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张一兵|“发现”康德先天观念综合与商品交换关系现实抽象的关联———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初解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是法兰克福学派忠实的同路人,但他从来没有被霍克海默等人承认过。他那本并不被世人关注的书——《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Geistige und krperliche Arbeit 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ndischen Geschichte),至今仍然是我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缺失的思考对象。依去世前一年(1989)已90岁高龄的索恩-雷特尔自己的描述,他的思考起于1921年在海德堡大学作为一个本科学生时,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了“商品形式(Warenform)中的先验主体(Transzendentalsubjekt),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Leitsatzes des Geschichtsmaterialismus)”。(索恩-雷特尔,前言,第1页)之所以这是一个发现,索恩-雷特尔认为是因为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了经济学语境中的商品,但并没有将其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中的难题和西方认识论史直接链接起来。于是,就有了索恩-雷特尔的“发现”,并且,这一发现还更深地从哲学认识论中明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一、方法前提: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

上一世纪80年代末,索恩-雷特尔明确提出要解决康德先验观念论“难题”。他告诉我们,破题的路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和相互关系入手,真正摆脱专业哲学家们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思辨游戏。索恩-雷特尔的这种方法很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做法:去发现德国哲学家恰恰不关注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不过,新的基础是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开始的。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康德所制造的现象界之外的“自在之物”之所以是假象和伪境,恰恰因为他关于先天综合判断座架感性经验的思考只是基于“纯粹数学”与“纯粹自然科学”中的脑力劳动的概念形式,而不像一个生活在日常劳作中的普通人那样知道这样一个常识:“手工劳动塑造了物(Handarbeit schafft die Dinge),而理论理性只能考察物的‘现象’(Erscheinung),并且手工劳动具有另一种不同的实在性特征(Realittscharakter),这种特征绝不能归于知识客体(Erkenntnisobjekt)。我们将在研究过程中表明:劳动自身,且仅仅是劳动自身,摆脱了商品生产社会的所有概念,并且‘超验’(transzendent)于这些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统统都源自社会所形成(bilden)的居有性关联(Aneignungszusammenghang)。”(索恩-雷特尔,第1-2页,中译文有改动;vgl.Sohn-Rethel,S.1-2)

我们发现,劳动概念是索恩-雷特尔此处理论运作的关键词,并且,他用以打击康德的利器仍然还是升级版的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因为脱离了奴隶(体力劳动)创造世界的主人(康德)仅仅停留在脑力劳动过程中,所以他必然失去理解劳动构序世界直接性的可能。索恩-雷特尔是想说,不同于康德停留在脑力劳动的概念生产中,因为在概念生产出来的先验理念的背后,实存着真实的体力劳动塑形的商品生产过程,只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才使得我们看不见体力劳动的客观实在性,并且,这种遮蔽了劳动创造性关系的商品生产的私人居有关系结构生成了一种构序社会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先验性,这种社会先验性才是先验观念的真正根据。笔者以为,这是深刻的诊断。能看出来,索恩-雷特尔在这里获得的认识,一是抓住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历史性分离,二是从劳动关系的物化结构来看先天概念生产的虚假独立性。当然,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构境中,更准确地说,第一,手工劳动并不塑造物(Ding),而是塑形于事物(Sache)的存在方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劳动是活的、造形的(gestaltende)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Formun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1页,中译文有改动;vgl.Marx,S.272)人的劳动在生产中并不创造物质本身,而是使自然物获得某种为我性(一定的社会历史需要)的社会存在形式。第二,康德的自在之物的“物”,并非是他不懂与事物共生的现象之源,而是有意识地反对将历史地呈现的物象等同物,所以在这个构境意义上,那种与人无关联的“物”将是无穷后退的。这是康德自在之物的本义,他可能没有索恩-雷特尔假定的那么肤浅。当然,索恩-雷特尔是要我们注意唯心主义哲学家没有关注的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真实发生的劳动生产,在哲学立场和原则上,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笔者发现了一段重要的表述。在那里阿多诺极为深刻地分析道,自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精神统治的招牌下分离之后,也就始终出现一种为这种统治辩护的观念:精神是第一性的和基始性的(Erste und Ursprüngliche)。可是,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却又力图忘记这种统治的要求从何而来。他说,精神的统治(马克思所说的“抽象成为统治”或阿多诺所说的“幻象成为统治”)之根基根本不是脑力劳动自身的观念统治,而在于抽象对体力劳动的现实支配。“没有抽象(Abstraktion),主体就不会成为根本性的构成力量(Subjekt zum Konstituens überhaupterst macht)”。(阿多诺,第175页,中译文有改动;vgl.Adorno,S.179)可是,这种抽象并非是由主体在主观境遇中完成的,它首先是一种基于社会事实的客观关系抽象,即抽象是从社会运转(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一般性功能中发生的。阿多诺并没有直接谈到这一思想的出处,但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因为索恩-雷特尔的影响。

索恩-雷特尔这里新的破境批判拓展,是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哲学的证伪。他认为,康德之后,残破于二元论中的物的实在性幻象被费希特等人彻底抛弃,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整个社会被资本吞噬了”,所以黑格尔的极端唯心主义做法则是将资产阶级的自由精神内化为一种绝对主体。在这里,“思维与存在已不再是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它们已成为了一个东西”,即绝对观念。其实,在黑格尔之前,强调同一哲学的还有谢林。说法国大革命之后,整个社会被资本吃掉,有些夸张,但指认黑格尔哲学是对法国大革命(应该还有英国工业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性透视,显然是深刻的。然而,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逻辑学构境中,“与思维相统一的存在(Sein),并不是物(Ding)在时空(raumzeitliche)中的存在,不是实际历史(tats chliche Geschichte)与历史事实(geschichtliche Tatsachen)的关系(Verh ltnisse),而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是黑格尔在逻辑学奠基之处从‘我是我’(Ich bin Ich)的系词中抽取出来的,因而它不过是思维自身的存在,即思维以思维的方式与之相混淆了的那种存在;并且,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说,这一存在就是实现了的资产阶级统治的自我反映”。(索恩-雷特尔,第3页)索恩-雷特尔显然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黑格尔作为世界本质的绝对观念,在这一破境尺度上他是正确的。黑格尔用以统一存在的东西,不是物,不是现实历史事实的真实事件发生,而是缘起于主体性概念之间的那个构序的系动词——Sein,关系性存在再建构形式和逻辑结构。海德格尔也是从这一点进入他的存在论分析的。遗憾的是,索恩-雷特尔并没有深究这个关系存在论意义上的系动词。只是索恩-雷特尔发现,这个从系动词生发起来的绝对观念的逻辑构架恰恰是资产阶级现实统治关系的一种不自觉的主观映射。为什么?

索恩-雷特尔指出,黑格尔“把存在变化的形式(Form der Seinsverderung)”的深刻思考和对辩证法逻辑结构的精心制作浪费在了“理念”上,而马克思之所以将其唯物主义地整体颠倒过来,是充分意识到辩证法逻辑的真正基础为“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 Sein)”,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围绕着改变现实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他在此承认黑格尔在存在形式上的深刻思考以及相关的辩证法逻辑结构的精心制作,并且正确地认识到,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过来时,不是将其还原至抽象的物质实体,而是归基于社会存在。依他之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使社会存在成为这样一种现实性,在其中实在性(Realitt)具有了意义,并且这个意义成为真实的;从而,人类社会从其‘史前史’(Vorgeschichte)走出来,在‘史前史’,人类任由自然形成的必然性(naturwüchsigerNotwendigkeiten)摆布。”(同上,第3-4页,中译文有改动;vgl.Sohn-Rethel,S.4-5)依索恩-雷特尔进一步的构境,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颠倒性批判,并非仅仅停留在将先天客观理念归基于社会存在这一现实基础,而在于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现实!这是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立场的判断,通常只是满足于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的确认,却忽略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从一开始就是与改变世界的政治意向同构的。索恩-雷特尔这里的意思是说,马克思所指认的史前史,包括了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史前生产方式,先是纯粹天然的自然必然性,然后是在商品-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由人的经济活动创造的自然形成的外部必然性,超出必然性的无意识制约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革命目的。应该承认,与第二国际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经济决定论相比,索恩-雷特尔这里的理解是深刻的。在索恩-雷特尔的眼中,“‘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scherMaterialismus)这一表述意味着,人类是自然历史(Naturgeschichte)的一部分,即归根到底(in·70·《哲学研究》2016年第4期letzterInstanz)是被物质必然性所制约(beherrscht)的。这些物质必然性变为属人(menschlich)的,也就是说,在劳动开始的地方,自然以人类历史的形式(Form)得以持续。人类的自然基础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在于,人们并不是生活在极乐世界中,即不是无偿地实存着,但也不是像动物那样盲目地(blindlings)由自然来喂养,而是按照其劳动的尺度来生活,因而是凭借由他们自己进行的、自己开始并实施的生产来生活”。(索恩-雷特尔,第4页,中译文有改动;vgl.Sohn-Rethel,S.4)

请一定注意,在这里,索恩-雷特尔明确标注自己用以解决康德命题的理论基础,即他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显然,此时他已经熟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依笔者重新精准地复构的其思想情境,这有两个构境层面: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并非背叛哲学唯物主义的前提,它恰恰是以承认最终客观物质性的基元为前提,即马克思所说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die Prioritt der auβerenNatur)”。(马克思、恩格斯,第21页;vgl.MarxandEngels,S.44)但人类历史的发生,让人所接触到的自然物质通过劳动生产所塑形的存在方式有所为地存在;二是人摆脱了动物的盲目自然喂养方式,人类主体的确立和自身历史的开端都始于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用索恩-雷特尔的表述,即社会存在缘起于劳动生产的尺度。依笔者的精细分类,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建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索恩-雷特尔并没有清晰地界划这一点。所以,一旦他进入复杂的社会历史分析时,必然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混乱。

接下去的断言就值得商酌了,索恩-雷特尔直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规律是价值规律(Wertgesetz)。”(索恩-雷特尔,第4页)准确地说,应该是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规律是价值规律,因为价值规律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居主导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才历史地发生的。不过,在具体的分析中索恩-雷特尔纠正了这一失误,他能够说明“价值规律只是在人类劳动产品超出单纯的生活必需、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价值’的地方,才开始运行”。这就对了。其实,这也说明索恩-雷特尔在自己思想逻辑中的某种思想不严谨。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的‘物化’(Verdinglichung)或‘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开始了;他们败而未亡,他们惑而未盲,社会地造成的‘经济’的自然因果性(Naturkausalitt)与一种自然力量(Naturwüchsigkeit)的统治——在恰当的时刻,人们应当将它扬弃——得以运行。换言之,在阶级社会时代进程中,价值规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规律”。(同上)

令人惊奇的是,索恩-雷特尔十分科学地提出了马克思很早就指认出来、但始终没有直接阐明的观点,即在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活动中,是人们自己的活动社会地造成(gesellschaftlichverursachte)了一种新的经济的自然因果性和特殊自然力量的统治。这里的自然因果性和自然力量都不是发生在自然界中,而是历史地生成于人的社会活动中。这是极为深刻的指认。在1930年代的其他草案中,他多是用青年卢卡奇-阿多诺的“第二自然”概念来指认的。这与笔者提出的马克思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理论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开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这一观点,意在取代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但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他又进一步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似自然性与物役性现象的普遍存在。阿多诺对此的评论为:“只是在讽刺的意义上,商品交换的社会的自然增长才是一种自然的规律(Naturwüchsigkeit der Tauschgesellschaft Naturgesetz),经济的先定统治(Vormachtvonkonomie)不是不变的。”(阿多诺,第188页;vgl.Adorno,S.190)显然,阿多诺承认索恩-雷特尔这一分析的深刻性。并且,索恩-雷特尔进一步指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发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他尖锐地提出,辩证法既不独立地存在于绝对理念中(黑格尔),也不简单地存在于社会事实中(第二国际),而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所能观察到的主体与客体、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实践统一之中。这种统一恰恰构成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本质。

这就是索恩-雷特尔思想构境中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所呈现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这也是他解决康德认识论命题伪相的破境论武器。

二、康德命题的非历史性

有了方法论的前提,索恩-雷特尔下一个思考构境点则是,在马克思的处处闪着辩证法光芒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康德和黑格尔到底谁是真正的引路人?他的回答是:康德或黑格尔都不对,而是“在黑格尔框架(Rahmen)中的康德”。(索恩-雷特尔,第6页)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索恩-雷特尔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看起来黑格尔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历史辩证法的主要规律都是从他那里以思辨的形式出现的,而“康德的方式所提出的知识问题”似乎没有什么机会发挥作用,可是,当我们从更深一层构境意向仔细去品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却发现,“借助于劳动,借助于劳动的材料、力量、辅助手段、工具,自然似乎已经不断地作为被掌握(bewltigt)的既定的要素(gegebener Faktor)而被拉入人类历史之中。自然绝不是将它的物质因果性(materielleKausalitt)的影响作为常量(Konstante)施予历史,而是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Entwicklungsgrade der Produktivkrfte)施予历史,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偶尔会发生损失,但大体而言,各个时代都是前后相继的,而按照人类的意义,后果也总是能够在滞后(fortschrittslos)的社会生产关系(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sverhltnissen)中发挥影响”。(同上,第5页,中译文有改动;vgl.Sohn-Rethel,S.6)这里出现的深刻构境层为:第一,自然存在进入历史,是作为被征服和控制的劳动对象在场的,它通过劳动借助生产工具将自然存在不断地作为被掌握的一定因素改造成为历史性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的本有论构境中,自然(φνσι!)即是向我们的涌现-存在。第二,笔者觉得,索恩-雷特尔这里最精彩的构境点,无疑是对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的指认,自然存在进入社会生活并非是一个不变的常量,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达及的特定历史功能度而发生改变的。在索恩-雷特尔这本书的最终版问世之际(1989年前后),笔者曾经讨论过这个历史性的实践功能度。正是这个历史性的生产力功能度决定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性质,并且,也是这个历史性的实践功能度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整体认知功能度!这恰恰是索恩-雷特尔真正深入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中极为重要的客体向度构境层的入口,然而,他却没有进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康德认识论的关联点也正在这里,当康德说,自然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向我们呈现时,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念中指证了康德命题的现实基础。因为,康德所指认的呈现自然现象的一定形式正是由历史性的实践功能度决定的。并且,这一构境点也会是历史认识论构架中最核心的支撑性激活点。

索恩-雷特尔认为,沿着这一构境意向拓展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康德命题中出现的作为无历史起源的“一般知识”或“经验的可能性”,是在哲学基础之上提出的“非历史性(unhistorische)问题”。这个unhistorische用得极好,也是许多传统哲学逻辑构架和宏大叙事的病根。关键在于,康德并没有发现,“它是作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所造成的特定历史现象(spezifischeshistorisches Phnomen)而提出来的,这一区分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阶级分化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一问题先是在古典时代继而又主要在欧洲的近代获得其完全的成熟形态。在这里,一个理论上的知识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由于以下历史事实:自然知识的形式(Formender Naturerkenntnis)与手工生产实践(manuellen Produktionspraxis)相分离、独立于后者,并因而显然是来自手工劳动之外的其他源头”。(索恩-雷特尔,第5页)

之所以偶尔会激动于索恩-雷特尔的文本,也因为他有时候所使用的词句十分精准。这里的spezifisches historische Phnomen是正宗马克思的话语。索恩-雷特尔是在指证康德无知于自己的认识论构架本身就是商品生产中发生的特定历史结果,知识的形式能够先验于经验世界,是由于看起来像是神目观中的自然科学图景脱离了真正接触和改造自然存在的手工生产实践,再宏观一些,则恰恰是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的历史性挣脱和分立。这个判断在历史认识论的构境层中无疑是正确的。笔者注意到,阿多诺似乎并不赞成索恩-雷特尔这里对康德的简单批评,他认为康德意识到了劳动的作用。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在康德那里,“这种纯粹活动是非确定性的劳动对作为根源的纯主体的一种投射”。这里的非确定性的劳动实际上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社会劳动。并且,康德已经正确地注意到,“社会劳动是一种对‘某物’的劳动(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eine an Etwas ist)”(阿多诺,第176页),是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的。

于是,康德对“纯粹数学何以可能、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一类问题的追问,除去来自于自然科学自身的直接基础之外,还得要回到现实历史本身。哲学认识论的构境层必须深化和归基于历史认识论。索恩-雷特尔认为,这里所涉及的“既不是脑力劳动也不是体力劳动,而是脑力劳动在其与手工劳动的分离中的显现方式(Erscheinungsweisen),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子问题”。(索恩-雷特尔,第6页)这也是正确的破境论方案。因为当康德深刻地指认“自然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向我们呈现”时,他并没有深究其所以然,索恩-雷特尔这里的努力显然是有效的。依他所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马克思主义者会进一步追问“科学与科学技术如何适应历史、科学源自何方、它的概念形式(Begriffsform)的本性与起源”等问题。其实,在斯大林教条主义哲学解释框架中,这些问题同样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答。

当然,在索恩-雷特尔这里,康德命题的关键是先验的概念形式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对经验现象生成统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先在的概念形式系统座架感性、知性和理性知识的过程。然而,在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中,“科学和哲学的脑力劳动的概念形式根本没有被理解为历史现象。恰恰相反,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概念形式突出了内容的非历史性”,这是中肯的批评。正是这种先验唯心论的错误导致了“这个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思想也不是被评价为一种脑力劳动的现象,而这种脑力劳动是与既定类型(gegebener Art)的体力劳动处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分工关系(Trennungsverhltnis)之中的”。(同上,第6-7页)这是说,一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的思想形式脱离特定的脑力劳动,而脑力劳动则分立和超脱于特定类型的体力劳动的奴隶式社会分工,这是康德唯心主义先验论幻想的成因。所以,要真正解决康德命题,关键就在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创造出“一种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彻底分离的历史理论,将从根本上有助于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同上,第7页)特别是康德的概念形式系统是如何历史发生的?先天观念综合形式如何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先验形式中秘密地被塑形?这就是索恩-雷特尔此书要根本面对的任务。

三、形式的发生机制:思维抽象还是现实抽象

索恩-雷特尔认为,首先,马克思的思维方式的本质就是一种关于形式(Form)的思维,这是他的思维方式区别以往所有实体性思维的特质。其实在马克思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比较多地是使用关系和方式的概念。依日本学者广松涉的说法,马克思的构境方法是对立于传统实体主义二元论的关系本体论。而在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开始比较多地使用Form概念,最著名的有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三大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的理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vgl.Marx,S.90-91)索恩-雷特尔将马克思的方法论聚焦于形式概念,主要是对应康德认识论构境中特有的概念形式化的先验系统构架。其次,一切形式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关于形式的概念思考,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了,在近代,当然是康德-黑格尔第一次系统地讨论理念形式的塑形问题,但所有的唯心主义思想家都没有真正将形式范畴放置到一定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形式在时间上是有条件的。它在时间中产生、消逝和变化。将形式与时间捆绑在一起来理解,是辩证思维的标志,这源自黑格尔”。(索恩-雷特尔,第7页)可是,在黑格尔那里,形式的起源和形式变化(formgenetische und formverndernde)都只是绝对理念的内部逻辑构架之辩证运动,相反,“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将控制着形式的起源与变化的时间设想为历史的时间,自然历史的时间或人类历史的时间(geschichtliche,natur-oder menschengeschichtliche Zeit)。因而,关于形式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被预先构成(vorausausgemacht)”。(同上,第8页)回到康德-黑格尔的先天观念形式统摄问题上来,也就是说,任何观念形式都不可能是基始的(“第一性”),形式总是被历史生成的。索恩-雷特尔说,马克思从来都是反对一切“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这是对的。这也是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提出的观点。在阿多诺看来,在哲学运演中的任何本真要素都只能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东西,“一旦不变量作为先验性固定(als Transzendenz fixiert)下来,它们就成了意识形态(Ideologie)”。(阿多诺,第39页;vgl.Adorno,S.50)并且,意识形态并不总是唯心主义,凡是将客观上变化着的东西形而上学地变成某种第一性的基础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坠入意识形态的幻象。从时间上来看,索恩-雷特尔此处的观点显然受到阿多诺的影响,并且,观念形式发生和变化的基础是现实社会形式的发生和改变。

也是到了这里,索恩-雷特尔的思想构境突然来了一个大转折,他从形式的历史性发生问题的思考一下子转到了观念形式现实发生的微观机制的讨论上来。他直接提出,意识的历史形式的生成基础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抽象过程(Abstraktionsprozesse)。抽象,是一切先验观念系统和理念逻辑结构发生的秘密。笔者觉得,这可能也是索恩-雷特尔此书中最重要的构境突现转换点。然而,过去所有的哲学,一谈及抽象,首先想到的就是从具体的经验到主观抽象的概念,从外部现象之“多”到内部的观念抽象本质之“一”,抽象,就是专指发生于思维内部的主观活动。索恩-雷特尔则不以为然:“抽象相当于概念形成的车间(Werkstatt Begriffsbildung),并且,如果对意识的社会的存在规定性(Seinsbestimmtheit)的谈论要具有形式上恰当的意义,那么就必需有关于抽象过程的本性的一种唯物主义观点能为此谈论奠定基础。一种源自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 Sein)的意识形成是以一种作为社会存在之一部分的抽象过程(Abstraktionsprozeβ)为条件的。只有这一事实才使得‘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这一表述所指的内容变得可以理解。”(索恩-雷特尔,第8页)

请注意,这是索恩-雷特尔此书中最重要的发现,即抽象并不仅仅是主观思维的活动机制,作为概念生成的真正劳作工地是发生于社会存在中的一种客观抽象。这种人脑之外的现实的抽象活动是客观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恰恰是这种现实抽象建构了先验的社会生活形式,并由此规制了思维形式的主观抽象活动以生成看起来先验的思维形式。笔者以为,这是索恩-雷特尔在当代认识论研究中的最大贡献。在他看来,作为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重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只是在这个微观机制中才得以真正成立。笔者承认,这真是马克思没有具体讨论过的历史认识论或意识理论发生的微观层面。这也是笔者看重索恩-雷特尔这本论著的关键性学术原创的全新重要构境点。阿多诺完全赞同索恩-雷特尔这一重要发现:“先验的一般性(transzendentale Allgemeinheit)不是我的纯粹自恋的自我拔高,不是我的自律的傲慢,而是在那种靠等价原则(Aquivalenzprinzip)而盛行不衰的统治中有它的现实性。哲学美化的并且只归因于认识主体(erkennenden Subjekt)的那种抽象过程(Abstraktionsvorgang)是在现实的交换社会(tatschlichen Tauschgesellschaft)中发生的。”(阿多诺,第176页;vgl.Adorno,S.180)虽然阿多诺没有直接指明索恩-雷特尔的原创构境出处,但他从内心里是叹服的。

索恩-雷特尔说,这一观点在已经存在的思想史文献中并非是他自己的完全独创,而是马克思在其《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开始的“商品分析”里无意揭示的,因为在那里,“马克思是在不同于思维抽象的意义上来谈论抽象的”,也就是说,是马克思最先谈论发生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现实抽象的,抽象劳动不是主观活动,商品抽象和价值形式抽象都不发生在人的主观头脑中,而是现实发生于经济活动中的交换关系的现实抽象。这一点,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齐泽克也是在这一点上,高度肯定了索恩-雷特尔的这一重要发现。他认为,“今天(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被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抽象’力量所统治”。(齐泽克,2005年,序言,第2页)并且,今天的“‘虚拟资本主义’(期货贸易和类似的抽象金融投机)的现象不就表示着最纯粹意义上‘现实抽象’的统治比其在马克思时代的情形更加彻底吗?”(齐泽克,2004年,第13页)索恩-雷特尔的这一重要理论发现,也成为今天后工业社会中一般智力与现实抽象讨论的缘起。

进一步,索恩-雷特尔迅速从哲学深入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论域中,他直接抓住了商品抽象(Warenabstraktion)和价值抽象(Wertabstraktion)问题,或者说商品的抽象性和价值形式的抽象生成和再实体化的矛盾存在问题。这样,一个全新的更深一层的理论构境就得以突现。请注意,这是索恩-雷特尔此时全部思想构境的最重要的支撑点。令我惊叹的是,索恩-雷特尔找到了笔者并没有深入进入的经济学语境中再升华出来的哲学话语构境层。笔者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涉及过抽象问题的几个重要构境意向:一是指认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缘起于对非实体的工业生产关系和经济存在的哲学抽象(参见张一兵,第36-37页),二是指认过马克思1847年对李嘉图经济学中科学抽象(同上,第57-58页)的肯定,三是提及发生于商品交换中的客观抽象、历史抽象(同上,第560-565页),四是直接讨论了价值抽象和抽象成为统治。(同上,第602-603、623-630页)特别是这第三、第四个构境意向与此处索恩-雷特尔的观点是相近的。但需要承认,笔者也没有深入探讨这种客观抽象与认识的观念构架的关系。具体说来,笔者没有进入到历史认识论的构境层中。这正是索恩-雷特尔真正打动笔者的地方。想必也是他吸引阿多诺和齐泽克目光的构境方向之一。

依索恩-雷特尔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已经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商品形式是抽象的,抽象性整个地笼罩在它的周围”。(索恩-雷特尔,第9页)准确地说,是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是抽象的。这让人立刻想起那个会倒着跳舞的桌子,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抽象的价值形式其实就是物品在进入商品交换关系后获得的某种不可见的神秘性。索恩-雷特尔说,这里的神秘伪境有三个构序点:第一个构序点是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的“交换价值”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从根基上是由抽象的人类一般劳动决定的。在进入商品生产之前,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只有一种统一的劳动对应生产过程中的产品。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只是促使产品进入消费的初级手段,商品并非生产的直接目的。商品生产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业生产必然需要的劳动分工生成了劳动本身的分化——一般劳动与个体劳动,并进一步分化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以对应商品的二重性存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可见的,它是具体劳动塑形物品而生成的功效性实在,而基于人类抽象的一般劳动的价值却是不可见的,可见的交换价值形式(价格)只是价值的市场表现方式。这一重要问题,索恩-雷特尔并没有深入精确地探讨。其实,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种抽象的劳动一般本身也是历史发生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可以看到,这也是后来一些学者批评索恩-雷特尔现实抽象概念的单一交换关系发生学的一个破境盲区,批评者认为现实抽象的前提是发生在生产劳动过程的劳动一般和生产一般。

第二个构序点是商品的抽象价值实现出来的形式——货币是抽象的。在商品交换中,价值形式的发展历经从物物交换进入到商品交换中抽象生成的简单价值形式,再发展到扩大了的价值形式,进而演变为一般价值形态即货币。这样,抽象的价值关系获得一个事物的形态。价值是交换中商品反射性认同的关系性手段,抽象的价值关系在现实中必须事物化为一种实体性,所以货币已成为在市场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二次方的手段。无论是最早的贝、骨和金属铸币或是今天的纸币和电子货币,可见的物性的等价物对象都表征着一种不可见的抽象的劳动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他具体分析过抽象的价值一般转化为一个特定的事物化对象的过程。“交换价值是以作为一切产品的实体的社会劳动为前提的,而和产品的自然性质完全无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4页)可是,它又直接以一种自然的物品表现出来。这样,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与商品并列为特殊的存在——货币。由此,“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分,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Herrscherund Gottinder Weltder Waren)”。(同上,第171页)

第三个构序点是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抽象性。索恩-雷特尔说,“商品流通得以在其中形成网络(nexusrerum)的社会是一种纯粹抽象的关联(rein abstrakter Zusammenhang),在这种关联中,所有具体的东西都掌握在私人的手中”。(索恩-雷特尔,第9页)这是对的。可是索恩-雷特尔没有认识到,这个作为网络出现的本质关系正是资本关系。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笔者对于现实抽象问题,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讨论。具体的构境布展如下:当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步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过去观念的抽象开始直接发生在客观社会生活现实中,成为现实的客观“抽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经济在市场的竞争与交换中,似乎不断实现着某种客观的从“多”向“一”的抽象转化:首先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一般(标准化和齐一化的初始发生),无差别的劳动一般(抽象劳动的基础),然后是市场交换中必然出现的价值一般。价值(等价物)交换(同一性,Identitt)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真正的“类”(劳动)关系,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表现)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走向抽象整体性的真正开始。从劳动到价值、货币再到资本的过程,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客观抽象的历史逻辑。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才成为当代社会存在中“普照的光”。这种过去在神幻中出现的“上帝之城”的“一”,现在由工业历史地创造出来,但这一次不是绝对观念的世界历史,而是资本开辟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历史。

索恩-雷特尔此处的结论是:“商品抽象的本质是,它不是由思想家创造出来的,它的起源不在人的思维之中,而在人的做(Tun)之中。”(同上,第9-10页)这个Tun很精辟,它相当于马克思1845年的那个实践。商品抽象和价值抽象固然都可以由人的思维来表征,但这种抽象的根基却是实际发生的客观的经济关系(商品交换)的现实抽象及其结晶,这种抽象本身就是客观活动过程,并且,索恩-雷特尔特别指出:它与康德的先验知识体系的主观抽象是不同的,甚至是“两个完全异质(heterolog)层面”。对此,索恩-雷特尔具体分析说:“自然知识的概念是思维抽象,而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后者虽然也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但是它却并不是发源于(entspringt)思维的。它直接地是一种社会本性(gesellschaftlicher Natur),其起源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zwischenmenschlichen Verkehrs)的时空领域之中。不是由人引起了这种抽象(erzeugendiese Abstraktion),而是人的行为在做(ihre Handlungen tun das)、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miteinander)产生了它。‘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Siewissendasnicht,abersietunes)’。”(同上,第10页;vgl.Sohn-Rethel,S.12)

这恐怕是索恩-雷特尔书稿中最重要的一段画龙点睛式的表述。这段文字可能也集中表征了他自己在理论上的新发现——马克思关于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的理论,特别是这种现实抽象与观念抽象的历史性关联。在他看来,与自然知识基于思维抽象不同,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基于现实抽象,商品价值可以由经济学理论的主观思维来表征,但它缘起于人与人的客观交往,具体说,是生成于商品交换中人与人劳动关系的一种无意识发生的客观抽象。1965年,阿多诺对索恩-雷特尔的这一观点作出了肯定性的评论:“对于交换来说,交换抽象(Tauschabstraktion)不是附加的、理智的东西,而是其固有的、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并且,“交换及其诸范畴的抽象性绝不会被自发地意识到,而这只能凭借货币来意识到;货币作为对交换的一种无限性的综合,陈述出了个体相互之间及其与自然之间关联的中介性的一种总体性(Totalitt)”。(转引自索恩-雷特尔,第174页)可以看到,阿多诺将索恩-雷特尔的现实抽象概念改成了交换抽象(Tauschabstraktion)。也是在这里,索恩-雷特尔极其准确地援引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齐泽克敏锐地发现了索恩-雷特尔的这一重要互文构境,并将其推进到斯洛特戴克今天对资产阶级新犬儒主义的理解深层:他们知道,但仍然为之。其实,看到索恩-雷特尔、阿多诺和齐泽克这里的讨论,笔者还是非常感慨的,因为这些极为重要的历史认识论的理论构序质点,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开始铸就,并为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者所揭示和复构,然而我们这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者却毫无知觉。

这也是说,如同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意识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市场活动中,人们并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动结果,人们各怀意图的客观的经济活动本身自组织式地抽象出一般劳动价值,并建构起神秘的商品-市场王国。斯密发现了经济“自然”过程中的“看不见的手”,而黑格尔则将其唯心主义式的隐晦表达为背后操纵“激情”的“理性的狡计”,最后,马克思在经济学中准确地揭示了它的真实面目——商品在市场交换中运动的价值规律。并且,马克思已经在经济学层面上科学地说明了构成这一规律的核心本质,商品交换中历史发生的价值形式的客观抽象及其事物性结晶(货币-资本关系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索恩-雷特尔在这里的新关注点则是,正是这个神秘的客观抽象结构将生成一种先于所有经济主体意愿的社会先验构架。在这里,我们几乎听到索恩-雷特尔疯了一般地喊着:这个特殊的社会先验构架才是康德观念先验论的地上秘密!可惜,这一呼喊始终没有人听见。希望,21世纪,这一呼喊的回声能够为人们听到!

参考文献

阿多诺,1993年:《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88年:《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人民出版社。

齐泽克,2004年:《易碎的绝对》,蒋桂琴等译,人民出版社。2005年:《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宋文伟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索恩-雷特尔,2015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张一兵,2013年:《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Adorno,2003,NegativeDialektik,GesammelteSchriften,Bd.6,SuhrkampVerlagFrankfurtamMain.Marx,K.,1976,Grundrissen,Gesamtausgabe(MEGA2)II/1,Berlin:DietzVerlag.MarxandEngels,1978,DiedeutscheIdeologie,MEWBd.3,Berlin:DietzVerlag.Sohn-Rethel,A.,1989,GeistigeundKrperlicheArbeit:zurEpistemologiederAbendlndischenGeschichte,VCH,ActaHumaniora.

(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