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日本学者角田史幸与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商榷

读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以“异化”与“物象化”为中心

[日]角田史幸 陈旺译

笔者对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一书的方法——即在理解马克思自身将扬弃哲学视作哲学的使命之哲学态度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语境中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表示赞赏。但亦对其是否在前述的意义上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真意,抱有重大的质疑。笔者以为,《回到马克思》展示的是以异化论却弃·超越说为基础的解释论之典型代表以下行文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居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从本质上看,劳动异化理论还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因为异化理论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历史人学目的论和抽象的伦理价值批判的窠臼”[1]。在1844年的异化论中,马克思还处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异化论”的框架内,还未达到科学世界“观”、唯物主义科学的彼岸——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张先生的解读就好像在说,实际上存在两个马克思,一个是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另一个是真正的马克思。因为,张先生认为巴黎手稿中的异化论是一种人本主义(Humanism)的“人学目的论”和“抽象的价值理论”。

但是,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思考,所立足的始终是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现实以及在此被商品化的雇佣劳动。因此,张先生认为马克思彼时的思考是以“先验的”主体为前提建立起的“先验的”假说之解读,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够妥当的。马克思在《巴黎手稿》1-2年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对麦克斯.施蒂纳进行批判时,亦对以“先验的”主体作为正题的哲学家所持有的抽象的思维方法展开了如下的猛烈批判:他们“将‘谓之为人的存在’视为历史的唯一行为主题,并认为‘谓之为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创造者”[3]。而作为前文的后续,马克思说自己早在《德法年鉴》时期(1843年前后,就已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当不用没有前提的(笔者注:抽象的思辨的)世界观,而是用经验来观察现实的物质的各种前提时,才由此首次打开了通往现实的批判的世界观之道路”[4]。在《德法年鉴》时期就已有如此觉悟的马克思,断不可能在其后的1844年的手稿中走向背反、而展开什么“建立先验主体的先验逻辑”。

当然,在《1844年手稿》中,仍残留着大量如“人的本质”“类”等“传统的、混杂的哲学表达”。马克思自身也意识到了这点。也正如张先生所指摘的那样,“异化”“类存在”“自我异化等术语,自1845年已降,在《李斯特评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急剧减少乃至消失。但是,如以此来解释马克思却弃了1844年的异化论以及其主题与问题意识,或说物象化论超越了异化论,却也是不太恰当的。张先生的态度并不是立足于马克思自身的考察和自觉来阅读马克思的原始文献,而是基于一种自我的剪裁式理解来解读《1844年手稿》,提出1845年已降马克思才第一次到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5]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6]的彼岸,在那里,马克思才首次成为真正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而在那之前的马克思都不是真的马克思。

“异化”这一术语,作为构成历史一般并加以说明的概念,在1845年后其使用频次愈发减少。但是,我们却在马克思最后的主要著作《资本论》(1867)中,发现了作为构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现实社会关系(机器大工业下发生的关系)之关键性概念而登场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 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7]。此外,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更是使用了黑格尔的“自我异化”概念:“雇佣劳动, 即自我异化的劳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 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8]。“自我异化”这一令人不禁联想起《1844年手稿》中的表征形式,决不是作为抽象的理念性概念而出现的,相反,它是作为现实的机器大工业的雇佣劳动之概念得以明示的。此外,应予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中,“异化”和“物象化”并不是作为不同的东西来讨论的,而是作为同一事态的不同视角——即一体化的概念来讨论的。“资本越来越体现为以资本家为其执行者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单个人所能造出来的东西,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关系了,——而且它是被异化的、独立化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是物象(Sache)也就是作为这样的物象的资本家的力量而独立存在”[9]。异化的力量正是作为(所谓资本的)物象而具有独立的支配力量,并对本应是社会主体的劳动者行使着支配力——马克思将异化与物象化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概念群进行讨论。如此,通过前述《资本论》的行文,便可对异化论却弃·超越说的主张进行反证。

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和物象化是作为一个一体两面的存在进而被揭示的。这也就是说,所谓物象化是指,“从私人个体间的社会关系行为中衍生出从他们自身独立化、并对他们进行支配的非人格的“sachlich”[10](物象的)之系统”,而与基于社会系统形成的客观角度进行捕捉的概念相对,“异化论是捕捉构成被物象化的系统之运动过程的私人个体的生活行为的方法……主体分析的方法”[11]。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在马克思的叙述中,最初多使用“异化”这一术语,而在其后,“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物化”“物件化”等的使用频率随着上升。但那是实质和内容的深化,或说是主体与客观间的视角移动,而并不意味着张先生所说的这种从“人本异化史观(人本主义)”(科学以前的马克思)向“科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转换。那只不过是一种诠释者将自身裁剪过的判断强加给马克思的做法。只有理解马克思从一开始赋予自身的思想课题以及追求通往人的解放与自由之变革的意向性与意志,并沿着这条道路,体悟马克思的原初思想,才能真正地“回到马克思”。我们也必须如此来阅读马克思。[12]将马克思断裂为科学以前的马克思和科学的马克思,无疑是违反了他自身的本意。

(本文作者:日本秀明大学教师教育学部教授,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

死的概念与活的话语格式塔:再析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

——兼答角田史幸先生

张一兵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的日文版出版之后,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与此书在国内问世时最初引起的争论不同,日本学者没有停留于“回到”还是“超越”一类表面关系的纠缠之中,而是直接深入《回到马克思》一书提出的重要哲学和经济学命题的学术辨识之中。其中,日本秀明大学的角田史幸教授的《读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学话语﹥——以“异化”与“物象化”为中心》一文,就提出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辨识问题。在他看来,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提出了“从‘人本异化史观(人本主义)’(科学以前的马克思)向‘科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转换。那只不过是一种诠释者将自身裁剪过的判断强加给马克思的做法”。因为,角田先生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的思考,已经立足于批判“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现实以及在此被商品化的雇佣劳动”,由此他断定我指认马克思此时的思考是以“先验的”主体为前提建立起的“先验的”假说之解读,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够妥当的。角田先生还认为,“异化”这一术语,作为构成历史一般并加以说明的概念,马克思虽然在1845年后其使用频次愈发减少,但我们却在马克思最后的主要著作《资本论》(1867)中,发现了作为构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现实社会关系(机器大工业下发生的关系)之关键性异化概念的登场。并且,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更是使用了黑格尔的“自我异化”概念。

真的非常感谢角田先生,因为他至少深入到《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的理论逻辑内部,捕捉到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前沿。其实,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1932年第一次公开出版以来,关于马克思思想前后期发展特别是对劳动异化理论的评价问题,就始终是一个存在不同声音的论域。一方面,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简单指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问题式;而弗罗姆等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只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因而直接肯定《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并以此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晚期论著。角田先生的观点,显然接近后一种判断。

在我看来,同一个Entfremdung(异化)概念,在不同的话语格式塔运用中,会生成完全异质的思想构境。这是我们在进入具体异化问题讨论时,必须前置的方法论自觉。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底前后,马克思从赫斯处获得了经济异化范畴,进而在1844年写下的《巴黎笔记》的《穆勒笔记》中,生成他性的人本学话语构境中交往关系/共同社会本质异化观点和自己原创性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而在《1844年手稿》中,虽然马克思的批判话语运行表层的他性镜像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劳动辩证法构境的启发下,他才创立了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在我看来,青年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的话语构序基础,并非为表层话语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构式,而是作为理论赋型原型中更深层级他性镜像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劳动外化以及对象性定在所造成的自我异化,以及扬弃异化复归主体的否定辩证法。

然而,在1845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诞生之际,马克思彻底否定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同时在生产话语构序场境中暂时放弃了异化构式,一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再一次在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上重启科学的异化概念,以说明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Versachlichung,即角田先生所说的“物象化”)颠倒后发生的交换价值异化、货币权力异化、资本关系异化和和劳动异化现象。首先,角田先生没有透视的深一层构境为:这里的异化分析虽然仍然使用了Entfremdung一词,但已经没有了人本学中那个sollen(应该)与Sein(是)悖反逻辑,而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身的物事化颠倒的异化。其次,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与事物化真的是两种不同层面上的批判关系:如果说,异化概念是从主体向度观察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中,传统社会赋型中在场的人与人的直接依赖关系和主体性劳动在商品交换活动中发生的自反性悖结,而事物化理论则是从客体向度观察人与人的关系在同一个商品交换过程中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直接经济物相化现象;不同于不可见的异化关系,事物化现象是直观可见的,或者说,相对于隐性存在的异化关系,事物化颠倒是更接近社会生活表象的,以经济事物的无序自我运动为本质的“第二自然辩证法”也是直观可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历史现象学中的异化构式是经济关系事物化现象的内在本质,而当人们在经济物相化迷雾中将异化-事物化中经济事物所具有的特定社会定在误认为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时,这就产生了经济物相化中的物化(Verdinglichung)幻象,它在日常经验层面所塑形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是经济事物拜物教。

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再一次重建了作为历史现象学核心构序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它除去上述流通领域中的货币-资本关系异化外,重点揭示了生产领域中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关系异化、劳动能力本身的自我异化、简单协作和劳动分工中的社会结合力的异化、机器与科学技术的隐性异化,以及资本主义分配领域中剩余价值形式(利润、地租、利息和税收等)的多重异化。角田先生最后所引述的所谓“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异化观点,恰恰是这一宏大劳动异化理论的一个很小的话语片断。遗憾的是,角田先生无法辨识的方面,是《1844年手稿》中人本主义话语构境中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与后来马克思在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重建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是马克思基于不同信息编码的话语格式塔整体中生成的异质性批判构境。我们一定要注意,此处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重新启用的劳动异化理论,当然不是《1844年手稿》那种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中人sollen(应该)存在的本真性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在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雇佣劳动关系的实际异化本质,即属于工人的劳动能力通过变卖,在它以资本的雇佣劳动性质和方式实现出来的时候,反过来成为资本生产的创造性力量。这是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杂经济颠倒现象中重新创造出来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我认为,那种将这里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构境中科学的劳动异化话语不分青红皂白地等同于《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学劳动异化逻辑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在作为《资本论》初稿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保留了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但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正式写作中,马克思还是用比较通俗的经济拜物教话语替代了有思辨意味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固然马克思也零星使用了Entfremdung概念,但并没有阐述完整的劳动异化理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实验和理论构序的转换过程。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