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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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结构的解剖

作者 李乾坤副教授

作者简介: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把握,分析“市民社会”观念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手稿》)中。其实,《57—58手稿》里以“kapitalistisch/capitalistisch”作为定语出现的概念极少,更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达,马克思使用的基本是“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揭示,因为这种揭示建立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上。在《57—58手稿》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重要成就,即价值理论以及在此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得到创立。价值理论是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关键且科学的入口。通过对蒲鲁东主义者和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货币产生的必然性:商品交换需要价值作为一般性的中介,而在交换之中,价值最终采取货币形式。在价值理论之上蕴含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劳动一般成为商品的价值,是以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则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之上,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交换之上。

一 对“市民社会”观念产生的社会结构的追问

在《57—58手稿》导言的开篇,马克思将目光集中于“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从而回顾了近代以来,在资产阶级学说中塑造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的“假象”。马克思指出,这些假象其实“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做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预感”。马克思接下来通过简略的历史回顾指出,孤立的个人事实上是历史的结果,“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且,“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关系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在这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专门加了引号以示区别。在《57—58手稿》全部文本中,其他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都表达了特定生产方式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唯独在这里,马克思将其在“市民社会”的意义上加以探讨。

以上的区别非常关键。这证明了马克思已经清楚地对市民社会概念作出了反思,开始将市民社会视作一种观念,并剖析市民社会这一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在《57—58手稿》中,马克思所做的工作就是对以资本关系为统治的社会的认识。按照马克思后来的自述,他早在1843—1844年间就已意识到,对黑格尔根据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所概括的“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然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把握,需要在哲学世界观上有所突破。在《57—58手稿》中,马克思已经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高点上,认识到市民社会本身是一种“观念”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果。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即生产关系,对制造出市民社会观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才是基始性的。正因此,马克思明确强调:“现代资产阶级生产(der modernen bürgerlichen Production)——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主题。”

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理论上首先是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范畴批判构成了对社会现实批判的必要中介。只有如此,对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概念的批判才是一种社会认识论。在《57—58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阐述了他的方法构想:“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Daseinsform, Existenzbestimmung)、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存在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既定的主体,而经济学范畴则是这一一定社会的“定在形式、存在规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方法论启示,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就一再借助马克思这一方法进行阐发。社会中存在基础性的生产方式将决定整个社会的表现形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构架。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这样阐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eine allgemeine Beleuchtung),它掩盖了一切其他颜色,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ein besondrer Aether),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一定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他一切经济范畴。在这里,马克思以极为深刻的语言表述了作为基础性的生产和关系(也就是生产方式)是如何具备塑造社会本质特征的功能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正是社会中的本质性结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生产和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首先从价值理论展开,在《57—58手稿》中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次系统阐发。

二 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入口:价值理论

《57—58手稿》“货币章”中阐明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为说明货币产生的必然性,马克思一定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内容和实体为何必然采取货币这种形式。马克思为了批判蒲鲁东主义者阿尔弗雷德·达里蒙的货币幻想,必须指出货币这一价值的表现形式是特定社会的结果和产物。不可能在“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基础上,改造流通。流通是由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而货币形式只是生产关系固有矛盾的表现。这种生产关系的一个表现就是价值,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抽象”;抽象成为统治,价值的这一本质关系便成为“普照的光”。因此,马克思必须说明价值的社会本质,也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图赫舍雷尔指出:“为了能够有效地反驳这些理论,必须论证商品生产和货币之间的内在的而决不只是形式上的联系……为了能够进行这种论证,马克思必须分析商品、价值、货币和商品交换,必须揭示在这些范畴里表现出来的、隐藏在物的关系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批判劳动价值论就是为了说明,以劳动衡量商品价值的社会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是价值的量的维度;马克思更侧重的是价值的质的维度,因为价值的质是一种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一定会表现为货币形式,并借助于它来完成自身的功能。马克思首先用精炼的语言阐发这一逻辑过程:“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作为等价物,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都消失了。……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具体而言,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是在交换过程中实现的,交换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关系的维度。“后来马克思历史地说明了,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的一种新的社会生存的历史形式。”什么样的社会建立在普遍的交换上?什么样的社会生产,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形式。交换成为社会劳动的中介,背后对应的历史就是新旧生产关系的更替。

马克思如此讲述这种新旧关系的更替:“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这里提及的“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和“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关系,对应的正是“三大社会形式”中的“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两个社会形式,而第二个社会形式首先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接下来,马克思还作出一段重要补充以说明劳动一般决定交换价值的历史性:“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亚当·斯密按照真正的18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倒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在这里道出了一种的社会人类学的思想。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普照的光”的现代社会关系,“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的社会,是一种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全面依赖性的社会。这种生产关系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塑造出建立在私人利益之上的独立个体;另一方面,这些独立个体却借助于生产的社会性而高度社会化。

最终,货币形式得以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就是“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这种社会形式正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建立的。在这种社会中,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自然的统一被打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劳动者必须出卖自身劳动力,进而依赖于商品和货币建构起的物的关系。共同体即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发展为以物为中介的社会。人的依赖性社会,是社会化程度很低的;而物的依赖性社会,尽管在其中人看起来是孤立的、原子化的,然而这种孤立和原子化的存在状态,正以物的中介体系为纽带,人的孤立化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化高度发达之上。这样的社会结构必然要求以产品采取商品形式,商品的交换以劳动的一般性为中介,价值因此由劳动所决定,而在交换中,商品的内在矛盾必然二重化出纯粹代表交换价值的货币形式。

但是,通过价值理论所达成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描绘,还不能被认作是最深层级的。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为何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会表现为以交换价值为中介,会建立起一种全面的物的依赖性?如果说借助于价值理论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解剖还是一种静力学维度的,那么更深一层的则是动力学维度的解释,即追问:这样的社会结构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生产中的人的依赖性是如何解体的,物的依赖性又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剩余价值生产

如果说交换价值成为社会劳动的中介,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为前提,那么我们便会遭遇逻辑与历史的叙述方式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结构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回答这一问题,必然走向流通背后的本质关系,走向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提出科学的价值理论,一定会走向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分析,就是为了说明以劳动衡量商品价值的社会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价值、货币这些经济范畴的形式进行社会劳动组织,并完成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劳动的社会。从本质上讲,商品、价值和货币乃至资本等经济学范畴,都充当了阿尔杜塞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会在《57—58手稿》“货币章”中专门探讨与商品生产和货币密切相关的“平等”和“自由”范畴。这两个范畴代表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它们与经济学中所说的商品、价值、货币乃至资本一样,共同掩盖了真实的过程。之所以可以掩盖,原因就在于流通中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前提,货币与商品的交换正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形式与商品的物质内容之间的交换。反过来,商品与货币的交换则是商品的物质内容与商品的交换价值形式的交换,但这种形式上的叙述所代表的社会内容是:“在第一个场合,消失的是交换价值的形式,在第二个场合,消失的是交换价值的实体。”在这一前提下的真实过程,就是资本与劳动交换的“两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质上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过程”。首先是工人用劳动与资本按照一定的交换价值交换,接着则是劳动本身的过程:“资本家换来劳动本身,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生产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换来了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持和倍增。”如果说前一个过程是通过对货币的解剖而达成的价值理论所完成的,后一步行为就是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完成的。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即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交换。在这个交换形式下,对象化劳动支配了活劳动,资本支配了工人。这种生产关系的历史生成像一个怪物一样,作为“有机体制”不断吞噬社会的一切其他要素,使其从属于自身,从而生成为一种总体:“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Dies organische System selbst als Totalität)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接下来,一旦资本发展为一种总体,便会不断改造整个世界,将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将土地变成生产的殖民地。“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那么,从另一方面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资本这一本质社会关系“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就这样改造了人类社会,抽象为统治,也就是资本成为统治。

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中,马克思从历史的深度解释了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的历史过程与历史效果。“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然而,一旦事情变成这样,即人作为孤立的个人只和自己发生关系,那么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就又变成使自己普遍化和共同化的东西。……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完全丧失了客体条件,他只是在主体上存在着;和它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在共同体的社会形式中,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天然处于一种统一之中。而在资本的社会关系下,这样的关系开始解体,它表现为劳动者与土地之间自然关系的解体,劳动者是劳动工具所有者关系的解体。总而言之,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对象之间关系的解体,便是原始积累:“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分离,成为脱离了客体的纯粹主体,由此,资本关系塑造了一个客观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对立起来,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也便树立起来。在这种对立之上,劳动才被把握为连接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这正是近代政治理论、政治经济学乃至德国古典哲学建构的真实基础,也是假定了利己主义个体基础上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基础。

由此,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质的彻底把握。在这一把握之上,“市民社会”的概念不过是这一本质结构的一个观念衍生而已。而在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结构的把握后,马克思写作于1861年6—7月间的《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摘要》开始正式提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以及7次“资本主义生产”(capitalistische Porduktion)这样的科学表达方式。

于《东南学术》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