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米歇尔·亨利对资本主义中“生命”的现象学批判1

刘少明2

米歇尔·亨利的生命现象学认为,生命具有主体性、创造性和个体性特征,是事物显现的现象学条件。但在资本主义中,生命的特征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被抹杀。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劳动测量代替生命,交换价值改变需求,技术资本排挤生命劳动,生命在分配和消费端被抹杀。在民主政治中,民主制度的总体性特征和民主制度的管理形式压抑和掩盖了个体生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媒体对生命的扼杀、大学教育与生命的脱节、哲学对真正生命的遗忘,生命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亨利对资本主义中生命状态的揭露,是对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结合,也是对资本主义当代特征和未来趋势的重要思考。但由于对经济领域的分析集中于自由市场经济,仍未提出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有效手段。

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他通过阐发独特的现象学生命理论,以亲马克思的态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资本主义导致了生命的危机(他称之为生命的死亡)。关于米歇尔·亨利对资本主义中的生命的批判,相关的研究成果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亨利的生命现象学中“生命”本身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亨利的现象学中“一切的显现基础是显现的自我显现,也是生命的自我显现”3。第二,对亨利的政治经济学中生命的“异化”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亨利阐述了“马克思在后期的政治经济学中,对劳动、商品、价值、货币、剩余价值等概念的分析也是一种异化理论”4。但是,已有成果没有专门研究亨利对资本主义中生命的现象学批判。

亨利从生命现象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从经济、政治和思想三个方面消除了作为现象学显现条件的生命的主体性,导致了生命的抽象、压抑、萎缩等状况。同时,他还从资本社会的技术发展趋势中揭示了未来资本主义中生命消亡的可能性。生命在资本主义中的危机不仅指其生物意义上的消亡,更主要指生命难以保持现象学主体的特征,从而“仅仅是‘物’,仅仅是死亡”5。在资本主义中走向未来的道路就“被定义为一条死亡的道路”6,因为其主体性随时受着抽象的威胁或者已经被抽象化。生命作为唯一的现象学真理,在资本主义抽象、压抑和抹杀中,失去了其真理的特质,“闪现在人们眼睛中的真理不是民主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真理——不是技术的真理也不是科学效用的真理”7。生命不再能成为现象学显现的条件,也不再能“回到事物本身”,不再能从自身之中显现自身。

一、生命的内涵:作为现象学显现条件的生命的三重特征

人与生命在亨利的资本主义批判语境中是等同的。通常来讲,生命概念与人的概念的外延不是等同的,因为“生命”概念还包含非人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种类。亨利之所以将生命与人等同起来,是因为他从一种严格的马克思式的对人类历史进行分析的框架内讨论生命,在其中其他生命暂不被考虑。不符合亨利对生命的严格定义的“生命”,将被排除在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批判理论之外。他认为,生命“与任何生物学的研究没有关系……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生命是‘物’:分子、氨基酸链和神经不能感受自身,也不能‘意识’”8。他从三个方面对人的生命进行了现象学阐释。

第一,生命是具有显现条件地位的主体。主体性概念“无非是意味着对自身的感受,也即是对生命自身的感受的事实”9。“感受”不仅仅指主体内在的喜与悲,也包括对外在事物的主观感觉。但不管是内在或“外在”的,它们都是主体的内部感受。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对“主体”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具体来说,“‘主体的’一词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每一件事都是主体的’,或者‘每一件事都是相关的’,或者每件事物依赖于每一个人的看它的方式:‘对于每一个他或她的真理’”10。亨利所阐述的三重对主体的理解实际上将主体当做“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条件”11:任何与主体相关的事物都只能在主体的条件中被显现出来。这是亨利在现象学上的突破,实现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追求:“‘现象’就是显现,它意味着在自身之中显示自身”12。从显现条件与被显现物的角度来看,生命既扮演了条件的角色,也扮演了被显现物的角色。亨利也称这种生命对自身的揭示的本质为自感发(pathetic)。

第二,作为主体性的生命,其自身的存在具有自身的目标,并在其生存中展现创造性。“生命的第二个特点是一种力,创造力。也就是说它能够创造没有生命就不存在的某物”13。创造力能够创造两种物:“一种服务于生命的目的并通过其意图被制造出来……另外一种物是为了生产第一种物而被制造出来的工具”14。对自然界不存在的事物的创造展现了创造力的能动性和想象力,对工具的使用展现了创造力的非直接性。生命对物的创造是对生命主体性的巨大补充,让纯粹主体的感受能够超越自身。“生命的这种力量不是行为也不是意志,它是行为的反面,是存在的热情”15。在存在的热情中,生命想生存,有欲求,才能去创造。这也说明创造力的所有特性都服务于人的“目的性”。创造力最终落脚于目的性,将有用性来衡量被创造物,因此所有被创造之物要“放入‘使用价值’的范畴”16。

第三,生命作为现象学主体只能是个体的。生命的主体性表明生命必须是个体的,因为主体性意味着生命只是主体自身的,不能假手于人。他人的感受与主体自身的感受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活着的个体’是实现生命的唯一样式,并且将被当做所有现实的唯一基础……‘真实的个人’作为‘所有历史的前提’。”17亨利认为他的这种论述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是一个意思。从而“经济与社会结构在个体主体性中发现它们的现实性和法则”19。因此,所有的整体、阶级和组织都必须还原为真实的个体及其感受才能得以理解。

当然,生命的三个现象学特征预设了生命的身体,因为“原初的身体属于绝对先验主体性的领域”20,即身体与生命的主体性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不需要将身体当做人的生命的第四个特征,因为身体的感受就是生命的感受。生命的三个特征是亨利批判资本主义中的生命的理论基础。他的基本思路就是阐述生命的主要特征在资本主义中被压抑和抽象了。

二、生命的失落:亨利对资本主义中的生命的现象学批判

（一）自由市场经济对生命的遗忘、扭曲、排挤和抹杀

亨利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分析之上。贯穿他理论始终的仍然是作为生命如何被抽象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就是将对生命的分析,转入对经济中的生命的分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借用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根据生命的定义,个体作为一种力而呈现,这种力是整个经济全体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中,力被称为‘劳动’”21。他将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概念,置换成了生命或生命力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性的劳动,活劳动,和真实的劳动是等同的术语”22,因为“活劳动就是生命力的运用”23。在此基础上,生命经历四重意义上的抽象或压抑:经济运行对其生命基础的遗忘,交换价值改变需求,技术资本对生命劳动的排挤,生命在分配和消费端被抹杀。

01 经济运行对其生命基础的遗忘

第一,用对劳动的测量代替生命的劳动。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会用劳动的测量代替生命的劳动,是为了达到所谓的“公正”。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了同样的劳动成果的两个人,或者经历了同样的可观测的劳动过程的两个人的主体性过程却是不一样的:即二者可能经历了不同的心理挣扎和努力的体验。对亨利来说,主体所体验的心理挣扎和努力才是真正的活劳动。但由于主体的个体性和体验的流逝性,真正的活劳动是无法被测量和观测的。“为了克服对每个人痛苦与努力进行测量的不可能性,作为替代者的经济体系就被发明了”24。这种可测量性就达到了“公正”,因为“公正就是给予同样的劳动以同样的工资”25。它不管主体经历了什么样的个性体验和努力,只是对可见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进行测量,从而给予相应的工资。但这种看似公正的经济体系,恰恰是一种不公正,因为可见的生命与不可见的生命不是一回事,所以它是“给予不同的劳动以同样的工资”26。用所谓“客观的”的衡量标准来替代真实劳动的绵延,真实的主体性在衡量中就消失了。所以经济体系用以测量真正生命劳动的时间、价值、工资和商品都是对生命的掩盖和抹杀。“真实的生产过程被可以用来测量它的表象的或客观的、理想化的等同性所替代,这就是死亡何以在这里出现的原因。”27

第二,剩余价值出现加剧了用对劳动的测量代替生命的劳动。劳动的测量掩盖了它的生命基础,但“在这个阴影的掩盖之下,这个更为重要的现象,也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剥削——被掩盖了”28。在理想状态下,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测量工人的价值,可以得出工人在一段工作时间内的工资。但资本家在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的工资或往工资卡里面打的工资,是一种用直接少于工人应得的工资作为衡量生命劳动所得的形式完成的。资本家从一种更为隐蔽的“公正”测量行为中拿走了工人的生命劳动。用理想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工资已经是对其生命基础的掩盖,而被剥削了剩余价值的工资却比理想化的工资更少。无论是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都是通过掩盖生命的测量完成的。生命在剩余价值的剥削中被进一步抹杀。

第三,商品的流通和资本的积累彻底遗忘了生命。商品和资本都表现为一定的价值,它们的基础都是生命及其劳动。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被亨利称作“元—经济”(meta-economic)。但对商品和资本的价值衡量“仅仅描述了它们当下的价值和变化的历史。它们却没有以任何方式解释这些价值的形成,同时对它们的起源保持了缄默,也就是对产生它们并让它们存在和生长的力量保持了缄默”29。亨利所指的历史是资本变换的历史和商品的流通历史。资本的变换历史是指资本如何增殖的过程,仅仅是形式化、数字化的运算,而没有将其价值基础建立在生命或劳动的基础上。类似的,商品的流通历史是商品从生产者到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的流通,完全是以价值为中介的形式化交换,所以也将“元—经济”抛诸脑后。这两者都被当下的价值和表面的历史所规定,从而对其价值的起源保持了缄默。因此,商品的流通和资本的积累是让价值成为一个体系和体制,是对生命劳动的更为严重的掩盖。

02 交换价值对生命需求的扭曲

如果说生命作为价值的起源只是被抹杀的话,交换价值对人的需要的改变则改变了生命自身的特性。“在传统经济中,交换仅仅是每一个参与者通过给予,反过来获得他或她所想要的物体的一种手段:交换被产品的使用价值所驱动”30。即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种产品的使用价值,满足生命的需求。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交换的目的有一个反转: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金钱而交换。交换的公式就变成MCM(金钱—商品—金钱)”31。具体来说,资本家的需求在逐利的过程中,早已变成了对数字的追求。而无产者在资本家的企业中工作,也只能服从于这个企业的逐利行为,从而导致生命所需与其生产之间的断裂。且人们的消费心理也会在生产者的攻势下被绑架,导致生命所需被绑架和改变的困境。“当生命的过程服从于经济过程时,它们的内在结构被深刻地改变了。”32被改变了的生命结构失去了生命为了自身真正需要而有计划地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特征,从而“驱尽了生命的活力”33。生命需求被交换价值所改变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趋势,“这个建立在历史中的趋势进入了生命的反面,从而成为一个让生命死亡的趋势”34。

03 技术资本对生命劳动的排挤

亨利认为人在技术资本的生产领域中将被排挤。何谓技术资本呢?资本主义为了更多地获得剩余价值,就会大力发展技术。因为技术的提高,能够提高工人在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在同样的时间内,工人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但是工资却不会与其成正比增长。这是一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技术与资本共同作用能够满足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二者交汇就成为技术资本。“资本主义因此刺激技术的增长,因为这意味着让工人的生产能力提升,同时不断地减少必要劳动。”35但资本对技术的无限提高,生产自动化的能力不断提高,必要劳动会越来越小,小到可以被忽略的程度。马克思也认为资本“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产出来,在这种形态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36。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将与技术无关的人(包括资本家和工人)排挤出劳动领域。当下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会让许多可被机器人替代的人失去工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留存的生产过程,这是一个死亡的过程”37。

生命的劳动被技术资本排挤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生命作为价值基础的地位的彻底丧失。价值衡量、商品流通和资本增殖只是掩盖和压抑了生命,因为生命仍然在这个过程的起始点,仍是它们得以产生的基础。但是被排挤出劳动领域的生命,就不再参与这个经济过程了,也不再作为生产的起始点和基础。这时候劳动仅仅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劳动,它们生产的产品也只是为了获得与人的需求无关的交换价值。生产、交换、价值、资本都与生产的人不再有关系。技术资本的极端化也导致作为生命的人在生产、交换、价值和资本领域的彻底消失。

04 分配和消费领域对生命的抹杀

亨利认为,技术资本在对人的劳动进行排挤之时,甚至连交换都不再可能。“一个完整的自动化过程和一个高阶—定义的技术能够无限制地生产使用价值,但却意味着不再能够生产交换价值”38。因为没有参与劳动的无产者无法通过市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没有办法获得收入工资。“人们没有钱去获得这些商品并去使用它们”39。这种窘境就是机器在生产大量的产品,人们却不能消费。“成千上万的人被宣告只能住在贫民窟,注定只能贫穷和挨饿”40。这虽然尚未成为一个最终的现实,但已经成为隐含在技术资本发展中的一个趋势。亨利认为这个趋势可以从“销售员比工程师更为流行,市场训练超过传统学校”41的现象中看到它彻底实现的端倪。

发生在消费和分配领域中的生命死亡,与在单纯的生产和流动领域是不同的。市场流通虽然是以交换价值、金钱和数字为中介的流通,但人的消费仍然参与这个过程,消费仍然是可能的。在极端的技术资本社会中,与技术无关的人已经不再能够消费。究其根源,正是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崇尚的是“公正”的分配,所以失去工作的无产者最终会在分配领域中被排挤。技术的进步让拥有技术、器械和装备的人能够活下来,不拥有技术的人将越来越贫穷。在当代没有彻底实现自动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分化:“1980年以来美国超高劳动收入激增……这一变化可以解释为偏向技术的技能进步带来的结果……顶层劳动的收入的增长较平均工资的增长快得多,只是因为独特的技能和新技术使这部分人的生产力水平较平均水平高得多”42。当人的技能都不被技术资本需要的时候,无产者就会全部站到贫穷的队列。分配领域的失败直接延伸到消费领域。而当最基本的维持生命的消费都不能被满足时,生命就不是被压抑、被掩盖和被排挤的问题,而是从肉体上被消灭的问题。这时候无产者的萎缩就是包含连生物体特征都不再的彻底的“死亡”。

（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对生命的替代和掩盖

01 民主的总体性对生命个体的替代

亨利认为真实的现实和存在是个体的生命,所以作为许多个人组合起来的总体就存在着抹杀个人的风险。但是这种抹杀不是必然的,因为如“自由人联合体”的这种总体性不仅没有抹杀个人,却充分尊重了个人的生命,释放了个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性何以会取代具体的生命,造成生命的死亡呢?

第一,“人民”概念的虚假性造成了个体生命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死亡。“尽管人民的概念找寻一种包含个体的总体性,但它却不是任何个体。这个概念偷偷地废除了生命最重要的特征,废除了它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特征。”43个体生命有其自身的主体性和目的性,而人民概念将许多的个体放在一起来讨论,就将个体性生命独特的感受、创造和欲求给掩盖了。比如代表人民共同意志的“民意”不是真正的民意,也不能真正代表人民。民主政治在进行选举的时候,会进行一种选举投票的方式,从而认定被选出的领导人是人民民意的结果。“所谓的调查和投票只不过是一种对人进行抽象化之后的结果,真正的生命并没有在民主投票中被活生生表达出来。”44因为民主国家实行的选举人团制度并不是真正的普选,它不是所有人的民意。即使选举出的人是普选的结果,它仍然是违背了反对者的意志选举出来的。而且,参选的人是有限的,人们被迫在有限的参选人里面选出领导人。所以,从“人民”民意中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个人在总体性概念中受到的是压迫,达到的是可能违背自身意愿的妥协。至于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目的性,在这里都被表面的总体性及其结果所替代。所以亨利认为“人民就获得了它真正的名字:对所有人的否定,也就是死亡”45。

第二,公众事务对个体事务的替代。“人民”在资本主义政治中只是一个起点,而要具体到现实操作中,就要涉及民主制度了。民主,顾名思义,人民当家做主。但亨利认为“在一个民主制度中,是人民在统治。不幸的是,‘人民’并不存在:它也同样不能统治它所劳动的领域和种植的土地。民主的概念是一个诱惑”46。人们之所以不能真正统治自己脚下所劳动的土地,是因为它们处理的事务被公众事务所替代,它们的利益被公众利益所替代。而这些所谓的公众利益不是真正的公众利益,而是少数人的利益。“政治所处理的公众事务被认为是关涉它宣称的所服务的公众的事务,但现实中真正的事务是资本家的事务。就如我们今天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政府自身仅仅是‘上层资产阶级的管理代理人’。”47上层资产阶级或者直接参选,或者支持其代理人参选,从而在政府中施加影响力,让其为自身的事务和利益服务。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只是一个诱惑,它让人民遗忘自身不能真正统治,遗忘自身的利益被资本家的利益抢先一步的事实。“民主也就被一种整体性的独裁所取代……它不是关注的个人内部特殊的努力,不是关注的个人的痛苦和欢乐等私人事务。”48公众事务以一种整体性和普遍性的形式出现,最终是对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压抑甚至剥夺。

02 民主制度的管理形式对生命的掩盖

亨利认为民主管理方式陷入了形式和内容的分离。形式是指它的管理的方式和方法,内容是个体的生命。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是政治管理对生命的掩盖和忽视。这种分离来源于民主管理者决策的不专业性,进而导致的对生命本身的不了解。亨利认为“具体事务总是根源于被特殊个人所拥有的特殊技能:城市设计者、农业工程师、大学教授等人的特殊技能”49。但是这些具体事务的安排往往不是由拥有特殊技能的人决定的,而是被民主政治的管理者所决定的。“一块纪念碑的选择——比如,其位置和风格的选择——来源于政治委员会的决定,而不是来自擅长这一领域的艺术家和发明家的决定。”50假如作出这个选择的管理者不知晓人民在纪念碑身上需要得到什么,或者什么样的纪念碑能够真正起到纪念碑的作用,这个决定就是一种形式化的政治决定。形式化决定建造的纪念碑是对建造者、对被纪念者和纪念者的生命的忽视与掩盖。而艺术家和发明者知道纪念碑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展示出来,并且放到什么合适的位置能够抓住人心、纪念亡灵。

亨利认为对生命的需求或感受的忽视“比整体性对个体性的取代更为糟糕,因为形式的政治决定与其处理的具体事务的内容之间有一个鸿沟。而具体的内容总是生命的内容”51。整体性虽然是一种对生命的掩盖,但它仍然涉及了部分人(上层资产阶级)的生命需求与体验,或者试图将人的意志、愿望和需求纳入进来,但形式化的政治决定与具体生命内容的鸿沟是不可跨越的,是与生命的绝对的脱离。民主政治的本质本来扎根于生命之中,是需要对生命负责的一种政治,但由于它的管理形式与内容的脱离让其目标难以达成。在民主制度中,“政治管理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和一种死亡的力量……它将一种非生命之物置于生命的之上;它悬挂了一个死亡的威胁在生命的头上”52。

（三）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对生命的压抑、漠视和遗忘

与经济和政治领域相伴随的死亡是生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死亡。思想的死亡不是一种单纯的外在力量对生命的打压,而是思想本身被“植入”和“篡改”,从而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目的和发挥创造力,也不能实现对自身主体性的肯定。这一领域的生命死亡表现为三种主要的形式:媒体对生命能力的压抑、大学教育对生命的漠视、哲学对真正生命的遗忘。

01 媒体对生命感受能力的压抑

亨利认为媒体宣传对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生命具有巨大的改造作用。这种改造的方式是以新闻、广告和其他节目的方式进行的。它们让生命的感性能力非生命化,让生命的欲望改变的同时不能真正理解自身的欲求,让人陷入想象的生命之中。以电视为例,“电视的‘感性’实际上是对所有的感性的否定。‘现场直播’就是让所有的事物被直接获得,而没有加入任何构造和准备。真理到最后就被还原为事实的粗糙性,被还原为即刻的消失和死亡”53。因为人们在电视的直播或其他的节目中只能感受到不断的画面的切换,追求的是不断的新的画面对人的刺激,于是陷入了一种对感性的即刻性迷恋之中。在不断切换的画面与节目中,“生命只是满足于看,但不是以观众看待作品和艺术的看那样看。相反,它以这些形式看:以什么也没看到的方式去看,以不使用内在生命力量的方式去看。这种对生命力量的忽视,甚至看起来他不是在看”54。媒体的画面与声音也不是在与生命相联系,而是与生命相隔绝。

反过来,那些最能够提升人的感性能力的领域在对即刻性迷恋中式微。比如,人们将欣赏电视节目的方式带入了欣赏艺术甚至自然的过程之中,将它们“节目化”。“艺术家的理念和作品注定要像报纸一样被扔掉。”55因为艺术家灌注了思想和感觉的作品在快餐式的欣赏消费中,在人们只要求即刻感受的死亡性感受能力中,不再能够成为永恒的作品。因为“生命能量的历史在于感性和理智之中”56,而走向死亡的感性失去了他的能量,也已经在即刻性的画面中将理智抛弃,从而不能够把握艺术家要表达的真实感觉和理念。艺术在市场经济中的命运就是用之即扔的一次性消费品。这种对待真正感性的非反思性和模式化让媒体宣传营造了一种类似阿多诺所说的“文化工业”,它让文化和思想被工业化,而“文化工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自我繁殖能力的集中体现”57。

总的来说,媒体宣传造成感性及其能力压抑的原因可以总结为四个。第一,即刻性的画面在时间中是不断消失的,所以就只能在时间中不断走向迟钝。第二,节目对于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是无关生命的。它们的意义只是在于“刺激观看者从一个节目跳到另一个节目”,让观众成为“流量”和“收视率”的保障,从而为广告收入提供基础。人在这个观看行为中,被当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成为文化工业的一个环节。第三,即刻性的满足也是随时不满足。“这种不能满足的力量让他以某种方式遗忘自身,既是忘记自我也是忘记自我的感受。”58“因为一般的媒体世界带来的是想象的满足”59,所以生命在无聊的节目中被外在化的东西所抓住,遗忘了自己的真正所需。生命的感性能力也不能在真正所需的感受中得到提高,只是陷入了被“塑造”的过程之中。第四,对即刻性的迷恋也会延伸到消费领域。广告对人们购物欲望的刺激,让人不断地想从新的购买中获得满足。在即刻性的消费满足中,人更加满足消费本身而不是在消费中重塑和提升自己的感性能力。这样,电视的宣传转入了经济对生命的替代过程之中。所以,媒体宣传让人们的思想被改造、需求被刺激、主体性的感受与创造能力沦为工业零件的地位。

02 大学教育对生命的漠视

亨利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生命被压抑还发生在学生在大学受教育的阶段。“在大学的事例中——法国大学会被当做我们的例子——毁灭的原则在它的现实中和环境中将被探测到。”60而大学的毁灭不是大学机构的垮台和难以运行,而是一种自我毁灭,“大学的自我毁灭是文化和生命的自我毁灭”61。他以现代法国大学为例子,将资本主义大学中教育与生命的脱离和忽视揭示了出来,从而为生命批判理论找到了重要的论据。

亨利首先阐述了大学教育的重要意义。“教育有一种交流的本质……这个纯粹交流的教育理论是第一哲学。”62交流是一种知识的交流,是老师的知识传递到学生的过程,也是知识被不同人重复的过程。而“每一个知识或证明行为的理论性重复在一般意义上就是自感发的重复”63。自感发就是生命的本质:“自感发让知识传递得以理解,先于并外在于表象化和客观化的知识。”64因为知识仅仅是对生命理解的一种表象化和客观化表达,而生命自身的理解超越表达出来的知识。所以生命在知识的理解和传承中承担着条件性的作用,因此他才认为教育具有第一哲学的功能。从最基础的意义上,教育在两个人交流的意义上是生命的交互主体性,是生命对生命的影响和传承。在传承的过程中,学习者生命得到发展。而真正的大学教育包含所有教育真正的功能:“作为教育、学习和研究的场所,重新将所有的生命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过程结合起来”65。而这三重目的最终落脚点,也就是大学教育最核心的功能和理想,是生命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大学不仅没有承担其功能,还阻碍了生命的发展和自我实现。这就是亨利所说的大学的毁灭,它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到目前为止区分了大学和社会的功能差异的界限被取消。”66大学的功用是生命的发展和实现,而“社会及其内容则是实践……它关乎的是调整一个房间、核查一张支票,或者测算一种压力。它必须应用一种方法,在此之后行为才能有效”67。可见,社会的功用在于设定一套规则和方法,为生命的实现给予可能性。但这二者毕竟是不一样的。社会提供的是方法,生命的提升才是目的。一旦二者的界限不明,大学最终的功能就会被遗忘。

第二,“一旦这个界限被拿掉,技术就会出现在大学的核心,同时压制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的场所。”68在亨利的语境中,文化不是外在的行为规则,而是生命的传承与提升。技术占据大学的核心表明生命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不再被当做大学主要功用,这是对功能遗忘之后的必然结果。技术入侵大学的核心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大学将实用性的知识放在教育的核心,成为一种犯罪。“它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是对个人潜能发展的阻止。它故意将个人的存在还原为一个技术—经济机器齿轮的境地。”69在这个地方,大学教育的目的一开始就被市场经济、被技术—资本所统治。其次,大学自身也被纳入技术性统计之中,被各种数学化的大学排名所支配,在形式化的“发展”中与生命所真正关注的东西脱离。

第三,随着大学被技术所控制,“管理者抓住机会,为不合格的公共教育的公职人员支付低廉的工资,掌控了大学的才智之士。尽管才智之士在过去已经明显地被降低了”70。这样,大学失去了自治能力,失去了对自身功能定位和管理的能力,被脱离大学教育的政府管理者控制起来。这是对生命自我发展和实现功能的进一步抹杀。所以亨利认为法国的大学在过去三十年中,“新的教师和他们的学生一样没文化……他们所有人停止了智识上的努力和化育自己的理想”71。当然没文化不是指的没知识,而是对大学功能和理想的遗忘,对生命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漠不关心。这样,生命就被大学教育所忽视,在大学教育中萎缩。

03 哲学对真正生命的遗忘

如果说生命在传媒和大学教育中被压抑代表着群体性的思想文化的衰落,生命在哲学领域的死亡则是人们反思和批判非人化的思想文化的可能性与能力的消失。因为“哲学不是生命但却是生命的结果。在其中生命的主体性被其自身所陶醉,并将自身体验为绝对”72。哲学作为一种真正关注生命的学问,是对生命的喜乐与痛苦的关怀与阐发,也是对生命作为知识、规则和思想的显现条件的自我认识。假如哲学都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陷入非生命的思想之中时,哲学也就导致了生命的“消失”。哲学对真正生命的遗忘表现为三种形式。

第一,哲学在自然领域中被驱除,被当做科学的附庸。亨利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哲学被还原为作为唯一有效的科学知识的反思。哲学变成了知识论。又或者,假如科学变成了对科学自身本真的反思的话,那么哲学就纯粹是科学史。”73在这个过程中,哲学为了获得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就不得不时常宣称自己的科学性。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通过让主体性不再起作用,伽利略规划拿走了哲学的专有对象”74。伽利略计划是亨利继承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当代科学技术视域的描述,即通过将主体及其存在排除在外,用统一的数学化的方式描述自然的规划。在自然领域,没有了自己研究对象的哲学也就不能再让生命扮演先验条件的角色,哲学就变成了科学的一个总结者。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失去了先验性,就变成了经验性的学科。作为不关注主体性的科学史或知识论,是对生命的有意排除,是让生命在哲学领域中消失。

第二,主体性领域的哲学被科学化,变成了心理学。“对先验生命的教条性否定不仅败坏了哲学,而且因为它获益于新的学科:实证主义和科学心理学,从而消灭了哲学。”75这里灭亡的是真正的哲学,而心理学却仍然作为一种“主体性哲学”而存在。实证主义从行为主义心理学中将人的心理变成外在的客观的行为,科学心理学将主体生命当做可以通过科学实验、记录和调查得以把握的心理现象。它们是伽利略计划的一部分,让生命自身也成为“客观的心理知识”。与此类似的,另外一种对人的心理进行描述的精神分析“是一种杂交的心理学——一半主观一半客观——仅仅由于它的混淆,它试图用一种经验性的概念(与父亲、肛门性欲等)扮演先验的角色”76。心理分析由于不知道真正生命的自我运动和先验条件作用,只是试图用看似先验性的概念去解释经验现象,仍然在客观或外在于生命自身体验的范围内讨论问题。实证主义、科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遗忘了真正的生命,让经验性或科学性的研究方法抢占了话语权。这三种“主观哲学”代表了哲学在主观领域对先验生命的遗忘。

第三,作为继承了先验哲学的现象学,也存在着遗忘真正的生命,造成生命被歪曲描述的风险。亨利认为现象学为了让事物得以显现,必须让其在某一个视域得以显现。而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家总是用时间作为事物显现的视域。“正是时间的三—维度视域塑造了世界的可见性和世界的真理。在这个视域背景的衬托下,每件事物作为时间性之物,对我们来说成为可见的。”77但生命只是自身对自身的感受,不是以时间河流或变化的方式去观察一种外在和反思性的观察:绽出(ekstasis)。“在绽出的时间中,向我们走来之物总是外在于我们的位置。”78这就造成了生命的观察者和体验者之间的间距,“现象学间距使事情本身和其显现之间总是无法完全等同,因而经典现象学家并没有实现现象学面向本身的目标。”79时间“将每一个事物抛向自身之外并将它从其自身中剥离出来,使其陷入虚无之中”80。时间让事物的显现本质与伽利略计划中让一切事物以数学的方式显现出来是一样的。“假如每一事物都以这种方式向我们呈现出来……在各方面就不会再有现实存在,而只有死亡。”81因此以现象学为代表的对先验哲学进行继承的哲学,对生命的描述仍然是不真实的,只是描述了理论构建中的生命。它们仍然忽视了真实的生命,使得生命中的思想消失了。

三、亨利对资本主义中生命现象学批判的贡献与缺陷

亨利从生命现象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中的生命的批判,在方法上体现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结合,在内容上也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多个角度推进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广度和力度,具有重要贡献。但由于他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的资本主义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认知和改造方法存在不足。

（一）贡献:新的方法运用与新的批判视角

其一,方法上的创新。亨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始终从现象学的生命角度出发,但他又将生命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时使用的概念结合起来82。这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揭示生命内涵的时候,他将生命与劳动力、活劳动等同起来,所以生命自身的主体性、创造力和个体性都被转移到了劳动力概念之中。这也让他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嫁接过来。第二,认为马克思在西方思想家中“是唯一一个探讨将经济事实的世界以一种彻底的方式回到其根源的思想家”83,从而将劳动力或生命当做他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共同基础,并将生命和劳动力当做唯一的现实。第三,在阐释生命被经济过程所掩盖和压抑时,他采用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异化进行的规定:外在化。马克思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84,而亨利则将这种外在化进一步阐释为经济过程对劳动的替代和压抑:生命不仅外在于劳动的过程,而且外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第四,从现象学生命的角度将马克思前后期的理论很好地结合成了一个整体。他认为马克思前期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与成熟期的历史唯物主义都奠基于生命之中,都是对生命在资本主义中如何被压抑、忽视、剥削的探讨。由于将生命的发展和自我实现当成生命的真实形式,也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中人的自由自觉劳动的向往当成了前后期共同的主题。第五,他这种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方法,继承了马尔库塞、萨特和梅洛庞蒂开启但又逐渐被忽视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传统,并通过对现象学的生命化阐释,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视角。

其二,拓展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领域,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当代新特征和未来可能趋势的展望。首先,亨利对资本主义当代新特征的描述主要体现为五点。第一,将当代经济过程中的自动化越来越高的特征纳入生命批判理论之中。第二,以生命哲学的方式,将资本主义当代民主政治的虚伪面纱揭了下来。第三,将传媒当做生命内部结构的变化的重要力量,将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推向前进。第四,创造性地将资本主义大学教学的技术化、行政化和去生命化特征揭示了出来。第五,将当代哲学的科学化、去主体化、去先验性和对真正生命的忽视的特征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其次,预测自由资本主义在未来难以应对极端的自动化社会中的分配与消费问题。一方面,这表明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的未来前景比较悲观,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历史倒退。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当代新自由主义不能真正找到反对福利国家的既得成就的理由,也不能真正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社会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的挑战。

（二）缺陷:批判领域与改造方法的不足

其一,对经济领域的批判集中在自由市场经济。亨利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趋势进行批判时,认为它最终会生产大量产品却又无法销售,大量的无产者极度贫困甚至面临生物意义上的死亡。虽然这种状况在当下已有征兆,但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推行了一系列的福利政策来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福利政策是对自由市场一定程度的修正:“有目的地运用民主国家的权力以规范和修正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自发作用。”85尽管他对思想领域的批判已经涉及当代福利国家的行政干预特征,但由于在经济领域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他不能综合更多的因素去分析福利政策是否能够真正消除自由市场经济的矛盾,因此他的理论解释范围是受限制的。只有在经济领域证明人们“对福利国家及其未来的那种无可置疑的信心现在都已迅速消失”86,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其二,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法不足。在批判的最后,亨利认为资本主义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并且“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形式已经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主体性之间的矛盾中”87。但如何让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亨利除了对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革命理论进行重新阐释而外,并没能提出新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可能性与方法。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发生,亨利对旧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去生命化特征也有所觉察,希望通过对马克思真正关怀生命的思想、政治和经济的理论的阐释和推广,让人们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由于具体的建设性的方法不足,他只能悲观地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只能在抽象和压抑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2022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时间哲学研究”(项目号22YJC710039)的阶段性成果。

2.作者简介:刘少明,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

3.刘宏:《从米歇尔·亨利的生命现象学谈生命的自我显现与哲学语言》,《哲学动态》2021年第8期。

4.刘少明:《论米歇尔·亨利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异化理论的生命现象学解读》,《世界哲学》2022年第6期。

5.Michel Henry, Barbarism,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18.

6、7.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118.

8.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14.

9、10、11.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15.

12.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John Macquarrie&Edward Robins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 p.51.

13.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15.

14.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15—16.

15.Michel Henry, The Genealogy of Psychonalysis, Trans by Douglas Brick,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7.

16、17.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16.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19.Michel Henry, Marx—A Philosophy of Human Reality, Trans by Tom Rockmo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05.

20.Michel Henr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 of Body, Trans by Girard Etzkorn, Hugue: Martinus Nijhoff, 1975,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58.

21、22、23.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57.

24. Ibid, 2014, p.72.

25.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72.

26.Ibid,2014, p.73.

27.Ibid, 2014, p.77.

28.Ibid, p.72.

29.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76.

30、31.Ibid, p.73.

32、33.Ibid, p.74.

34.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78.

35.Ibid,2014, p.88.

3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24页。

37.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92.

38、39、40.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90.

41.Ibid, 2014, p.91.

42.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张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页。

43.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104.

44.刘少明:《生命拯救是可能的吗?—论米歇尔·亨利生命拯救理论的困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45、46.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104.

47.Ibid, p.97.

48.Ibid, p.105.

49.Ibid, p.105—106.

50、51、52.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106.

53.Michel Henry, Barbarism,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111.

54.Ibid, p.113.

55.Ibid, p.111.

56.Ibid, p.105.

57.陈学明等:《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58.Michel Henry, Barbarism,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110.

59.Ibid, p.113.

60.Ibid, p.115.

61.Ibid, p.124.

62.Michel Henry, Barbarism,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125.

63、64.Ibid, p.124.

65、66.Ibid, p.120.

67.Ibid,p.118.68.Michel Henry, Barbarism,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120—121.

69.Ibid, p.121.

70、71.Ibid, p.123.

72.Ibid, p.130.

73、74、75.Michel Henry, Barbarism,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130.

76.Ibid, p.132.

77.Michel Henry, I am the Truth——Toward a Philosophy of Christianity, Trans by Susan E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18.

78.Michel Henry, Material Phenomenology,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 p.40.

79.孙伟:《论米歇尔·亨利的现象学间距》,《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8期。

80.Michel Henry, I am the Truth——Toward a Philosophy of Christianity, Trans by Susan E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9.

81.Ibid, p.20.

82.不仅这里列举的几个概念,亨利在《马克思:一个人类现实的哲学》中对马克思的实践、阶级等核心概念都进行了生命化的解释,并且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83.Michel Henry,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Theory of Catastrophe,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13.

8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

85.鲍尔、贝拉米主编:《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任军锋,徐卫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页。

86.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87.Michel Henry, Marx—A Philosophy of Human Reality, Trans by Tom Rockmo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