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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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进

作者 刘冰菁助理研究员

作者简介:刘冰菁,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一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与演进、“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概念的区分(马克思使用同一个德语词表达这两个概念)等问题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并且尚未完全达成共识。如今借助MEGA2法语文献可发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经历了显著变化,甚至后期“市民社会”概念经历了分化与消失。而且,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与变化,客观反映了马克思认识与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发展进程。因此,本文将回顾《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致巴·瓦·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资本论》法语文献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状况,梳理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进,进一步探究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进展。

1843年5—10月,为了批判黑格尔国家和法特别是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马克思开始大量研读关于法国大革命、英美德法国家变迁等历史的作品,并在《克罗茨纳赫笔记》里作了详细摘录。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了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发展史,并在摘录中沿用了历史学作品中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概念。但此时马克思错过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基于劳动分工与交换体系形成的市民社会,他将市民社会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对象加以把握,并不了解市民社会的客观经济活动。尽管如此,马克思已注意到市民社会是追逐私人财产的私有制社会,与国家和法的状况密切相关。

马克思从国家变迁史中发现,市民社会是以私有财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与以土地所有为权力划分依据的封建社会不同。比如,马克思对比道,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封建制度下,土地所有的等级制度决定了社会统治秩序,“在封建制度下,土地所有权就是一切……一个人是自由人或奴隶、主人或农奴、领主或恶棍,取决于他在城堡或旁边的角落里出生:所有的权利都依附在土地所有权上,而不是依附于人”。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市民社会里,私有财产取代土地所有成为新的社会秩序原则。“革命带来了这次伟大的审判。结果是,财产拥有对人的所有权利,也就是人获得了财产权保障的所有权利……根据个体所拥有的财产,他被判定具备享有某些权利、履行某些政治职能所需的智慧、教育和道德。由此,对拥有财产的人来说,财产权就是证明。”

不过,面对建立在私有财产上的市民社会,马克思的态度是否定的。在研读孟德斯鸠、卢梭等的著作时,马克思进一步摘录了市民社会的赋税、贸易、法律等问题,其中他特别总结了私有财产导致司法权的滥用、民主政治原则的腐化等问题。例如,在摘录卢梭《社会契约论》时,马克思认为“卢梭在此处写了一句值得关注的评论”,是关于人所拥有的私有财产影响政府统治下的法律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坏政府的下面,这种平等只是虚有其表;它只能保持穷人处于贫困,保持富人处于占有。事实上,法律总是有利于享有财富的人,而有害于一无所有的人。”这表明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逐渐获得了一个朴素的历史认知,即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会影响国家与法的运行状态。借此,马克思得以证伪黑格尔所说的国家观念决定市民社会,并揭露其唯心主义的谬误:“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

可见1843年,为了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初步探索了市民社会发展史。但马克思并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完整认识,也未把握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及其客观作用,只是强调其私有财产会导致国家政治败坏、私人利益至上等现实恶果,为其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念提供支持。因此,虽然此时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中少量沿用“市民社会”概念,但它既不是资产阶级提倡的作为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公民社会,也不是斯密、黑格尔所说的通过劳动分工与交换等经济活动构成的市民社会,而是追逐私人财产、物欲横流的私有制社会。

1844年,马克思第一次系统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留下了《巴黎笔记》,并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示其在非法的私有财产基础上剥削无产阶级。正是在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逐渐体认到资本主义的现实运转与工业生产,作为批判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也第一次在马克思理论视域中得到较完整的呈现。相较于《克罗茨纳赫笔记》时期,《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更深入: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基于私有财产为前提、由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更是基于社会分工、商品交换与工业生产的需求体系。

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极少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促使他逐渐接受黑格尔、斯密的市民社会内涵,即基于劳动分工与商品交换的需求体系。他已注意到,在私有财产被承认的市民社会中,“交换和劳动分工是相互依存的”。因为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出于需要和利己主义,人的劳动产品不再为自身而生产,越来越成为满足他人需要的等价物,所有人被卷入到分工与交换的社会体系中。“一个文明人与他的同伴达成协议,他通过提供对方想要的物品来交换他想要拥有的物品。”正是在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活动中,商品被赋予了独特的可交换价值,货币成了人们交换的中介,“货币已经在所有文明人民中成为了贸易的普遍手段”。虽然马克思批判分工交换活动是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但他已开始体认到市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现实,认为这是“以交往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每个人都互为手段,通过分工与交换联系在一起,“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

而且,由于斯密、李嘉图、萨伊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工业生产及其效益,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自然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生产。比如,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特点。与从大自然收集财富的农业不同,“工业最大的奇迹在于我们知道如何利用天然物质的生产能力”。按照人类的需求塑造物质产品,机器也是其“利用自然力量的手段”。在马克思的摘录中,工业生产不仅使人们改变生产方式,独立于自然界创造财富,“通过某种工业方式、人类创造或增加事物有用性或价值”,而且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人塑造了耕种者、工人、制造业厂主、资本家等职业。人们积极利用自然规律、机器等制造产品、互相贸易,“工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不可少;它教他们互相帮助……通过向人们展示他们从相互依附中获得收益,这是社会的黏合剂”。

由此可见,1844年《巴黎笔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为马克思总体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作和工业生产打开了视角。特别是在批判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发生了转变,更贴近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斯密所说的作为客观需求体系的市民社会,它依据分工与交换活动而成。不过,此时马克思是从人本学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批判市民社会不过是鼓吹利己主义的欲望联合体,也是资本家无耻掠夺财富的非人社会,全盘拒斥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历史意义。直到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布鲁塞尔时期的新一轮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其中逐渐增强的工业生产和客观历史进程的线索,使马克思彻底抛弃唯心主义的思辨逻辑,开始走向物质生产的真实历史。也只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的创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才发生变化。

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确立了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科学分析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资本主义的特定社会形态,马克思不再沿用历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而是主动赋予“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双重内涵。“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既指狭义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也指广义的社会交往形式,即各个社会历史阶段决定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物质经济基础。后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共同活动结成的社会交往形式,决定着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不久后的1846—1847年间,马克思直接采用不同的法语词汇,分别指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双重内涵,标志着他的“市民社会”概念开始分化。这期间,马克思论战的对象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蒲鲁东,并写下了《致巴·瓦·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蒲鲁东从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提炼出平等、公正等观念,却将其永恒化为社会历史各阶段适用的普遍原则,以此要求改造当前社会的私有财产关系。在蒲鲁东看来,不是人们的物质生产与交往活动决定了平等、公正等观念,而是这些抽象观念决定社会历史进程。

正是在批判蒲鲁东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唯心主义观点时,马克思构建起“市民社会”的全新内涵。马克思强调,社会并非如蒲鲁东所言由先验的抽象理念决定,而是人们以特定方式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等活动客观联结的产物,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会形成相应的市民社会:“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在此,马克思倾向采用“sociétécivile”(法语“市民社会”)强调由生产、交换、消费等活动构成的社会交往形式,它是社会各个阶段共有的物质经济基础,决定着国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于是,此处的“市民社会”概念褪去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狭义内涵,超出了斯密、黑格尔基于劳动与交换体系的市民社会内涵,变形为各个历史阶段中决定国家、政治制度的物质经济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les relations civiles)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l'ancienne société civile)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凭借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颠覆了以往从抽象观念出发探究社会历史的范式,将对社会历史的分析置于物质生产之上。而且,在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理论语境中,他获得了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有力支点,即通过一定物质生产阶段中人们的现实活动方式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有限性,并批判蒲鲁东将经济范畴永恒化的错误。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人们生产可见的商品时,也处在生产分工、交换、竞争等不可见的社会关系中;身处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只能以特定的方式参与到生产、交换、竞争等活动中,资产阶级社会便是人们以特定方式共同活动的结果。蒲鲁东给出的永恒经济范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只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蒲鲁东先生……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les rapports bourgeois)的范畴。既然市民社会(société bourgeoise)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马克思专门使用了“société bourgeoise”(“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对应的法语词)指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société civile”(法语的“市民社会”)不同。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使用“sociétébourgeoise”指称与封建社会相对的资产阶级社会:“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la société bourgeoise)——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

可以说,《致巴·瓦·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法语语境中区别使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这不是简单的概念使用问题。它反映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的思想演进:1845—1847年,他不仅从物质生产出发科学探讨资产阶级社会独特的现实结构和运作方式,而且将早期批判黑格尔国家观念的“市民社会”概念扩展为各个社会历史阶段共有的物质经济基础,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伴随着这一思想变动,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不同概念,将广义的物质经济基础与狭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区分开。

有意思的是,在《资本论》中,作为广义物质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几乎消失了。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仅有2次使用“市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概念,均指向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正如在市民社会(la société civile/der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此时,作为广义物质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已不复存在。此外,除了少量使用“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 bourgeoise)概念外,马克思大量采用以“资本”(capital)为词根的概念来指认资产阶级社会,如“资本主义”(capitalisme)、“资本主义社会”(sociétécapitalist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production capitaliste)等。究其原因,在《资本论》中,通过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科学地说明了资本如何成为塑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这使马克思不再聚焦于广义的物质生产和“市民社会”概念,并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形成并不依赖于具体可见的市民或资产阶级,而在于作为剥削性生产关系的资本。因此,马克思使用以“资本”为词根的概念来指代资产阶级社会。

从现象层面看,资产阶级社会是在私有制前提下,雇佣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的社会。但通过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发现,只有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时刻,一面形成了没有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一面形成了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只有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前提下,劳动者被迫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活劳动,资本才得以通过看似平等的交换无偿占有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只要劳动者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moyens de production, l'accumulation et laproduction capitalistes)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本质上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由“资本主义”与“雇佣劳动制度”的资本关系不断生产出来:“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现同一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制度(capitalisme et salariat);同样,积累只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这种关系:一方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capitalistes),另一方是更多的雇佣工人(salariés)。”于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质上是资本作为支配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铺展而成。所有人通过万物商品化的经济活动被普遍联系在一起,被卷入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日益对立、孕育出相对抗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才得以形成。“资本主义社会(la société capitaliste)通过把群众的全部生活转化为劳动时间,为唯一的阶级挣得了自由时间。”

所以,对马克思来说,从表面上看,资产阶级社会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特定社会形态,但本质上这是资本关系成为统治社会的特殊现实机制,只有以资本为主义的万物商品化活动才能塑造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此意义上,“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形态概念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获得了相同的历史规定性,“资产阶级社会”当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互对抗的社会,但它也是依据资本无偿占有活劳动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成,更是资本关系支配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由此,马克思才会更多采用以“资本”(capital)为词根的概念指称资产阶级社会。

总之,通过法语文献回顾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历程可发现,青年马克思从哲学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现实时,还未充分理解资本主义的现实运作方式,只是沿用历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市民社会”概念,将其视为基于分工与交换而形成的私有制社会。直到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分析方式确立,马克思主动赋予“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双重内涵,即广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和狭义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且,马克思明确使用“sociétécivile”“société bourgeoise”来区分“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这双重内涵。不过,直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了资本统治一切的秘密后,“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形态概念才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相统一。马克思减少使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概念,更多采用以“资本”(capital)为词根的概念。可以说,当“市民社会”概念逐渐消失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与经典批判才真正确立。

刊于《东南学术》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