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作为狭义的资产阶级社会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前夜

作者 孔伟宇

作者简介:孔伟宇,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20世纪70年代,布罗代尔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马克思还从未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但人们却认为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此语一出,学界哗然,围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争论至今不休。一些学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马克思的确没用过“资本主义”的名词形式,于是试图以此宣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虚假性。然而,关于马克思“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并非一个概念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问题不在于以“西方马克思学”的方式从表面观察马克思是否使用这一名词概念,而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从内涵剖析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即使没用过任何词性的“资本主义”一词,也能展示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与经济学的深刻揭露。这种“看不见”的剖析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及其手稿《工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即狭义的资产阶级社会。

一 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并非一蹴而,而是在封建主义社会中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商业发展、资本积累和社会变革,直到生产方式变革,资产阶级社会才真正诞生。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对于历史发展而言具有肯定性作用,不仅瓦解了封建主义社会的一切关系,而且为新的社会形式的诞生孕育了物质基础。但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改变阶级对立的社会根本。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Bourgeoisie)在市场的需求和生产力的相互促进中孕育,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马克思认为,自中世纪开始,从奴隶中就逐渐发展出了部分城市的“市民”(der Pfahlbürger)阶段。这种市民其实是政治意谓上的商人,由于政治地位的悬殊和数量的被压制,这种市民团体无法形成一个以需要和满足构建的资产阶级社会,因此只能作为一种社会的自由职业而存在,这在马克思看来是资产阶级形成的最初因素。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考察资产阶级形成史的成果,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和霍布斯的“公民”概念,也不同于马克思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中理解的作为抽象原子团体的“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种历史性考察也成功回应了当代西方左翼,如让·齐格勒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形成最初源头不准确的批评。第二阶段,新航路的开辟成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aufkommenden Bourgeoisie)发展的一个契机。随着殖民而来的是大量的交换资料积累,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此更多的人进入到市场交换的环节,也刺激了其他领域的变革,封建社会崩溃的革命因素正在酝酿。但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说资产阶级已经诞生了,而是用“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来形容?因为在这个时候,“商业仍然是主要形式,它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很小”。马克思明确看到,此时的发展仅仅停留在交换领域,并没有带动生产领域的变革,因此其商业形式在性质上并没有改变,也无法动摇封建主义统治,所以只是资产阶级诞生和变革的因素。第三阶段,在商业空前发展的背景下,市场交换的“需要”(der Bedarf)原则逐渐延伸至其他领域(这恰恰是斯密和黑格尔笔下以“需求体系”构建的市民社会内涵),尤其是生产领域在市场需求的促进中完成自身的革命,封建的生产和分工方式被根本性地颠覆了,“资产者”(Bourgeois)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资产阶级(Bourgeoisie)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的革命性作用,即打破固定性、神圣性和区域性。第一,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主义的固定性,形成了不断变更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封建主义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垂直关系。这一关系随着季节更替固化成地主与奴隶、国王与臣民,只要人们需要通过耕地来获取生活资料,那么就必须依赖地主和国王。但资产阶级通过变革生产方式打破了这一僵化的社会关系,人从“天”和“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在新的生产工具基础上建立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以其不断变革关系的特点彻底消除了封建主义的僵化特性。第二,资产阶级夷平了封建主义建立起来的神圣性,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金钱关系(Geldverhältnis)。在封建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是垂直的“家庭关系”(Familienverhältnis),马克思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家庭生活领域,而是整个封建主义社会。具体表现在国王与臣民、地主与奴隶之间的政治管理关系,以及在职业关系中令人敬仰的医生、老师与被治愈者、被教育者共同综合的复杂垂直体系。而资产阶级以其强大的生产力和变革能力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将“纯粹的金钱关系”(rein Geldverhältnis)延伸至所有领域,一切关系都被纳入到交换领域中。第三,资产阶级以其强大的生产力和裹挟力消灭了民族性和区域性,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统一。由于需要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更大的交换市场,资产阶级进入世界市场,各民族、各区域不得不被裹挟进被掠夺和交换的过程,被动地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被世界共享,世界被金钱关系统一。其根本性质在马克思看来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die Produktionsweise der Bourgeoisie),即成为“资产者”(Bourgeois)。此外,在《工资》手稿中,马克思简单论述了“工薪阶层”(Salariats)的肯定方面,除了涉及上文所描述的现象外,马克思还补充了一点,即资产阶级社会创造的生产资料就是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物质资料,这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物质基础和能力。

尽管资产阶级社会在消灭封建阶级、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方面有肯定意义,但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和新的斗争形式将旧的代替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一方面摧毁了封建主义社会垂直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以金钱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关系;从前复杂的神圣体系构建的垂直结构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单一结构。这一矛盾对立不再是看得见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而是无形的统治。

二 资产阶级社会的无形统治

通过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发现资产阶级社会是由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关系架构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关系成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的统治力量。

社会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架构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运动构成了社会变化的基础。马克思举了两个例子,即“黑人就是黑人,在一定的关系中他首次成为奴隶。纺织机就是纺织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中它才成为资本”。这指明了“一定的关系”(bestimmten Verhältnissen)构建了人和事物的活动与地位,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则构建了资本的关系与人的雇佣劳动。那么,这种“一定的关系”(bestimmten Verhältnissen)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马克思区分了历史上两种关系的形成:一是自然关系。人在初级生产的过程中,必然要与自然界产生互动关系,包括自然界对人的影响和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这共同形成了人与自然界的实践关系,这一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更多体现在人对自然的改造上。二是社会关系。人们为了生产,必须进行共同的生产协作活动,由此勾连起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起源是生产活动。同时,社会关系反作用于自然关系,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形成了“社会生产关系”(die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总和就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由此,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总和之上形成了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随着生产力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生产关系会发生变化;随着生产资料改变,人与人协作生产的组织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社会构成的根本是资本关系,是一定的生产关系规定了在这种关系中的人和事物成为资本关系的附庸,这也是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规定的“狭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什么是资本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资本的实际内容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这是根本性的生产力基础。但是其他社会形态也有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它们何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成为资本呢?重点在于另一方面,资本作为生产力也是建立一定的生产关系上的。马克思说:“难道不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和积累的吗?难道他们不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转化为新的生产的吗?并且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用来新生产的产品变成资本的吗?”生产力变为资本有两个社会建构性的基础关系:一是“既定的”(gegebenen)社会条件,即从封建社会以来积累的物质基础,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以往的生产力总和;二是“一定的”(bestimmt)社会关系,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物质基础之上人与人的组织和阶级关系、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正是在这两个基础关系上形成了具有资本性质的关系,因此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具有了交换价值,一切事物(包括人)都变成了商品。无论商品的内容如何变化,其本质都在“既定的”和“一定的”双重关系规定下逃脱不了资本的统治。马克思在此时已经深刻透视了狭义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关系属性,这种分析已经与后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十分接近了。

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生产也是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了意识的产生:意识(das Bewuβtsein)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需要关系中被生产出来的,其内容和方式就像人们的生活按照一定的方式建构一样,意识也在一定的肉体和社会关系中被建构。马克思在手稿中删除了这句话:“我对我周围环境的关系就是我的意识。”他用主客体关系性的建构来分析各宗教意识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一般性的哲学分析。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意识的判断有了质性的差异:在资产阶级社会之中,观念(die Ideen)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归根到底是资本的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因此资产阶级的法律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其实也构成了青年卢卡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永恒性批判的基础。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是历史性的,即“精神的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与上文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社会的物质基础相伴随的,是新的思想也在旧社会内部孕育和诞生。总之,要想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必须从瓦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资本关系的统治——开始。

三 新的理论起点:资本关系何以成为统治?

在资本关系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统治力量的资本关系内部架构是什么?这是马克思想要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的解答,并借此回答究竟什么样的革命才能真正改变资本关系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质。其实,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写作手稿——《工资》中,已经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思路框架列举清楚: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构成资本关系的基本矛盾这一构架中,劳动在资本关系中成为商品;工资和商品一样,由供需竞争关系决定;利润和工资的反比形成雇佣劳动与资本矛盾,从而形成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

劳动在过去任何时代和社会中都承担着自我供给的基本功能,但是为什么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变成了商品(die Ware)?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也是被出卖的商品,可以全部被卖给某个固定的奴隶主。在农奴制社会,农奴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给土地及土地所有者。但这种作为商品的出卖在资产阶级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马克思看来,首先,工人的作为生命活动的劳动被作为商品出卖了。从表面上看,工人为了生存去劳动,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但在以往社会中,生活和劳动是一体的;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到市场中去换取货币,再用换取的货币在市场中购买生活资料,如此一来,劳动就成了一种手段,一种与自己生活相对立的异化手段。其次,在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资产者(Bourgeois)按照一定的比率来支付工资,即按照普通商品的价格来支付,例如用两磅砂糖的价格来交换工人12小时的劳动。在这种精确计量化中,支付劳动的价格随着市场价格的改变而改变。换言之,工人的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仅仅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失去了自身的使用价值。同时,对工人劳动支付的货币并非作为其劳动产品换取的货币的一部分,而是在劳动产品进入交换之前就已经支付了,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对资本家来说只是生产的原料和工具。最后,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是有固定奴隶主的,这种奴役是看得见且固定的。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看似是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他可以自由选择劳动时间和劳动雇佣者;可实际上,工人为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生存,就必须进入市场交换中出卖自己的劳动,而最终购买这种劳动的,不是雇佣主,而是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的整个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了与以往社会看得见的奴役完全不同的、由资本关系控制的、对工人的看不见的奴役!所以马克思说:“工人不属于这个或那个资产者,而是属于资产阶级、资产者阶级。”

既然劳动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工资也就服从商品价格的波动,受到表面的供需竞争关系影响,但从深层看,是以生产为基础的。从表面上看,商品的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但市场上常见的是供大于求,所以劳动作为商品所收获的工资愈来愈低,外加新机器的发明,更多资产者沦为工人,导致工人内部的竞争愈大,工资愈低。从根本上看,供需关系由生产决定。在这里,马克思从经济学引入了一个重要因素——利润(der Gewinn),资产者没有工资,而是依靠利润,而利润的一个重要衡量尺度就是生产成本,商品价格高于生产成本是盈利,低于生产成本则亏本。当马克思从价格变化的总体来考察,就发现价格的升降只是商品之间交换的比率变化。所以当商品价格上升时,资本大量流入,直到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降至生产成本;当商品价格下降时,资本大量流出,直至该生产倒闭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恢复到生产成本。马克思认为竞争具有夷平化功能,竞争使得价格在长时间过程中夷平到生产成本,即市场关系决定了生产费用,商品价格的升降是根据以生产成本为基础的必然性的互相交换。进一步说,马克思把这一分析延伸至工人劳动,就发现劳动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作为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商品,二是作为生产成本的内部现实组成。因此,工资受到供需关系和生产成本节约的双重降低,整个工人阶级(Arbeiterklasse)的工资就降低为仅仅只够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但以交换领域的规律和视域来考察,只能看到竞争关系中的工资消长,看不到剩余价值理论得出的生产本质。

马克思从竞争的关系出发,看到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既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资本统治的载体,又为资产阶级社会埋下了危机爆发的种子。首先,雇佣劳动与资本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从表面上来看两者是一致的。一方面雇佣劳动构成资本的基础,没有雇佣劳动也就没有资本,雇佣劳动的增加促进资本的增加;另一方面,资本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没有资本自然就没有雇佣劳动,资本的增加带来雇佣劳动数量和价格的增加。两者互相构成基础。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一致性其实是资本关系的两个方面,根本无法把两者分开。而资本关系内部真正的对立是利润和工资的对立,这也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工人拿到的工资尽管在绝对工资数量上是增长的,但是相对工资数量是减少的,即与利润增长和商品价格增长相比,利润增长的越多,相对工资就减少的越多。其二,随着利润的增加,由“工人和资本的关系产生的”生产资本也在增加,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按其不断更新的本质属性带来的分工愈发细化,这就造成工人与机器、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工人劳动越多,生产的生产资本越多,工资就越低,工人也就越发失去自己,即工人在资本关系中自己创造工人阶级的竞争。但马克思也预测,这种不断增长的资本和市场波动暗含了资产阶级社会危机,即可供榨取的市场愈来愈少,危机的酝酿也就愈来愈成熟。

如此看来,布罗代尔对马克思关于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的诘难也就不攻自破了。马克思在1847—1849年的确没有使用过名词性质的“资本主义”概念,但这是当时欧洲学术界对“资本主义”概念未曾广泛使用的直接结果。然而马克思对狭义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概念的解剖,而且贯通了从“资产阶级社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式转变。其原因有三:第一,从历史来看,马克思明确看到,资产阶级社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不是在交换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当封建社会的生产和分工方式被根本性地颠覆,资产阶级社会才能打破固定性、神圣性和区域性的桎梏,将金钱关系延伸至所有领域。第二,从资本关系的形成来看,社会关系的起源是生产活动,在既定的社会条件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事物和人才变成了商品。也就是说,资本关系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才是资本关系,也是在其中才具有统治性作用。第三,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来看,资本和劳动、利润和工资的关系构成了资本关系无形统治资产阶级社会的载体,也构成了社会的根本性矛盾。这种对“看不见的”关系性的批判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所在。

总之,此时马克思已能深入剖析资产阶级社会作为特定的社会存在的产生和生产方式,并以关系论的方法深刻透视了作为统治力量的资本关系成为社会一切领域看不见的奴役,也从竞争交换的角度层层剖析了资本关系的内在架构和矛盾。可以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在现象描述的层面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内容,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始。

于《东南学术》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