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论对他人的折磨——关于美国人对战俘所作所为及其原因的笔记

论对他人的折磨——关于美国人对战俘所作所为及其原因的笔记

苏珊·桑塔格 著 胡不适 译

很长时间来——至少60年——摄影已经指明了重要冲突如何被评判和记忆的途径。如今的西方记忆博物馆基本已成为一个视觉性的博物馆。摄影有一种无可超越的力量,决定了我们记住了历史事件中的哪些方面。并且,现在看来,世界各地人们对去年以来美国对伊拉克人抢先发动的战争所产生的决定性联想就正是那些美军在臭名昭著的阿布•加拉布(Abu Ghraib)监狱的虐俘照片了。

布什政府和其辩护者们已经设法限制一场公共关系的灾难——虐俘照片的传播——而不是处理这些照片揭示出来的政策与领导层的复杂犯罪。首先就是用照片来代替事实,进行“移花接木”。政府的第一反应是称总统本人为照片感到震惊且深恶痛绝——好像错误与恐怖是存在于照片中,而非照片所描绘的现实中一般。同时他们避免使用“折磨”一词,他们最多承认的是囚犯们成为“玩忽职守”甚至“污辱”的对象。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我的印象是,到目前为止,指控罪名是滥用职权,技术上而言,它区别于‘折磨’一词;于是我不打算使用‘折磨’这一说法。

言辞可以改变,言辞可以增可以减。10年前,卢旺达80万图西族人数周之内被邻族胡图人屠杀殆尽之际,美国政府拒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这正表明了美国无意采取任何行动这一事实。拒绝使用“折磨”这一准确说法——这个发生在阿布监狱、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关塔那摩海湾的真实情况,其实质与拒绝将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称作“种族灭绝”一样蛮横无理。以下即是美国签名的一份公约中对“折磨”的定义:“任何生理上、精神上故意实施的、引起严重疼痛与痛苦、为了从他本人或第三方处得到供词与情报的行为”。

(此定义出自1984年的“反对折磨和其他残酷的、非人性的虐待与惩罚公约”。相似定义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出现于惯例法与多种协约之中,自第三条开始——与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相同——以及许多近年来的人权公约中。)

1984年的公约宣布,“无论处于战争状态还是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以及国家内在的政治不稳定和其他公共危机,都不能作为折磨的正当性理由。”并且任何关于折磨的契约都特别指出,折磨还包括污辱受害者的行为,如命令囚犯在单身囚室或走道内赤裸全身。

无论政府采取何种行为——审判、军事法庭、解雇、高层人物的辞职——限制对阿布监狱以及其他地方虐俘事件日益广泛的揭露所带来的危害,“折磨”一词都可能继续被禁止使用。承认美国人虐待他们的囚犯就将与政府煞费苦心地想令公众相信的一切发生冲突:无论是美国的良苦用心与坚贞美德,还是她在世界舞台上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利。

哪怕是总统最后被迫使用“抱歉”一词,因为在世界各地美国的声名都日益加剧受损,痛悔的焦点却好像仍在于美国道德伦理优越性的受损。的确,布什总统——当时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站在一旁——于5月6日在华盛顿称他对“伊拉克的战俘们与他们的家人所遭受的污辱深表遗憾”。但是,他继续说:“我同样遗憾地看到这些照片上的人们未能理解美国真正的人性与精神。”

有些人们认为,推翻现时代一个魔鬼般的称霸暴君的战争确实是有其合理性的;对这些人们来说,将美国人在伊拉克的努力用这些照片概括起来未免不够“公平”。一场战争,一次占领,都无可避免地成为种种行动织就的复杂体。是什么使得某些行为成了代表性而其他行为则否呢?问题不在于对囚犯的折磨是否单个人所为(也即是说,“并非每个人所为”)——而在于它是不是制度性的。经过授权,有名有姓。所有的行为都是个人所为。问题不在于,是大多数还是小部分美国人实施了这种行为,而在于:是不是布什政府制定并由官僚阶层实施的这些政策使得这样的行为成为了可能。

在这层意义上,摄影就是我们。他们是任何外国占领期间基本上的腐败以及布什政府的基本政策。比利时人在刚果,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也对那些可鄙的当地人进行折磨与性污辱。在这种并非特殊的腐化以外,是美国人即伊拉克统治者们在对付他们“解放”了的国度之复杂再现的那种神秘的、近乎胸有成竹的样子。在这以外,还有布什政府那高高在上的明确规章,即美国已经进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之中,因此那些在战争中拘留起来的人们就是,如果总统先生如此决定的话,“不合法的战斗者”——这一政策早在2002年就已经拉姆斯菲尔德之中向塔利班作出了明确宣布——因此,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那样,“从技术上而言”,他们这些人“并不享受日内瓦公约中的任何权利”,这样一来,你就对成千上万被关在监牢里的人们所受的犯罪行为与残忍折磨有了一剂完美的药方:这些人在美国人管理的监狱中未经指控,无法得见律师;这些监狱在911袭击之后即被建立起来。

所以,现在的真正问题就不是照片本身,而成了照片揭露的东西对在美国监管之下的“嫌疑人们”发生了什么?不:照片中显露出来的恐怖不能同照片被拍摄的恐怖分裂开来——那些罪人大摆姿态,在绝望无助的囚徒面前沾沾自喜。二战其实,德国法西斯拍摄下了他们在波兰与苏俄所犯下的凶残罪行,但是,表现行凶人在他们的牺牲品之间的照片却甚为稀少:这点我们可以从一部刚刚出版的著作《拍摄大屠杀》看到,此书作者为贾那•斯楚克。如果这些照片得有个比照物,那么就会是拍摄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黑人遭受私刑的照片了: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些美国人咧着嘴笑着,他们后部上方的树上吊着赤裸的被毁伤过的黑人尸体。这种私刑照片乃是一种集体行为的纪念品,这些人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全然合理。这些阿布监狱的照片亦是如此。

从摄影的本质来说,那些私刑照片乃是作为战利品的照片——被摄影者拍摄下来,以便收集、保存在像册中,再加以展示。然而,那些阿布监狱的美国士兵们所拍摄下来的照片却反映了一种照片用途的转变——与其说是要保存的对象,不如说是要传播流通的讯息。数码相机是士兵们当中的常见物件。在前摄影战争可说是摄影记者们的天下,如今大兵们却个个成了摄影师——记录下他们的战争,他们的玩乐,他们对自认为具有图画性之物的观察,记下他们的暴行,并且相互交换,用电邮发遍全球。

越来越多的人们记录下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至少或特别是在美国,安迪•沃霍尔在真实时间拍摄真实事件的理念——人生不是编辑的,对它的记录又为何要编辑呢?——已经成了无数网络摄像的规范,藉此,人们记录下他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都是他或她的真实表现。这就是我——一觉醒来,打着呵欠伸懒腰,刷牙,做早餐,送孩子离家上学。人们记录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储存在电脑文档中,并把这些文档发来发去。家庭生活与对家庭生活的记录携手前进——即使是或者说尤其在家庭遭受危机与羞辱之苦时也是如此。的确,这种经年累月的忠心耿耿、毫不间断的家庭录像,互相录像,录下对话,录下独白,就成了“俘获弗里德曼一家”中最让人惊异的材料:

色情生活即是,对越来越多的人们来说,在数码照片中与录像中可以被捕获的东西。也许,作为将被记录的东西,折磨会更加吸引人,如果它有着性的成分。当更多的阿布监狱的照片进入公众的视野,真正具有启发性的的是以下情况:折磨照片与美国大兵们互相进行性行为的色情图片扭缠在一起。事实上,绝大部分折磨照片中都有一个性主题,正如那些胁迫被监禁者实施或模仿性行为的照片所证明的那样。已经成为正典的一个例外是以下一张照片:一个人被命令站在箱子上,套着头套,接着电线;据说他被告知,若是他跌下来。他就将被处以电刑。尽管如此,被监禁者被捆成痛苦的姿势,或被逼迫大张四肢站立的照片却不多见。

这被视为折磨是确凿无疑的。你只需看一下这些牺牲品脸上的恐惧,尽管这种“紧张”仍然处于五角大楼可接受的界限之内。但是,绝大多数照片看起来都有一种折磨与色情的更大程度的合流:一个年轻女子用拴狗皮带牵着裸体男子走来走去乃是经典的女性施虐狂的意象。你会感到纳闷:这些加诸阿布监狱中的被囚禁者的性折磨从因特网上可获取的色情图片那里得到了多少灵感触发——而这些也正是普通人们通过发送他们的网页照片力图模仿的东西。

活着就是被拍照,就是得到一种对某人生活的记录,然后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被摄像机永不停止的关注遗忘,或声称被遗忘。然而活着也是摆姿态。行动就是参与到被记录成图像的种种行动的共同体中来。面对加之于赤身裸体、五花大绑的无助的受折磨者身上的残忍行为的心满意足仅仅是事情的一部分。在被拍照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满足感:面对拍照,人们更倾向于作出的反应不是一个僵硬、直接的注视(从前是这样),而是高高兴兴。部分而言,这些事件是被设计出来以进行拍摄的。咧嘴而笑是为相机而笑的。在将那些赤身裸体者们堆叠起来之后,如果你不能拍下一张照片,有些东西就会丢掉。

看着这些照片,你问自己,这些人怎么会对着另一个人的折磨与羞辱咧嘴而笑呢?怎么会放狗去咬蜷缩在地的裸体囚徒们的性器官和大腿?怎么会强迫镣铐在身头套在头的囚徒们手淫或想到口交?问这些问题你会觉得自己幼稚,因为答案是明摆着的:人们是对别人这样干的。强奸或摧残性器官是最为常见的折磨形式。不论是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还是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阿布监狱。美国人也这样干并已经这样干了,只要他们等到命令,或被人指导,以致觉得那绝对受他们控制的人们理应遭受他们的羞辱或酷刑折磨。他们这样干,只要他们被领导着,相信这些受到他们折磨的人们属于一种低劣种族可宗教信仰。因为,这些照片的意义不只在于这种种行为被实施了,且还在于施暴者显然以为这照片展示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错误之处。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照片被有意流通,令許多人看到:这都是开玩笑。而且这种玩笑观越来越——与布什总统告诉世人的全然相反——成为“美国真实本性与心灵”的一部分。测量美国生活中对残忍的日渐接受是困难的,可是证据却比比皆是,从作为男孩们主要娱乐工具的杀人游戏——视频游戏“询问恐怖分子”还会远吗?——到枝繁叶茂、已经成为地方病的青年群落礼仪中的暴力兴趣皆然。暴力犯罪减少了,而从暴力获得的轻松愉悦却好像增长了。从许多美国郊区高中里对引入学生的严刑折磨——通过理查德·林克莱特1993年的电影《头晕脑胀》得以描绘——到高校手足与运动队间令人迷惑的身体暴力与性污辱.

美国俨然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度:对暴力的幻想与实施已经被视为良好的娱乐与玩笑。 

从前被视作色情、视作极端的性虐待渴望的行为而加以隔离的东西——比如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最后那部简直不堪入目的电影《索多玛120天》(1975年),它描绘的是在墨索里尼时代晚期北意大利一个多面堡中的肆无忌惮的虐待故事——如今都被一些人正常化了,并补充视为兴高采烈的游戏或发泄。“将一群裸体者堆成堆”好像就是大学同学联谊会中的打个屁股,就如一个打电话参与拉什·林堡节目的人所说的那样;听这个电台节目的听众有数百万人之众。你会奇怪,这个打电话的人看过那些照片吗?无所谓。资料清清楚楚——难道这是幻想出来的吗?更足以震惊某些美国人的是林堡的反应:“完全正确!”他欢呼道。“我也正是这么想。这与骷髅会的入会式没有什么两样,而我们却要去因此毁灭人们的生活,因此去妨碍军方的努力,接着因为他们玩得开心就正经八百地妨碍他们。”“他们”说的是美国大兵们,是那些虐俘者们。林堡继续说:“你知道,这些人每天都遭到枪袭。我在说的是些玩得开心的人们,也就是他们。你们听说过情感宣泄吗?”

1975 

索多玛120天

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

震惊与敬畏正是我们的军队许诺给伊拉克人的东西。而震惊与悲惨却是这些照片向全世界宣布出来的美国人送来的东西:一种公然冒犯国际人权公约的犯罪行为。如今,大兵们摆姿势,双挑大指,站在他们所施的暴行之前,并将这些照片发送给他们的老友们。从前你不惜一切地遮掩那些私人生活中的秘密,如今却吵闹着要受邀上电视去大加曝光。这些照片阐明的既是不知羞耻的文化,同样也是对毫无歉意的暴行那压倒一切的崇拜之情。

以下观点,即总统和国防部长所作的道歉与“反感”之类的表白已经足为答复的观点乃是对人们历史感与道德感的侵犯。对囚徒们的酷刑折磨并非一种反常。它正是那种“非我友即我敌”的世界斗争学说的直接后果,正是以此种学说,布什政府已经努力去改变,激剧改变,美国的国际立场,并重塑许多的国内体制与特权。布什政府将美国交给了一套关于战争的伪宗教信仰学说,这战争无休无止——因为“打击恐怖的战争”正是如此。无休无止的战争展开了,目的是要来为无休无止的监禁找理由。那些被关押在美国的刑法帝国的法律之外的的人是“被拘留者”;“囚犯”,这是个重新过时的字眼,因为它可能表示这些人享有国际法以及所有文明国家一致赋予的种种权利。这一无休无止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入侵阿富汗的有理有据与在伊拉克无法获胜的愚行都被五角大楼的敕令包藏其中——不可避免地引向对任何被布什政府宣布为“可能的恐怖分子者”的妖魔化与非人类化:而对这些人的定义不需讨论,而且实际上通常在暗地里进行。

对关押于阿富汗与伊拉克监狱中大部分人的指控罪名是不存在的——红十字会的报告显示,70%到90%的被关押者根本未曾犯罪;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地地点,在对“嫌疑分子”的清扫运动中被抓而已——关押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成了“询问”。询问什么?什么都不询问。任何被拘留者可能知道的东西。如果询问乃是无限期关押囚徒的意义所在,身体威胁、凌辱与酷刑折磨也就无法避免了。

记住:我们在谈论的并非最为罕见的情况,那种“秒针滴答炸弹要响”的情况;这种情况有时被用作极限情况,可以为折磨知道迫在眉睫的袭击的囚犯严刑拷问进行辩护。这是普遍的或说并非个别的情报收集,经美国军方与政府授权,以更多地了解美国人简直一无所知的恶人们的影子帝国,在那些他们简直全然无知的国度:原则上讲来,任何的情报都可能是有用的。一种不能产生任何情报的询问(无论情报的内容是什么)将被认为失败。而作好准备让囚徒说话则更是失败。软化他们,强迫他们——这就是对关押于美国监狱中的恐怖分子嫌疑分子的野兽暴行的委婉说法。不幸的是,正如军士长伊凡·弗里德里克在其日记中所说的,囚徒可能会因为强迫过头而死掉。一个男子躺在裹尸袋中,胸口上一块冰,弗里德里克描述的也许就是这张照片。

照片不会溜走。这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数字世界的本质。确实,要使我们的领导人承认他们手头上有点问题,照片仿佛就是必需的。毕竟,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作出的结论报告、新闻记者们的其他报告以及人权组织所作的抗议——抗议对关押在美国掌控的监狱中的“被拘留者”和“恐怖分子嫌疑人”所施的残忍惩罚,先是在阿富汗,后来在伊拉克——已经发行了一年多时间。可是,布什总统、迪克切尼副总统或孔多雷兹·莱斯或拉姆斯菲尔德是否看过这些报告却很让人怀疑。很明显,要通过照片才能使他们注意,当事情明摆着无法再压下去之时。正是这些照片让布什与其同僚们觉得“真实”。在那以前,有的只是文字,在我们这个数字无限自我繁殖自我传播的时代,文字较易遮掩,并极易被人遗忘。

所以,现在图像将不断地“攻击”我们——就如同许多美国人不得不感觉到的那样。人们会习惯它们吗?一些美国人已经在说他们看够了。不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还没有看够。无休止的战争,无休止的照片。如今的编辑们会就是否更多地展示它们、或不加修剪地展示它们(就像那张戴着头套的箱上男子,与其他一些鼎鼎大名的照片一样,给出了一种不同的且在某些方面更为骇人听闻的观点)进行争论吗,它们会是“品味太差”或太具政治涵义吗?“政治”这个词的意思是:批判布什政府的帝国计划。毫无疑问,照片能带来损害,一如拉姆斯菲尔德证明的那样,损害了“那些英勇无畏尽职尽责地在全球范围捍卫我们自由的可敬军方男女的声誉”。这一损害——损害了我们的声誉,我们的形象,我们作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的胜利——才令布什政府痛心疾首。可为何捍卫“我们的自由”——百分之五人类的自由——非要令美国士兵们“在全球范围”呢,我们的民选官员们几乎连辩论也不辩论。

反向力已经出现。美国人受到警告,不要一味进行自我谴责。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照片的不断展出暗示着他们没有权利自我保护:毕竟是“他们”首先发动恐怖主义战争的。“他们”?谁是他们?本·拉登?萨达姆·侯赛因?有什么区别?拉姆斯菲尔德在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詹姆斯·印霍弗面前宣誓时承认,他自信自己不是唯一激怒于因为照片所产生的激怒的委员会成员。

James Inhofe

印霍弗解释道:“这些囚犯不是交通规则违反者。如果他们在监狱1-A区可1B区,他们就是凶手,是恐怖分子,是暴动滋事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手上很有可能就沾着美国人的鲜血,我们却在这里为他们受到的待遇胆战心惊。”

这是“媒体”的错误,他们正在激起更多针对美国人的暴行,更多的美国人将因为照片丧失生命。

当然存在着针对如上指控的回答。美国人不因为照片丢命,而因为照片揭露出来的正在发生的东西而送命,与此一同发生的是一个指挥链条的密谋——上将安东尼奥尼如是说,林迪·英格兰如是说,当然还有其他人们如是说。来自南卡罗来那州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说:“照片导致我怀疑这些折磨得到系统的指挥和鼓励。”

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尼尔森说,一张未经删改的多名裸体战俘重叠在一起的照片内容与五角大楼的断言有矛盾之处。

Bill Nelson

“在这旁边的某个地方”,尼尔森称,“他们不是得到指令就是被默许了”。照片显示,多名战士参与其中。其中一些是情报局的人,另外一些是为军队情报机构服务的签约平民。”

照片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倾向性看法与政策之间的界限——极易消失不见,这也是当局希望发生的。拉姆斯菲尔德在证言中承认,“有更多的照片和录像存在于世”,“如果将它们公之于众,事情将变得更糟”。当然,事情对当局者和其计划更为不利,而不是对折磨受害者。

媒体可以进行自我审查。但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承认的那样,审查海外战士不那么容易。现在的通讯系统使得海外士兵少写家信,军官们也失去了打开信件删去不利内容的机会。就像拉姆斯菲尔德形容的那样,“现在的士兵犹如旅游者,带着数码相机到处拍,违反规定将照片透露给媒体,令我们吃惊”。政府要阻止照片的努力从多个方面展开。目前看法出现了一个法制转向:现在照片被分档归类,成为将来罪案的证据,而这结果若公之于众就可能成为偏见。参议院军人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约翰·华纳,在看过5月12日一幅幅对伊拉克俘虏所进行的性污辱与暴力行为的幻灯片之后说,他“强烈感觉”这些更新的照片“不应公布于众。”

他说:“我以为那很可能危及军方的男女,因为他们在极为危险地情况下服役。”

但是,力图真正限制这些照片流通的努力却来自这样一种的不断努力:保护政府,并掩盖我们在伊拉克的虐政——以将因这些照片而起的“义愤”视同为一场意欲削弱美国军力并损害目前服务的目标的战役。许多人认为,在电视上展现那些在侵略并占领伊拉克的过程中被杀死的美国军人的照片就是含蓄地批判战争;与此相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散播这些新照片并进而玷污美国的形象即是不爱国的行为了。

毕竟,我们正在进行战争。无休无止的战争。而战争即是地狱,比那些使我们卷入这场可恶战争的任何人所以为的还要地狱。在我们的数码镜厅中,这些照片不会消失。是的,一张照片仿佛真的抵得上千言万语。哪怕我们的领导人决定不看它们,成千上万的更多快照和录像也还是存在。无可遏制。

译自 2004年5月23日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第24-29页与第42页。

(文中图片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