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1

马克斯·霍克海默2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统治阶级的权力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并不是一个无矛盾的同质性整体,而自由主义理论的竞争观念,既忽视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和资本家之间的异质性,又遗忘了资本主义竞争中比经济领域更古老的等级垄断。无产阶级是由单独的主体共同组成的,它本身具有未定型、无序的特性,实用主义的总体观却无视了这一点。劳动在垄断社会中本身也成为一种垄断,工人的良心变得与资本家相同。工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也许是整个社会中最为隐蔽的劳工结构阶级对立问题,劳工领袖已经成为一个贪婪的团伙。“匪帮”概念可以帮助克服抽象的阶级概念,因为阶级关系的模式现实地存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中,甚至在无产阶级内部也是如此。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统治阶级的权力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之上。法律所有权是这一事实的意识形态表达:少数人占据了排除其他社会成员自由使用生产资料的地位。此生产资料主要是指土地或维持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一定生产工具。统治阶级占据了文化红利。一方面,统治阶级同化了生活消费品的总产品和生产者的纯粹生活必需品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尽管受到盲目力量的支配,统治阶级还是决定了哪些商品是值得拥有的,以及用哪些方法来获得这些商品:要么靠个人劳动,要么靠集体暴力。

进行统治的少数人在数个世纪所享有的特权并不是无稽之谈。的确,最终他们是靠武力征服和维持的。但是这种环境,享有特权的团伙有能力将这种权力投入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组织中加以巩固,是由他们的经济进步性所造就的。在他们统治时代的后期,当他们所代表的组织原则因为人口其他部分的发展而受到怀疑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就会变得更具强迫性、更为恐怖,但同时也更加虚弱,因此愈发变得非理性,直到最终走向一种极端的专制主义。这些社会和文化形式已变成一种纯粹的压制性因素。它们的行政机构疲于维持人类交往的新可能性,却对人类的思维和能力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一、澄清概念:阶级、竞争、劳动和总体

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基础的“阶级”概念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它并不是一个无矛盾的同质性的整体。至少在最典型的时代,占有生产资料并不等同于实施他们精心设计的计划,也不等于统一塑造的愿望和设定的目标。在面对被压迫人群的反抗时,或者在打击任何一种威胁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力量时,不同的统治团伙总是一致的。因此在面对法国南部的进步公民,甚至是对佛兰德斯的无产阶级分子的惩罚措施之时,中世纪的世俗和教会力量——皇帝、国王和神父,都暂时搁置了他们之间的传统纷争,在保卫统治的社会等级制方面团结起来。然而中世纪的历史并不象征着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之间的团结。相反,在不同等级的团伙之间始终存在着分赃的斗争。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想要获得对更大领土的支配,从而得到更多臣民的供养、服侍和使唤权。这在古希腊的统治团伙也一样,它以公民和小集团为代表。统治阶级出于共同的利益而团结在他们特殊的剥削方式之上,总是通过内部斗争,即一方努力夺取他人可能占有的战利品。由于对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人的支配一直是确保这些商品和服务持续流动的最有效方法,精英阶层为自我保存而进行的斗争始终是对最为根本的支配权的争夺,换句话说,是对生产的控制。

在十九世纪,阶级的这种本质出于多种原因而变得模糊了。资产阶级从重商主义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劳动者从人身依附性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类不同领域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看起来消失了。将各部分的人口都纳入其中的经济竞争变得更加温和了,尽管与过去时代里占统治地位的大人物之间的争吵和冲突相比,也更为一般和普遍。马克思既揭示了竞争的积极方面也揭示了它的消极方面。一方面他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他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并指出,在自由主义看似理性的组织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古老问题。在法西斯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其不同时期的特征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唯物主义解释而坚持市场经济的狭隘概念的经济学家,被从所有的政治和历史解释中剔除。现在这些经济学家完全抛弃了经济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日常事件进行一种简化的政治或心理解释。

自由主义理论所把握的竞争观念事实上会在多个方面带来谬误,这对于阶级关系理论来说从两个方面讲尤其重要。一方面,工人之间的竞争本质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本质是不同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竞争,至少在自由主义全盛时期的意义就是:工人太多了,以至于工资不可能高于简单的维系生命的费用,甚至常常低于它。这体现在劳动合同的本质上。法西斯主义只是揭示了在自由主义中已经存在的东西:劳动合同的表象是平等自由的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易,本质则是欺骗。这里还存在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在现代的全面统治的条件下,这个合同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而被搁置一边,并强调自由主义条件下它本来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在这两种情况下可以彻底看清合同的目的,即服务于那种根本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通过合同的描述以民主的语言被遮蔽起来了。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竞争之中对某些关键位置的垄断,要比垄断经济古老得多。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从来不像它看起来那样自由。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考虑国家对工业的干预,国家是不可以直接干涉大企业的,而这是经济学家们习惯于指责的。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不同产业的社会力量的等级所产生的不平等。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行业经济的集中化和中心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其所在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机械的数量,取决于其对国家经济生活正常运转的重要性。因此形成了团伙,他通过生育或欺骗,残暴或狡猾,精通工程专业知识或管理人际关系,联姻或阿谀奉承,从而成功地控制了一部分投入到产业中的总资本。在其经济权力的等级制度中,团伙的自由竞争在每个阶段都受到了限制。当人们发现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控制在200个或60个,甚至更少的家族手中,就彻底看清了这种情况,并最终揭开了自由竞争的“面纱”。

资本主义社会按照其固有的倾向发展,其结果是竞争的积极要素的消亡:它确保了消费者的需求和个别企业家的利润利益之间的联系。它减少了独立的人获得独立职位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它减少了相对自主的经济主体的数量,因此,这些主体中的大多数都对一般法律的运作及其公正的执行极度关注。所有这一切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都消失了,并使社会返回到压迫的更直接的形式之上,而这些形式实际上从来没有失去过作用。然而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种退步。当企业家之间的不平等转变为一种垄断的、最终对国民生活的总体统治时,资本和劳动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种极富特色的转变。在资本主义的最近阶段,工人阶级通过适应社会的垄断结构,而进入了竞争{权力斗争}之中。

直到20世纪初,工人阶级的斗争多少都带有一种自发的、激进的民主性质。他们的成员,由每日都在工厂里而对个体企业家抱有敌对情绪的工人组成,或多或少是活跃的。他们的管理者及其办公地时常变更,尚未稳定下来。但这至少部分地表达了受压迫者关于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想法和希望,而不是在自己的心中自诩为管理者,只想在追随者的头脑中争夺社会统治的领导权。(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说过去的革命官员们没有试图影响工人。相反,他们试图启蒙大众的努力更加强烈和直接。他们与其追随者在心理结构上的差异,也许要比今天的工人和他们的杰出代表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他们对协会生活的影响要比那些老一辈工作人员对理论理性的诉求强大得多。)个体试图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品质,以免在工厂内外成为生产设施的附属品;个体尚未被换算作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数量单位3,即还没有被标准化物质利益所定义的成员形象所取代。今天,这种转变已经完成。它(劳动)已经采取了一种符合垄断的上层建筑的形式。因此劳动者和其他不同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关系,与资本家集团自身之间所支配的关系已经没有太大差别。

新的情况表现在(作为社会力量的)劳动概念之中,因为它是一个指导思想原则,不只在工人的头脑中,还在公众的头脑中存在。如农业和工业,或者甚至如个别的工业分支,例如钢铁、橡胶和石油,劳动是一个集体性的称呼,而不是一般的抽象名词。考虑到在其逻辑结构中存在的个别要素,那样的形象更类似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或教会,而非如颜色或动物这样的一个一般概念。它们强调自身作为普遍概念的具体性,而不是作为它们所组成的元素之一。它们的逻辑结构确实准确地反映了其对象的模式。集体劳动概念的逻辑要素,即普通工人,并不是靠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就能决定总体进程的力量。用数学的术语来说,他们对于总体来说更多是变数,而非常数。相反,总体即组织中,领导者们有着具体的物质利益和权力利益,有着他们的哲学和性格构成,其影响力比任何普通成员的思想都要大得多,决定着甚至凌驾于个人之上。

然而,我们的垄断社会与早些时期的社会总体(social totalities)之间有一个最典型的区别。过去社会里的整体是在总体意义上的,它们变成了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形象。图腾部落的生活,氏族,中世纪的教会,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的国家,都遵循着通过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意识形态模型。那些模型,无论是神话的、宗教的或是哲学的,都反映了统治的形式。当它们在生产中的角色老化之后,它们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的粘合剂。这样它也促进了一种共同真理的观念,而且恰恰是通过它被客体化这一事实。每个观念的体系,它可能是宗教的、艺术的或者逻辑的,只要它以有意义的语言被表达出来,就都采取了一种普遍的意义并必然要求在一个普遍的意义中真实地存在。因此,试图符合精神的、理想化的模式的旧形式的整体,包含了一种垄断主义的纯粹实用的整体所完全缺乏的因素。后者也表现出一种等级结构,完全整合和专制极权。但他们的官员晋升,并非建立在某种与精神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资格之上,而几乎是因为他们对人施加影响的能力、控制人的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在这里纯粹是管理和技术的技巧决定了领导人的选择。在过去社会的等级制控制下,从来不缺少那种能力。但正是领导的个性和精神理想的客观结构之间联系的瓦解,赋予了现代的总体性以特殊的特征。

作为一个实际总体的“劳动”概念,如果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点进行对比就变得清楚了。在马克思那里,工人是工业社会中所有被剥削的大众。尽管工人的命运有细微的不同,但总的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生活展望:忙碌的时间可以变短,待业者对薪资的议价权得到增强,而且在一个变得越来越富裕的社会中不幸和贫穷是无法忍受的。马克思的理论预言了资本家将越来越无法确保大部分人口维持在纯粹的生存底线之上。这一趋势将在普通工人的生活中,通过他总体情况的恶化,通过他贫困的加剧,通过他日益增长的绝望和怀疑表现出来。这种状况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加上工人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角色所获得的启蒙,将导致一个党派的形成,它最终将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党的基础就是全世界工人的相似状况。它的原则和结构抽象于一些暂时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存在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又表现在不同的地理和国家环境中的财务状况上。它不会太多表达个别工人可能受到剥削的种种残害影响的实际感受,它更多的是表达对社会形态强加于人的纯粹压迫性磨难之抗议。它不是建立在心理学因素上,而是建立在经济体系的客观趋势之上。这个党的工作会受到工人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向往的启发。这些向往被压抑或扭曲了,因为在现代工业过程中,个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党的目标与个体和大众的处境绑定在一起,因而与任何一种以牺牲其他工人为代价的特权工人之流迥然不同。它代表了被压迫的大众的总体。既然工人们挫败的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的任何具体缺陷,而在于阶级统治的原则本身,那么,工人党在每一个阶段的斗争都要以废除这一原则和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为目标。

二、无产阶级政党与工会

无产阶级政党显然不追求提升其成员的收入,也不为其领导人的收入、事业或社会地位而奋斗。一个人如果要为党工作,甚至是追随党,意味着放弃所有这些东西。因此,党的成员确切来讲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为这些原则只有相对进步的部分工人阶级才能理解并实施。党必须严格地管控领袖,而且这种管控的标准,就是不服务于先锋队自己的愿望和需要,而是按照先锋队的理解所阐述的,服务于所有国家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是由这样的个体构成的,在他们自己的心理状态中压迫的歪曲影响,表现为一个自由人的观念。因此,党尽管与它所代表的大多数群众为敌,甚至正因为与他们为敌,却(才)认为自己是大多数群众的真正意识。群众的真正利益——他们自己无法准确表述的利益——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一样影响着党的决策。

因此,理论在无产阶级政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理论——无论是反动的、民主的还是革命的——都是旧思想体系的继承者;而旧思想体系被认为提供了过去总体性的模式4。这些旧的思想体系已经消失,因为它们所要求的团结的形式被证明是骗人的,与之绑定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也变得空洞无比。与中世纪教会教义或自由主义对市场制度的辩解不同,无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并没有美化其目标。它将资本主义视作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理论绝不会为它所引导的那些人的既定思想和迷信辩护。与大众文化的倾向相反,无产阶级学说中没有一种理论是向人民“兜售”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憎恶,却公开赞扬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对包括工人歪曲的思维在内的现实的批判分析。即使群众对党怀有敌意时,党也觉得自己的理论与他们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虽然今天的劳工领袖自知他们凌驾于劳动者之上,但是党并没有凌驾于群众之上。无产阶级是由单独的主体共同组成的,它本身具有未定型、无序的特性:由于这些单独的主体变成纯粹的元素而丧失了人的类特性。这种未定型状态使无产阶级从根本上区别于任何一种总体(totality)。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它被分成不同民族群体、有技能的和无技能的工人、有工作的和失业的工人,它的利益依然可以凝聚在一个像党这样的组织中。工会的作用不可低估,无产阶级的行动服从于党的战略。劳动在垄断社会中本身也成为一种垄断。无产阶级的未定型状态及其理论思维,既表现在反对剥削上,又与今天的实用主义总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用主义使工人在资本主义过程中从被动的角色上升为完成了的总体,而马克思所构想的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总体。

劳动在垄断社会中本身也成为一种垄断。工人领袖控制劳动力供应,就像大公司的总裁控制原材料、机器或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工人领袖买卖劳动力这种商品,操纵它,赞扬它,试图把它的价格定得尽可能高。劳动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完成了人的思想具体化的过程。随着宗教和道德观念的淡化,曾经表达个人对一个更好的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无产阶级理论,随着经济和政治事件的发展而被废止,工人的良心变得与资本家相同。国际无产阶级与一切统治制度之间的对抗的观念,已完全被与各种垄断企业之间的权力争端有关的概念所取代。的确,过去的无产阶级对理论揭示的社会机制没有任何概念上的认识,他们的思想和灵魂带有压迫的特征。然而,工人的贫困更是个体的人的苦难,因此将他们与一切国家和社会部门的一切受剥削的群众联系在一起。现代大众文化的技术不仅在闲暇时间,而且在工作时间,把垄断下的行为模式注入他们的眼睛、耳朵和肌肉里,使他们未经启蒙的头脑更加难以深入思考,以致他们无论如何区分不了所谓的娱乐和煽动。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周期性地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他们的思想空虚,因此容易受到理论的影响。而今天的工人就像普通民众一样,在智力上接受了更好的训练,他们了解国家事务的细节、伎俩和不正当手段,这是最为对立的政治运动的典型特征,尤其是那些靠宣传反腐为生的政治运动。即使工人们知晓获得财富和取得成功的条件,他们还是会加入一切迫害、攻击资本家或政治家的行动中。因为工人认为资本家和政治家违反了规则,但他们丝毫不会质疑规则。由于他们已经学会把阶级社会的基本不公正当作一个有力的事实,把有力的事实当作唯一应该受到尊重的东西,他们的头脑对一切根本不同的世界的憧憬和所有概念都关上了大门,而这些概念不是纯粹的事实一类,而是形成于真正实现的过程中。他们对这类事情的儿时信念已从记忆中彻底抹去,以致现在他们固执地相信现实就是这样;一旦他们试图睁开眼,他们就会绝望地重复进入这个体制的口令:世界上只有一种生活方式,也即是真正的生活方式,那种冷酷而聪明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对的一切似乎都是空洞的口号、谎言、形而上学。任何一个不能适应这种生活状态的人,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其他任何人,没有适应好的、愚蠢的人,都注定要完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成员变得像领导者一样,而领导者又像成员一样。他们共同的实证主义态度,使得劳动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新生力量。

并不是剥削减少了。就算统计结果是准确的,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和公司总裁的社会权力之间的差距已经被拉开。而就社会正义而言,这种差距是真正的衡量标准。

尽管以工会形式交易某类劳动力时,能够提高它们的价格(至少在某些特殊时期),但是在有组织或无组织的其他类别劳动力交易中,工会承受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压力。此外,联盟中的成员和没钱入会的工人或续费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嫌隙。特权国家的成员和在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中的人,不仅被本国的旧有统治者剥削,而且通过这些中介性劳工组织,工人还被工业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所控制。剥削的原则完全没有改变,但一方面,马克思所称被压迫的群众不能再被雇佣为私营竞争性工业的工资收入者,生产以攫取利润为目的的消费品。另一方面,由于受压迫者自身队伍中出现了新的敌对情绪,使群众联合起来反对普遍剥削变得更加困难。后者是因为一些社会和心理过程,破坏了人类作为整体的一切相关记忆,并且这种过程与劳动的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劳动在争夺统治权时是一种组织良好的竞争。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失去经济独立性。这些过程几乎涉及全民,且与把广大群众从经济停滞和贫困中解放出来相补充。世界越是成熟到可以实现理论设想的状态,理论设想本身和指向理论设想的每一种人类特性似乎就越不清晰,而且,无论它在哪里显现出来,都会被无情地消灭。大众文化机构蓄意采取的表达方式,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潜意识趋势的显性补充。为了一种不争夺权力的哲学,迫害一切被怀疑主张独立的社会思想。因此除了坚持真理,那些做法对所有团体的普遍利益都没有直接的帮助。因为坚持真理只考虑具体的个体,因此也就是人性一般(humanity in general)。这不仅是一个社会事实,也是一个人类学事实;它发生在当今社会的每个成员身上。

从婴儿睁开眼睛面对阳光的那一天起,他就得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生存方式:放弃与他共生的无限希望。他只能通过模仿(mimesis)来做到这一点,他不仅要持续有意识地重复——他在很久以后才获得判断和见解——而且他还需终其一生感知周围的一切。早在他会说话之前,他就已经在附和(echo)周围人的举止和事物,后来他又附和所有善待他的集体中个人的性格和态度:他的家庭、同学、运动队以及所有其他的团体,这些都迫使他形成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一致性,一种通过完全同化而比19世纪的任何教父或教师都更彻底的投降。通过附和、重复和模仿周围的环境,通过适应自己所属的所有强大群体,通过将自己从一个人转变为一个特定组织的纯粹成员,通过降低自己的潜力,以准备好且有技巧地适应这些团体并在其中获得影响力——如此种种,一个人才最终得以存活。通过遗忘来生存,通过练习最古老的生物生存方式:模仿(mimicry)。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孩子重复着母亲的话、年轻人重复着长辈的粗暴态度,而他/他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伤害。今天的大众文化,即垄断本身的巨大喇叭般的声音,与真正的艺术相比,被称为时代的美化利器而非批判武器5。一旦现实与真理对峙,那些无休止地复制和再现现实的把戏,就会无聊地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娱乐行业的所有巧妙的设备都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复制生活的场景,而没有丝毫的反抗,这些场景在现实中发生时就已经是枯燥和自动化了,这就是为什么图画、广播、流行传记和小说总是以同样的节奏喊着: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唯一可能的生活,这就是伟大的和渺小的人的生活,这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如此,并且这应该是现实,也将是现实。甚至那些可以表达另一种希望而不是通过成功实现的希望的词语也被整合在一起:一方面,至福(beatitude)和一切与绝对有关的东西都被完全限制在宗教的范畴内,因而被同化了,它已经成为“主日学校”6(Sunay School)用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幸福,指的是正常的生活,甚至是宗教思想,在某些时候,包含了激进的批评。语言已经被彻底地简化为实证主义理论所描述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只是垄断社会巨大生产机器中的另一种工具。每一个不利于机器操作的句子,都被一般信徒视作无意义的。正如当代认识论所描述的那样,根据这个认识论,只有纯粹的符号、操作,也就是纯粹无意义的句子才有意义。在当今实用主义整体的压力下,人的自我表达已经变得与他们在主流系统中的功能相同。每个人在自己的内心都拼命地压抑着其他的冲动。无论他们在哪里看到它,他们都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愤怒(wrath)和怨恨(fury),一种彻底的暴怒(rage)。它冲击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激起了古老而不朽的渴望,迫使他们重新去抑制和压制它。

三、无产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早期以及其他社会形式的历史中,存在着更多的独立经济主体。他们不得不在意自己的个人财产,并在竞争的社会力量面前维持它。文化需要相对独立的思想,它的本质是与人类的利益相关的。中产阶级的社会,特别是那些与正在消失的经济流通领域有关的职业,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提倡一种无论他们喜不喜欢都反对阶级统治和控制的思想。今天,个人在其经济功能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直接面对过社会。总是他的团体、协会以及工会来行使他的权力。(参见基希海默《论妥协》7)因此,个人这一范畴本身,无论其意义是好是坏,都处于清算状态。与某个既定团体的利益无关、与某个行业或企业无关的思想,都已经失去了意义。这个社会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饥饿和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却让相当一部分机器闲置。同样是这个社会,却压制或排斥最重要的发明创造。这个社会在少有的充分就业时期,却把大量的工作时间花在愚蠢的广告上,甚至剩下的文化也可归结为广告和宣传。亦或同样是这个生产毁灭性工具的社会,它把效能作为它的工具,把最邪恶的、破坏性的奢侈品作为它的真正业务,把思想看作与真理有关的东西。也就是说,文明真正唯一有用的用途最终是成为一种可恨的奢侈品。

这种情况同阶级社会其他各阶段的区别,是不应该被夸大的。在上面提到的早期阶段,中产阶级独立思想的存在是由工人阶级悲惨的物质条件所支撑的,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革命思想家必须从中上层阶级走近无产阶级。从那时起,整个工人阶级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理性,至少在它能够表达自己的程度上,是纯粹的实用主义,因此就像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是“特殊的”。但巨大的物质、组织和文化压力是保持这种状态所必需的。不断增长的愤怒不仅来自独立政治实践的痕迹,而且还与独立思想的表达,甚至是那些不表达的人有关。哪怕只是有这种思想存在的一丝迹象,人们都会被敌视并最终遭到迫害。所有反动组织和运动的加强暴露了统治者对消除恐惧和镇压的日益增长的恐惧。他们一方面急不可耐地试图疏导群众因压抑自己的原始欲望而积蓄的愤怒,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二次愤怒的产生,即人们最终通过洞察力意识到,压抑这种愤怒是越来越愚蠢的且会新生出愤怒。这种引导一直是统治阶级及其文化和恐怖主义工具的工作,而这也成为劳工组织的工作。同时,这些劳工组织引导劳动者进入竞争的斗争,并增加它们的力量。

阶级之间的对立在劳工结构中不断再现,特别是在工会内部这种对立也许比在整个社会中更隐蔽。工人们顺从地将自己的部分收入让渡给以他们的劳动能力为交易对象的巨型托拉斯8,平静得像是确实没有丝毫的利益冲突。使后者(托拉斯)成为一种统治阶级团伙的,与其说是其贡献程度,不如说是其所赋予的劳工领袖的社会地位。当然,他们的物质利益的很大一部分是与其他竞争群体的利益对立的,但构成统治阶级的所有集团都是如此9:如中世纪的世俗和精神力量,如专制主义下的封建领主、教会和宫廷,如现代生产和商业中的不同群体。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收入的一般来源,都是靠从生产过程中攫取剩余价值来生存的。的确,他们不是从预付的资本中提取自己的份额,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就连资本家的利润,也与他的资本投入的工厂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不成正比的。他作为剥削者的角色,虽然与他作为商人的角色有联系,但又有所不同。在后一种角色的品质中,他必须与别人竞争,从而在每个生产周期结果的总和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优势。他与那些不直接从事生产性投资的资本家享有同样的地位,后者诸如银行家、通信或娱乐行业的企业家,甚至是所有职业或活动的所谓“第三人”。劳工领袖已成为一个贪婪的团伙。他们工作的条件更困难,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像大资本主义托拉斯的领导层那样容易。因为他们的行为被公众舆论所控制,而公众舆论又受控于他们的竞争。每个资本家的职业团伙和工会的团伙都在社会过程中,一方面行使着特定的职能;另一方面又利用这种职能来尽可能多地获得对人、商品和服务进行控制的权力。这种斗争的方法在历史上是多种多样的,一部分是竞争,一部分是欺骗、抢劫和战争。正如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斗争既说明每一个统治阶级的建立就像它在生产中的角色一样明确,又已成为工会团伙的一个特点。虽然工人领袖未能获得任何成就,至少是暂时没为工人取得任何成果,但工人领袖自身的社会经济权力、自身的地位和收入(这些因素都压倒性地高于个体工人的权力地位和收入)都依赖于阶级制度本身的维持。尽管他们可能为各自的成员提供巨大的服务,但他们的(上述)经济事实是真实存在的。相比劳工领袖的高收入,连企业家的活动都对劳动收入产生了更积极的影响。但现在新旧精英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团结。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历史使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会对国家的态度与大型资本主义组织对国家的态度很像。他们最大的诉求是阻止政府介入他们的事务。原则是“不干涉我们的私人事务”(参见塞缪尔·龚帕斯在洛克伍德委员会面前的证词10)。这是“一家之主”(Master of the House)的立场。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实力的增强,两派领袖之间形成共识,他们参与中央政府的行政事务变得更加迫切。在战争期间,企业元素融入行政管理的进程取得了更大的突破。社会成为一个改革和规范的过程,就重大事件而言,它们仍然依赖于阶级之间和各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盲目力量。但就个人生活而言,不是指自我管理(决策是在利益与社会其他阶层利益不一致的显要人物之间达成的妥协),而是指物质和人力生产设备的产出增加。

一旦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团伙获得了对国家的直接控制,实际的劳工官僚机构和政府官僚机构就有可能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团伙中更可靠的委员。虽然这可以在不正式改变宪法原则的情况下实现,但其将以类似于德国的那种发展为特点。也有可能,在它的实际结构中,劳工在未来占据了更大的份额。在这两种情况下,整个劳工的物质状况可能会得到改善,失业会减少。但与此同时,单个成员的重要性与杰出公职人员(劳工领袖)之间的差距将拉大。人类个体的重要性将更为显著,基于性别、年龄和行会划分的工资差距将会加大。这一双重过程将使工人阶级更加彻底地融入现代社会,也将使工人阶级在集体主义口号的薄纱下,在特殊理性胜利的意义上实现心理的统一。一方面,这意味着群众的幻想破灭,对阶级制度的威胁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统治集团集中的权力和他们集中的防御手段将使任何改变都更加困难。

市场作为生产调节者的逐步退场,是除决策阶层之外一切影响力消失的征兆。在市场体系中,人们以一种扭曲的、匿名的和不合理的形式感受到自己的需要,现在可以通过统计数字来确定,并根据统治阶级的政策来满足或拒绝这些需要。但是,如果说这种新的理性比市场体系更接近理性的概念,那么它也离理性更远。虽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交易从来都不是真正彻底地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决定的。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体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客观的经济机制,至少在原则上赋予了个人某种独立。压迫通过非人化,即中介领域(intermediary spheres)而被人性化。今天,人类需求的表达不再被可疑的市场经济指标所歪曲,而是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心理供应系统中被有意识地重塑。在一个国家里,被击败的竞争者和落后的群体的痛苦不能再归因于匿名的过程,因为匿名过程允许他们保有作为经济主体和作为人之间的差异;但被打败的对手、竞争者以及整个社会阶层、少数者和民族的没落,都是由精英阶层决定或选择的。那些即将受苦的人被选中,被按他们的名字叫出来。然而,今天的经济领导人的“小伎俩”11是私人的和特殊的。因此,与曾经决定市场的自动趋势相比,在社会的真正需要方面是盲目的,或说甚至是更盲目的。决定人类命运的仍然是非理性。这并不意味着理性不是由任何个人或团伙提出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更多对经济形势和潜力更具真正洞察力的人。由于生产和计划方式的进步,由于一切社会问题的明晰和各种迷信的消散,他们的生存机会似乎有所增加。但由于统治方式的进步,由于理论思想的消亡,由于伪启蒙的实用主义哲学所产生的新的强烈的禁忌,表达了对非主体的顺从思想,他们的生存机会却减少了。

四、阶级关系的新分析视角—“匪帮”理论

在拟定阶级关系的理论时,必须考虑到前面几页所提到的各种趋势,而且这一理论是在我们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匪帮”(racket)概念只是为了区分和具体化统治阶级的概念,而不是要取代它。但是,它可以帮助克服抽象的阶级概念,因为它在旧的理论中发挥了作用。它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阶级关系的模式不仅在社会大群体的关系中是典型的,而且从大群体的关系中渗透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中,甚至在无产阶级内部也是如此。即使根据尚不完全的描述和解释,资本主义当前阶段之前的阶级社会结构也已经显而易见。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实体——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与现代的敲诈勒索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但仍只是冰山一角。匪帮的概念是指大大小小的团伙,它们都在争取尽可能大的份额的剩余价值。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的最高机构就像那些在法律范围内或不在法律范围内,在人口中最悲惨的阶层中工作的小型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s)。我要基于事实强调的是,一个团伙在生产中的作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消费中的作用,但在阶级社会中,它却处于一个很好的战略地位,能够在分配领域中占有同样多的商品和服务。在团伙领导人强烈坚持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的时期,情况尤其如此。他们使用自身的生产工具,而其他人紧握着他们的枪。在当代俚语中,匪帮的使用可能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联系,但客观上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在当今社会的每一种活动,无论它是什么,其内容和目标都只有一个:攫取尽可能大份额的流通剩余价值(circulating surplus value)12。因此,一个人试图垄断一项经济功能,并不是为了生产或满足需求。用来反对各种活动,甚至反对整个群体的口号是,他们是非生产性的。他把各种活动甚至整个群体都视为“非生产性的”。此外,不断的恐惧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可能是无生产力的或无用的,这似乎源于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思想中意识到,尽管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的物质和精神模式并不像自然界中的母子群体那样团结一致,而是讹诈。同时,现实与所有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每天都在扩大。因为这些意识形态以所谓文明伪装成它们的基础。通过将生产作为一种宗教信条,推广技术官僚主义思想,给那些甚至无法进入工业大堡垒的其他群体贴上非生产性的标签,工业战胜了社会和它自身的生产意识,即生产只是争夺战利品的堡垒13。它与16和17世纪欧洲恐怖主义匪帮的运作机制相似,他们折磨、谋杀、掠夺了成千上万的不幸的人,并消灭了整个省份的女性人口,因为她们被指控与撒旦交合,这些折磨人、谋杀人、掠夺人的“匪帮”因此更加狂热地颂扬十字架上被折磨、被谋杀、被剥夺生命的上帝,更加虔诚地崇拜圣灵让圣母无暇受孕。今天,“匪帮”宣传生产力和公共精神,迫害所有不愿加入他们的个人或团体为“黑帮”,谴责一切旨在结束破坏的企业为“破坏性企业”。所有那些通过大量的口头和书面言论帮助匪帮取得最终胜利的人(帮凶),都在小心翼翼地谨防自己说出任何一句“不恰当的”的话14。

这些话只能作为对一项真正的社会学任务的一种介绍。真正意义上的匪帮社会学,作为统治阶级的细胞,既具有政治意义,又具有科学意义,它可以帮助澄清政治实践的目标。在一个不同于匪帮的社会中,一个没有讹诈的社会,它可以用来定义民主的理念,这一理念在人们的头脑中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今天,匪帮在其经济和政治实践中嵌入了这一理念。他们巧妙地将政治术语形式化,使压迫整个群体和国家的政治专家集团成为世界民主的捍卫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人文主义理论家打成独裁统治的倡导者,因为他们试图推广民主内容——无论多么不充分——并将其付诸实践。尽管如此,与真理紧密相连的民主的意义并没有被遗忘,它需要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压抑和残忍的世界和渠道中表达出最强硬的愚蠢策略。从科学的角度讲,匪帮社会学不仅可以得出一个更恰当的历史哲学,而且有助于对人文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提供更多的了解,甚至包括一些遥远而有争议的问题,如原始部落中的启蒙仪式和巫师的把戏。看起来,年轻人在进入这些部落的时候好像被改变了,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被社会接受,而只是意味着他们被一个特定的社会整体所接受,就像上面所描述的那样。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关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类似的看法:在儿童眼中,成人是一个整体。“匪帮”也是男性对女性的组织模式。这个现代概念可以用来描述父权关系。(现代术语有助于研究过去的社会关系,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5一样。) 

注释

1.原文来源:https://nonsite.org/max-horkheimer-and-the-sociology-of-class-relations/。这是本文首次以完整英文原文形式出版。原文于1943年秋用英文写作,作者原计划将其纳入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并就草稿征求弗兰茨·诺依曼、赫伯特·马尔库塞、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以及阿多诺的意见,也正因多次修改导致部分内容难以辨认。文章部分段落可见于《理性之蚀》(1947),长段落则收录于德文版“遗作集”(详见Max Horkheimer.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NachgelasseneSchriften1931—1949.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1985,p75—104.),德文版“遗作集”仅在原手稿无法辨认部分时用于校译。

2.作者简介: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德国斯图加特人,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致力于建立一种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译者简介:陈永康,男,1999年生,贵州安顺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译文中的摘要、小标题和脚注等信息皆由译者添加。

3.本句原手稿为“The figure of the individual, trying to defend its qualities as a human being against becoming, in and outside of the factory, a mere accessory to the apparatus of production, had not yet been replaced by the figure of the member defined exclusively by its standardized material interests”。为便于理解,根据上下文逻辑增添该句。——译者注

4.本句原手稿中“It was the heir to these older systems of thought which had been the models for past totalities”中存在主语不清晰的情况,正文依据德文版译出,参见Max Horkheimer.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Nachgelassene Schriften1931—1949.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Verlag,1985,p85.——译者注

5.本句原手稿中“the(illegible)of the times as(illegible)would call it”中存在两处难以辨认的阅读障碍,现结合德文版意译后补全句子,参见Max Horkheimer.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1949.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1985,p91.——译者注

6.“主日学校”又名“星期日学校”,是英、美等国在星期日对在厂务工的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的免费学校。首所主日学校创立于1780年,这一模式盛行于19世纪。——译者注

7.参见Otto kirchheimer, Changes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1941,pp.264 289.——译者注

8.托拉斯:即英文“trust”的音译,是一种高级的垄断组织形式,由许多生产同类或相关联商品的企业合并组成。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加强竞争力量,从而攫取高额的垄断财富。成员企业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都丧失独立性,由托拉斯董事会统筹全部的活动,领导权掌握在最大的资本家手中,组织内的资本家们仍为争夺领导权和更大分成进行激烈的竞争。——译者注

9.本句原手稿中“but this holds true for all the groups which(illegible)have formed the ruling class”存在一处难以辨认的标记,虽不造成阅读障碍,但仍依照德文版选译,参见Max Horkheimer.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1949.Frankfurt am Main:FischerVerlag,1985,p94.——译者注

10.原文为“cf.[illegible]instances Gompers testimony before the Lockwood Committee”,德文版对应脚注为“Vgl.etwa Gompress Aussage vor dem Lockwood-Komitee”,参见Max Horkheimer.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1949.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1985,p98.——译者注

11.英文原稿中“the small policies”直译为“小政策”,此处采取德文版“Die hinterhältigen Methoden”更便于理解,指的是“狡猾的手段、小伎俩”,参见Max Horkheimer.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1949.Frankfurtam Main: Fischer Verlag,1985,p101.——译者注12.本句原手稿中“has as its content and goal that it is(illegible)by no other inferred(illegible)the acquisition of a possible large part of the circulating surplus value”存在两处难以辨认的阅读障碍,此处依照德文版译出,参见Max Horkheimer.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1949.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1985,p102.——译者注

13.本句原手稿“Industry overcomes society and its own awareness of production  as being a mere stronghold in the fight for(illegible)by adopting production as a kind of religious creed, by promoting technocratic ideas and labeling upon other groups which don’t even have an access to the(illegible)industrial bastions as unproductive.”存在两处难以辨认的阅读障碍,正文参考德文版校译,详见Max Horkheimer.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1949.Frankfurtam Main: Fischer Verlag,1985,p102—03.——译者注

14.本句原手稿“Today the rackets(illegible)pursue[?]each person or group who refuse to join them, and as destructive[to]each undertaking which tries to put an end to destruction. The ones who accomplish repression by an ocean of spoken and written words watch jealously that nota single inappropriate[?]sentence be heard.”存在多次难以辨认的障碍,正文按照德文版译出,参见Max Horkheimer.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1949.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1985,p103.——译者注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