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德勒兹论羞耻感

耻与荣:T.E.劳伦斯

——《批评与临床》第十四章

[法] 吉尔·德勒兹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刘云虹 / 曹丹红

沙漠和对沙漠的感知,或者对沙漠中的阿拉伯人的感知似乎经历了某些歌德式的阶段。首先是光,但它尚未被感觉。它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不可见的、无色无形、不可触摸的透明。它就是理念,是阿拉伯人的神灵。然而理念或抽象物没有超验性。理念在整个空间延展,就像是开放性:“在那边,什么都没有,只有透明的空气”[1]。光是创造了空间的开口。理念是空间中根据运动的方向活动的力量:是实体(entités)、实质(hypostases),但不是超验性。叛乱、起义是光,因为它是空间(需要在空间中扩展,开拓尽可能多的空间),因为它是信念(最重要的是布道)。起义者是先知,而流浪的骑士,是费萨尔(Fayal)和奥达(Aouda),是传播信念、穿越空间之人。[2] “运动”:这就是起义的名称。

将要充斥整个空间的,是雾,是阳光照射下的雾。连起义本身也都是一种气体、一种蒸气。雾气是逐渐产生的感觉的最初状态,它制造了海市蜃楼,事物在其中上上下下,仿佛受到某个活塞的推动,人悬浮其中,仿佛悬挂在某根绳索上。视线迷蒙,视线模糊:某种幻觉的初显,某种无边无际的灰色。[3]这灰色是不是被一分为二了?当阴影笼罩、光线消失时,它就变成了黑色,而当光明本身变得浓重时,它就变成了白色。歌德将白色定义为“纯粹透明偶然产生的不透明的亮光”;白色是沙漠地带不断继起的事件,而阿拉伯世界是黑白双色的。[4]然而,这仍然只是感知的条件,感知的完全产生需要依赖色彩的出现,也就是说当白色逐渐暗沉变成黄色,当黑色逐渐清朗变成蓝色时。沙子和天空,直至浓重到产生令人目眩的紫色,在这紫色中,世界在燃烧,视觉被疼痛取代。视觉、疼痛,两种实体……:“他在夜间醒来,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是觉得生疼。”[5]从灰到红,是世界在沙漠中的出现和消失,是可见物与感知可见物的所有历险。空间中的理念是视觉,它从纯粹不可见的透明直至燃烧一切视觉的紫红色火焰。

“对那几个月来饱受阳光和黑炭的阴影折磨的眼睛来说,阴暗的悬崖、粉色的土壤和浅绿色的灌木丛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夜晚来临,西沉的太阳在山谷一侧投下绛红色的光辉,令另一侧陷入一种紫色的昏昧中。”[6]劳伦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之一。壮观的鲁姆山谷(Rumm),绝对的视觉,思想的风景。[7]而且色彩运动着,偏离着,移动着,滑动着,倾斜着,比起线条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者,色彩和线条同时产生,融为一体。砂石或玄武岩的风景结合了色彩和线条,然而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巨型的线条层层叠叠地被着色,色彩被拉成巨型的线条。芒刺或圆球的形状此起彼伏,与此同时,色彩相互回应,从纯粹的透明至令人绝望的灰色。脸庞同风景相呼应,在这些构图简洁的画中或隐或现,令劳伦斯成为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之一:“通常他的心情都很好,但他身上有一根准备受苦的神经……”;“他那飘扬的头发和他那如疲惫的悲剧作家一般沟壑纵横的脸庞……”;“他的思想就像是一处田园风光,胸怀四方,精致,友好,尽管有局限但目光独到……”;“他的眼皮在粗硬的睫毛上坍塌成疲惫的褶皱,透过眼皮,一束来自头顶太阳的红色光线在眼眶中闪烁,将眼眶变成了炽热的火坑,而人在这火坑中慢慢燃烧。”[8]

最出色的作家拥有特殊的感知条件,使他们能够汲取或雕琢审美感知物,将它们视为真正的视觉形象,哪怕双眼为此变得通红。海洋从内部渗入梅尔维尔的感知中,以致航船同空洞的大海相比,显得那么不真实,而且强行进入视线中,仿佛“从海底深处出现的海市蜃楼”[9]。然而,仅仅求助于某个令事物扭曲、令感知颤抖或跳跃的场所的客观性足够了吗?这里更多地涉及的会不会是一些主观条件呢?这些条件确实呼唤这个或那个有利的客观场所,在场所中体现,可能会与之吻合,但它们仍然保留了某种不可抗拒、无法理解的差别。普鲁斯特正是凭借一种主观倾向,在门缝下吹进来的风中找到了他的感知物,因此当人们指给他看美好事物时,他显得有些无动于衷。[10]在梅尔维尔身上,有一个为水手们所不熟悉的内心海洋,尽管他们已经有所预感:莫比·迪克在那里游泳,它投射到外部海洋中,但这样做是为了转变对海洋的感知,并“抽离”出对海洋的一种视觉。在劳伦斯身上,有一处内心的沙漠,将他推向阿拉伯的沙漠,推向阿拉伯人中间,这一内心的沙漠在很多处都同阿拉伯人对沙漠的感知和认识相吻合,但它保留了无法抹杀的差别,将阿拉伯人的感知和认识引入某个完全不同的隐秘形象中。劳伦斯说阿拉伯语,像阿拉伯人那样穿着和生活,甚至连受刑时发出的叫声都是阿拉伯语,但他不会模仿阿拉伯人,他永远不会放弃他的那点差别,而他已经感觉到这种差别是一种背叛。[11]穿着已婚青年的服装——“可疑的洁白无暇的真丝长袍”,他不停地背叛着他的妻子。劳伦斯身上之所以存在这点差别,不仅仅因为他还是个英国人,还在为英国服务——在某个同时背叛一切的噩梦中,他背叛了阿拉伯半岛,也背叛了英国。但这一差别也不是由他的个体差异所导致的,因为劳伦斯的行动是对自我的一种冷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摧毁。他埋下的每颗炸弹也都在他身上爆炸,他自己就是一颗被他引爆的炸弹。这是一种无比神秘的主观倾向,不能将它同某种民族或个人的性格混为一谈,它令他在被摧毁的自我的废墟之下远离了他的祖国。

再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一推动着劳伦斯的主观倾向的问题更为重要,它将劳伦斯从“存在的锁链”中解放了出来。即使一个精神分析师,也不会太快下定论说这一主观倾向是同性恋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说精彩题词中提到的,成为劳伦斯行为动力的隐秘的爱,尽管同性恋倾向可能被包含在这种主观倾向中。我们也不会相信这是一种背叛倾向,尽管背叛行为可能由此产生。此处涉及的不如说是一种深刻的欲望,一种如下的倾向:将自我和他人的鲜明形象投射到事物中,投射到现实中,投射到未来,投射到天空中,好让形象能够拥有自己的生命。这一形象不断被重拾,被修补,它一路走来不断成长,直至成为一种神话形象。[12]这是一个制造巨人的机器,柏格森称其为神话制造功能。

劳伦斯说他透过迷雾看东西,不能立即看清形状和颜色,只能通过与它们的直接接触认出它们来;说他不能算是个行动派,说他比起结果和方法来,对理念更感兴趣;说他几乎没什么想象力,而且不喜欢做梦……在这些否定的特征中,有很多动机将他同阿拉伯人配成对。然而,给予他灵感、推动他前进的,是成为一个“白日梦者”的梦想,这个“白日梦者”实际上是个非常危险的男人,他不是通过同现实或行动的关系,也不是通过同想象或梦境的关系,而仅仅是通过某种力量来定义自我的,凭借这股力量,他将从自己或自己的阿拉伯朋友身上汲取的形象投射到现实中。[13]那么形象同他们的真实情况相符吗?有些人指责劳伦斯赋予了自己从来不曾拥有过的重要性,这些人只能表现出他们人格的狭隘、毁谤的能力和阅读文本时的无能。因为劳伦斯并没有掩饰实情:受到脆弱的人际网络的限制,他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他强调他的很多行动都是无足轻重的,比如当他埋下没有爆炸的炸弹,又记不起埋炸弹的地点时。至于他夸耀的但并没有令他产生幻觉的最后胜利,也只是在盟军来临之前,将阿拉伯游击队带到大马士革。当时的情形同我们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看到的情形很相似,抵抗运动占领了某个被解放城市的市政大楼,甚至还来得及制服一些人,后者是某个在最后一刻产生的折中协议的代表。[14]总而言之,劳伦斯在他行进的道路上投射下了一些伟大形象,这些形象超越了实际上往往微不足道的行动。促使他这样做的,不是一种可悲的、个人的谎语癖。投射机器同起义运动本身不可分离:它是主观的,它反映的正是起义军伍的主观性。与此同时,还需要劳伦斯的写作、他的风格,来重新叙述并取代它:主观倾向——也就是形象的投射力量——同时是政治的,情色的,艺术的。劳伦斯自己展示了他的写作计划是如何与阿拉伯运动紧密结合的:由于缺乏文学技巧,他需要起义和布道的机制来成为作家。[15]

劳伦斯投射到现实中的形象不是一些膨胀的形象,会因虚假扩张而犯下原罪;它们通过一种纯粹的、悲剧性或喜剧性的强度——作者擅于赋予事件上述种种强度——而具有重要价值。他从自身提取的形象不具有欺骗性,因为它并不需要回应某种事先业已存在的事实。这里涉及的是制造现实,而不是回应现实。正如热内在谈论这类投射时所指出的那样,形象之后空无一物,是一种“存在的缺席”,一种代表着某个溶化的自我的虚空。形象之后空无一物,除却带着一种奇特的冷静注视着这些形象的精神,哪怕这些形象是血腥的,或者被撕裂的。[16]因此《智慧七柱》中实际上存在着两本书,两本互相渗透的书:一本关于投射到现实中并拥有自己生命的形象,另一本关于注视这些形象并陷入自身抽象活动之中的精神。

因为注视着形象的精神本身不是空洞的,而抽象活动是精神的双眼。宁静的精神中贯穿着种种念头,念头在其上留下印记。精神是有着复眼的怪兽,时刻准备扑向被它辨认出来的动物躯体。劳伦斯强调自己对抽象事物的狂热激情,他与阿拉伯人共同分享了这种激情:一方同另一方一样——劳伦斯或阿拉伯人,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停止行动,去追随他们所遇见的一种理念。我是抽象性的奴仆[17]抽象的理念不是无生命体,而是能够激起强大空间活力的实体,它们在沙漠中同被投射出来的形象密切融合,不管形象是东西、躯体还是存在。这是《智慧七柱》之所以成为某种双重阅读、双重戏剧性的对象的原因。劳伦斯的特殊倾向正在于此,即凭借某种天赋,充满激情地令这些实体存在于沙漠中,在骆驼步伐踏出的不连贯的节奏中,跟人与物并驾齐驱。可能这一天赋赋予了劳伦斯的语言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令他的语言听起来像一门外语,与其说是受阿拉伯语影响,不如说是受一种幽灵般的德语的影响,后者注入他的笔触,令英语产生了新的力量(一种不流畅的英语,诚如福斯特所言,粗糙,生硬,时刻变换着语体,充满抽象的思考、停滞的进程和中断的视野[18])。无论如何,劳伦斯的抽象能力令阿拉伯人着迷。某个狂热的夜,他那燃烧的精神促使他发表了一番几近疯狂的言论,他揭露了万能和无限,祈求这些实体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在我们身上淬炼用它们自身的废墟铸造的武器,又歌颂了挨打的重要性,歌颂无为(Nonfaire)是我们唯一的胜利,而失败是我们最崇高的自由:“对洞察一切的人来说,失败是唯一的目标……”[19]最奇怪的是,听众都对此产生了足够的热情,以至顷刻间都决定加入起义的队伍。

我们从形象谈到了实体。归根结底,这便是劳伦斯的主观倾向:这是一个实体世界,这些实体行经沙漠,衬托着形象,与形象互相交织,并赋予形象一种可见的维度。劳伦斯说他深刻了解这些实体,但他无法把握的,是它们的character(特殊性格)。请不要将特殊性格等同于自我。在主体性深处,没有自我,有的只是一种奇特的合成物、一种特异体质、一个神秘数字,仿佛有一种独特的运气,令这些实体被保留,被渴望,令这一组合被选中:是这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叫作劳伦斯的是这一组合。骰子的一掷,某种掷骰子的意愿。Character是野兽:将形形色色的实体集中在一起的精神、意愿、欲望、欲望沙漠。[20]因此问题变成了:这些主观实体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组合的?劳伦斯将宏伟的第一百零三章贡献给了这两个问题。在这些实体中,没有一个比耻辱和荣耀,比耻辱与骄傲更受强调。可能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辨认character的秘密。羞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并且是以一种非常自豪、高傲的方式。

在与其他不同实体保持关系的同时,每个实体又都是多重的。羞耻,首先是背叛阿拉伯人的羞耻,因为劳伦斯不停地向他们保证英国人会信守诺言,但他非常清楚这些承诺无法兑现。尽管是出自真心,劳伦斯仍然为向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宣扬民族自由而感到羞耻:这是一种不好过的处境。劳伦斯不断将自己视为骗子,“然后我又穿上了我那虚假的外套”[21]。然而,在轻微背叛自己的种族和自己的政府时,他也获得了一种补偿性质的自豪感,因为他培养了一些有能力——他这么希望——迫使英国人信守诺言的游击队员(这是进入大马士革事件显得重要的原因)。他那夹杂着羞耻的骄傲,是看到阿拉伯人如此高贵、英俊、迷人(尽管他们有时也会背叛),在任何方面都同英国士兵具有巨大反差。[22]因为,根据游击战的需求,他教导的都是游击战士,而非正规军。随着阿拉伯人逐渐参与到起义中,他们同投射的形象越来越吻合,这些形象赋予他们个性,令他们成为巨人。“我们的骗局为他们增光添彩。我们越是谴责自己,蔑视自己,就越能厚颜无耻地为他们——我们的杰作——而自豪。我们的意愿吹着他们前行,仿佛他们是稻草一般,然而他们并不是稻草做的,他们都是最勇敢、最单纯、最快乐的人。”作为第一位讨论游击战的伟大理论家,劳伦斯认为主要的对立是突袭和大战役的对立,是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对立。游击战问题于是同沙漠问题合二为一:这是个性或主体性的问题——哪怕涉及的是一支队伍的主体性——牵扯其中的是自由的命运;而战争和军队是对一个匿名群体的组织,这个群体受制于客观的法令,后者的目的就是将人塑造成“类型”[23]。对玷污沙漠的战役感到羞耻——劳伦斯唯一一次因心灰意冷而同土耳其人展开的战役最后成为一场肮脏、无用的大屠杀。为军队感到羞耻——军中成员比犯人更糟糕,他们只能吸引妓女前来。[24]确实也曾有那样的时刻,游击队员如果想取得决定性胜利,就不得不组成一支军队,或者至少加入一支军队,但他们常常像自由、叛逆的人一样消失。《智慧七柱》几乎一半的篇幅向我们描述了游击战阶段逐渐消失的漫长过程,描述了自动机枪和劳斯莱斯军车取代骆驼,专家和政客取代游击战首领的过程。连舒适和成功都令人感到羞耻。羞耻感的产生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动机。最后,当满心孤寂的劳伦斯在疯狂大笑两声后消失时,他可以像卡夫卡那样说:“仿佛他死后,他的羞耻感还将留在人间。”羞耻感令人变得伟大。

在一种羞耻感中夹杂着多种羞耻感,然而还存在其他羞耻感。怎么可能恬不知耻地发号施令呢?发号施令,就是窃取别人的灵魂,将它们送向痛苦的深渊。首领如果不承受痛苦,不牺牲自我,就无法得到信仰他的群众——“目光短浅的大众集合而成的狂热希望”——的支持。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救赎式的牺牲中,依然存在着羞耻感,因为这一行为是对别人位置的剥夺。救赎者满足于他的牺牲行为,但“他伤害了他的弟兄们的男性气概”:他没有足够多地牺牲自我,因此他的自我阻止了其他人扮演救赎者的角色。这是“充满阳刚之气的信徒感到耻辱”的原因,仿佛基督从小偷那里剥夺了本该属于他们的荣耀。救赎者感到羞愧,因为他“贬低了被救赎者的尊严”[25]。正是这一类残忍的思考撕裂了劳伦斯的大脑,并令《智慧七柱》成为一本几近疯狂的书。

那么,是不是应该选择被奴役?然而,还有比屈服于自己的下属更令人羞愧的事吗?当人不仅仅在生物功能方面,而且在最人道的计划方面依赖动物时,耻辱感更是得到了成倍增加。如非必要,劳伦斯避免骑马,宁愿光脚走在锋利的珊瑚上,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还因为他耻于依赖某种低等的存在形式,后者同我们的相似之处足以令我们联想到我们自身在上帝眼中的形象。[26]虽然劳伦斯也描绘了不少骆驼的令人赞叹或趣味横生的肖像,但当发烧令他不得不承受它们的臭味和污秽时,他的仇恨就爆发了。[27]军队中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束缚,例如依赖不比动物更高级的人。一种被迫的、令人耻辱的束缚,这就是军队的问题。如果说《智慧七柱》确实提出了这一问题:如何在沙漠中作为自由的主体生活并生存下去?那么,劳伦斯的另一本书《铸币厂》(La matrice)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在把我的命运与同类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时,重新成为一个与他人一样的人”?如何作为一个匿名的、连最细微的特征都受到客观限定的“类型”,在军中生活并生存下去?劳伦斯这两本书类似对两条道路的探索,正如巴门尼德(Parménide)的诗歌所表现的那样。当劳伦斯进入匿名状态,只是身为一名士兵时,他从一条道路过渡到了另一条。《铸币厂》在这个意义上是对耻辱的赞歌,正如《智慧七柱》是对荣誉的赞歌。然而,由于荣誉本身已充满了耻辱,因此耻辱也可能携带有一个荣誉的出口。荣誉那么深刻地被压缩在耻辱中,导致束缚也变得荣耀起来,只要束缚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束缚。在耻辱之中,总能分离出一种荣誉,一种“对人类的十字架的颂歌”。劳伦斯请求赐予自己的,是一种自愿的束缚,他全心呼唤的,是一种类似带有受虐倾向同时又充满骄傲的合约:是臣服,而不是奴化。[28]在沙漠中定义一个主体群的,是自愿的约束,例如劳伦斯本人的保镖。[29]但正是这种束缚将军队中可耻的依赖关系转化成一种壮丽的、自由的约束:这就是当劳伦斯从兵站的耻辱谈到士官学校的荣耀时,《铸币厂》所表现出来的教义。劳伦斯这两条道路,两个如此不同的问题,在自愿的束缚中合而为一。

羞耻感的第三个方面,也可能是最根本的方面,就是对身体的羞耻感。劳伦斯赞赏阿拉伯人,因为他们蔑视身体,而且在整个故事中,他们“像前后相继的海浪一般向肉体的海岸发起冲击”[30]。然而,羞耻比蔑视多了一点东西:劳伦斯强调了他同阿拉伯人之间的差异。他深具羞耻感,因为他认为,无论精神多么独特,它都同身体密不可分,两者被不可救药地缝合在一起了。[31]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甚至不是精神的一种手段或载体,更多的是一种包裹在精神行动之上的“分子的泥浆”。当我们行动时,身体便受到忽视。相反,当它被限制在泥浆状态时,我们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它终于受到了注视,达到了它的终极目标。[32]《铸币厂》正是以对带有耻辱印记的身体的这种羞耻感展开话题的。在两个著名的片段中,劳伦斯描写了极端恐怖的画面:他那被贝伊(bey)的士兵折磨并强奸的身体,以及濒死的土耳其人的身体,后者虚弱地举起手,表明他们还活着。[33]之所以会认为恐怖有尽头,是因为分子的泥浆是身体最后的状态,而精神带着某种兴味注视着它,因为它在身体上找到了无法超越的终极的安全感。[34]精神朝身体俯下身:如果没有精神这一俯身向下的动作,没有这一对可耻之物的向往,没有这种精神的窥视癖,羞耻感就无从谈起。也就是说,精神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以身体为耻:事实上,它为身体感到羞耻。仿佛它对身体说:你让我感到羞耻,你该感到羞耻……“一种身体上的孱弱令动物性的自我往远处匍匐,并隐藏自身,直至羞耻感过去”[35]。

对身体的羞耻感暗示着一种对身体的特殊看法。按照这种看法,身体有一些外在的自动反应。身体是一只动物。身体所做的一切都是自行完成的。劳伦斯将斯宾诺莎的名言据为己有了:我们不知道一个身体所能做的事!在折磨之中,是一种勃起;即使处于泥浆状态,身体也被阵阵颤动贯穿,就像传遍死蛙身体的反射;或者濒死者的敬礼,那令所有濒死的土耳其人全身颤抖的举手的尝试,仿佛他们在重复同一戏剧性的动作,而这一动作令劳伦斯爆发出疯狂的笑声。更何况,在正常情况下,身体总是在精神有动静之前不停地付出行动,做出反应。我们可能还记得威廉·詹姆斯的情感理论,后者经常遭遇莫名的反感。[36]詹姆斯提出了一种悖谬的次序:① 我看到一头狮子,② 我的身体开始颤抖,③ 我害怕了;① 对某种情境的感知,② 身体的变化,变强或变弱,③ 意识或精神的情绪波动。詹姆斯的理论可能有失偏颇,因为他将这一次序同一种因果关系等同了起来,并认为精神的情绪只是身体变化的结果或影响。然而,这一次序是正确的:我处于一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情境中;我的身体“匍匐并隐藏自身”;我的精神感到了羞耻。精神起先是冷静、好奇地看着身体所做的一切,它首先是一名证人,随后它开始激动起来,成为狂热的证人,也就是说它感受到了自己的情感,这情感并不单单是身体的影响,而是俯瞰身体并对此做出评价的真正的批评实体。[37]

精神实体和抽象观念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它们是情绪,或情感。它们数不胜数,也不仅仅存在于羞耻感中,尽管羞耻感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身体有时会让精神感到羞耻,但身体也会令精神发笑,或者魅惑它,正如年轻、英俊的阿拉伯人的身体(“他们那卷曲的鬓发紧贴在太阳穴上,形成长长的弯曲的角,令他们看起来像俄国舞者”[38])。感受到羞耻、几近崩溃,或者感受到乐趣或荣耀的总是精神,而身体“继续固执地干着苦差事”。富有情感的批评实体不会相互取消,而是可以并存且相互融合,从而构成精神的character,由此构成的并不是一个自我,而是一个重力中心,这一重力中心随着木偶剧场秘密的牵线装置不停地从一处移向另一处。这大概便是荣誉,一种隐藏的意愿,它令实体之间互相沟通,并在合适的时刻将它们抽取出来。

当精神注视着身体时,实体便在精神之中起身并行动起来。这是主体性的行动。它们不仅仅是精神的双眼,还是它的力量、它的言语。在劳伦斯的笔触中,我们听到的是实体之间的碰撞。然而,因为它们除了身体之外别无其他客体,所以它们在语言的极限处激起了一些可视可闻的伟大形象,这些形象掏空着无生命或有生命的身体,既羞辱着它们同时又赞美着它们,正如《智慧七柱》的开篇:“夜晚,我们被露水弄得肮脏不堪,在群星无尽的沉默面前为自己的渺小深感羞耻。”[39]仿佛实体充盈着一个内心的沙漠,后者被扩展至外部的沙漠,并透过身体,在此投射出种种神话形象,人、兽和石头。实体和形象,抽象概念和具体视觉交织,令劳伦斯成为另一个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劳伦斯没有撒谎,即使是在快乐中,他仍感受到了面对阿拉伯人的一切羞耻:羞于伪装,羞于分担他们的苦难,羞于指挥他们,羞于欺骗他们……他为阿拉伯人感到羞耻,替阿拉伯人感到羞耻,也羞于面对阿拉伯人。然而劳伦斯身上始终带有这种羞耻感,它无时无刻不存在,一出生即存在,仿佛这是特殊性格的一个深刻的组成部分。面对这种深刻的羞耻感,阿拉伯人开始扮演起一个赎罪式的、自觉自愿的净化式的光荣角色;劳伦斯自己也帮他们将微不足道的行动转化为抵抗和解放战争,哪怕这一战争最后不得不因背叛而宣告失败(失败反过来加强了荣耀或纯洁性)。英国人、土耳其人乃至整个世界都瞧不起他们,但这些傲慢、快乐的阿拉伯人仿佛跳出了耻辱感,捕捉住了视觉和美的影子。他们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奇怪的自由,在这自由中,荣与耻进入了一种几乎精神式的肉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找到了让·热内与劳伦斯的多重相似之处:与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的事业结合的不可能性,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耻辱感,来自别处的、与存在同质的更为深刻的耻辱感,以及对一种傲慢的美的揭示,这种美,正如热内所说的那样,表现出“羞耻之外的爆炸”有多么“轻而易举”,至少在某一刻是这样……[40]

[1] 第四卷,第五十四章。关于阿拉伯人的神,无色无形,无法触摸,包含一切,参见“引言”,第三章。我们这里引用的是收入伽利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的《智慧七柱》,于连·德勒兹译。

[2] 第三卷,第三十八章。

[3] 关于雾气或“海市蜃楼”,第一卷,第八章。在第九卷,第一百○四章有一段出色的描写。关于叛乱像气体、蒸气的说法,参见第三卷,第三十三章。

[4] 参见“引言”,第二章。

[5] 第五卷,第六十二章。

[6] 第四卷,第四十章。

[7] 第五卷,第六十二、六十七章。

[8] 第四卷,第三十九章;第四卷,第四十一章;第五卷,第五十七章;第九卷,第九十九章。

[9] 梅尔维尔,《贝尼托·塞莱诺》(Benito Cereno),伽利玛出版社,第201页。

[10] 普鲁斯特,《索多姆和戈摩尔》(Sodome et Gomorrhe),“七星”文库第二卷,第944页。

[11] 关于这位英国人在面对阿拉伯人时采取的两种可能的行为,参见第五卷,第六十一章。以及“引言”,第一章。

[12] 参见让·热内(Jean Genet)对这种倾向的描述:《爱之囚》(Un captif amoureux),伽利玛出版社, 第353—355页。热内与劳伦斯有诸多相似之处,当热内与一群巴勒斯坦人共同置身沙漠中,呼唤另一场起义时,也是出于一种主观倾向。参见费利克斯·瓜塔里的评论:《重见热内》[(Genet retrouvé)见《精神分裂分析制图学》,伽利略出版社,第272—275页]。

[13] “引言”:“白日梦者,危险的男人……”关于他感觉的主观性,参见:第一卷,第十五章;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第四卷,第四十八章。

[14] 参见第十卷,第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一章(废黜阿卜杜拉卡德尔侄子组建的伪政府)。

[15] 第九卷,第九十九章:“最后,命运带着一种邪恶的性情,在让我扮演实干家的角色时,使我在阿拉伯起义中占了一席之地,对于亲眼看见、亲自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阿拉伯起义就是现成的史诗主题,我由此走向了文学……”

[16] 第六卷,第八十、八十一章。“引言”第一章。

[17] 。第九卷,第九十九章。

[18] 参见E.M.福斯特(E.M.Forster),1924年2月中旬信件[《致T.E.劳伦斯的信》,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社(Letters to T.E. Lawrence,Londres,Jonathan Cape)]。福斯特指出,从来没有人能像劳伦斯那样,通过一系列前后相继的静止状态,以如此少的流动性来再现运动。

[19] 第六卷,第七十四章。

[20] 第九卷,第一百零三章:“我充分意识到自己身上被包裹起来的力量和实体,被隐藏起来的是它们的特殊组合(character)。”以及关于精神之兽——意愿和欲望——的言论。奥逊·威尔斯坚持英语中的character一词的特殊用法[参见巴赞,《奥逊·威尔斯》,塞尔出版社(Bazin,Orson Welles,Cerf),第178—180页]:类似尼采思想中集合多种力量的权力意志。

[21] 第七卷,第九十一章(及书中其他几处)。

[22] 第九卷,第九十九章(同时参见第五卷第五十七章,当奥达因“同情”同土耳其人进行秘密商谈时,他仍旧具有同样的魅力)。

[23] 第五卷,第五十九章。第十卷,第一百一十八章:“沙漠的精髓是个体……”

[24] 第十卷,第一百一十八章。

[25] 第九卷,第一百章。

[26] 第三卷,第二十九章。

[27] 第三卷,第三十二章。

[28] 参见第九卷,第一百零三章:劳伦斯抱怨没能找到可令他臣服的主人,甚至连艾伦比(Allenby)都不够格。

[29] 第七卷,第八十三章:“这些男孩很享受服从别人和令身体受蔑视的事,以便更突出他们在精神平等下的自由……他们在自降身份中发现了一种乐趣,一种同意主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的自由,因为他们的精神同他是平等的,而合约是自愿的……”而被迫的束缚正好相反,因为它是灵魂的堕落。

[30] “引言”,第三章。

[31] 第七卷,第八十三章:“认为精神与物质截然相反的观念是阿拉伯人自我放逐的基础,但这种观念一点都帮不了我。我通过完全相反的道路实现了自我的放逐……”

[32] 第七卷,第八十三章。

[33] 第六卷,第八十章,第十卷,第一百二十一章。

[34] 第九卷,第一百零三章:“我在底层寻找着快乐和冒险。在我看来,在自我贬低中有一种确信,一种最终的安全感。人可以上升到任何高度,然而存在着一种动物性的层级,人不可能跌至这个层级以下。”

[35] 第三卷,第三十三章。

[36] 参见詹姆斯,《心理学原理》,里维埃出版社(Précis de psychologie,Rivière),第499页。

[37] 因此至少存在三“方”,正如劳伦斯在第六卷第八十一章中指出的那样:一方同身体或肉体一起前进,一方“在右上方盘旋,并好奇地俯下身”,而“饶舌的第三方则边说话边发问,对身体强加给自己的体力活提出批评……”。

[38] 第六卷,第七十八章。

[39] “引言”,第一章。

[40] 参见阿兰·米利昂蒂,《羞耻之子:论热内的政治介入》,载《巴勒斯坦研究杂志》(Alain Milianti,Le fils de la honte:sur lengagement politique de Genet,Revue détudes palestiniennes),1992年,第42期。在这篇文章中,每个适用于热内的词同样适用于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