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社会主义和民族性问题:英国新左派的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和民族性问题:英国新左派的经验教训

作者:[英]迈克尔·肯尼

王晓曼,译

孙乐强,校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五辑)》

迈克尔·肯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系教授)

01 引言

纵观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新左派引起了许多重要争论,其中一些已经获得了英国国内外知识分子和专业学者的关注。它的内部刊物《新左派评论》确实要为它发动了如此众多的重要理论争论而感到自豪。

新左派引起的第一次主要争论——在某些人眼中,这仍是最重要的一次争论——是在1962年杰出的青年学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接手《新左派评论》编辑之后不久爆发的。一方是安德森本人以及他的亲密合作者汤姆·奈恩(Tom Nairn),另一方则是早期新左派的历史学家和资深人士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1]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这次主要争论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点。

[1] 参见 P.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23, 1963, pp. 26-53; ‘The Left in the Fifties’, New Left Review, 29, 1965, pp. 3-18;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1966, pp. 2-42; and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New Left Review, 50, 1968, pp. 3-57 ; and T.Nairn,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Left Review, 24, 1964, pp. 43-67; ‘The Nature of the Labour Party, Part One’, New Left Review, 27, 1964, pp. 37-65; ‘The Nature of the Labour Party, Part Two’, New Left Review, 28, 1964, pp. 33-62; and E.P.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and ‘The Poverty of Theory’,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1978).

他们的论战涵盖了许多重要的主题。这次争论主要集中于安德森和奈恩对英国历史发展具有争议性的阐述以及他们对英国工人运动和学术文化的批判。但是这次争论也涉及到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共同感兴趣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和特点,社会主义与民族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关系,政治左派应该如何思考历史的过去和历史发展的民族类型。

佩里·安德森(左)和汤姆·奈恩(右)

为了提供一些关于争论人员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反思,我想在第三篇演讲中重新回顾一下这些争论。我之所以回到这些论战,部分原因是,在过去十年中,随着社会主义的学术表现力逐渐减弱,关于欧洲左派的记忆也大大地减少了。但是,我仍想指出,在这次论战中,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被记录下来了,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其被移入的不同民族背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作为一种思想主体,被典型地表述为一种独立于时间、文化和空间的理论理解的来源。争论的这一方面与不同国家和运动所面临的挑战存在着更加普遍的联系,后者来源于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非常不同的本土文化和学术传统结合起来的尝试。

在英美世界里,政治理论家中也发生了一场相似的争论,其中一方努力捍卫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思想的普遍主义特征,而一方则急切地强调不同特殊形式的作用和重要性——包括民族性、宗教和文化背景。[1]后一倾向是当代社会对民族性和其它归属形式的重要性认同日益增长的结果。进步思想家所面对的一个关键学术和政治问题是,是否需要把社会主义重新校正为一种非普遍和非抽象的思想原则主体,是否应该通过更多地强调民族传统和背景的相对自主性来重新构思社会主义。如果后一个立场是正确的,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完成“本土”传统与纯理论原则的融合呢?

[1] 例如,参见A.Vincent,  Nationalism and Particula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D.Miller and M.Walzer (eds) Pluralism, Justice and Equ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M.Kenny,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olity Press, 2004)

02 安德森/奈恩的论点

现在让我们回到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安德森和奈恩的文章所引起的争论,注意到下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他们的立场决不再像一开始出现时那么新奇了。在某些重要方面,他们不断地作为这一长期争论的一方出现,这一争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普遍而言)和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是否代表着完全“异质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条件和历史经验的思想。在19世纪后期,这一问题受到了许多激进社会主义人士和组织的广泛讨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箴言翻译为英国的习语。1920年代形成的英国共产党领导层,坚决反对为了英国工人而淡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虽然一些领导人也敏锐地意识到国内传统和习语的重要性,就像凯文·摩根(Kevin Morgan)指出的那样[1]。[1] K.Morgan, Harry Pollit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凯文·摩根代表作Harry Pollitt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世纪早期,一些与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和费边社(Fabian Society)保持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认为,英国社会主义已采取了一种与唯物主义相反的决定论式的伦理模式。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整个20世纪。[1]

[1] T.Wright, Socialisms: Old and New (Routledge, 1996).

安德森和奈恩对英国工人运动的懒散和非理智性质的描述,以及他们对工党所显示出来的温和改良主义和“工会意识”的蔑视,都是以一种关于英国历史发展的“例外”特征的指导性假设为依据的。他们认为,英国左派特别是受到19世纪前几十年的一种激进运动的限制,这一运动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大陆传到英国之前。知识分子只是在19世纪末才转向激进政治和无经验的工人运动,那些对工党(成立于1906年)的发展和思想产生影响的少数思想家,被安德森和奈恩蔑视为在工党内植入一种保守改良主义的伪知识分子。在一份有影响力的分析中,奈恩继续诊断了已经成为工党统治原则的“工党主义”文化。

汤姆·奈恩(Tom Nairn)

这种文化是由一套价值观构成的,正是后者致使工党不愿与英国议会制度的文化和结构决裂,也正是这套价值观窄化了工党对琐碎问题比如提高生活标准的关注。工党主义导致工党没有形成一种“领导权”概念,包括与其它社会阶级结盟,创造一支取代保守党的“民族-大众”。

这两位思想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表达——而不是像早期新左派的前辈们所相信的那样只是诸多重要理论来源中的一个。他们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没能在英国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同时,也由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羽翼——工党——缺乏学术领导,所以英国在迈向社会主义可能性方面要比欧洲其他国家落后一些。

这些判断代表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后者完全不同于他们前辈们所作的政治分析以及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其他英国社会主义者的信念。汤普森和《新理性者》圈中的其他人,把劳工运动的激进传统看作为当代左派的根基,并且认为工党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社会成就(尤其是在二战后建立了一个福利国家)。

爱德华·P·汤普森(1924-1993年)

事实证明,这一观点对他们许多同辈人,尤其是年轻的激进分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越来越多的学院和政治观点表达了——与西方其他力量相比——英国经济相对衰退的关注。这种情绪是与对陈旧的英国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的普遍失望感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工党新选举的领导人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从1963年起就坚决赞成国家中央计划的调控,支持英国将精力放在关键的发展行业上,例如技术和科学。同时,他也号召要加大对交通网络和其它各种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在这种变化的政治氛围中,经济现代化和中央计划的主题正逐渐地突显出来,此时安德森和奈恩号召左派要完成英国国家和经济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现代化任务,就具有非常巨大的吸引力。

哈罗德·威尔逊(1916-1995年)

安德森和奈恩的历史分析首先集中探讨了17时期后期的发展。他们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对英国“内战”的解释,后者将其看作为由刚出现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一次“不成熟的”反抗,从统治的贵族利益来看,它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地位。随后,随着农业改革的进行,一部分土地贵族开始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9世纪,当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中产阶级出现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地被吸收到贵族精英的文化和观点中去了。

克里斯托弗·罗伯特·希尔(1952年-)

这里的每一个重要断言都受到职业历史学家的广泛质疑。众多批判家都注意到,安德森和奈恩实际上不言而喻地把现代法国的发展当作一种“规范”,以此作为消极评价英国例外论的参照系。结果,英国的历史发展是根据它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政治危机中所描述的历史发展模型——在他们看来,这一模型最接近于现代法国的经验——来定义的。

在他们看来,极为重要的是,英国没有经历过中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断裂时刻。因为17世纪的内战发生在与启蒙运动相关的哲学变革之前——不像法国那样,在18世纪,学术和政治反抗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即使是在19世纪,英国也不像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思想那样趋向于一种关于现代社会的宏伟理论分析。他们认为,英国资本家阶级是特别保守的,他们根本无法表达对土地贵族的全面批判。

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懒散狭隘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懒散狭隘。在整个劳工运动中,敌视知识分子和经验主义的偏见,反映了他们缺乏对任何重要本土社会思想的了解。在安德森和奈恩看来,被汤普森和早期新左派称赞为反资本主义抗议的重要例子——例如汤普森钦佩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或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颇具影响的著作《文化和社会》中赞扬的工业主义批判家[1]——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倾向的征兆,后者希望可以再现一种神话般的过去。

[1] 参见E.P.Thompson, The Romantics: England in a Revolutionary Age (Merlin Press, 1997), and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Lawrence & Wishart 1955); and R.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年)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分析为《新左派评论》的许多作家和其他激进分子提供了指导性框架。这一期刊开始从事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即通过《新左派评论》的页面把大量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入到英国的知识荒漠之中。大部分文章的色调变成了毫无辩护的理论性基调,大量用其他欧洲语言创作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社会学或心理分析领域的,首次被翻译成英文。这代表了英国学术文化的一次新的重大发展,毫无疑问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出现在英国的大学之中。《新左派评论》的工作,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学生运动中最激进部分向左转的原因,虽然与法国和美国相比,此时发生在英国的学生抗议运动非常弱小而且极其微不足道。

安德森-奈恩观点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他们批判性地阐述了工党文化和方法的局限性。他们的观点承载着对新左派知识分子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批判的强烈回应,[1]后者是弥补新左派前后两个时期代沟的重要人物,他批判了工党历史性地遵守“议会制度”的保守内涵,并且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近再次出名,则是因为他是目前竞选工党领导人的两位候选人即大卫和爱德·密里本德的父亲!

[1] R.Miliband,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Labour (Allen & Unwin, 1961).

拉尔夫·密里本德(1924-1994年)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左派通常的假设是,工党深受英国古代国家文化的束缚,如此惧怕触犯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完全不可能充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助产婆。

在安德森和奈恩看来,这种极度批判工党的论述,是建立在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主义思想生产者这一观念之上的。他们重新把列宁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应用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情况——即使后者是在19世纪后期非常不同的俄国环境中提出来的。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外面输入给工人阶级运动。尽管教育、文化和技术上的变化已经改变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新一代重要的工人阶级作家和知识分子,但他们还是保留了列宁主义的信念,即工人运动的指导性思想是无法从其自身内部产生的。

列宁(1870-1924年)

知识分子领导层被看作为天生就是外在于普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这一定位反映了《奥运日报》(the ‘Olympian’)对社会主义的立场,[1]在安德森领导下,《新左派评论》接受了这一立场。

[1] P.Sedgwick, ‘The Two New Lefts’,  Socialist Register 1964; available at: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sedgwick/1964/08/2newlefts.htm

03 汤普森的回应

在一篇《新左派评论》拒绝发表的文章中,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即早期新左派的奠基人之一,对上述观点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1]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汤普森重申了他在1957和1958年讨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许多文章中坚持的立场。[2]他引用了早期的观点来捍卫第一代新左派致力于重新联系对英国政治史作出激进贡献的传统,重申了个人能动性和道德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汤普森拒绝了安德森和奈恩关于工人运动所假定的狭隘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判。他强调,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劳工利益已经迫使统治阶级做出许多重要让步,特别是在政治自由和福利供应方面。这些成就都被那些过分强调工人社团和从属特征的作者们忽视了。[3]

[1] Thompson,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2] 参见E.P.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The New Reasoner, 1, 1957, pp. 105-43; ‘Agency and Choice – 1’, The New Reasoner, 15, 1958, pp. 89-106; and ‘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1, 1957, pp. 31-36

[3] Thompson,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约翰·塞维尔(1916-2009年)

此外,他还强烈反对把英国传统定位为反理智和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论述。安德森和奈恩对英格兰的狭隘性与欧洲其它国家更加世界化、理论化的学术文化作出了一种简单对比,这导致了对英国国内背景的一种歪曲的和过分负面的描述。在1963年汤普森发给《新左派评论》委员会的内部备忘录中,我是从他的合作者约翰·塞维尔(John Saville)的论文中发现的,他首次表达了他对如下论点的关注:

当我们竭力抓住第三世界、巴黎、波兰、米兰的习语时,难道就不可能存在一种围绕我们自己的、不断增长的话语吗?这种话语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其他民族而言,都充满了各种可能性。[1]p31

首先,他挑战了潜在地把法国的发展模式作为衡量英国发展的适当标尺的做法。安德森和奈恩对历史的解释过于概括和简化了,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对阶级范畴的机械运用来处理复杂的文化现象。

在后来更具影响力的文章《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中,汤普森继续为自己反对他们的论点奠定了基础。

《理论的贫困》英文版封面

在这篇论文中,他详细阐述了他对历史方法和“经验”重要性的理解,后者是知识分子需要尊重和理解的一个范畴。虽然在这篇文章中,他的主要批判对象是与法国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相关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但他也攻击了那些表示赞同这一理论方法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包括安德森。

04 这次争论的意义

除了重点探讨了英国历史经验外,这次论战也包括许多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一部分欧洲知识分子力图重新评价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马克思主义合理性和价值的核心问题。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安德森和奈恩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英国学术文化之间关系论述的假设;同时指出,汤普森关于这种关系的另一种解释,是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不同地方的本土思想之间的关系的挑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一开始,安德森和奈恩就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异质于英国的特征,以及英国学术文化的低水平(它需要进口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都使人产生了严重的误解。这种理解忽视了19世纪后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到英国激进政治之中并使它们相互融合的大量尝试。[1]虽然事实上英国工人运动早于欧洲其它大多数国家,但安德森和奈恩却错误地认为,在工人发展中,政治学说是没有影响力的因素。事实上,就像过去20年里历史学家反复揭示的那样,一大批竞争传统——包括浪漫主义、功利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都为了能够影响发展中的工人运动的思想而相互竞争。甚至在1906年工党成立之后,仍代表了各种对待社会主义的不同温和方法的一种复杂联合,而不是一个缺乏政治思想的组织。安德森和奈恩对英国工党的解释,夸大了它的非学术性特征以及它与欧洲其它社会民主政党之间的差异。[2]

[1] 参见S.MacIntyre, A Proletarian Science: Marxism in Britain 1917-193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and G.Claeys, Citizens and Saints: Politics and Anti-Politics in Early British Soc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参见M.Wickham-Jones, ‘An Exceptional Comrade? The Nairn-Anderson Interpretation’, in J.Callaghan, S.Fielding and S.Ludlam (eds) Interpreting the Labour Party: Approaches to Labour Politics and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他们的观点也低估了英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在20世纪早期的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作为对英国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思潮出现,并且对许多领域比如经济学和文学分析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我在前一篇论文中论述的那样,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新左派——这种影响要比安德森和奈恩倾向于承认的还要大。[1]

[1] 参见M.Davis, ‘The Marxism of the British New Left’,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1, 3, 2006, pp. 335-58; and P.Blackledge, ‘The New Left’s Renewal of Marx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12,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isj.org.uk/?id=251

除了对政治学说与英国左派之间关系进行了相当扭曲的解释之外,他们对于民族学术文化的说明也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现在三个重要方面:

01

第一,他们忽视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在社会主义思想家和作家网络之间进行的“跨民族的”思想交流和影响,这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整个欧洲和其他地区得到传播。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像这一时期的其他社会学说一样,马克思主义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其稍具影响的不同民族背景中发展起来。但是,这也意味着,就这一时期所有主要意识形态而言,它们之间交流和交互影响要远远超过安德森和奈恩的设想。正如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以一种完全流动的、动态的和无法预知的方式在西方社会里发展、传播。

02

第二,安德森-奈恩的观点无法适应英国政治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关于历史过去争论观念的政治重要性。他们认为,左派应该优先完成中产阶级没有完成的与旧制度进行资产阶级-民主式的决裂,然而,在汤普森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计划。这涉及到重新改造历史过去的某些方面,承认需要构建一种关于“民族故事”的激进理解来代替旧有的统治秩序。这依然是贯穿英国左派的一个主要争论点。一方主张把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看作为特别陈旧的,因此与现代秩序的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如安德森和奈恩;另一方则主张把民族的过去概述为在今天努力形成一种指令的政治斗争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这点来看,历史本身就是政治和观念斗争的重要场所。

自安德森和奈恩观点出现之后的数十年里,在学院和政治团体中,左派意见的天平越来越强烈地倾向于汤普森的观点。在政府中,中立派的新工党行政人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把自己提升为宽泛地自由理解英国民族故事和当代身份的守护者和支持者。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一批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转向支持民族性的重要意义,反对迄今为止左派知识分子都支持的世界主义思想。在这段时期中,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表明,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激进社会主义作家要比保守主义作家更经常性地使用爱国主义语言和比喻。因此,最近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证明说,“英国特性”观念(对激进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观念)是19世纪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

彼得·曼德勒(1958年-)

03

困扰安德森和奈恩叙述的第三个问题是,他们倾向于把那些赞同更大程度上欣赏民族过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的人,如汤普森,讽刺为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从这点来看,社会主义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为世界性的国际主义者,不顾民族背景盲目遵从马克思主义教条;要么成为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为了民族性的保守政治学而牺牲社会主义。

在这些论文中以及他的著作和政治生涯的其他地方,汤普森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论证了一种代替安德森和奈恩为他绘制的漫画肖像的立场。他在英国文化和传统方面表现出的爱国自豪感,以及他与激进主义遗产的亲密关系,都是与一种强大的跨民族团结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他的激进爱国主义印迹并不否定他的国际主义意识。但是,后者并不是在《奥运日报》的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形象的形象中形成的,他们完全脱离了民族、阶级和意识形态的界限。相反地,汤普森继承了像英国社会主义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和传统的自豪感可以为更丰富、更深入地理解民族差异提供基础,同时也为那些在不同文化和民族背景中斗争的人们实现具体的团结形式提供了希望。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

对公民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反)的综合强调,对国际主义具体形式的忠诚,这些的确是19世纪后期以来许多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但这并不能忽视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将民族性置于社会主义之上,到头来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跨越左派的人,他们赞同这一观念即英国应该成为一支帝国主义力量。但必须要强调的是,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例外情况。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都是早期新左派思想和著作中的重要线索。废除核武器运动——许多新左派主义者都支持这一运动——提出的重要口号是“让英国带头”(‘Let Britain Lead’)。这一口号概括了一种仍被广泛坚持的信念,即英国应为其它国家树立榜样。在运动的早几年,为了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运动建立联系,新左派也做出了重要努力。

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可能是对新左派的《大学和左派评论》一翼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下述观点的积极支持者,即新左派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跨民族政治运动的先驱。[2] pp. 710-36他相信,新左派将会为创立后民族政治意识的更深形式发挥重要的带头作用。

赖特·米尔斯花费了几年时间在西欧和东欧旅行,并与那些对共产主义政体持不同意见的反对者和西方新左派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汤普森在之后几十年里也做了相似的事情。作为20世纪80年代英国反核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汤普森对东欧进行了大量访问,成为了“欧洲核武器裁军”(END)运动的奠基人。这是作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形式的国际主义,而不是一种完全超越民族联系的世界主义尝试。

赖特·米尔斯(1916-1962年)

事实上,早期新左派的一个重要但很少被注意到的遗产是对国际政治意识的一种重要扩展。他们详细讨论的问题包括:反殖民斗争的兴起、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辐射和1962年古巴革命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寻求可供选择的民族模型——英国左派应当从这些模型中寻找灵感——的思想得到了发展。对于早期新左派中的年轻学者和后来新左派而言,古巴革命最先被证明是最具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显著地出现在新左派圈中,一些人开始支持其他民族的革命变革模式。

苏伊士运河事件

05 结语:汤普森的遗产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章中,汤普森明确表达了两个特别的承诺,自其写作以来,二者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大。第一个是,他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需要理解普通人用来理解社会经验的各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并力图把这些主观形式纳入到他们的分析中去。在他看来,这条劝告既适用于目前那些正在形成的政治思想,也适用于那些理解过去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对阿尔都塞(Althusser)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抽象演绎模型的运用,代表了对左派应该避免的那些原则的一种违背。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1918-1990年)

他相信,这一理论模式使人们丧失对下述方式即普通主体理解他们所处复杂环境的方式的兴趣,并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证明。他的相关主张是,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为社会主义态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虽然他也承认这并不是自主或必然的。但在他看来,置于民族之上的历史过去和不同结构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而左派需要在这些领域中来指导政治斗争。

毫无疑问,汤普森的观点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缺陷,因而并没有得到他的所有早期新左派同事的接受。他的立场一直都存在的问题是,他对普通人主观意识理解力的强调,可能会产生一种过于狭隘的关于理论作用和范围的观念。[3]pp. 79–100特别是,他忽视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调解的重要性,后者构成了主体理解经验的方法。

爱德华·汤普森

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汤普森指认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模式的局限性,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一批西方知识分子持久的幻想之上的,即通过运用正确的理论理解,他们能够获得一种对不受文化和传统限制的客观世界的理解。汤普森也为民族性和民族传统的伦理重要性提供一个有力论证,同样也为现代主体建构解放的和保守的认同和理解形式提供了材料。

为什么我会说现在这些思想的一些方面要比它们刚出现时更为重要呢?因为对于生活在世界不同部分和许多国家的脆弱民族,特别是那些被迫迁徙的民族而言,经济全球化经验所导致的错位和不确定性,使与民族文化相关的归属感和认同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这对于西方已建立的民主国家和亚洲许多部分包括中国而言,都是如此,后者正在力图解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的新挑战。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金融的统治作用使得少数人变得极端富有,同时使其他人变得不安和贫穷。[1]

[1] 参见 D.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Profile Books, 2010). 

贫富分化严重的住宅区

由这一体系推动的不安和风险文化,使经济生活变得高度动荡,极不稳定,并且非常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性所给予的故事、归属感和共同目的,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安定感和团结感。当然,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排斥和沙文主义的力量,正如汤普森自己承认的那样——政治左派需要用全部力量来抵抗这一趋势。

第二,汤普森坚持认为,民族意识代表了社会主义生长的重要土壤,他的这一观点是与他拒绝滑向狭隘和保守的民族主义形式相匹配的。虽然他没有完全明确地表达出来,但他却指出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一种丰富的创造性综合,事实上,在20世纪期间英国其他左派知识分子就指出了这一点。

爱德华·汤普森

更为重要的是,汤普森和早期新左派非常熟悉早期的激进传统,这有助于他们把社会主义重新设想为一种更加多元的、更富创造性的计划,后者将会利用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的能量、认同和自发活动。新左派并不是在它追求超越文化和传统的客观理解的梦想时才是强大的重要的,而是当它利用早期激进思想和实践的本土传统时才是如此。这些传统包括: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行会社会主义者的思想;19世纪一些学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批判,比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威廉·莫里斯(1830-1896年)

20世纪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多元主义,如G.D.H.科尔(G.D.H. Cole)和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以及一些人的社会自由主义,如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和J.A.霍布森(J.A. Hobson)。这些资源构成了一种丰富的折衷主义的遗产,被公认的英国自由化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些资源中生发出来的。

参考文献:

[1] E.P.Thompson, ‘Where are we now?’ (Internal Memorandum to the NLR Board, 1963; XX)

[2] C.Geary, ‘Becoming International Again: C.Wright Mill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New Left 1956-62’,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5, 3, 2008.

[3] R.Johnson, ‘Edward Thompson, Eugence Genovese and Socialist-humanist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 1978.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