一种学术达到它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阶段，能够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也就是说成为自立的、自主的学术。
02
对此，吴晓明教授的第一点论证是：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往往是一般学术发展的规律。为此，吴老师列举了两个例子，分别是近代哲学和历史科学。前者，曾长期处于对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之中，而后者则是曾处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之中。这两者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达到一个转折点，进而逐渐摆脱自己的学徒状态，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对于近代哲学而言，这个转折点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而对于历史科学而言，这个转折点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历史理性批判运动。
接着，吴晓明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各个学科之间，还出现在各个民族之间。作为论证，他举了德国哲学的例子。他讲到，黑格尔对于沃尔夫的评价非常高，并认为沃尔夫可以成为德国人的教师。这并不是因为沃尔夫在哲学上的成就很高，而是因为沃尔夫用德语写哲学，这一点意味着哲学开始讲德语。当然，吴晓明教授认为，这还只是从形式上讲德语，从实质上讲德语，应该还是从康德开始的。只有当德语一旦开始讲哲学，一旦开始获得形式上的自我主张的时候，德国的哲学界才真正迎来了它的繁荣局面，以至于德国一度成为哲学的第一小提琴手。
03
在讲座的第三个部分，吴晓明教授指出了这种学徒状态的基本缺陷，即依赖的和因循的。因为，在思维方式上，处于学徒状态的学徒往往是采取一种哲学上叫做外部反思（或外在反思）的方式。对此，黑格尔有过更为详细的论述，黑格尔认为：外在反思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当中；但它知道抽象的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吴晓明教授认为，这种外在反思，转化为我们较为熟悉的语言，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外在反思。为此，他举了一个中国革命时期的例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并且指出，正是在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指导下，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才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如果回过头来看这样的经验教训，究竟是马克思的原理错了，还是俄国的经验错了？吴老师认为，二者都没错，错的就是外在反思，错的就是教条主义。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中国革命的道路叫农村包围城市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当中去，并且从这种社会现实的具体内容当中来制订自己的革命策略，才能可能真正取得革命的成功。
吴晓明教授认为，外在反思是今天学术面临的的一个最大的思想障碍，但同时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学习阶段。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了解外在反思的限度，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东西，并在一个特定的转折点上，摆脱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
04
但是，要如何走出学徒状态？对此，吴晓明教授认为，走出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要经历一个文化结合的断裂。就像黑格尔讲古希腊文明奠基一样，黑格尔曾经这样说过，“古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同时又面临着当时更为优势、更强大的东方文化的影响，正是因为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断裂，希腊人才获得了他们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对此，尼采讲得更加透彻、更加清晰，尼采说道：“希腊有一度似乎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希腊人当时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利比亚的、以色列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文化最终没有成为机械性的、装饰性的文化，是因为希腊人牢记了德尔菲神庙上的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他们因此弄清楚了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尼采，他们所讨论的希腊文化在奠基时候的那种情形，吴晓明教授认为，实际上对我们今天也非常具有教益。文化结合的断裂，并不是说一般地拒绝、拒斥外来的东西，我们要向先进的东西学习，我们可以处于一种学徒状态，但是我们要使得自身的学术达到真正的成熟，就一定要在特定的阶段能够摆脱学徒状态，能够开始获得自我主张。这就是陆象山讲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05
但是，达到自我主张并不是一种无来由的自负，达到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最重要的是要能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学术的发展有它基本的规律，就像每一个人它总是需要有一个学徒的过程，才能不断积累，使自己最终达到成熟。吴晓明教授强调，这样一个转折点，并不是随便虚构或者想象就能得出的，而是一定要伴随着历史性实践才能实现。
吴晓明教授认为，我们在实践领域当中正经历着这样一个转折点，现今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伴随着这个转折点而来的。现在有一个通常的说法叫做，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但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说多一点中国元素，或者中国风格，而是一个决定性的飞跃，这个飞跃就意味着，它能够摆脱学徒状态，能够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因此，摆脱外在反思，摆脱学徒状态，一个本质的方面就是深入到特定的现实之中。也就是说，不再用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对象，而是说我们整个的学术，是以深入到特定的社会现实作为前提的。
在此基础上，吴晓明教授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将成为我们的导师，并将其观点的重要性概括为“社会历史之现实”，因为正是他们在哲学上的努力，使得超出主观思想，特别是外在反思，而提出深入特定社会现实的任务。当我们牢牢抓住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会完全局限于那种学徒状态所特有的外在反思，不再会把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各种对象、各种内容，而是通过深入到特定的社会现实，使我们的学术在这样的基础上迎来它的繁花盛开，使得我们的学术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并且长出无比丰硕的、积极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