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他性交往异化到劳动异化

——《穆勒笔记》再研究

张一兵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

摘要：青年马克思最初跳出经济学语境的哲学话语，缘起于认同赫斯的他性交往异化构式，但他指认交换媒介的货币是人的社会共同本质的异化，这是马克思全部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完整的异化构式。这也是一个从赫斯交往异化构式中逐步摆脱出来的过渡性异化构式。马克思意识到，基于资产阶级社会等于交换和贸易的抽象的交往/共同社会本质异化批判构式，却与国民经济学一样，恰恰模糊了资本家与工人的真实关系。当时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青年马克思不得不想的问题是，工人与资本家都是交往类本质异化中的商业领域中的“小贩”吗?所以，他必须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焦点重新聚焦到与资本家对立的工人身上。这就需要从含混的市民—商业交换(流通领域)/交往的主体际关系转换到工人—劳动(生产领域),于是，源自赫斯的交往异化构式的他性社会联系的异化构式就走向马克思自己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 《穆勒笔记》; 交往异化; 劳动异化;

原文刊载于《河北学刊》2022年第3期

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 （1）中已经说明，《巴黎笔记》第五笔记本中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都是广义的“巴黎笔记”的组成部分，只是它们表征了人本主义哲学家马克思试图从国民经济学专业构序中“跳出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两次努力 （2） 。二者性质有所不同，前者是在研究经济学的摘录中出现的批判性思想火花，而后者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摘录基本结束之后专门撰写的一部未完成手稿的残篇；前者是在经济学话语之中“半截子”跳出来的哲学批判话语，而后者是马克思完全自觉跳出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前者仍然在赫斯的影响下，从关注资产阶级社会流通领域中的交往(货币/交换)异化开始，经过他性观念赋型中变形的社会共同本质异化，且迅速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而后者则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劳动外化的对象性存在的异化和扬弃的否定辩证法的帮助下，深化为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这标志着青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认识的人本学阶段，它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重要历史过渡。这里，我们就来分析《穆勒笔记》中的复杂话语实践。

一

在《穆勒笔记》中，首先，青年马克思在摘录法文版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Élémens d'économie politique)里强化了一个在前期《巴黎笔记》中已经确认的重要观点：“在国民经济学中，规律是由它的对立面，由无规律性来决定。国民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Zufälligkeit)。” （3）这是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动本质的批判。显然，这一观点中含有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III“自然偶然性” （4）的影子。在后来摘录布阿吉尔贝尔的时候，马克思解释了这个由“无规律”来实现的偶然性规律。他评论道：“所有现代国民经济学家对一切的放任。在布阿吉尔贝尔那里和在其他人那里一样，物的自然进程(der natürliche Lauf der Dinge),即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将会赋予事物(Sache)以秩序。” （5）这是马克思在整个《巴黎笔记》两次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中的一处。我们还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认识论对象从这时开始就不再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直观，而开始深入到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唯物主义关系场境，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偶然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规律。显然，他已经理解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在经济无序活动(“无规律”熵增)中自发地“赋予事物以秩序”。这显然会对之后马克思的非物像场境关系存在论的构序和批判认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他也进一步加深了过去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看到过的观点，即在“文明社会”(civilisirte Gesellschaft)中，“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der Arbeiter und der Capitalist zwei verschiedene Personen)（6）。马克思意识到，斯密和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II中出现的原子化个人(市民)之间的需要是抽象的，因为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资本家对工人的需要是用工资雇佣工人为自己劳动(arbeiten zu lassen),而工人的需要只是在贫困线上养活自己。这是青年马克思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深化斯密—黑格尔市民社会话语I

I的开端，也是他超越黑格尔市民社会话语III建构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理论的起步。马克思发现，真正在这个社会中获得幸福的人是拥有财产的资本家，“他们是自己时代的主人”(Herren ihrer Zeit sind),只有他们“享受全人类所应享受的种种乐趣”。这也是说，资本家是所谓市民社会的真正统治者。并且，资本家手中的可以生财的资本实际上是“积累的劳动”(travail accumulé),如果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发生相互需要的交换关系，那么，实质上是资本家手上的“积累的劳动”与工人的“直接劳动”(travail immédiat)的交换。（7）这样，马克思所指认的坏的劳动，则进一步分化为作为资本的“积累的劳动”与工人出卖的“直接劳动”,劳动本身以积累起来的对象性存在反过来奴役自己，这将是他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无良本质的正确入口。重要的是，当青年马克思进入经济学语境之中时，他正在慢慢接近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客观经济关系，但是，当他跳出经济学，以哲学人本学批判构式从外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时，却改变了这一正确的构序方向。这是一个特殊的辩证法悖反。

詹姆斯·穆勒

其次，跳出经济学看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Geld)异化。我们发现，在经济学的摘录过程中，在西斯蒙第等人的启发下，青年马克思突然换了一种话语方式言说，他认为，穆勒将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Vermittler)”的观点，是“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Wesen der Sache)” （8）。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即只有跳出经济学的直观现象，通过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才可能发现的东西。其实，这已经是可能性空间中的双重非物像的批判认识论透视：一是这里穆勒的交换关系，已经是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对超出自然经济后非实体经济关系的透视，这有可能走向之后第一层级物像证伪的逻辑构式；二是交换本身作为中介关系，却呈现了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关系颠倒，这有可能走向之后第二层级经济物像证伪的批判构式。在马克思看来，“人使这种中介活动(vermittelnde Thätigkeit)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entmenschter Mensch)而活动；事物的相互关系本身(Beziehung selbst der Sachen)、人用事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fremden Mittler)——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Sklaverei)就达到极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现实的上帝(wirklichen Gott)” （9） 。

这里，马克思的话语方式当然不是经济学，而是自《论犹太人问题》开始强化起来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哲学，这也是一种穿透经济学话语的批判认识论构式。这样，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性财富的地方，马克思的认识对象已经是李嘉图和穆勒等看不到的更深一层本质：货币作为一个媒介(关系)看似成为人与人交换的环节，但人们在这个媒介中丧失自己应有的主体性；看起来是人通过货币这个事物做事，但这个事物将人的活动变成了事物之间的关系；货币看似体现了人的某种特质，却把人的本质异己化了；货币看似服务于人，却获得了对人(主体)的支配“权力”;货币看似匍匐于人的脚下，却成为人的“现实的上帝”!我们记得，这是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引述过的赫斯的观点，但那时，青年马克思并不知道赫斯的金钱之神是如何被颠倒的交换(交往)关系建构而成的。在此，马克思终于发现了金钱成为上帝的秘密在于交换的媒介。这里的“事物的相互关系”,将在很久之后成为事物化颠倒理论赋型的核心观点。

对于这一来自赫斯货币异化构式的哲学话语，青年马克思进一步作了如下的发挥：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货币，“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entfremdete Wesen),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在人的生产(menschlichen Production)与人的生产之间起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entäusserte Gattungsthätigkeit)。因此，凡是人的这种类生产活动(der Production dieser Thätigkeit)的属性，都可以转移给这个媒介。因

此，这个媒介富到什么程度，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媒介相脱离的人也就穷到什么程度” （10）。

马克思在此文本中25次使用Entfremd一词。应该指出，这里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异化构式的出现，是一个离开经济学话语，走向形而上学价值批判和批判认识论的过程。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货币这种媒介正是私有财产遮蔽了自身本质的异化，可青年马克思在这里并无法说明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什么，这将是他在《1844年手稿》中思考的问题；他也提及人的生产活动，但这时的生产活动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货币堆砌起来的地方，没有钱的人就是穷人，但这种富与穷的关系并无法对应他前面已经看到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还应该说明，这里马克思三次使用的打着着重号的“外化的”(entäusserte)一语，显然来自于黑格尔，因为在后者那里，观念主体的异化总是与物性的外化相关联的。但entäusserte一语真正成为关键性的理论构序的凸状环节，是发生在不久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思想实验之后。（11）

也是在这里，出现了青年马克思这一摘录笔记中唯一一处对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使用。他说，货币这种颠倒的物性“贯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生产环节和一切运动中(die in allen Gliedern der Productionen und Bewegunge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steckt)” （12）。这也是青年马克思在整个《巴黎笔记》中两次使用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中的另一处。很可能，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精细地区分经济关系中的流通与生产，但这里无意识发生的深刻之处在于，马克思指认这种(出现于流通领域的)货币关系的颠倒，贯穿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生产环节和一切运动之中。这说明，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逐步生成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生产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这为下面马克思从流通领域的交往异化构式走向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异化创造了前提性条件。这一观点，会在他遭遇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时进一步强化起来。这种重视生产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观点，将是后来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钥匙：一是人们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构序是社会定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革命；二是经济学中从流通交换中的形式上的平等，深入到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的经济学革命。

再次，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是人的社会共同本质的异化。其实，青年马克思在这里最初跳出经济学语境的哲学话语缘起于认同赫斯的他性交往异化构式。这使他首先会想到《论犹太人问题》中自己肯定过的观点，不同在于，现在马克思知道了赫斯的货币异化的基础是中介性的交往关系在商品交换中的畸变。这当然是一个深刻的逻辑链接。马克思说，货币的本质其实首先并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vermittelnde Thätigkeit)或是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entfremdet)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materiellen Dings)的属性” （13）。不过，青年马克思此处的分析比赫斯更加深入了。一方面，马克思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前述斯密-黑格尔市民社会话语II的内在逻辑，即原子化的谋求私利的个人的相互依赖的需要体系，正是建立在这种畸变为“物质东西”的交换关系赋型之上的。可以觉察到，马克思在接触经济学的过程中，也在无意识地进入社会唯物主义的构境层，因为新的工业生产之上的经济生活的本质是人的社会行动，而非对象性的物。这是马克思非物像认识论构式中新的对象，并且当这种关系场境行动颠倒地变成物时，这就是异化。另一方面，青年马克思理解了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私有财产必然会发展到货币。“这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际(geselliges)的存在物( Wesen)必然发展到交换(Austausch),因为交换——在存在着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必然发展到价值(Werth)。” （14） 显然，这是在用哲学话语跳出经济学理论构序，可是，这里的“人作为喜爱交际的存在物”一语，直接就是赫斯的东西，即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交往关系在交换中的异化。这个交往类本质，当然是非历史非现实的价值悬设。这说明，青年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一个货币异化构式背后，是来自赫斯的他性的交往异化话语。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批判话语构境直接延续了《论犹太人问题》中他表层挪用赫斯金钱异化的观点，显然这已经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深化。

二

当然，马克思并不会简单地认同赫斯，他在同一个构序方向上，进一步将赫斯的交往类本质异化构式从观念赋型中改造成人的共同社会本质异化构式。这是青年马克思从他性观念赋型向自主性构式的有限努力。在马克思此时的哲学判读中，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是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共同本质(Gemeinwesens)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这还是在用人本主义的构式解释经济学，在交换和贸易形式背后，恰恰是人们的共同本质，即赫斯的交往的类生活，只是马克思发现，国民经济学“把合群的交往(geselliger Verkehr)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15） 。人们本来应该具有的“合群的交往”的类本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却通过交换中的货币将这种社会联系的异化方式固定下来了。这当然说明这个社会在本质上是非人的。从哲学认识论的发生机制上看，马克思此时关于交换与贸易与人的共同本质异化的链接，并非是现实社会历史关系构式中的客观赋型，而是一种发生在哲学人本学逻辑构境中的观念赋型。马克思认为，“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 （16）。人不是人，因为人将自己的作为本质的社会交往联系异化为物，这几乎完全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话语。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这种人的交往类本质异化背后的实质为：

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共同体(wirklichen Gemeinwesens),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人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fremde Mächte),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结(Wesensband)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结(unwesentliches Band),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真正的定在(wahres Dasein) （17） ;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Verwirklichung)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Production seines Nichts),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18）

这一段表述是十分重要的，它几乎完全跳出了经济学构境，交换、贸易和货币一类经济学术语干脆都不在场了。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文本细节：一是马克思在这里也没有直接使用赫斯的交往概念，而是开始将交往转换成特设的作为人的共同本质的社会概念，这一表述说明马克思在他性的异化构式中力图塑形的一种自主性。二是青年马克思再一次提及人的生产活动。我认为，这是马克思全部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完整的异化构式。这也是一个从赫斯交往异化构式中逐步摆脱出来的过渡性异化构式。三是马克思观察社会生活的入口已经完全站在非实体性的场境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社会共同体”、人们的“本质联结”和生产活动，无一不是超出对象性自然经济的全新非物像社会定在。这是之后他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力构序和生产关系场境赋型的最初体验点。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在经济异化构式中使用Dasein一词，然而，黑格尔定在概念的历史限定性构境同样是不在场的。四是马克思通过异化构式获得了第一个完整的早期批判认识论构境，其话语塑形基础是经赫斯中介过的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史观。

赫斯

这里，马克思的话语呈现出一种对仗式的排比构境：第一层构境，本真性的人类共同体与人自身异化了的社会，这种现实中的异化的人的社会，由金钱关系中介起来的相互依存，只是人的类生活的讽刺画；第二层构境，也因为人与人的本质联结异化为金钱关系，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联结，人的活动成了苦难，人所创造的东西颠倒为异己的奴役自身的外部力量，人拥有金钱却是存在论中的贫困，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却成了生活常态；第三构境层，在这种异化之中，人活着却已经死去，人的本质实现成了其失去现实的过程，人的生产颠倒为非存在的生产，人支配物的权力倒过来成为支配人的权力。说到底，人本来是创造了货币的主人，现在却跪倒在这种新的世俗上帝的面前。说实话，这更像是浪漫主义的诗境。显然，青年马克思跳出经济学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前面他在经济学摘录中清醒看到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不见了，“积累的劳动”与“直接劳动”的差异不见了，因为这里在人本主义异化构式中出场的主体是抽象的人及其类本质。我们实际上无法看到，在这种抽象的异化构式中，人的真正的类生活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关系是什么?人的交往类本质究竟是资本家与工人共有的东西，还是工人自身的本质?如果工人根本不能现实地占有财富，那么财富占有者的苦难到底是什么?货币异化颠倒了主奴关系，可为什么资本家仍然表现为货币的主人?这些问题，很快就会出现在马克思的自觉批判意识之中。这也意味着，青年马克思的这一特定批判认识论构境中的他性人本学异化构式的存活时间恐怕不会太久。

在这种在根基上挪用自赫斯的交往异化构式图景中，青年马克思继续有自己的哲学发现：

交换(der Tausch)或贸易交换(Tauschhandel)是社会的、类的行为，共同本质(Gemeinwesen),社会的交往(Verkehr)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为贸易交换。因此，它同时也是同社会的关系(gesellschaftlichen Verh?ltnisses)的对立。（19）

我们可以看到，赫斯的交往概念再一次出现了。我认为，这种混杂着人本学哲学构式的经济学话语，当然是不科学的。因为交换与贸易并不是什么类的行为，也并非所有私有制都会出现外化联合，它们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经济关系赋型。当然，也根本不会存在什么理想化的、直接体现交往类本质的“社会的关系”。马克思继续说，“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e)、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menschliches Verhältniß),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abstrakte Verhältniß des Privateigenthums zum Privateigenthum),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货币才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wirkliche Existenz)” （20） 。这是一个接近经济学现象的描述。其中，我们不难感到马克思思想中的一种改变，即“运动”和“关系”这样的非物像概念逐渐开始成为无意识的逻辑凸状，越来越占据了话语实践中的重要位置。但这种话语的背后还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观念抽象构式，在那里，货币被指认为抽象的价值表现 （21）。与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抽象货币(价值关系)交换相对立的，是马克思设定的非异化的社会的和人的运动与关系。当然，说价值是私有财产之间的抽象关系和货币是价值的现实存在，在经济学上都是不准确的，此时，青年马克思不能理解，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定在形式，它的本质是必要劳动时间；而货币则是劳动交换关系现实抽象中生成的一般价值等价形式。这是一个半截子跳出经济学的判断。这里特设构境中的社会概

念，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开始赋型一种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异化关联的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本质，这自然也是非历史的抽象观念赋型。在马克思前面的讨论中，它曾经被指认为“人的真正的共同体(wahre Gemeinwesen)”。

对于这个源于赫斯的理想化的交往类本质，青年马克思在同一构序方向上进一步将其塑形为一种真正的社会本质：

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享受(Gattungsgenuß) （22）——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定在(wirkliches, bewußtes und wahres Dasein)是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e)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本质(wahre Gemeinwesen),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共同本质(Gemeinwesen)、社会本质(gesellschaftliche Wesen),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23）

这段表述一上来就是有趣的，因为青年马克思把人的活动的交换和产品的交换都放置到了生产之中。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表明青年马克思此时没有精准区分流通与生产；二是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交往关系异化背后，会存在着一种人与人的“活动”的交换(异化),这有可能走向比交往(交换)更深一层的劳动异化。当然，这一表述的主体构序意向是从正面表征马克思自己对非异化的人的社会共同本质的展望：一是金钱/交换关系背后非异化的类生活和类享受，这是接近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哲学话语；二是青年马克思认为，抽象的类活动和类享受可以进一步走向现实社会，所以，他指认人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定在”只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三是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交往，而是人所创造和生产的共同本质，即社会本质；四是这种社会本质并非抽象的与个人对立的力量，而就是个人实现自己生活和享受的本质。显然，这还是赫斯交往类本质异化的有限变形。不过，在这里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在谈论社会时，始终着眼于人们的非直观的活动和生活，这是他在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构境中逐步获得的非物像社会生活场境论。之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他会揭示人与社会定在的“关系总和”本质，从而为之后的关系意识论和历史认识论的非物像图景奠定一定的思考基础。可是，马克思此处使用的“真正的定在”概念恰恰是非历史的。

三

其实，在跳出经济学语境，对资产阶级社会所进行的人本主义价值批判中，青年马克思在这段议论的后半部分，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对赫斯交往异化论的直接挪用和变形中存在的问题，哪怕是将交往改变为真正的社会联系中所呈现的共同的社会本质，也无法真正体现自己已经具有的无产阶级立场。因为，通过前面的经济学摘录和研究，青年马克思已经知道：

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共同本质(Gemeinwesen)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说：“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wechselseitigen échanges)……它恰好也是这个相互结合的运动。”亚当·斯密说：“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Handelstreibende Gesellschaft)。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商人(Kaufmann)。” （24）

特拉希

这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由交换和商业构成的，文明的平等、自由都发生在这个可见的商业(流通)领域。我们应该注意，在斯密和特拉西这里，新型的资产阶级经济世界是一个关系“本体”的场境结构，相互交换的“结合的运动”构序起来的社会恰恰是非实体性的，这种社会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马克思，成为他将来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基础，当然也会是新的非物像认识论的对象。并且，在赫斯的货币(交往)异化论中，资产阶级社会被指证为一个以金钱为神灵的“小贩世界”,这与斯密和特拉西所说的所有人都是商人的“商业社会”是一致的，但马克思意识到，基于资产阶级社会等于交换和贸易的抽象的交往/共同社会本质异化批判构式，却与国民经济学一样，恰恰模糊了资本家与工人的真实关系。现在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青年马克思不得不想的问题是，工人与资本家都是交往类本质异化中的商业领域中的“小贩”吗?所以，他必须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焦点重新聚焦到与资本家对立的工人身上。这就需要从含混的市民—商业交换(流通领域)/交往的主体际关系转换到工人—劳动(生产领域),于是，源自赫斯的交往异化构式的他性社会联系的异化构式就走向马克思自己的劳动异化I理论。我的新认识是：如果说在后面的《1844年手稿》中，存在着马克思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双重逻辑：作为主人话语的人本学的劳动异化构式与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线索，那么，在《穆勒笔记》中，则出现了一个前后相继的双层人本学异化构式：一是直接挪用赫斯交往异化构式变形而来的社会本质异化构式；二是青年马克思原创性的劳动异化构式I。

马克思深刻指出，“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unmittelbaren Erwerbsarbeit)” （25） 。这里的Erwerb一词是挣得、赚钱收入的意思，是赫斯最常用的概念。在《货币的本质》一文中，赫斯先后13次使用此词。我觉得，这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在《穆勒笔记》中有重要构序新质的认识飞跃，他的这一关于劳动的哲学定位认识，当然不是来自赫斯或者费尔巴哈，而是前述《巴黎笔记》中的经济学研究。青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工人的确也参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交换，但前提是他们的劳动必须成为直接谋生的手段，这就造成了劳动本身的异化，这种异化的本质是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奴役和压迫。这是赫斯的交往异化论并没有发现的资产阶级社会奴役关系中更深一层的异化。我认为，当青年马克思从工人的谋生劳动导引出劳动的异化，这就彻底超出了赫斯停留在流通领域的交换/交往异化构式的他性赋型，自主创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异化构式。在此，我将其命名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构式I,以区别于后面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重新构序和塑形的劳动异化构式II。当然，这一异化构式的深化也会是马克思正生成的早期批判认识论的构境边界、构序质点和观点塑形的全面重置，从交往类本质到劳动类本质的价值悬设起点的转换，从抽象的“小贩”到工人劳动者的主体的转换，从主体际关系异化到劳动生产关系异化的转换，等等，批判认识论的整体构境已经突现为一个马克思自主性的认知批判视域。不过，在青年马克思没有获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否定辩证法之前，这种批判认识论构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在青年马克思眼里，这个非自主性的谋生的劳动是前述那个共同社会本质异化的基础，这也就意味着，流通领域中那个抽象市民之间的交换/交往异化的背后，是工人的劳动异化。具体而言：

异化的劳动(entfremdeten Arbeit)的这种关系之所以达到自己的顶点，是由于(1)一方面，谋生的劳动以及工人的产品同工人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是不论就哪方面来说，都决定于同工人相异己的一定社会结合(Arbeiter fremde gesellschaftliche Combinationen bestimmt wird);(2)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生产，只是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26）

这是entfremdeten Arbeit(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一次出场。我推测，这应该也是青年马克思独立地在《巴黎笔记》不同经济学文本中不断遭遇的劳动概念，它不可磨灭地出现在劳动创造新的工业世界，工业劳动塑形和构序出不同于农业自然产品的“社会财富”,以及劳动是工人生命实现的活动等一系列观念赋型反复塑形的结果。这样，青年马克思就彻底摆脱了赫斯经济异化构式的影响阴影。当然，这也是马克思的异化构式从他性状态规制转换到自主性话语实践的重要标志。青年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第一，不是市民社会中抽象的交往—交换或者社会共同本质异化，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异化，才使工人的独特生命本质颠倒为可变卖的谋生手段，这让工人的劳动偏离自己的真正使命，并且，劳动的产品远离工人自己的需要。这应该也是马克思最初进入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的正确轨道：不是主体际的交往而是人改变外部世界的活动是穿透对象物(产品)的构序基础。第二，青年马克思此时眼里的劳动异化，在颠倒的场境存在中表现为一定的外部社会组合对工人的奴役和压迫。虽然，青年马克思这里还不能透视其中复杂资本关系的颠倒性场境存在和经济物像支配机制，但这个gesellschaftliche Combinationen(社会结合)概念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将在很久以后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构式III中再次遭遇它。第三，劳动异化构式让我们跳出了抽象市民主体际交往关系的陷阱，因为青年马克思在劳动异化关系中揭露了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工人和不生产却在流通领域可以“购买产品”的资本家。这是青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赋型本质认识上的一次重要深入。第四，这也是马克思第一个在经济学构境中赋型的批判认识论话语，他在非直观的社会唯物主义基础上，透视了经济关系本身的伪场境存在本质，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认识论进展。因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已经是对无序的自发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透视，但这种偶然性中的消极构序被再一次透视为关系异化。之后，在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的内在驱动下，会成为马克思第一个完整的批判认识论构式中的人学现象学。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这种非自主性的谋生劳动导致了工人生命存在的异化，因为劳动应该是工人生命“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Bethätigung seiner individuellen Existenz)”和自身真实的需要(Bedürfniß),而在被迫的谋生劳动中，劳动不再是工人自身的真实需要和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产品是作为价值(Werth),作为交换价值(Tauschwerth),作为等价物(Aequivalent)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的。生产越是多方面的，就是说，一方面，需要越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生产者完成的制品越是单方面的，他的劳动就越是陷入谋生的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Verhältniß),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 （27）。

这里有两个正确的逻辑构序方向：一是青年马克思使用了价值—交换价值—等价物的经济学范畴，虽然他此时并不能科学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产品的定位是正确的；二是青年马克思始终将商品放置到劳动发生的生产领域，偶然的和非自主性的谋生劳动就深刻地关联于生产—需要体系之中。不难看出，马克思这里的劳动异化已经根本区别于赫斯的交往异化，因为这里的作为谋生劳动出场的劳动异化，不再是出现在交换(交往)中的抽象市民(商业小贩)主体之间的异化，而是发生于生产领域中的作为劳动者的工人的异化。其实，也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给予了非谋生、非异化的劳动一种价值悬设的规定，即作为“个人的自我享受”和“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的理想化劳动。这是工人的真实需要和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的本真性劳动生产活动。我认为，这正是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构式I的逻辑起点。这当然也会是他此时批判认识论的内在价值评判尺度。而在《1844年手稿》中塑形的劳动异化构式II中，劳动则进一步脱离主体性的需要，直接深化为黑格尔确定的劳动客观改变自然对象的外化—对象性异化赋型。而要达到这一步，只有通过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理论洗礼。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劳动异化具体包含了四层异化场境：第一，“劳动对劳动主体(arbeitenden Subjekt)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二，“劳动对劳动对象(Arbeit vom Gegenstand)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三，外在的社会需要(gesellschaftlichen Bedürfnisse)成为劳动者异己性的强制；第四，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异化为手段性谋生活动。（28） 这里，异化批判的焦点回到了劳动者身上，而不再是泛指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交换者。这四重异化场境是层层归基的。第一，劳动本来应该是劳动者本人的一种生命的总体需要，可是，现在这种生命的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某种畸变，它对于劳动者来说，本己的需要成了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二，劳动者在生产中面对的劳动对象，从一开始就属于资本家，对于工人而言，劳动的对象也是异化和偶然的东西；第三，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并非自己的真实需要，恰恰是因为外部的强制，因为，如果他不将劳动交换给资本家，他将被饿死；第四，于是劳动就成了劳动者无奈的谋生手段。

这就是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经济学摘录中，以哲学价值批判的劳动异化构式I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中意识形态的一次重要努力。当然，这里劳动异化构式的四重构境显然还不是马克思深思熟虑的观点，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外部的社会强制—谋生手段这四个异化环节的相互关系是含混的，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构序线索。但无论如何，这是属于马克思自己的第一个原创性的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本学话语构式和批判认识论赋型。

我们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正试图将这种人本学的劳动异化构式与国民经济学的具体批判链接起来。第一，劳动异化的发生，其根本原因是劳动分工。这个分工在斯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话语II中有明确的讨论，这就是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可是，马克思此时并不能正确地区分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的发生是由于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造成的。“劳动分工随着文明一同发展(Mit der Civilisation steigert sich die Theilung der Arbeit)。” （29）这是对斯密《国富论》的透视。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指认，civil society中公平地做买卖的商业活动，就是摆脱封建专制的近代文明的实现，而马克思则看到，这种文明的基础是劳动分工。他认为：

同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贸易交换(Tauschhandel),表现为做买卖(Schacher)一样，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abstraktes Wesen),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30）

Schacher一词是赫斯在《货币的本质》一文中的常用词，通常译为买卖和交易，赫斯还使用Schacherwelt(交易世界)和Verschachern(买卖、做生意)等词。人的劳动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在流通领域变成了变卖，在生产领域，人的劳动活动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则体现为分工。当然，并非是商业和交换导致劳动分工，而是劳动分工成为商品交换的基础。不过，在斯密和黑格尔看到分工导致原子化个人(市民)不同需要和交换的地方，青年马克思却看到，正是劳动分工把工人变成抽象的劳动动作和“旋床”式的工具，分工本身是工人劳动异化的原因。在这一点上，青年马克思已远远超出赫斯对异化原因的分析。然而，青年马克思并没有深思的地方，是这个劳动分工在将来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虽然仍然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前提，但它会属于客体向度中生产过程的构序，分工如果是恶之源，生产力就会有罪。这种并不精准的判断，一直持续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那里，奴役化的分工取代了异化构式。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此时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已经基于劳动者之间在现代工业中非直接的生产构序和关系赋型，这表征了认识对象从实体存在向第一层级非物像的关系场境的深刻转换，康德的先天观念综合的现实基础开始基于全新的社会生产—经济关系先验构架。

第二，货币是劳动异化为统治性的事物的直接结果。青年马克思认为，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货币并非是赫斯所说的人的交往类本质的异化，如果货币是一种异化现象，那么“现在是谋生的劳动的直接结果”。在这个异化的媒介关系中，“表现出异化的事物(entfremdeten Sache)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事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allgemeine Herrschaft)。如果说，在等价物中，在价值中已经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外化(Entäusserung)这一规定，那么，这种外化在货币中就获得感性的，甚至是物质的存在” （31） 。在此，货币与价值和等价物正确地联系起来，但价值“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外化”的判断是奇怪的。青年马克思在这里突出强调的方面，是货币作为异化的事物对人的普遍统治，取代了过去封建专制中“个人对个人的统治”,更精准的是劳动的产品对工人的普遍统治。这也是马克思物役性批判理论的缘起。这种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的现象学批判缺席的情况下，承担了替代批判认识论的重任。但马克思没有意识到的认识论逻辑凹点为，上述他刚刚讨论的非直观的劳动分工关系、交换关系如何又颠倒性地呈现为

实体性的“物”(货币) 这将是以后马克思自己的批判认识论里第二层级经济物像证伪中的焦点意识。

第三，劳动异化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分裂。青年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不仅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分离，也是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所以也必然导致劳动、资本和地产(以及背后的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的三元分立和相互异化。马克思说，“劳动同它自身的分离(Die Trennung der Arbeit von sich selbst)等于工人同资本家的分离，等于劳动同资本——它的最初形式分为地产(Grundeigenthum)和动产(bewegliches Eigenthum)——的分离” （32） 。这里，青年马克思注意到的地产(不动产)与动产的区分，正是资产阶级通过工业劳动—商品市场交换建立起来的流动的“社会财富”与原有土地上的“自然财富”的分离。土地还在，那么，资产阶级社会中就仍然存在着三位一体的结构：

劳动、资本和地产彼此的分离，以及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一种资本同另一种资本、一种地产同另一种地产的分离，最后，劳动同劳动报酬(Arbeitslohn)、资本同利润(Gewinn)、利润同利息(Zinsen)以至地产同地租(Grundrente)的分离，使得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形态(Selbstentfremdung sowohl in der Gestalt)而且以相互异化(wechselseitigen Entfremdung)的形式表现出来。（33）

这个时候，青年马克思显然还不能科学地理解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与剩余价值的复杂关系，也无法真实透视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异化事物的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所以，他还停留在国民经济学话语的三元社会结构和三种收入关系的逻辑陷阱之中。请一定注意，马克思这里使用的三者“相互分离”和“相互异化”是十分重要的，它将成为下面《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第一部分的基本逻辑构式。这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结构又被复原为三重相互分离关系，即阶级结构中的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分离，经济关系中的劳动—资本—土地的分离，利益关系中的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的分离。这应该是资产阶级社会最直观的图景。这也是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开始时，放置在读者面前的国民经济学视域中的直观三重分离图景。

注释

1 我已经完成《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第二稿,此书不久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关于两份手稿的文献学背景和完整学术讨论,可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3章。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为了更清晰地呈现文本语境,笔者对中译文中的一些关键词加括号注出德文原词,下同。

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8页。关于市民社会话语I-III的问题,是指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语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在场和后续演绎。它从来都不是作为一种凝固化的封闭概念,而是一个随着不同社会场境改变而发生所指移动的话语实践。它从作为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下沉到劳动和需要体系的市场关系的市民社会话语II,再到由黑格尔生成超越“第二自然”的批判性的市民社会话语III。参见拙文《马克思“市民社会”话语实践的历史发生构境》(《东南学术》2021年第1期)。

5 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Text,Berlin:Dietz Verlag,1998,S.53.

6 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1,S.432.

7 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S.439.

8 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S.44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页,中译文有改动。

9 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S.447-4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9页,中译文有改动。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9页。

11 参见拙文《否定辩证法:探寻主体外化、对象性异化及其扬弃——马克思〈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12 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S.449.

13 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S.44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9—20页。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页。此处原中译文将geselliger 译作“社会的”,我改译为“合群的”。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25页。

17 此处原中译文将Dasein译为“存在”,我认为译为“定在”更准确一些。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页,中译文有改动。中译者将马克思此处使用的Band一词译为“联系”,但此词在德文中通常意为“带子”或“系住”,所以译作“联结”更准确一些。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S.452-453.马克思在此文中4次使用Band一词。

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7页。此处原中译文中将Tauschhandel 译作“物物交换”,但原词并无这个意思,handel应是贸易之意,所以我改译为“贸易交换”,以避免中文中的误解。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0页。

21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71页。

22 原文中“Genuß(享受)”一词,在MEGA1中被误判为“Geist(精神)”,后来MEGA2都校正为“Genuß”。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改译。这个“Genuß(享受)”也是赫斯的术语。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页。Gemeinwesen一词是马克思在此文中使用较多的概念,共出现7次。中译文将马克思此处的Gemeinwesen一词译作“社会联系”,我觉得是不准确的,Gemeinwesen一词的直接意思是集体、国家,但从这里的上下文语境来看,其构境语义应该是“共同本质”。参见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S.452。我推测,这可能是因为苏联学者将Gemeinwesen一词翻译成“社会联系”,我们再从俄文转译而出现的误译。我的这一推测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中译本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注1。

24 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S.453.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8页。

2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8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S.455.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8页。

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8—29页。

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9页,中译文有改动。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9页,中译文有改动。

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9—30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2,Text, S.456.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0页。

3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0页,中译文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