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五则

文章来源于《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马丁·海德格尔致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1933年3月30日，弗莱堡

亲爱的伊丽莎白：

施杜本瓦森峰闪亮的一天在我的记忆中犹如童话一般。而那些我们一同阅读柏拉图的——过于短暂而匆忙——时间，在我看来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我讲授希腊世界的对象可以不是随便一个只是短短露面的听众，而是您的话，这样我也会格外地努力，而且还可以找寻到内心强烈的成熟。

这样的时光一定还会再来。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许多事情仍旧是黑暗和无法克服的——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积聚着的力量。它增强了服务于一项伟大任务、帮助建立起一个由人民创造的世界的意志和确定性。长久以来，一个单纯“文化”的苍白和虚幻还有所谓的“价值”的非现实性，在我看来已经沉沦于虚无了，并令我在此在之中寻找新的根基（Boden）。当我们在新的方式和占有之中去遭遇存在本身时，我们将在西方的历史中找到这个根基以及德国人的使命。这样，我完全是从未来中体验当下，只有这样一种真正的参与以及我们历史中的那种迫切性（Instandigkeit）才会形成，这种迫切性无疑始终是真实地发挥作用的前提。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年）

另一方面，那到处涌现的、过于匆忙地盲从于新事物的行为必须被平静地接受。那种依附于表面事物的行为现在突然将一切都视作“政治的”，而没有考虑到这只能留存为第一场革命的一条道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无疑能够变成或已经成为一条最初觉醒的道路——假如我们意图为第二次，同时也是更为深刻的觉醒做准备的话。同“马克思主义”和“中央党”的争执必然陷入他们本己的意义上，如果它不能成长到同共产主义世界的反抗精神以及基督教的垂死的精神相争执的话。否则这一切都还是一种巨大偶然性，伴随着我们——当然也有相应的变化——陷入一个如1871年到1900年间的时代的危险。

然而我们既不应通过这种担忧低估了我们当下生成的力量，也不应自以为可以确信我们的人民已经用这种方式理解了他们隐蔽的任务——对此我们是相信的——并已经找到了服务于他们新的进程的最终决定的力量。

关于由克里克①撰写的文化政治纲领的出版，我在法兰克福首先只能更多地起到妨碍的作用，这部纲领在观念方面由若干真正的意志所引领，然而在总体上却恰恰是卑躬屈膝的。仿佛我不曾赋予从前的“智慧”与“教养”以任何一种价值——尽管他熟练掌握了今天所有的惯用语，却仍然缺乏对任务的真正伟大与艰巨的所有知识。克里克和我只是简短地进行了交流。他永远不能克服得了那种渺小的、艰难地向上爬的男人的自我感觉，并使他的工作变得不自由——尽管如此，我相信，他的严肃认真性格与经验有一定的意义。无论如何，比起施普朗格走钢丝般地迎合时代②，我要更认可他。

①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1882年6月7日生于巴登的弗吉斯海姆（Vogisheim/Baden），1947年3月19日卒于茅斯堡的监狱（Lager Moosburg）之中。自1928年起担任法兰克福和多特蒙德教育学院的教授，1933年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校长），1934年至1945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纳粹主义教育理论的吹鼓手，海德格尔的对手，1933年之后曾在他主办的杂志《变化之中的大众》（Volk im Werden）中多次攻击的海德格尔。

②爱德华·施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882年6月27日生于大里希特费尔德（Groβ-Lichterfelde），1963年9月17日卒于图宾根，哲学家，教育学家，狄尔泰的学生。1911年任莱比锡大学教授，1920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946年之后任图宾根大学教授。在经过1933年最初的适应性的尝试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哲学家、教育学家泰奥多·利特（Theodor Litt，1880-1962）一同成为卡尔·格德勒（Carl Coerdeler）的“学术顾问”。参见沃尔夫冈·克拉夫基（Wolfgang Klafki）：《泰奥多·利特对魏玛共和国的态度和他同纳粹主义的论争》，发表于（教育学分析与反思——伊丽莎白·布洛赫曼七十五岁生日纪念文集》，由彼得-马丁·吕德（Peter-Martin Roeder）主编，卡尔-恩斯特·尼普科夫（Karl-ErnstNipkow）、沃尔夫冈·克拉夫基与莱昂哈德·弗律泽（Leonhard Froese）等参与编写。魏因海姆与柏林，1967年，第239页。也可参见第53封信的注释。

没有人知道大学将会发生什么——至少是那些身处其中的人不知道。和那些几周前还将希特勒的工作称作“狡猾的蠢话”，而现在就已经为自己的工资和此类利益担忧的政客们不同，明眼人必须认识到，许多东西是不能被败坏的。因为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学早已不再是一个真正专注于自身的、具有影响力的或引领世人的世界。

对于沉思的强制，即使会出现失误，也只能是一种福分。“科学遇到了危机”（Wissenschaft in Gefahr）的口号人们大概已经听到过了——哪怕它还只是悄悄地被提出——这个口号正如同中央党在目前其政治权力受到威胁时一贯的“宗教遇到了危机”（Religion in Gefahr）的口号一样虚伪。

和雅斯贝尔斯在一起的几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知道了可以不受真实事件的搅扰——或是根本不了解它，就可以勾画出“时代的精神状况”来。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

尽管我们的年龄差距还没有10岁，我们已经不是一代人了；而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是没有希腊人的世界的——而我坚信，这在今天西方进程的世界瞬间中不亚于一场灾难。

但是人的等级和他意愿的单纯，再一次抵消了由我们哲学的矛盾性所决定的缺陷。

我很高兴您现在还没有让您的经验和知识荒废掉，并献身于建设德国妇女的未来和帮助失业人口子女克服困难的事业。

依照我的看法，与大学相关的就是在建设一个真正的教育共同体的意愿之下，将新生的力量和年轻人们聚拢起来，这对我们人民的世界命运来说将是一种最内在的迫切需要和最广泛的任务。有生机的地方不仅仅会产生权利，为了能够干预权利的时间，也会产生重新回到最艰苦的工作的孤寂中去的义务。

亲爱的伊丽莎白，我希望您对这样“激烈”通信的拒绝不是很认真的。

怀着衷心的友谊。

向您问好

您的

马丁

马丁·海德格尔致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1933年4月12日，弗莱堡

亲爱的伊丽莎白：

向您的生日致以最衷心的问候。我认为您这一天最适合阅读《忏悔录》①，并祝愿您能够从这本伟大的书中获得丰富而持久的裨益和这本书中流淌出来的取之不尽的实存的力量。

我发现从第十卷和第十一卷一起开始阅读总是最有收获的，然后再去阅读“传记部分”，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此外您必须阅读拉丁文的版本，因为拉丁文版本是极佳的——它是根本不可翻译的。最好阅读毛林讷（Mauriner）的全集版②，只有这样全部观点才会展现。

①奥古斯丁：《忏悔录》（Confessiones）（公元397-400年成书），德译版由赫尔曼·海弗勒（Hermann Hefele）翻译，耶拿，1921年。

②奥古斯丁：《全集》（Opera omnia），毛林讷编，11卷对开本，巴黎，1679年至1700年。后由拉丁教父J.P.米涅（Migne）再版，第32-47卷，巴黎，1845年至1849年。

尽管许多人匆忙地来来去去，也不能够看出大学将会发生什么。而显然的，所有那些势力都保存了下来，他们曾经是伟大的精神传统的传承者，另一方面又有着同一个已成长起来的“帝国”的形象及其精神世界保持距离的意志。尽管一种合理的对大学的不信任——在大学之中现在恰恰出现了许多反动势力——催生了这样的立场，但是这也不应将事情引向相反的错误——只将任务交给党内同志。

同事们在议会中商谈的唯一“最生死攸关”（原话如此！）的问题是工资的问题（Gehaltsfrage）。

但即便是较活跃的人首先和最终想到的也只是组织问题，而不关心大学内在建设的重大工作，在这种内在建设中一个精神的世界才能重新生长出来并深入到全体人民之中。

昨天我们作了今年以来的第一次帆船旅行，沿着凯泽施杜尔河（Kaiserstuhl），穿过美好春季里生机盎然的森林。采林根（Zahlingen）和海尔登（Herdern）现在是一个又大又漂亮的花园。我们打算过了复活节回木屋。

亲爱的伊丽莎白，我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怀着真挚的友谊

您的马丁

也代我向您的父亲和姐妹问好。

我常常带着美好的记忆和深深的祝福想念您，您的爱尔福丽德。

马丁·海德格尔致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明信片正面：“我们花园里大梨树下的座位”]

1933年4月18日，弗莱堡

亲爱的伊丽莎白：

我已经为您的生日写了一封信寄往魏玛，爱尔福丽德的一封信也很快就要寄到。您在这段艰苦的时光里不能够得到我们的祝福和坚定友谊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加倍地痛苦。我们一直都在山下待着。

以诚挚的友谊，衷心地问候您，您的马丁 

伊丽莎白·布洛赫曼致爱尔福丽德和马丁·海德格尔

1933年4月33日，哈勒

亲爱的爱尔福丽德和马丁：

感谢你们诚挚的系念和友情。自复活节前一周至今，我与父亲及姐妹一起待在哈勒，在魏玛的一切如今都已经被寄送到这里来了。我昨天开始写一篇长信。但因为今天我必须亲自出发用一天半的时间前往魏玛，故而今天不会完成了。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们，你们的友情让我殊感欣慰。我尚且没有直接从机关得到消息，但是这项法案①确实让我感觉希望渺茫。

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

①指1933年4月7日颁布的《公职人员改革法》（Gesetz zur Wi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rmtentums），《帝国法典）第一部分，柏林，1933年，第174页至177页：

（一）1.“为了国家公务职位的改革和管理的精简，可以将符合以下条件的职员免职，在没有相关现行法律的必要前提之下也可以执行。”

（三）1.“非雅利安血统的职员，应强制退休；如果涉及名誉职位的，则应免去公职。”

“非雅利安血统”这个概念已经在1933年4月11日颁布的《公职人员法第一执行条令》（帝国法典，第一部分第37条，第195页）中被定义：

对（三）1条的解释：“非雅利安血统是指并非出身于雅利安家庭，特别指父母及祖父母中有犹太人的。只要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方不是雅利安人，即为非雅利安血统。这一规定特别适用于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信仰犹太教的。”

引文选自：《德国犹太人流亡史1933-1941：一部驱逐的历史》。德国图书馆展览，法兰克福，同纽约的莱奥·贝克学院合作。法兰克福，1985年，第33页到34页。

致以谢忱和美好的祝愿

你们的莉茜

伊丽莎白·布洛赫曼致爱尔福丽德（和马丁）·海德格尔

1933年4月18日，哈勒

亲爱的爱尔福丽德：

谢谢你来信的关怀。你的来信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刚刚过去的日子非常艰辛，以前我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种被驱逐的遭遇是可能的。从前我可能是太纯真地生活在一种深深沉浸于精神和情感的安逸中了，因此我起初完全不知所措并非常绝望。因为这项法案的冷酷无情确然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它实际上不仅将一个人从眼前的工作中，而且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甚至从德国教育的协同工作中排除了。连私立学校也不能再雇用这样一个人了。如今我面对这一切已经更加平静，我的自我（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再次获得了某种坚韧的生活力量。

据这项法案的条文，我就无疑地被牵连在内，并且有被计入兵役的可能性①，通过它我们这代人中的许多男性得到了保护，对我们也成了镜花水月。因为这个界定，即“冒着生命危险”者，对在后方服役的男性有效，而不再适用于我们的职位了（甚至一个得过破伤风的人，关于这点昨天凯勒先生②就自己断言过，也可称作是“付出了生命”。但是人们因此相应地就不能手术了）。而在我的情况中，甚至都不能确定我的服役时间是否会被计入③（从在塔勒起④，清清楚楚已经10年了，却是在半官方的企业里）。而为此我只能一厢情愿，寄望于机关部门的帮助。

在我看来，那唯一使我不管以什么形式还能保有工作的，就是尝试用特赦条款（Harteparagraph）来达成目的，这就是说，我或许可以被这样对待，似乎我在1914年已经是在职的公职人员了。因为学校在我在威斯巴登的那一年之前（在1911年我确实已经完成了大学毕业考试⑤）延长了我的代理职务⑥（我现在还持有对我当时有帮助的书面致谢材料），然后想要立即再给我一个在1914年8月初的代理职务，然而由于当时在护理站的职务⑦我没能就任，所以我相信对于部长来说，接受这个“似乎”大概是可能的。

①涉及法案（三）2中的例外规定（最后终归废止）：“条款1不对如下的公职人员生效：自1914年8月1日起已经是公职人员者，或者在世界大战中于前线为德意志帝国或其盟国战斗过，或者其父或其子在世界大战中牺牲者。其他例外情况可由帝国内政部长与负责专职部长或者负责国外公职人员的最高国家机关协商决定。”（出处同上，第34页）

②西格弗里德.A.凯勒（Siegfried A. Kaehler）（1885年6月4日生于哈勒，1963年1月25日卒于哥廷根）。历史学家，1920年于马堡任编外讲师，1921年在波茨坦帝国档案馆任档案顾问，1927年于马堡任编外教授，1928年于布莱斯劳任正式教授，分别于1932年在哈勒、1935年在耶拿、1936年在哥廷根任教授。

③法案的第8款规定，按照第3、4条被解职或者开除的公职人员，若其没有至少10年的工龄的话，将不会给其发放退休金。

④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在完成国家考试（1922年）、见习工作（1922/23年）和获得博士学位（1923年）后，于1923年至1926年期间在塔勒的社会女子学校做讲师，这所学校是以由爱丽丝·所罗门于（Alice Salomon）1908年建立并管理的社会女子学校为范本，在柏林的舍恩贝格区设立的。

⑤在1911年于魏玛的上吕错姆参加结业考试。

⑥1911至1913年间持续若干周的学校代理职务。

⑦1914年8月至1915年6月期间，在魏玛的野战医院。

然而，这个特赦条款却要以鲁斯特①和弗里克②先生的一致同意为前提，即是说，这需要鲁斯特先生的动议。鲁斯特先生因而必要这样来看待我，即他认为留住我是很值得的。而如今入驻机关部委的教育学院负责人却使我于此不敢奢望。现在唯一可能在这件事上帮助我的，就是马丁了，如果他为我写一封信给鲁斯特先生，把你们对我个人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评价讲述出来的话。凭着您如此深情厚谊的来信，亲爱的爱尔福丽德，我斗胆再写下这些话，另一方面我也反复问自己，在这种境况中我是否对马丁过分苛求了[插入：而根据他写的所有东西，我现在相信，我可以放心地这么做]。毕竟，这似乎是我隐约见到的唯一出路了。

凯勒夫妇在最近这几周业已成为我的好友。凯勒先生许久以来就请求我一定献上对你们伉俪的问候。与凯勒夫人③在一起，我感到自己与许多事情息息相关，尤其是涉及社会性的妇女工作的时候。她是一位热情、正直并且精神强毅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家族。针对女性的志愿工作职位如今存在于本省的三个地方：在塔勒、韦廷和艾斯莱本（Eisleben）。艾斯莱本驳回了一位非常能干的公立中小学校教师的倡议，我与她十分合得来，在这组织安排的事情上，我必须予以帮助。塔勒已自身受辖于格特鲁特·本斯豪森（GertrudBenshausen）④。就隶属于大学的韦廷而言，我已经能够在希勒小姐那里得到一个很好的主管职位，希勒小姐至今还是阿塔曼恩迈德之家⑤的主管，我以前就认识她。最近，我与凯勒夫人一起，对这个职位的一切底里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这还都是4月8号之前的事。至于我将必须深居简出多久，如今尚不清楚。

①伯恩哈特·鲁斯特（Bernhard Rust），1883年9月30日生于汉诺威，1945年5月8日于汉诺威自杀，1922年参加纳粹党，1925年为北汉诺威党部头目，1930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从1933年2月4日始担任普鲁士文化部部长，自1934年4月30日始，担任帝国科学、教育与国民教育部部长；对大学的清洗运动负有责任。

②威廉海姆·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年3月12日生于阿森茨，1946年10月16日被处决于纽伦堡，1904年至1924年任职于慕尼黑警察总局，纳粹党元勋，1923年参加希特勒的军事政变，1924年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1928年任纳粹党团主席，自1930年任图林根州内务厅长；1933至1943年任帝国内务部长，1943年至1945年任帝国波西米亚与莫拉维亚保护国主席。

③伊尔瑟·凯勒（Ilse Kaehler）；原姓克莱隆·杜松维勒公爵（Grafin Clairon d'Hausonville），自1932年与西格弗里德·A·凯勒结婚，1945年后在哥廷根学术资助机构任主管。

④不详。

⑤“阿塔曼恩”：“（由中高地德语art（农民），manen（男人）拼凑而成）起源于人民青年运动的若干同盟的自称，他们以号召年轻人参加自愿农业生产活动为目标。”参考文献：希勒，《纽伦堡书信》，1928年。引自《布罗克豪斯大百科全书》，第一卷，1928年，第714页。

哈勒，4月21日

本来除去对你盛情邀请的谢忱，已经无需再给这封信增添内容了。目前，我必须留在哈勒，直至事情水落石出。以我的忖度，那大名鼎鼎的政府部门征询问卷不日就要到了。然而，如果对我的裁决很是糟糕的话，我可能会报以极大的谢意接受你的邀请。亲爱的爱尔福丽德，你对我帮助的信任，使我十分欣慰。

我方才又想了起来一件事情，即我在1912年已经自愿参加了红十字会战争情况下的护士培训课程，由此可以推断：假如我是男人的话，我一定没有逃避我在前线的兵役——所以，我也有可能据此被按照这种情况来对待，仿佛……？我已然很激动，因为这些国家的妇女协会一般致力于推动这样的做法，即女公职人员的情况并不机械地按照男性的法律来处理。

因此，一旦收到政府部门的材料，我想在接下来几天再修书一封给马丁。那时我就更清楚地了解到，他能否并能怎样有效地帮助我。到时我将热切地向他恳求。今天，对于奥古斯丁的著作，我向他致谢。现在，他的著作是一件很好的读物。

我的父亲和安妮近来都在我身边。这好极了。安妮自然也一样很受牵连。前天，她也和我一并回了趟魏玛。

如今，你们不久就要和约格分离。我祝愿你们能和他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由衷地问候你们二位并为你们的友谊致谢。

你们的莉茜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