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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东 |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及其哲学意义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及其哲学意义

作者:唐正东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摘要: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以手工业资本主义为背景,凸显了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为背景,强调了交换关系的社会化过程的经济学意义,但他只是从价格竞争这一经济学维度来理解这种社会化过程的内涵;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超越经历了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历程,他以社会经济形态内在矛盾性的视角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单纯经济学思路,同时也超越了人本主义者的物化批判思路,从而把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学术层面。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唯物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上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从历史性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理解经济事实的。

关键词:马克思;古典经济学;超越;哲学

作者简介:唐正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领域,弄清楚马克思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思想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不仅牵涉到深化对马克思经济学视域中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理解,而且还与能否准确地抓住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直接相关。英国古典经济学对社会理论研究的贡献在于建构了社会唯物主义的解读视域,亚当·斯密基于手工业资本主义的背景在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交换关系层面、大卫·李嘉图基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背景在社会化主体层面的探讨,尽管因缺乏历史发生学的维度而在社会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无疑都是在社会问题研究中贯彻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有益尝试。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接触古典经济学,当青年马克思还无法领悟经济现实的历史观意义时,他对古典经济学是持外在批判态度的。而当他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介而把握住了经济事实的社会历史内涵时,他便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地位作出了全面和深刻的解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其独特的理论特性而使其在发生、发展和运用的各个环节,都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发生着某种批判或扬弃的关系。对这一点的领悟,可以使我们更为准确地从现实内在矛盾运动的层面来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内涵。

一、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视域

以弄清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之内在机理为背景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相比于以宗教批判为背景的法德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方法论起点上的优势是,直接以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这种社会唯物主义①的解读视域,一方面与以非关系态的经验事实为研究对象的一般唯物主义相区别;另一方面与从历史性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视域相区别。当然,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内部,理论家对社会关系的解读是不尽相同的,其原因在于作为其解读背景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不同,即手工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区别。

斯密的解读背景是手工业资本主义,对于他写作《国富论》的18世纪70年代来说,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还没有在英国完全成型。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工厂内部是有劳动分工的,资本只是把原先存在于手工作坊中的劳动者集中到一个大的工厂中,部分劳动者还是带着自己的劳动工具而来的。就劳动过程而言,其原先的性质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还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阶段。这种资本主义工厂所生产出来的商品会被投入到市场交换关系之中,此时的市场交换关系尚未达到普遍化的程度,因而商品的价格还依赖于市场上出现的买者的数量及其主观需要程度。正因为如此,斯密尽管试图通过强调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的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内在机理,但当他面对基于分工的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时,仍然不得不从劳动价值论的上述内在价值论维度退回到其外在价值论的维度,即承认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能购得的商品所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②。

 

亚当·斯密

对斯密来说,商品交换关系只是一种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者说,这种社会关系是以直接的主体际性关系而表现出来的,它还没有因为交换关系的普遍化而被赋予一种客观决定性的内容。一种商品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者的相对需要程度。譬如,如果在今天的集市中只有很少的人在卖铁,而某个购买者却必须在今天买到一块铁,那么,在理论上就有可能出现一磅黄金换取一块铁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斯密在谈到商品交换时总是从“提议”的角度来切入,“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③而商品的价值也正是通过这种“市场上的议价”④来获得的。可以说,斯密透过商品交换关系而对社会关系的这种理解,体现的是社会唯物主义视域的初级层面。就他已经从关系态的维度来展开唯物主义的解读思路而言,他在社会问题的解读上已经比当时的法德唯物主义者来得深刻了。但就他对社会关系本身的理解来说,囿于其所处的手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展史上的未成熟特性,他的这种社会唯物主义解读视域仍然具有未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化过程的缺陷。

透过斯密的视角来切入古典经济学的人,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分析往往会有以下两种结论:一是像斯密本人那样,相信市场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这一中介而呈现出天然的的社会关系之优越性;二是像西方学界的一些人本主义批判理论家那样,抓住斯密理论中展现出的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产品相交换才能获得其本身的价值、市场交换关系所呈现的是市场主体的劳动量之间的关系等观点,而得出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本人(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必须通过劳动量之间的交换才能表现出来(劳动过程的异化)等具有人本批判性的观点。

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到大卫·李嘉图的时代,其现实背景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虽然他并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敏锐地观察到机器大工业所推动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转型(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但这一新的发展阶段的确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李嘉图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推动作用。

大卫·李嘉图

首先,它促使李嘉图坚定地站在生产力发展的维度上,从而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生理学进行梳理和总结时能无所顾忌地体现出科学上的诚实,而不是像斯密那样既想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又想迁就于资本主义竞争现象中表面上呈现出来的外在联系。在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上,李嘉图在内在价值维度上贯彻到底,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商品的价值都是由该商品所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的,它与这种劳动量能交换到多少其他的商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困扰亚当·斯密的那个劳动价值论与工人劳动所得之间的不对应性问题,在李嘉图这里被绕过去了。对李嘉图来说,即使工人在劳动产品中什么都得不到,那也与商品的价值由内在劳动量决定这一论断一点关系都没有。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道:“李嘉图的冷酷无情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呢?李嘉图说。人类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⑤

其次,它促使李嘉图透过普遍化竞争关系的视角看到了社会关系的抽象化特征。机器大工业所建构的商品普遍交换关系使李嘉图的商品概念不再是斯密的那种作为剩余物的商品,而是其本身就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出来的,“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⑥这种市场竞争关系普遍化的视角使李嘉图看到了商品的价值不可能由该商品所交换到的劳动量来决定,或者说不可能由该商品购买者的相对需要来决定,而必然是由该商品本身的内含劳动量即其生产成本所决定。在他看来,如果说在一个竞争不充分的市场中有可能出现一磅黄金换一磅铁的现象的话,那么,在竞争普遍化的市场关系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在我所假设的这样一个市集中,也许有人会在了解铁的种种用途的情况下,愿意付出一磅黄金,换取一磅铁。但是,当竞争在自由地起作用的时候,他就不会付出那样的价值来换取铁。为什么?因为铁将无可避免地下降到它的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乃是一切市场价格的枢轴。”⑦李嘉图很清楚,价格竞争将使商品的价格回归到生产成本,而不再由购买者的相对需要所决定。因此,当他在劳动价值论上坚守内在价值论的维度,坚定地把商品的价值归于它所内含的劳动量时,他无疑看到了普遍竞争关系在价值决定问题上所具有的抽象化功能。马克思后来也曾清晰地指出这一点,“斯密起初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后来却从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这两种考察方法交织在一起,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李嘉图为了把握规律本身,有意识地抽象掉了竞争形式,抽象掉了竞争的表面现象。”⑧

当然,李嘉图的这种“抽象”只是基于价格竞争的视域,或者说只是基于数量关系维度上的社会化视域,而不是基于社会历史过程中劳动过程的转型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化视域。就劳动价值论来说,李嘉图的确把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归于内含的劳动量,但可惜的是,他对这种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本身的性质却没能作出很好的理解。实际上,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价值是由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雇佣劳动所创造的,而雇佣劳动这种抽象化的劳动形式除生产出它本身的生产成本之外,还生产出了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竞争关系事实上不会像李嘉图所想象的那样,把商品价格无可避免地下降到生产成本的水平,而是会通过一般利润率的中介环节使商品的价格以生产价格表现出来。李嘉图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作出深刻领悟,他当然无法把握上述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那种数量化解读方法使李嘉图天真地认为,价格竞争必然会使商品的内在价值在市场上呈现出来。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条件下最重要的抽象化过程,其实不是李嘉图所说的那种由价格竞争所推动的商品内在价值的凸显过程,而是工人的劳动过程居然以资本增殖即资本自我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最核心的抽象化过程中,我们能透过资本关系的吊诡性和资本剥削的残酷性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解读视域就是这样的。

李嘉图的这种劳动价值论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一定会因为其弱化了现实竞争关系的维度而被认为不适合用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而对西方人本主义批判理论家来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会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因为他在价值决定问题上强调的只是商品的自然价值而不是其市场价格,所以他的这种价值论很容易被指责为,把现实经济生活抽象化了;第二,因为他为了坚守劳动价值论的内在价值维度而对劳动者在劳动成果中的获得量不感兴趣,所以他的这种经济学观点很容易被批评为,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毫不关心。客观地说,李嘉图不仅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不感兴趣,而且对资产阶级或者土地所有者的生活状况也不感兴趣。他唯一感兴趣的是产业革命背景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李嘉图想搞清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机理,他把在斯密那里还左右摇摆的劳动价值论在内在价值维度上贯彻到底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可以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社会唯物主义视域上已经越过了斯密的那种初级路径,推进到了由普遍竞争所带来的社会关系抽象化的中级路径层面。虽然我们要看到他的这种社会关系抽象化并没有越出基于价格竞争的数量化分析视域,也就是说,他还没有领悟到由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劳动过程抽象化的理论意义,但他毕竟已经触及了社会关系的抽象化问题,因此,我们在审视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借鉴和批判过程时要充分注意这一点。

①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②③④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6、14、17页。

⑤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7-128、115页。

⑥〔英〕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页。

⑦〔英〕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2页。

二、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扬弃和超越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及同时期的《巴黎笔记》是青年马克思阅读和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首次尝试。《巴黎手稿》三个笔记本的思想演进过程与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阅读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进程直接相关。我们在第一笔记本的前三栏中能够看到,青年马克思是从资本家与工人的斗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租地农场主与土地所有者的斗争的角度来谈论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内容及本质的。在紧接着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中,他谈论的重点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等异化劳动的内容。相比于该手稿第二笔记本中对“商品人”、“劳动人”的抽象性之重视来说,第一笔记本明显地更重视对劳动产品及劳动者的异化性的剖析。在我看来,这与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阅读对象是斯密和萨伊有关。从《巴黎笔记》中呈现出来的马克思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斯密《国富论》的摘录和评注中可以发现,马克思此时关注的重点的确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劳动产品的异化性以及生产这些劳动产品的劳动过程的异化性。

在摘录萨伊著作时的评注中,马克思指出:“财富。这里已经是以还没有展开的价值概念为前提了,因为给财富下的定义是‘价值的总和’、人们占有的‘有价值的物的总和’。——由于相对财富是由人们所必需的物的价值与人们能够提供交换的物的价值相比决定的,所以‘交换’从一开始就是财富的根本因素。财富就在于人们‘不必要的’、于个人需要所不需要的物。”①对此时持人本主义立场的青年马克思来说,财富被解读为生产财富的人所不需要且必须把它交换给其他人的“物”,这显然是无法被接受的。由此而及的是,生产这种财富的劳动被紧紧束缚在物的价值的层面上,与人自身的自由发展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无法被接受的。青年马克思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咎于私有制,认为正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才导致了以财富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以及理论层面上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在对斯密著作的摘录和评注中,马克思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批判斯密的分工和交换观点时,他指出:“十分可笑的是斯密所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以交换为前提。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事先又必须以分工、以人类活动的差异为前提。因此,他使问题原封未动,一点也没有解决。”②在马克思看来,斯密不去思考劳动在人的类本质维度上的内涵,而是专注于基于分工的劳动或以差异性为特征的劳动活动,这虽然能为他的商品交换观点提供说明,但终究无法彻底地说明分工和交换的缘由。在他看来,这是由于斯密把有待论证的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当成了一个想当然的理论前提来看待了。《巴黎笔记》中的这种观点在《巴黎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中表现为:马克思一上来就紧紧抓住了私有制、私有财产的合理性问题,并明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③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劳动产品异化的角度对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与之相交换的他人的现象进行了剖析,从劳动过程异化的角度对生产财富的劳动不仅不能表征劳动者的生命力,而且还必须通过价值的中介而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解读。显然,这是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在《巴黎笔记》中已经关注到的经济现实的一种批判性分析。青年马克思此时只读到了斯密和萨伊的著作,他所理解的商品交换关系只是斯密式的那种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即商品买者的相对需要程度,不仅决定了该商品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而且还决定了它本身的价值。他此时还尚未接触到李嘉图所讲的那种由彻底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化过程。或者说,他暂时还无法理解商品的价值会由于价格竞争而导向生产成本的层面。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不认可、不研究劳动产品及劳动过程的人性论内容,就是对劳动本质的抽象化解读,而这也是斯密等人所犯错误的最根本原因。 

在写完第一笔记本之后,青年马克思对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著作都进行了摘录和评注,这部分内容在《巴黎笔记》中也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在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写了很多的评注,我们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重视。概括起来,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如果说在阅读斯密和萨伊著作时,他所理解的“抽象”是指斯密等人没有关注劳动的人性论内容而只关注劳动的财富价值论内容,那么,此时马克思所理解的“抽象”已经转变为,李嘉图只关注商品的自然价值而不关注它的市场价格,从而硬生生地把经济现实抽象化了,“当他谈交换价值时总是指自然价值,而撇开他称之为暂时或偶然原因的竞争的偶然性。国民经济学为了使自己的规律更严密和更确定,必需把现实当作偶然的,把抽象当作现实的。”④李嘉图看到了彻底的市场竞争会使商品价值超越市场主体相对需要的维度,进入到商品本身的生产成本即内含的劳动量的层面上。这种由竞争关系的普遍化所建构的社会关系之抽象化过程,显然已经被马克思掌握。虽然他此时还没有认识到这种社会抽象化过程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但他对经济现实的认知水平无疑比写作第一笔记本时要深刻一些。 

第二,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不顾工人死活这一维度上的特点有了比以前更为深入的理解。斯密为了解释工人在劳动总产品中的所得额与劳动创造的价值之间的不对应性,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价值论引向了外在价值的维度,即承认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很注重工人的劳动所得这一问题的,尽管他也拿不出解决上述不对应问题的办法。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索性把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劳动者的所得额区分开来,认为即使工人在劳动总产品中一无所得,也不影响商品的价值由内在的劳动量所决定。他在这一层面上对劳动价值论的彻底坚守,呈现出了对工人的死活漠不关心的特征。青年马克思在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中清晰地抓住了这一点,他指出:“由于国民经济学否认总收入即生产和消费的量(撇开剩余不论)的一切意义,从而否定生活本身的一切意义,所以它的抽象无耻到了极点。由此可以作出结论:(1)国民经济学关心的完全不是国家利益,不是人,而仅仅是纯收入、利润、地租,这些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2)人的生活本身没有什么价值。(3)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价值仅仅限于必要的生产费用,工人阶级仅仅是为纯收入即为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而存在”。⑤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所获得的上述思想,在《巴黎手稿》第二笔记本中体现为:他不再特别关注劳动产品及劳动过程的异化,而是转而关注工人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抽象性。青年马克思此时对李嘉图在经济学维度上关于自然价值与市场价格之关系的观点,除指责它把现实经济问题抽象化之外,尚无足够的经济学知识来对此作出更深的评价。因此,他在第二笔记本中的阐述重点是对《巴黎笔记》中所获得的上述第二个观点的拓展与深化。这具体表现为:马克思除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只是作为“商品人”⑥、“劳动人”⑦而存在之外,还明确地指出了李嘉图等人在对人的存在、工人的存在漠不关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事实。“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人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在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⑧。他在《巴黎手稿》第三笔记本中也延续了这种解读路径。把对工人生存状态的解读视域从纯粹的产品异化、劳动过程异化等层面转移到对社会关系抽象化的理论层面,可以推动青年马克思对现实过程本身的研究与解读。虽然在整个《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还尚未找到理解这种社会关系抽象化的正确路径,即还不理解这种抽象化背后的社会历史过程,但解读路径的这种转向不仅使我们对《巴黎手稿》的手稿性质(即马克思在此文本中的学术思想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能明确地看到对古典经济学的阅读和研究的深入对马克思的私有制批判理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当然,学术思想的发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仍然从直接劳动时间而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确定物品的价值,“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就取决于时间。”⑨即使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马克思对交换价值的理解也只是从对人类需要的维度上来谈论的,“交换价值完全不以‘物质财富’的特殊性质为转移。它既不以物质财富的质量为转移,也不以物质财富的数量为转移。当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交换价值就降低,尽管物质财富在增加以前和增加以后对人类的需要处于同样的关系”⑩。这说明此时的马克思还无法理解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所凸显的社会关系抽象化思路。 

《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唯物史观赋予了马克思全面理解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学术能力。于是,我们在《哲学的贫困》中看到了这样的表述:“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的话是极为刻薄的。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和人的生活费用混为一谈,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⑪马克思此时之所以能够直面把人变成帽子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是因为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这种经济事实具有了历史观上的意义,它不再只是一种僵硬的经济学事实,而是内含着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内涵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尽管马克思在此文本中对这种经济事实的理解主要还只是从由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而凸显出来的劳资阶级对抗的角度来展开的,但我们仍然要看到他在理论发展上所迈出的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李嘉图只是从普遍化的价格竞争这一经济学维度来理解社会关系的抽象化的,而马克思此时已经站在劳资阶级对抗的角度来把握这一点。对他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才导致了现实关系的抽象化,而不是仅仅由于价格竞争才出现这一问题的。因此,当马克思说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时,他实际上是从自己已经获得的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理解李嘉图的价值论。我们不应从这一论断中得出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本身就足以构成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的结论。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开始从对抗性阶级关系这一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抽象性,但真正完成这种理论剖析则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资本关系的抽象性既不来源于普遍化的价格竞争,也不来源于交换或分配领域的不公平,而是源自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独特本质,即资本对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

漫画:剩余价值剥削

在对资本关系抽象性的分析上,马克思为什么会从李嘉图所主张的价值论视角转变为剩余价值论视角呢?这是因为,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历史性思路使马克思准确地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遍化商品交换关系,其本质并不在于一般性的商品买卖关系,而在于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的分离所决定的劳资交换关系。这种劳资关系的特性并不能简单地从商品关系的性质中推论出来,“他们作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他们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的前提。……这种关系并不是像例如使鞋匠成为靴子的卖者和皮革或面包的买者那样的社会分工,和不同劳动部门的相互独立化。相反,这是生产过程本身互相联系的各要素的分离,以及这些要素的一直达到彼此人格化的相互独立化,借助于这种分离和独立化,货币作为对象化劳动的一般形式变成劳动能力的买者,即交换价值的从而财富的活源泉的买者。”⑫也就是说,原先由李嘉图所揭示的、由商品价值论所凸显出来的资本关系之抽象性,其实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与拥有劳动能力的劳动力商品之间的交换所造成的,这种交换的本质恰恰不在于交换关系本身,而在于决定这种交换关系之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独特性,即剩余价值的创造和被剥削的过程。马克思同时也清晰地看到,资本关系的抽象性不能仅仅从劳动产品的不公平分配的角度来阐释,因为这里其实并不是独立生产者之间的产品分配问题,而是与生产资料相脱节的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被剥削的问题。 

更进一步,马克思在这里还看到了上述这些现象其实是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转型分不开的。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相对应的是以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为特征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的特点是,随着科学和机器在直接生产中应用的发展,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快速的提高。“除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外,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结果就是生产量的提高和生产领域及其分支的增加与多样化;随着这种情况,产品的交换价值相应地发展起来,产品作为交换价值发挥作用或实现为交换价值的范围也相应地发展起来。”⑬马克思在这里准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生产领域的多样化以及交换价值的普遍化,因此,资本关系的抽象性最根本的还在于生产过程中所呈现的抽象性,而不仅仅在于交换关系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抽象性。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级抽象来自于劳动力商品的抽象性。工人的劳动能力与生产资料相脱节,被迫与资本相交换并成为资本的一部分。这种抽象性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而不是一般商品交换关系中的价值形式性。它同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与具体劳动相对应的抽象劳动概念并不在同一个理论维度上。因此,我此处所讲的劳动力的抽象性与索恩·雷特尔、莫伊舍·普殊同等人所讲的抽象劳动概念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二级抽象来自于劳动过程本身的抽象性。这种劳动过程在事实层面上是工人的劳动,是他们的生产能力的实现,但它又必须通过资本的劳动过程即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的形式而表现出来。马克思将其称为“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⑭。这种抽象性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性和危机的必然性。严格地说,一般交换关系层面上由抽象劳动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物质抽象或实在抽象,只有上升到上述这种劳动过程之抽象性的层面才有意义。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将对资本关系之抽象性的批判推进到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层面,从而完成了对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学术超越。

①② 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30、3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

④⑤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年),第34、39页。

⑥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2、283、28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3-254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3-94页。

⑫⑬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1-102、122、73页。

三、 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意义

强调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古典经济学解读视域的超越,是为了突出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与社会唯物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上的重要区别。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尽管也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关系的本质,但他们没有把这种相互关系放在现实历史过程之中,并从中看出这种相互关系的内在矛盾本质。对他们来说,社会唯物主义视域只是用来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生理学基础,其背后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天然合理性之认可。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用解剖刀剖析资本主义的生理学,而是用科学的抽象力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性。这与他从整个私有制社会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解读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科学方法论直接相关。 

当马克思把哲学上的唯物史观具体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时,他所凸显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其他私有制关系相比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特殊性。只有在历史观上坚持基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唯物史观,在资本批判理论层面上才可能强调资本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关系、货币关系的重要性,才可能正确地辨析资本逻辑与商品逻辑、货币逻辑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呈现的是对资本关系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和货币关系的批判,而不是对一般性的商品关系或货币关系的批判。 

国外学界有人说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就是一般商品关系的普遍化时,他所讲的只是一种现象陈述,而不是理论分析。正像我在前面所说明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并不能简单地从商品关系本身的性质中产生出来,它不是一种独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买卖关系,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劳动对资本实际上的从属)所推动的社会化分工(只拥有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与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之间的分工),而不是斯密与李嘉图所看到的那种鞋匠与面包匠之间的社会分工,才是建构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社会历史前提。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把握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即使是像李嘉图那样已经在数量维度上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的内涵作出深刻分析的理论家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批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既不充分也不真实,“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对各种具体关系的考察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直接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般规律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就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①可见,深入到生产过程之特殊性的层面是正确解读马克思资本关系批判理论或者说资本主义商品关系、货币关系批判理论的前提条件。 

由此引出的理论质点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核心内涵到底是什么?当代国外学界的不少学者忽视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超越,抱着一种固有的偏见,即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完全照抄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他只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上才体现出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些学者由此而得出了以下这个错误观点:马克思只有在与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的劳动价值论上才具有科学性,而在属于他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上则是基于意识形态维度的一种主观伦理判断。基于此,他们只从经济学维度上的劳动价值论视角来审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并得出了价值形式的抽象性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本体论基础的结论。这种观点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看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超越,因而只是用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解读视域来审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的全部内容。这是导致他们在价值理论上只看到价值形式而看不到价值内容、在商品关系上只看到价值决定而看不到价值实现的原因。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马克思,实际上是从历史性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理解经济事实的,因此,对于他来说,并不存在独立的商品交换关系,而只有基于特定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由此,马克思抓住的批判支点,不可能只是主体间关系的物化或由抽象劳动所凸显出来的社会统治的抽象性,而必然会深入到社会经济形态的层面揭示经济关系背后所蕴含的内在矛盾运动。 

于是,在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只看到商品交换关系的地方,马克思发现了普遍化商品交换关系的核心是劳资交换关系,而劳资交换关系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独特性,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分离。这种由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式,由于上述独特性而必然表现出其自身的内在矛盾以及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性。由此,在古典经济学视域中看似平常的商品交换关系,在马克思所采用的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便呈现出了历史观层面上的意义,即由内在矛盾运动推进社会形态发展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才不需要在现实历史之外去寻找一个批判的支点,不管这一支点是人性还是抽象的理性。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揭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单一的物化批判或抽象统治批判理论不足以构成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物化、由价值形式所决定的抽象统治等现象,其实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内在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对马克思来说,资本关系中最大的物化并非一般性商品交换关系层面上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那种物化,而是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的条件下,劳动能力由于生产资料与之相脱离而表现为劳动力商品这种物化形式。只有从这种物化中才能既看出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性,而从前一种物化中只能看出人的本真状态的缺失。 

同样,对马克思而言,资本关系中最大的抽象其实并不在于由商品交换价值所凸显出的那种抽象劳动形式,而在于工人的劳动过程偏偏要以资本的自我增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抽象性不是指某种“应有”的异化或缺失,而是指出了某种历史的现实,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工人的劳动过程的确是以资本自我运动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资本的自我运动所呈现的恰恰是工人劳动过程的内容,而不是作为物的资本的神秘的自我运动。不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当代西方学界的一些左派学者,在对这种抽象性的认识上都出现了问题。譬如,克里斯多夫·阿瑟说,“我的观点是,黑格尔逻辑学可被用于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研究,因为资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对象,它以交换中真实的抽象过程为基础,这种交换中的真实抽象与黑格尔以思想抽象力分解和重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展现出黑格尔的‘无限’和马克思的‘资本’之间的联系。”②看来,阿瑟真的把资本的自我运动当作资本自身的神秘运动过程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深化对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之哲学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推进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及整个唯物史观之深层内涵的理解。

克里斯多夫·阿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15页。

②〔英〕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