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著名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1922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1930年，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新成立的社会研究所所长。他的《启蒙辩证法》《理性之蚀》等著作既深刻影响了阿多诺等同时代人，也对批判理论的继承者（哈贝马斯、霍耐特、福斯特、罗萨、耶基等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章节节选

当谈话中提及物理学、化学、医学或历史时，人们通常会在头脑中体验到某些十分确定的东西。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参考百科全书，或已得到公认的教科书，也可以请教该领域的杰出专家。任何一门科学的定义都可以直接从其存在的当代社会所处的地位得出。尽管这些科学在将来可能取得最伟大的发展，尽管人们甚至可以预先知道它们中的一些科学如物理学与化学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会交叉融合，但没有人对仅仅依据正在这样的方向下开展的科学活动来给这些科学的概念下定义真正感兴趣。

这与哲学不同。如果我们问一位哲学教授：哲学是什么?如果我们有幸碰上一位不嫌恶一般定义的专家，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哲学的定义。如果我们因而采纳这个定义的话，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定义并不是普遍都能接受的定义。然后我们可能请教别的权威，认真研究现代和古代的教科书。但我们反而更加糊涂。很多把柏拉图和康德看作权威的思想家，把哲学看作是在自己的公理领域和主题方面的一门严密的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看法主要由已故的埃德蒙·胡塞尔提出。其他的思想家，如厄恩斯特·马赫，把哲学看作是把批判阐述和具体科学统一在集体中。伯特兰·罗素也认为，哲学的任务是“逻辑分析后进行逻辑综合”。因此，他完全赞同工·T，霍布豪斯的观点：“哲学以对诸门科学进行综合为自己的目标。”这个思想可追溯到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在他们看来，哲学一直是人类知识的整体体系。因此，哲学对一些人来说是独立的学科，对另一些人来说是辅助性的成补充性的学科。

如果大多数哲人都同意哲学具有科学特征，一些人（决非最劣的一些人）却公然否定这一点。对于德国诗人席勒，他的哲学论文或许比他的戏剧有更深远的意义。哲学的目的是把美的秩序想进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中。美是它的后果的评判标准。其他诗人，象荷尔德林和诺瓦利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甚至纯哲学家如谢林的观点在系统表述方面也与之十分接近。至少亨利·伯格森坚持这一看法，哲学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它并不是一门科学。

席勒

仿佛这些关于哲学的一般特征的不同看法还不够，我们找到了关于它的内容与方法的截然不同的概念。还有几个思想家认为，哲学仅仅与人类的最高概念与法则有关。并且最终与上帝的认识有关。这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新托马斯学派的思想。后来也有人认为，哲学处理的是所谓先验问题，亚力山大把哲学描述为：“关于非经验主义的或先验的经验性的或经验主义的研究，这样的问题是从关于先验的经验主义的联系中提出的”。(空间、时间和神)另外一些人，与英国的感觉主义者和德国的弗里斯和阿佩尔特学派不同，认为哲学是关于内心感受的科学。按照象卡尔纳普那样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观点，哲学本质上与科学语言有关。根据文德尔班德和李凯尔特学派的观点，哲学与真、善、美、神圣这些普遍价值有关。

最后，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大家一致同意的方法。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哲学程序必须包含概念分析和概念划归到认识的基本要素。伯格森和马克思·舍勒认为，直觉是决定性的哲学活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显然不同于马赫与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伯特兰·罗素和怀特海及其追随者的数理逻辑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公开的敌人。威廉·詹姆斯认为，一个人喜欢什么类型的哲理思维取决于他的性格和他的经验。

罗列以上各种思想是为了说明哲学不同于其它理性研究，不管在那些领域可能有多少争论，但理性工作的总线索至少能被普遍认识到。那些著名的代表人物对法题和方法或多或少都有共同的看法。然而，在哲学中，一个学派对另一学派的驳斥常常导致对它的全盘否定，即把它的工作的实质内容作为根本上虚伪的东西予以否定。当然，并非所有的学派都采取这样的态度。例如，辩证哲学为了维持自己的原则，从不同的观点中提取相对真理，并将其吸收进自己的可理解的理论中。其它哲学学说，如现代的实证主义，几乎没有一点灵活的原则，他们把大量的哲理性文献，特别是过去的伟大思想体系，简单地排斥出知识的王国。总之，我们不能认为懂得“哲学”这一术语的任何人都有责任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模糊概念是理所当然的。

柏格森

各门科学专门解决那些产生于当代社会生活过程中必须处理的问题。在上面的分析中，无论是各类问题还是它们在特定学科中的地位，最终都可以从在过去和现在的组织形式的人类需求中推导出来。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每一种科学的科学研究都能满足某个迫切需要。很多科学研究热衷于制造那些与人类毫不相关的东西。科学也摆脱不了我们在每一文化生活层次上观察到的能量的滥用。不过，对目前只有一种可疑的实用价值的科学诸分支的发展，也表现在劳动的消耗上，而这正是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也许记得，某些数学分支开始出现时只是玩耍的东西，只是后来才证明其卓越的实用性。因而，尽管有不能直接应用的科学活动，但它们在一定的社会现实中都有某种潜在的适用性，虽然这可能是遥近和模糊的。正由于这点，科学家的工作能够丰富目前结构中的生活。因此，他的活动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划定。为了发展新学科并不断使之分化与综合，试图变更几个科学领域之间的区分界标，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被社会需要所引导。这个需要总是（虽然间接地）在大学的实验室和讲厅里起着作用，更不用说在大工业企业和医院里的化学实验室和统计部门里所起的作用了。

哲学没有这样的引导。当然，很多人的欲望对它施加作用。哲学力图解决那些科学没有涉及或者科学无意识涉及到的难题。但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并不为哲学提供任何评判标准、哲学不能指望任何成功。个别哲学家在这方面偶而有所作为，并不是哲学本身的功劳。例如，我们知道，笛卡儿和菜布尼茨的成就在于他们的数学发现，休谟的影响在于他的心理学研究，马赫的成就则在于其物理学理论。如此等等。哲学的反对派也断言，如果说哲学有价值的话，这并非出于哲学而是出于实证科学。他们宣称，在哲学体系中的任何别的一切只是空谈，虽有一时的刺激，然却是时常令人烦恼并总是无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哲学家们却对外部世界的裁决表现出某种固执的蔑视。自从苏格拉底审判以来，哲学家与现实之间明显地存在紧张的关系，尤其是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之间。这种紧张关系有时采用了公开迫害的形式，而在其它时候，他们的语言又难以为人理解。哲学家必须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深居简出。科学家也与他们时代的社会发生冲突。但是，这里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已经论及的哲学要素和科学要素之间的区别，因为社会迫害思想家的理由通常在他们的哲学，而并不在于他们的科学理论。残酷迫害伽利略的耶稣教徒承认，如果伽利略把自己的理论放在适当的哲学和科学背景中，他就可以自由发表他的太阳中心学说。艾伯塔斯·马格努斯本人在他的《大全》一书中讨论了太阳中心学说，但他并不诋毁它。此外，至少在当代，科学家与社会的矛盾与基础理论无关，而只与个别的学说有关；这种争论虽然不被某个时期的某一个国家的这个或那个权威容忍，但却被在同时代或者不久后的另外某个国家容忍甚至歌颂。

《苏格拉底之死》

哲学与现实的对抗源于其原则。哲学认为，人的行动和目的绝非是盲目的必然性的产物。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仿效。哲学反对盲目地抱守传统和在生存的关键性问题上的退缩。哲学已经担负起这样的不愉快任务：把意识的光芒普照到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之上，而这些东西己根深蒂固，似乎已成为自然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人们可能会答复说，科学、尤其是科学发明和技术改造也可以把人类从习俗的车辙中拯救出来。当我们把现代的生活与30年、50年或100年前的生活作比较时，我们的确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科学竟没有影响人类的习俗。不仅工业和运输业，即使艺术也变得合理化了。对于这点，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前几年，一位剧作家在他隐居的个人生活中，就可以构想出对人类正面临的难题的作品。当他的作品公之于众时，就使他的思想与外界发生了冲突，因而使自己致力于自己的精神与社会精神的发展。但在今天，无论银幕上还是广播中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与得到社会承认都被完全合理化了。电影不是在宁静的工非室里完成，而是全体专家的通力合作的结果。从一开始，目标就不是与某些观念协调，而是与流行的公众观点，一般口味相吻合；这些都是由专家们事先确定和设计的。有时，如果艺术家的作品样式不合公众的旨趣，其过错通常不在于内在的不和谐，而在于创作者对公众和新闻界反应的错误估计。毋庸置疑的是，任何生产领域，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可能从来都处在完全稳定状态，习俗在任何时候都无定形。在科学的干预下，当代社会的基础正在不断改变着。在商业或政府中，几乎没有一项活动，其思想方式不在持续地简化和改进过程中。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探索，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存在着这些现象，但人类的思想方式与行动方式的发展并不象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相反，指导人类行为的原则，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至少比它们充当生活意识和信念的基础的那些时候更具机械性。技术的进步，已经使人们更易于把旧的幻想愈加稳固地结合在一起，更易于在没有理性干预的情况下，把新的幻想引进人的心灵。正是文明制度的蔓延和工业化，造成了智力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要素，由于内容的肤浅、智力器官的愚钝，和人类某些理性创造力的被淘汰而衰落甚至消失。在最近几十年，科学技术胜利进程中出现的这种二元局面，已经被浪漫主义的思想家和进步思想家反复地评论过了。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最近已经以其特有的中肯对这种情况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讲述了自己童年时如何被领到剧院去观看幻想剧。剧中，一个男青年被一个邪恶的幽灵缠住，幽灵用尽各种可怕的手段去恐吓这个青年以使他就范。如果这个青年夜间躺在床上，邪恶的幽灵就用可增的魔鬼和魔焰去包围他；他的房间会突然变成大海，床单会变成帆船。一个魔鬼刚一走，另一个魔鬼马上就到。过了一阵儿，这些可怕的东西己不再能对这个小男孩产生影响，最后，当一个新节日开始时，他大声喊道：更荒谬的事情开始了。瓦菜里断定，总有一天，人类会以同样的方式，对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奇术作出反抗。

并非所有的哲学家，尤其是我们，都像瓦莱里那样对科学的发展持悲观的观点。但有一点倒是确实的，那就是，无论是科学的成就，还是工业技术的进步都不直接等同于真正的人类进步。很明显，尽管有科学和工农的进步，人类在身体、情感和智力的决定性的点上都会枯竭。科学和技术仅仅是现存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们取得了所有那些成就，其他要素，甚至社会整体本身可能都正在倒退。人类很可能正变得越来越发育不良和不幸，个人可能被摧残，国家可能被引向灾难。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废除了民族界线，并在半个多大陆消除了战争状态的国家里是很幸运的。但是在欧洲，在通讯手段变得更快捷、更健全的同时，在距离缩的同时，在生活习惯变得越来越相似的同时，关税壁垒却越筑越高，各国疯狂地护充军备，外交关系和国内政治局为都接近甚至已达到战争状态。这种对抗局面在世界的其它部分也同样存在着。谁知道这些部分是否能、能在多长时间内保护自己，免遭对抗的各种强度的后果的侵害呢。唯理论在细节上可以容易地与一般非理性主义相调和，在日常生活中被正确地看作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个体行为，会给社会招致浪费甚至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在像我们这样的时代必须记住：想创造有益的东西的最好愿望，可能会导致它的反面。很简单，这是因为它对于存在于其擅长的专业或职业之外的东西茫然无知，也是因为它把全部兴趣都集中在手边最近的东西上，并误解了它的真正性质，因为后者只有在更大的范围中才能被揭示。在《新约全书》中，“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仅仅是指坏人而言。如果这些话不适用于整个人类，那么思想就绝对不能被仅仅限制在具体科学和职业的实用性学问之中，研究物质的和精神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通常被作为正确的东西而接受。不包含人类的日的，即那些日常生活关系的思想，几乎都是被育目地创造和坚持的。

在哲学和现实之间的紧张被说成是基本的紧张的时候，与那些科学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与之斗争的偶然困难不同，这指的是含在哲学中的一种倾向，而不是指停止思想；它指的是对生活的所有原动力实行严格的控制，这些原动力一般被视为恒定的、难以遏制的力量或永恒的规律。很明显，这种论点存在于苏格拉底的质问中。与顺从神话的习惯和无条件地顺应传统生活方式的要求相反，苏格拉底坚持这样的原则——人应该知道他在干什么，并应该顺从自己的命运。他的上帝寓于他自身中，那就是说，存在于他自己的理性和意志中。今天，哲学中的斗争已不再表现为同神的斗争，但世界的这种局面并不亚于对神的批判。如果我们想要强调说理性和现实已经被调和了，人类的意志自由在这一社会中已得到了保障的话，我们的确应该接受目前的局面。哲学的这种固有的功能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假定这些就是为什么哲学中的讨论，甚至关于哲学概念的讨论也比科学中的讨论要更根本、更难调和的原因可能是恰当的。哲学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它在已给出秩序中没有一个划给自己的活动范围。这一生活秩序连同其价值分层，对哲学来讲是一个难题。当科学仍然能参考那些已给出的、能为它指明道路的事实时，哲学则必须求助于自身，求助于自己的理论活动。其对象的规定与其纲领的适合程度，远远超过具体科学，即使在具体科学被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这样深地吸引着的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的分析也使我们能够明了为什么哲学在欧洲人的生活中比在美洲更受重视。这种地理上的扩展和历史性的发展，已使得某些社会冲突在处于国家开放和履行日常职责的紧张状态中的欧洲，在其重要性上有所下降成为可能，由于现存的关系，这些冲突已经在该大陆反复地、尖锐地突然爆发过。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已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实际的解答。所以，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激发理论思维的紧张状态，从来没有变得像现在这样严重。在这一领域，理论思维通常大大落后于事实的确定和积累。这种功能在这一领域是否也仍然能满足那些能恰好补充知识的要求，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没程时间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许多现代作者对哲学的定义，有些已被引用过，几乎都不能揭示出那些能使哲学与各种具体科学区别开来的特征。许多哲学家问他们从事其他专业的同事投去羡慕的目光，那些人由于拥有一个引人法目的工作领域，情况要好得多，他们的成果对社会来讲是不容置疑的。这些哲学家急于使人承认哲学是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或至少想证明它对于具体科学是十分有用的。他们用下述方式提出：哲学已不再是批评家，一般说来，它是科学和社会组织的仆人。这样一种态度是一种忏悔；那种凌驾于科学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上，因而也凌驾于当代社会的视野之上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思想应该对于接受政府和工业那更新了的需要为其安排的任务，并应按它们能被接受的方式去完成它们。这些任务的方式和内容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对人类是很恰当的。这种问题，即这些任务从中产生的社会组织是否仍适合于人类——这样的问题在这些谦逊的哲学家看来，既不是科学的间题，也不是哲学的问题。它们是应该由个人来决定的问题，是应该由完全听凭爱好和情绪摆布的个体进行主观评价的问题。最适当的哲学见解，这种见解可以在这样的概念中被公认，是否定的学说——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哲学系统化的思想在生活的决定性时刻必须隐退，一句话，最适当的哲学见解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在进一步论述之前，很有必要把这里提出的哲学的社会功能概念与其他观点加以区分。这方面的最佳阐述存在于现代社会学的几分支中。它们把哲学和一种广泛的社会职责等同起来，即等同于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坚持说，哲学思想，或更恰当地说，像这样的思想，仅仅是对具体社会情况的表述。每一种社会集团——例如德国的容克地主——都产生了一个概念体系，产生了某种思想方法和适合其社会地位的特殊思想。几个世纪以来，容克们的生活一直和特定的继承权制度联系在一起；他们与自己所依赖的高贵的王朝的关系，与自己的奴仆的关系，都具有家长制的特点。他们当然倾向于把自己的整个思想建立在有机体健康状态的基础上，建立在世代的有序的继承基础上，建立在生物学的发展的基础上。一切都好象处于社会有机体和自然界的束缚之中。另一方面，自由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幸福和痛苦依赖于其实业的成功，这一阶级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们的任何东西都必须被化为对金钱的粗俗爱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更抽象、更机械的思维方法。正是平等的倾向，而不是等级制的倾向，构成了这一阶级的理性风格和哲学的特征。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以往和当今的其他社会集团。以笛卡尔哲学为例，我们必须问一问他的观点是否与议会中的贵族团体和耶稣会教士的意愿相一致，是否与法衣的崇高相符，或是否与地位低下的中产阶级和大众的观点相吻合。每种思想模式，每种哲学的或其他文化的任务，都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团体，都与后者一起产生，并和它的存在血肉相连。每种思维方式都属于“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在这种看法中存在着某些真理。当我们从各种观点的社会基础着眼去考察它们的时候，可以发现目前流行的大多数观点仅仅是一些幻想。但仅仅把这些观点和某一社会联系起来，就像社会学学校所作的那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洞察它们，并把它们从带有决定性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出来，社会集团应该从历史的决定性进程中得到解释。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在笛卡儿哲学中，机械论的思想，特别是数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笛卡儿哲学就是数学思想的普遍化。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设法在社会中发现某个其特点和这一观点相联系的社会集体，我们也可以在笛卡儿时代的社会中发现某个这样确定的集团。但更复杂，更恰当的探讨是去研究这些时代的生产制度去揭示上升中的中间等级的成员，如何由于其贸易和生产中的活动的压力，被敦促去进行精细的谋划，如果他希望在不断发展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并发展自己的实力的话。这也同样适用于他在科学技术中的所谓动因，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其他作用，在现代个人与个人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常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对所有这些主体来说，对世界的这种探索是用数学的语言进行的。由于这个阶级通过社会的发展已变成了社会整体的一个特征，这种看法也被广泛地传播开来，远远超出了中间阶级的范围，社会学是不能胜任这种研究的。如果我们希望避免严重的错误，就必须拥有一种对历史进行理解的理论。否则，我们就会冒把重要的哲学理论与偶然事物搅在一起的危险，或至少要冒不能把这种理论与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集团相联系的危险，而且会冒误解社会整体中的特殊集团的意义的危险，因此还会冒误解正在议论中的文化类型的危险。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障碍。在前面的分析中，把意识形态概念僵化地应用到各种类型的思想中，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不存在哲学的真理，对人类来说，事实上根本没有真理，所有的思想都是被地位决定的。就它的方法和结果而言，它仅仅从属于人类的一个特定阶层，并且的确是只为这一阶层服务的。这些被哲学观点所采纳的看法，并不包括客观的验证和实际的运用，而只是包含与社会集团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哲学的要求就是这样被满足的。我们轻易地就认识到了这种倾向，最后的结果是哲学转化成了一种具体科学，转化成社会学，这仅仅是重复了我们已经批判过的怀疑论的观点。这并非是在有意识地说明哲学的社会功能，而只是在表现自己，即对思维的指向未来的实用性倾向泼冷水。

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观点或品质浅薄地吹毛求疵，好像哲学家就是爱逞能的人一样。这既不是指哲学家对这个或那个孤立的情况大发牢骚，也不意味着哲学家要提出纠正的方法。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闻的联系。哲学揭示出了那些，就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依赖孤立的观点和概念而言人类陷于其中的矛盾。我的观点可以很容易地在下文中得到理解。西方哲学的目标，在其第一个完整的形态——柏拉图哲学中，是在一个比较全面的思想体系中去取消和否定片面性，在一个比较灵活，比较切合实际的体系中取消和否定片面性。在他的几个对话的过程中，这位先生证明了，如果他的对话者过于片面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会怎样不可避免地陷入矛盾。这位先生表示，从此一观点进到彼一观点是必要的，因为每一观点所包含的最恰当的含义仅仅存在于观念的完整体系中。例如，在“临阵脱选”这一对话中关于勇敢的本质的讨论就是这样。当对话者死死抱住他对勇敢的定义——勇敢意味着不从战场上逃走不放时，他被迫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勇敢不是美德，而是蛮干，因为当整支军队正在撤退时，一个士兵打算仅仅靠自己赢得战役的胜利确属有勇无谋。这一点同样适用于Sophrosyne的观点。其不太贴切的译义是适中或中庸，Sophrosyne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它被当成行动的唯一目的，如果它没有奠基于关于其他美德的知识上，那它就会变成犹豫不决。Sophrosyne可能仅仅是作为恰当的操行的一个要素而存在于其整体中的。这种情况对正义来说也是真实的，善的意志，作为正义的意志是一种美好的东西，但仅有这种主观的努力是不够的。正义的称号并不能自然地变成行动，这些行动作为企图时是善的，但不能实现，这一点也适用于个人生活，就像它适用于国家的活动一样。每一种衡量标准，不管它的制定者有无善的意向，都可能变成有害的东西。除非它被建立在全面的认识基础之上，并适合实际情况。黑格尔在类似的情况下说：“完满的正义”会变成“完满的不义”。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高尔吉亚》中引用的那种类比。面包师、厨师和裁缝的职业是十分有用的，但它们可能会导致伤害，除非出于卫生的考虑，在个人和人类生活中限定了它们的位置。港口、船坞、堡垒和租税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可说是善的。但假如社团的幸福被置诸脑后，这些原本是安全和繁荣的要素的东西也会变成破坏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