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1]

亨利·列斐伏尔[2]

列斐伏尔简要地分析了他的世界性概念的哲学根源，这一概念来自赫拉克利特、马克思、海德格尔和阿克塞洛斯。世界无法自己表现自己，它必须根据同一性、差异性、非矛盾性、抽象性等原则，由表征性思想构想出来。马克思的思想也构成了世界性，而且是在双重意义上构成的：在理论层面上成为世界性的，以及为改变世界并朝着世界方向前进的运动提供实际动力。对马克思来说，“世界”首先采取世界性的市场这种形式而且它已经成倍地扩大和分化。列斐伏尔从空间的角度提出，世界的实际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土地阶段、工业阶段与城市阶段，这些讨论虽然简洁但是却很重要。最终列斐伏尔指出，“历史性与世界性”的冲突，只能在世界空间的生产中，通过世界空间的生产，在历史时间的作品中得到解决。唯有通过对空间的生产、取用和管理才能重新理解社会主义。

巴黎星形广场凯旋门

革命一直依赖于创造“世界”（monde）和“世界性”（mondialite）。这是世界性的革命（la revolution mondiale）。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和世界性以其危险和不可预见的特征构成了“革命”本身，而不是使之终结。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世界？经过初步观察，我们注意到这场运动的巨大复杂性：全球市场、国家权力的普遍化、广义化但经过处理的信息、不受限制的人口统计和技术、空间、第三世界和少数群体、民族群体、妇女、农民、青年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从根本上和本质上）享有特权的工人阶级运动，只会是以上那些运动中的一个，是重要的或最重要的，它们仅仅是矛盾的产生者，但不是唯一一个。这需要重新考虑“世界”。

话虽如此，但世界的概念已经广为人知。它缓慢地但并非轻而易举地将自己从历史中分离出来。它是概念而不是隐喻？当然，但它拥有一个新的含义，即强调可能而不是“真实”。我们不必在这里研究“世界性”的某些重要且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例如信息的“航空政治”，只需提及它们即可。信息储备不止一个惊喜。[3]现在应该从这些元素中绘制出世界性从一开始就呈现在这项工作中的各个方面和时刻：现在这个概念，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还远不能予以解释。它辩证地表现为整个现代力量所表现、指定、产生的东西，以及它们所隐藏、抑制、禁止和阻挠的东西。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世界性的可能/不可能，以及遥不可及的虚拟性。为了谁呢？为了那些跟随这个运动从而产生非常相似的虚拟性的人们。矛盾的是，世界的可能性已经部分（粗略地）实现、诱导和产生，但也被现代性中的行动力量所抵制和阻挠。相反，世界往往会打破障碍，打破界限，并拖住反对它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国家是如何走向世界，同时又反对世界的。依附于领土的民族国家，是这一空间的管理者，从这一空间中进行仲裁，并通过这一空间发挥主导力量。他们以显赫的所有者的身份管理土地，几乎就像这个词在旧制度下的意思一样，在这种制度下，贵族和国王的书面权利和权力被叠加在农民的共同权利之上，农民是永久用益权的“平民”持有者。[4]一种类似的超级强制统治着现代国家及其与空间（领土）的关系。方法（有时是强制性的，有时是暴力的）和程序有很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征用”，具体地彰显了这一重要权利，我们知道，这一权利延伸到地下，延伸到领空、森林、水源、河流、海岸和领海，以及最近扩大的领海。生产力趋向于覆盖全世界。不幸的是，这种生产力的趋势—最新的世界经验和最重要的经验—产生了我们所知道的“超级”或“多级”企业和公司，这些企业和公司倾向于超越国家，并利用它们来支配和管理领土以牟利。

当哲学探索世界性时，它就确立了重要的命题。当海德格尔说出“世界世界化着”（Die Welt welter）[5]时，这个接近于重言式的观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意思是说，世界是在自身中而不是通过另一种事物（历史、精神、工作、科学等）来构想自己的。世界生成世界，变成了它实际上的样子。它通过成为世界从而改变了自身。在它里面，发现和创造融合在一起。它在创造自己之前是不存在的，然而，它通过所有的力量、技术、知识、艺术，宣称自己是可能的/不可能的。这种“终结点”（terminus ad quem）有其自身的一致性和存在性。我们是否在寻找“原始的终点：这是一个无法接近而最终迷失之点”？[6]这是古代哲学的错误。秘密，存在的密码，不在起源中被发现，而在可能中被发现，不遗漏历史。整个过程和历史（在海德格尔那里）可以而且必须被考虑，但不包含其神秘之词。可能和不可能在此时此地以呼唤或质询的形式显现出来，世界无法自己表现自己。世界性代表自己：它是根据同一性、差异性、非矛盾性、抽象性原则由陈述构成的（由表征性思想所构想出来）。存在者显现自身，但它不是存在。世界从宇宙绵延中诞生；它作为世界被生产出来，“通过使存在获得的裁决发光，使它闪耀”，它才成为存在的裁决者。海德格尔承接赫拉克利特的话说道：“存在的方式—一个游戏的孩子。”人参与这个游戏中，从而开始了运动：游戏是没有原因的，但它游戏了，而且只能如此。只剩下最高尚、最深刻的游戏。它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世界，这场游戏的赌注，存在不再隐藏自己，将自我绽开与散播。[7]

马丁·海德格尔

同样地，阿克塞洛斯将世界定义为或更确切地说设想为一个“无物的地平线”。这个世界的游戏包含并粉碎了游戏和规则、越界和算计、意义和解释、所有的真理和所有错误的数字。根据阿克塞洛斯的说法，世界不会比真实或实际上具有更多的一致性。移动中或正在进行中的整体既没有中心也没有焦点，没有来源也没有核心：这种非中心，就是以这种方式追逐中心的游戏。离中心最近的人同时也是离中心最远的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学者，是情人还是政治家，是魔术师还是艺术家。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会思考（并怀念）整个世界的意义。因此尼采的思想有一个中心：上帝之死。但他的声音诉说并反复强调，在（现代）世界中，没有关于为什么的答案，因为非整体的总体性（与虚无和死亡不可分割）没有根据：仅仅是游戏。所以尼采预见到了未来世界的危机。在马克思和尼采之后，哲学的死亡早已被庆祝、制度化和仪式化。它不再重要，因为它太重要了，它希望自己能够胜任和负责。哲学家不再玩游戏，不再参与游戏，而基本力量和它们的能量继续它们的游戏：语言和思想、工作和斗争、爱和死亡，它们引领着游戏，它们有时通过它们的存在，有时通过它们的缺席，有时通过言说，有时通过行动（逻各斯和实践）来领导游戏。对我们来说，行星是世界唯一可以理解的数字。世界就这样没有休战，没有尽头。[8]

在从哲学向形而上学过渡之前，马克思通过提出一个“现实主义”和一个“理论主义”的双重命题，开拓了世界性。对马克思来说，从实际意义上讲，世界首先采取全球市场这种形式。马克思概述了全球市场的历史：他开始阐述这个概念，但他没有完成其理论阐述。他区分了世界市场的两个时期：资本主义之前和资本主义之后。他知道，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之间的重合程度并不比劳动（劳动力）市场更大。在马克思看来，世界性的市场已经成倍地扩大和分化，它总是按照一种空间形态来呈现自己。一个政治权力及其中心统治（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包含并支配着这种支配商品和投资的潮流（流动）的配置，但这种中心绝非没有引起往往是暴力的相互作用和反应。马克思既没有完成这种分析，也没有把空间（地面和地下，土地和地租）重新整合到他对现实的描述中。马克思也从哲学的出发点，即从克服哲学出发，来理解世界。哲学使自己成为世界：它创造了世界，世界通过它而创造。世界的产生精确到哲学得以实现的程度，并在实现后成为世界。哲学家们已经解释了世界：现在必须改变它；如果没有哲学，这种改变能实现吗？[9]不，因为它包含在哲学家们仅思考或代表的东西的实际实现中：自由、幸福、知识、快乐。谁能通过克服哲学来认识哲学，通过以一种使哲学成为世界的方式来认识哲学？

谁承载着这个生成的世界（生成中的世界和世界的生成）呢？总体革命，宣告并执行终结的秩序：资本主义的终结，资产阶级的终结，国家的终结，家庭的终结，民族的终结，工作的终结，分离的个人的终结，历史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终结。因此，工人阶级，这一能力的持有者，是普遍的，也是唯一的。

在目前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提出了理论话语—一种关于现代世界矛盾的非矛盾话语—它设想了世界。通过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成为世界，国家打开和关闭了世界的道路。因此，这就要求国家的终结（即它的消亡）。

这是历史时间的最后一个图像，也是世界空间的第一个图像，在其他构造之前，这个图像将会褪色，并且已经变得模糊。什么是世界？它是行星，因此也是空间的产物和作品：一个地方的集合，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的结果，有意识和无意识。世界并没有用自然来定义自己；后者向世界开放，但被转变为“第二自然”，这一转变令人不安，且定义也比较模糊。地球受到杀戮的威胁[10]，就像一场可怕游戏的赌注一样，被认为是生产创造活动的开始之地和终结之地。在银河系之前，行星空间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剧场和场景，是可能的领域，是不可预见的突然出现。

国家，这个政治思想本可以并且应该预见到的不可预见之物，它在黑格尔那里惊鸿一瞥，但黑格尔不敢将其扩展到世界，而是将其保留给欧洲和民选国家，国家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根据黑格尔和法国大革命的说法，它已经是绝对和完美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正在消失。它爆炸了，陷入了矛盾之中，在内部和外部压倒它的东西之间被撕裂开来。在这方面，国家与历史、历史性以及时间密切相关。什么会将它带走，并且已经将它一扫而空？世界性（Worldness）。国家并没有失去与“真实”的联系，尤其是与空间的联系。正是以这种方式，它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工具，或者在它们的打击和操纵下崩溃。这些风险中最小的一个是，巩固国家，充实它，并且让它变得更加具有压迫性和专制性。这个国家不会让自己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消亡或被征服。它宣布了新的事件，与旧的事件（法西斯主义、苏联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相似，但并非旧事件的重复。也许世界都会在世界性危机的过程中形成？或者在它之后形成？

为了掌握世界性的知识，是否有必要采访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首席执行官，或是一位具有加尔布雷斯风格的美国著名专家？[11]让我们从这种方法的问题中找到慰藉。这些人也许没有同情地赞赏那种赋予他们的全局观念或视野。首席执行官很容易相信，公司的利益可能与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一致。关于这位杰出的专家，他是否也有将美国国家和高度资本主义的战略与世界性混为一谈的风险？

让我们回过头来，更深入地探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为什么？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也构成了世界性，而且是在双重意义上构成的：在理论层面上成为世界性的，以及为改变世界并朝着世界方向前进的运动提供实际动力。它通过考虑漂移、异轨和失败来做到这一点；此外，通过将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义为一种通过将语言和概念严格联系在一起而带来实践的活动，即世界的真正转变做到这一点。

从“长时期”来看，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之后（而不是短期或短暂的时间之后），世界的实际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只有分析才能将它们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是故意为之，因为理论思想不能将这些时刻混淆在一起，即使是因为它们相互影响和相互阻碍。在社会实践中，这些阶段相互阻碍，有时甚至是暴力地，它们的运动通过彼此的战斗而获得力量。

（1）土地阶段：农业、土地所有权、土地（和地下）租金和收入的转变；

（2）工业阶段：至少在资产阶级的管理下，工业劳动被引入而且被改变，因此技术也开始改变。现代生产方式和剩余价值（综合性的[全球]生产过剩）；

（3）城市阶段：通过工业化和围绕城市中心（权力和决策）的社会整体重组而产生的普遍城市化。

很明显，这些阶段相互交织并相互影响。世界农业的转型是通过“发达”国家工业的经济压力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压力而实现的。工业化在原始资本积累的破裂中展开。如果我们考察欧洲和工业化初期处于“进步前沿”的国家（即英国和法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农业和农业的变革先于工业资本主义，但伴随着商业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伴随着工业化的最初症状（制造业、布料和纺织品生产的重要性，城镇的初步发展等）而形成。至于城市时期，它既来自工业化，也来自农村的转型：部分农民的毁灭、移民运动、劳动力向城镇涌入。

采取行动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以及运动和斗争的原因和影响，根据阶段和时刻而有很大不同。农业阶段是由贫穷或破产的农民推动的，他们的起义很难从农民起义转变为革命；他们需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其他阶层和阶级的领导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的外部投入。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插曲是土地改革。撇开一个历史事实不谈，即法国革命实现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这场革命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继续。这些改革以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形式为导向，构成了俄罗斯革命的基本政治行为。农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玷污了“社会主义”的这种假设，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反思。它解释了从社会主义向国家主义和国家生产方式的转变。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发生：城市“阶段“的政治和社会取向仍然是不确定的。到目前为止，二十世纪的革命仍然与土壤、地球和国家领土紧密相连；它们仍然受到民族主义的玷污；它们模糊了世界，同时也打开了世界。

农民革命和土地改革改变了地球的表面，在二十世纪的过程中耗尽了它们的可能性。一切都发生了，仿佛工人阶级听任农民为所欲为，对他们的活动投以好感，并小心翼翼地参加他们的活动。各地的土地改革都有利于扩大（内部和外部）市场，从而扩大商品世界和一般流通。然而，这些活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们打败了一个阶级。它们没有完全清除封建贵族和土地（大庄园）财产。[12]它们的痕迹，甚至是碎片，仍然存在（西班牙、意大利、墨西哥等），尤其是在南欧，更不用说在阿拉伯世界了。然而，土地贵族已濒临灭绝。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阶层在世界性范围失去了对私有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列宁所说的“双重垄断”）。如果这一阶层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将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发生：通过拥有地下资源及其财富（酋长国的石油等）。与贵族一样，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村庄社区和村庄本身也会消失。

工业阶段是由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代表”管理的，这些代表与资本主义管理保持一致，但很快就带来了另一种无法预见的东西：国家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对增长的管理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这在20世纪的进程中施加了持续的压力，即使算不上挫伤，也是一种攻势。革命性的突破失败了，在哪里？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在尚未完全阐明的情况下。[13]尽管如此，工人动员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几个国家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工会合法化和劳动法（工会权利、工作权利、工人权利）的制定。然而，工会合法化被认为是工人的重大胜利，这并非不合理，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的官僚化，他们与权力暧昧不清，“扭捏作态”，他们在现有社会核心的运作，他们的操纵。在世界的尺度上，一切都发生了，仿佛工人阶级已经耗尽了（自身和社会实践的）转型能力。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政治传奇之后，这个阶级是否衰落，是否达到“政治主体”“霸权”或“统治阶级”的地位。无论如何，复兴并非不可能。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只是一种幻想（一种声称幻想和陷阱已经成功运作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参与了现有社会的运作和普遍流通（商品、表征、信息甚至享受的流通），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宣称不再有抵抗或反抗是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断言。证据是：在工人运动、“残酷”的罢工、起义以及“草根”的渴望之间出现了裂痕，此裂痕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可能已经开始。这更像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命题（a thesis）！

今天的城市问题和运动不具有农民和工人运动的复杂和麻烦的历史，它们在世界各地显露、出现继而消失。现代城市（爆炸式的历史城市和现代城市，都有周边、郊区，而且往往是巨大的延伸，位于不断增长的城市结构核心的集聚区）所带来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在强度和目标高度可变的城市运动中，空间的组织至关重要。可以说，这一新现象延伸到早期运动中去了。同样，农民运动也迅速而直接地改变了空间的组织。工业化和工人运动通过商业空间，生产劳动和各种规模的劳动分工间接地、盲目地改变了它。城市问题和相关运动取得了一个重大成果：它们产生了一种语言、概念和社会空间、组织和管理理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第一自然（或主要物质）消失了，留下了许多痕迹和怀旧，取而代之的是第二自然、城市、新斗争的赌注。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世界性的一种效应，这种效应倾向于将自己认定为自发运动的原因和理由，以及由知识驱动地决定。它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性、还原性和改革主义的解释，并发展成可操纵的意识形态，但在我们所思考的阶段中具有革命性的效果。起初，它倾向于复活早期阶段。涌入城市的农民在没有融入城市的情况下，获得了一种相当意外的动员能力（例如在拉丁美洲）。无论是蓝领还是非蓝领工人，他们在商业事务、薪水和工作时间上都获得了相当高的报酬，但他们发现自己被空间所困扰：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他们的举措仍在继续，有时会因日常的新问题而成倍增加和调整。城市和城市最终引发了高度多样化的运动，从最日常的需求到城市游击队的需求（特别是“无休止地消失并重生”的游击队）。如此多的科幻小说让人想起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一座由150亿居民组成的大都市，覆盖着地球，由计算机运行，却隐藏着混乱的力量，引发了野蛮的叛乱或伟大的革命！这些变化是如何制定的？它们是以一种可见和可感觉到的方式，在历史学家描述的恐怖事件中，如入侵和革命中，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思想的一个陷阱，它浓缩了“长期”逐渐展开的思想，并以戏剧化的叙事对其进行总结。是戏剧，还是悲剧？它们是真实的，但很少出现。一天早上，一些农民家庭离开了某个村庄；很长一段时间后，另一个人也离开了，然后其他人也离开了，这个村子就会消失。在一个小村庄市场附近，一个车间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有一天，新来者看到了一个工业城镇拔地而起。

日常生活掩盖了现代世界的变化，它隐藏了它们，而且被它们揭露。日常性是聚集性的：工资表、闹钟、休闲和旅行。没有计划，任何事情都无法完成，但完成的事情通常与计划没有共同之处（因此，哲学上对主题和计划的重要性存在误解）。随着世界的变化，日常生活也变成世界性的了。在形成和转变过程中，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整体。曾几何时，无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时代，人们说，它是必须被改变的日常性，“改变生活”。但日常生活以其单调乏味和侵扰性的单调压抑了现代性的戏剧和悲剧。与国家一样，在巩固自身的过程中，它经历了战争和革命。在每一种情况下，它对“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在做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未来会怎样？”的问题做出固执的反应，但日常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只是勒死它，让它从尘土飞扬的灰烬中重生……

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可以列举它的含义和推论。第一，交换、市场，然后是国家。在国家体系中，与技术官僚、国家技术结构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每个国家内，技术官僚[14]、军队和专业政治家之间共享政治权力（这些东西自黑格尔以来，构成了高于市民社会之上的“政治社会”）。

伴随着混乱的漂移、分裂、迂回、堕落、报复，以及冲突和矛盾的回归—“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内在组成部分。但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冲突和矛盾；“马克思主义”包括不同的流派和倾向，在其中，有并列重叠的、对立的、被接受的甚至被轻视的真理，例如生产力（技术、劳动分工）和幻想（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操纵的工具）的重要性、错误和谬误、不可预见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国家理论和世界理论方面。只有这个整体进入了世界，配得上行星的称号。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哲学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而成为世界性的，是在被克服和多样化中实现的。这给那些终结古典哲学的作品（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直到现在）或者那些打开视野的作品（尼采，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海德格尔）留下了最大的开放性以及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它不排除任何人，但不包括封闭系统、所有连词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e）、拯救古典哲学的努力以及虚无主义。

“历史性—世界性”的关系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阐明？不。我们已经说明了它的矛盾的、因而也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性质。关于普遍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旧比喻已经爆炸了，历史学家本身并没有达到普遍性。历史是向别的东西敞开的，而黑格尔把国家假定为历史的终结的“世界哲学”，则构成了他所决定闭合的哲学体系的最后错误。历史的终结既不是在普鲁士德意志这个特定的国家，也不是在总体国家。这种对历史的和世界的同一的呈现，是国家逻辑的内在组成部分，国家逻辑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最终取得了胜利。历史辩证地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延伸到后历史，正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这意味着国家的消亡。然而，到目前为止，“历史性—世界性”冲突的解决方案还没有完全制定出来，跨越它并引发矛盾的运动也没有制定出来。如何退出历史？（《历史的终结》仅仅提到了这一悖论）这里设想的冲突，它是什么类型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悖论（在《元哲学》关于“aporia”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但没有解释），即过渡（过渡期）。[15]如果有一段时间，存在一个从历史到世界的质的飞跃，那么过渡期是如何呈现和定义的呢？随着冲突从此被认为充满繁殖能力而非绝育的，它会产生什么？它要去哪里？它通向何方？走向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爆炸性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目前构成了现代性吗？这一问题再次涉及同时考虑的可能性，即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可能性，并作为对现实的透视，在“历史性—世界性—空间性”三位一体中找到了答案。“历史性与世界性”的冲突，在世界空间的生产中，通过世界空间的生产，在一个历史时间的作品中得到解决。历史时间所传递的矛盾历经千变万化；有的恶化了，有的衰落了；新的矛盾显现出来，使以前的矛盾因时因地超负荷。正是通过这些障碍、这些风险，新的道路出现了，这是目前的工作试图开辟的。正是通过这些困难，新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其中包括那些与空间（工作和产品）相连的价值，在这里被用作例证。

让我们将以下内容列入世界体验列表：

（1）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化，如前所述，其后果众多。某些“马克思主义”概念倾向于具体的普遍—实践、矛盾、冲突等。相反，这并不排除对某些概念（剩余产品或全球剩余价值、资本的有机构成等）的重新使用，也不排除引入若干新概念（包括日常、差异、城市、社会空间、国家生产方式等）。

（2）世界市场，无论是一个还是多个，都是最复杂的。它涉及世界性的生产劳动分工、世界性的知识和信息、世界性的空间、作为最高等价物的黄金、剩余价值的转移问题、货币交换问题等。

（3）世界性公司操纵货币、资源、领土、国家本身（国家或多民族国家）、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威胁性行动。

（4）世界变革的本质，由各种运动组成，包括（典型的）工人阶级。

（5）威权主义和中央计划的失败（苏联）。一个相对的失败：它通过引导增长（重型制造、武器）和加剧内部不平等（农业等欠发达地区）加速了增长。这导致了形势的逆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变为对立；国家、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的压迫性等的绝对统治。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国家生产方式的这种相对失败，与具有“资本主义”成分的国家生产方式的相对失败相互对应。后者的作用还在于滋生了“巨人症”（企业、城市），同时将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排除在增长之外。国家生产方式的两种形式的故障相类似，但不应混为一谈。国家的未来可能因其存在方式而不同；它在这里退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没有消亡），抑或在那里繁荣（也没有进入自由统治）。

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国家生产方式的失败包括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失败以及生产性材料（手工）工作的价值化（伦理、美学）。带有资本主义成分的国家生产方式的相应的失败包括建立在艺术、话语等形式主义基础上的一个社会的失败。

（6）国家作为等级形态的二元化传达了分裂的可能性，而不是整体的稳定。世界性的经验包括国家统一体的爆炸、崩溃、恶化和粉碎（最近的例子是葡萄牙，萨拉查建立的国家在王子死后四分五裂，葡萄牙帝国主义难以为继；或者智利）[16]。这是世界经验的基本要素或时刻之一，它证实了国家的无常性。

（7）被认为是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来自基层的对建立在社会之上的等级机构（政党、行政机构、机构）的攻击。

（8）（根据南斯拉夫的经验）自我管理及其问题：自我管理单位与市场和投资的关系；将自我管理实践扩展到所有社会空间。

（9）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地区的经验：积极的权力下放并不是没有国家解体的风险，这将使其容易受到帝国权力和跨国公司的影响，然而，作为国家替代者的区域是全球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理论和实践的范畴（概念）—也就是说，将长期分裂的实践和理论聚集在一起，取得了成功。

（10）1968年在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经历：该运动从一个脆弱的地方扩展威胁到国家；工人阶级对其空间的占领，等等。

（11）让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混乱的、不同的、经常被提及的方面：世界对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国家的压力，生产力转化为绝对意识形态的风险，历史和历史时间产生的空间爆炸，边界的相对性，政党的衰落等。

世界经验的不同时刻并不相互排斥。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理论和实践在二十世纪所获得的资产开辟并照亮了一条尚待遵循的道路。结果是，这些时代并非没有挑战，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挑战是什么？历史的产物和创造。世界的挑战主要在于，产生世界的世界变革伴随着最可怕的危险和恐怖。这个星球进入了它的单一存在，生命处于完全危险之中。这并不是说命运就这样宣告自身，也不是说最后的灾难将是致命的。革命表现为一种不断变化的世界性：一种由农民、民族、国家和政治问题主导的多方面的变革。颠覆世界也包括颠覆这种统治。这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和理论达到具体的普遍性留下了空间。

该理论探讨了可能/不可能的关系，并宣称“我们必须”（理论上的命令，而不是道德上的命令）寻求不可能，才得以实现可能。没有更接近，也没有更远离可能。因此，乌托邦再也不会比今天更加具有紧迫性。紧迫性的乌托邦定义了一种在所有领域都转向可能的思维方式。这往往不是通过国家和政治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一方面通过对国家和政治的批判，另一方面通过对空间的生产、占有和管理来重新定义。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如果没有一个取用空间（如此生产的空间）便无法存在。

概念思维勘探道路，并且在道路上冒险。它可以先于实践，但不能脱离实践。只有实践，摆脱政治执念，摆脱国家压力，才能有效地实现概念和想象（乌托邦）的同时使用。理论开辟了道路，开辟了新的道路；实践需要它，它产生了通达的路线和空间。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16辑》

注释

[1]这篇文章作于1978年，来自《论国家》第四卷的最后一章。在这里，列斐伏尔简要地分析了他的世界性概念的哲学根源，这一概念来自赫拉克利特、马克思、海德格尔和阿克塞洛斯。他对世界市场、跨国公司的增长、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都市阶段划分的讨论虽然简洁但是却很重要。列斐伏尔也讨论了世界化概念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章证明了列斐伏尔是如何通过一种空间的视角将自己的理论工作建立在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之上的。在《论国家》中通过一系列当代的政治案例，列斐伏尔探讨了他的系列分析的实际意义。在这里，关键的概念仍旧是：国家生产方式，世界化与自治。——英译编者注。Cf. 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274. 

[2]译者简介：鲁均亦（1990—），男，河南息县人，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译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及其实践路径研究”（22YJC710042）的阶段性成果。

[3]Armand Mattelart, Multinationales et systemes de communications, Paris: Anthropos, 1976; Collective A/Traverso, Alicee il diavolo: Sulla strada di Majakovskij: Testi per una pratica di comunicazione sowersiva, Milan: L’Erba Voglio, 1976.爱丽丝广播电台（Radio Alice collective）是1976年由博洛尼亚自治运动成员建立的一家海盗广播电台。它播放了音乐、左翼和其他宗教新闻以及电话插播。随后，它被宪兵队突袭，组织者被监禁。A manifesto appears as “Radio Alice-Free Radio”, trans. Richard Gardner and Sybil Walker, in Italy: Autonomia, Semiotext(e) vol.3, no.3, ed. Sylvere Lotringer and Christian Marazzi,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80, pp. 133-134.

[4]用益权是指使用他人财产并从中获利的权利。

[5] Heidegger actually writes, “Welt ist nie, sondern weltet” (world never is, but worlds). See “Vom Wesen des Grundes”, in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67, p. 60; “On the Essence of Ground”, in Pathmarks, trans. William McNei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26.

[6]“Terminus ad quem”是指一个已经完成的终点或者目标，“terminus a quo”是指开始的起点或者起源。

[7] See Martin Heidegger, Le Principe de raison, trans. Andre Preau, Paris: Gallimard, 1962, last pages. Der Satz vom Grund, Pfullingen: Gunther Neske, 1957, pp.186-188;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trans. Reginald Lill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11-113. 这些引用来自pp.187-188/p.113。法语的“dispense”是德语“Geschick”的一个非常有限的翻译，它与Geschichte、历史有关，在英语中可以更好地翻译为“destination”或“sending”。

[8] See Axelos, feu du monde.

[9]列斐伏尔在这里指的是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11条，该条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0]恐怖（Terricide）是列斐伏尔对地球死亡的称呼。

[11]关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见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第7章第9节。

[12]大庄园是农业生产的大型综合区，通常由少数土地所有者控制。他们在欧洲封建主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3]See Broue, L’Allemagne de1920 a 1923: Spartakisme, bolchevisme, gauchism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2. 皮埃尔·布劳埃（Pierre Broue，1926-2005）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历史学家。Lefebvre is referring to Revolution en Allemagne, 1917-1923,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1, translated by Ian Birchall and Brian Pearce as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Leiden: Brill, 2005.

[14]关于列斐伏尔的“国家技术结构”概念，见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第7章第9节。

[15]Henri Lefebvre, La fin de l’histoir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0; Meta philosophi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65.

[16]安东尼奥·萨拉查（1889-1970）是葡萄牙独裁者，其统治一直持续到1968年。他去世后，独裁政权迅速崩溃，随后于1976年举行了选举。“王子”大概影射马基雅维利。1973年，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的民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