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波：反串角色

作者：樊尚·考夫曼

文章选自《居伊·德波：诗歌革命》

（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居伊·德波一生都在刻意地避免传奇，避免把传奇与可视物、表象以及当前越来越多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自传风潮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拒斥后来很快被称作景观的东西。他从来不遵守强加于生活的可视规则。他创立自己的规则，创作文本和影像，以避免受到完全世俗和总是如同侦探片般模糊的当代传记评判眼光的暴政。他的生活和作品都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这种挑战被错误地解读为对影像的固有仇恨。但是，他竭尽全力拒斥一切试图认证、指定和适应的评判。为此，他进行了真正的战斗，这是他希望带给这个社会的深刻内核。

作者简介：樊尚·考夫曼，1955年生，瑞士圣加仑大学经济、法律与社会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从事法国文学、文化、媒体、自传文学与以居伊·德波为主的先锋文学研究。

从模糊灾难降临的寂静笼罩这里，

至少让这片花岗岩来标记

那冲向未来的亵渎神灵的黑暗飞行的疆界。

德波从来不想成为榜样。他不是任何人的学生，不仿效任何人，也不想为他人仿效自己而做任何事情。他是否希望他人阅读自己的作品，这一点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他的作品不是写给所有人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竭尽全力地不变成一个领导者，而且获得了成功。他抹掉自己的痕迹，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自己希望保留的痕迹。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无法仿效的榜样，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无法仿效，他所创造的生活是他人无法模仿的。他的生命是由行动、讲演、写作和影像组成，无一不展现出他对个性和自由的热爱。这是无法模仿的。

居伊·德波（1931-1994年）

想成为“德波式”的人则更加困难，必须是个理论家，不断重复自己的“论点”，从生命的独特性或所阐述的立场中分离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无法创造一种可以产生另一个理论的生活，能够用必要的模糊性来反映所处时代（用德波的话来说）。厌倦了过去二三十年中运用在理论中的文字游戏，但是却发现时代中缺少了理论。时代在呼唤一个新马克思的出现，德波是否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他在疑虑和权衡中（最终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看不到希望而抑郁。但是，或许缺乏的正是德波的经历、自由的意识和勇于挑战的特点。缺乏对诗歌的感觉多于理论能力水平——这是我在这本书中对德波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欣赏德波作品的人中有很多是作家，其中一些人以前就是德波的朋友（通常他们对此保密），很少有“理论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媒体学者，这一特点非常明显。德波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断地激怒着这些人，我相信正是因为如此，那些作家和艺术家反而对他充满兴趣：因为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风格和独特性的坚持，这种坚持实际上使他的作品的诗歌意义大于理论意义。

因此，如果阅读德波的作品是为了寻找理论的话，那么必将徒劳无功。他从事的革命如同高档时装。“其周边则完全相反”，他以自己的蔑视和冬宴增添了豪华甚至奢侈的形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他的书归入纯文学类，松口气高兴地以为这些与我们无关。“作家”德波和“理论家”德波从来不是对立的，毕竟，他的许多作品都与时事相关。

《景观社会》，居伊·德波 著，张新木 译

正如他本人在《景观社会》意大利文第四版序言中所说：历史是匆忙的，不仅要证实许多新发现，还要补充一些丢失的内容。

阅读德波的作品必须牢记他的游戏规则，他的挑衅和风格。但是记住他的风格尤为重要，他的生活风格和文学风格，这与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的犀利甚至毫不宽容的态度密不可分，这在他的作品中总是不断得到强化。莫里哀曾说过情人眼里出西施。

莫里哀（1622-1673年）

要分辨出丑恶，就需要有德波那种完全不恭敬和对所生活的社会的彻底拒绝的态度。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的热爱，特别是我们对世界的要求。德波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要求，这就是他可以说出许多人知道但是却不能说，竭力避免得出那些明显结论的原因。

总体而言（安静的街区，从黑暗灾难中跌落）：这在当代知识分子静观（constellation）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实现了福柯曾经设想的某种具体或区域性的知识分子（如今，每项事业都有专家，更不用说那些公务员和临时工）。

最早关于景观社会的作品指出：“景观概念使大量表面上明显不同的现象相互联系，并对其做出了阐释。”①德波的做法是统一和整体化的，因而也是激进的。最近有人在法国电台一档节目中提问，②为什么绿色运动对德波没有兴趣，为什么不选德波当发言人，这在讨论如此具有卢梭派特色的政治运动时可以发现有些自以为是，这在别人那里是一切，但是与德波这样的人则毫不相关。（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田园环保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是如此固执，并且是个热衷于聚会的城市人，即便是在尚博？）这样的误解应该受到关注。

①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第10论。

②《法国文化》，2000年6月10日。

不可否认，德波的作品始终都表现出到这个世界在用各种方式破坏环境的高度重视。四十多年前，他就对汽车文化、食品工业化和现代城市规划进行过谴责。之后他又对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特别是对实际情况的谎报产生了兴趣。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视资料，出自HBO剧集《切尔诺贝利》）

也就不难想象他会写些欧洲人吃着患病牲畜的文章：社会似乎最大可能地给予他褒奖，承认他关于商品暴政统治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现今的环保主义者对他表现出的兴趣不足的话，显然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与他是一个阵营的准备。他们希望能够吸收德波，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又拒绝德波，拒绝他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排斥，拒绝他的远见和对世界的哀悼，拒绝他的风格，因为这些与主管环境问题的政府部门格格不入。

整体而言，在《景观社会》和《景观社会评论》中，在生态领域正确的同样在其他应用学科中也是正确的，即便用这种理论解读政治学或媒体学并不正确。重点在于：德波所描述的景观不是政治科学家或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且不仅局限于电视造成我们判断力的瘫痪这种老生常谈，或有时称为景观政治学的这种陈词滥调，抑或信息社会和虛拟社区的来临等。也不仅仅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拍摄的美国大兵在摩加迪沙海滩登陆。最多是景观的综合症状（绝不是孤立的范例），德波往往随意地这样承认。景观的统治症状更具全球性，商品规则是绝对的。

德波对此的回应依然是绝对排斥（即不受任何义务的束缚）。景观的理念不能被专家分割一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攫取。但是留给我们什么呢？不是很多，至少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并不多。真理是正确的，也是难以接受和令人绝望的，除非真理是被完整地呈现。我们压抑了真理的全部，而只展示真理的局部，代替那些陈词滥调。德波想讲述真理的全部，正如很多将他视作偶像的人一样。但是，准确地说，他在乎的是说出所有可以说的。如我在本书中所言，他设计自己的行动，作为对社会的分析（这是引用弗洛伊德的目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

他变成一个毫无人情味的信徒或载体“工作”，旅行，在我们不想知道，在它被强烈排斥和抗议时有效得展示。这个真理最终是所有社会文化机构应该保护的，以神经症和综合征逼迫我们无意识地检查欲望。这意味着，近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对德波的回归，可以理解成对压抑思想的回归。

德波对弗洛伊德的观点亦是如此，他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但这显然是不一样的，神经质和妥协并不是他的强项。我们可以持摆脱市场经济锁链的民主社会的欣悦观点来反对他的观点和他有关景观社会的自我解构本质的诊断。我们可以推定，德波所主张的世界在表征（representation）中已远离本真——多种表现和中介（mediation）——终有一天会为我们提供一种即时感，即作为通过互联网免费进行真正交流的最终保证人。然而，凡事皆有正反两面，相反的研究和数据也不在少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把德波的观点已弃之一边？对此我不确定。相反，是否有人能鉴定《景观社会》中经济全球化形式的罪恶事实上与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衰老？或敢于对媒体和公众意见大肆谴责？

我对此并不确信，只是因为德波的论断既不是为了反驳也不是为了证实，或至少在这种情况下目的不是如此，那些论断无论受到推崇或是遭受攻击都显现为无生命力。他的论断的真理就在于进攻的真理，对他人审视的绝对排斥;就在于拒绝的真理，这是无可争辩或反驳的。真理在于他只能被认可——至少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做到这点。伴随其论断的些许认可和占用，使得认同或分歧都变成次要的。这些成为关于信仰的文章，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信仰的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想象中的兴趣。

我并非指所有思想和观点都具有同等价值，同等正确或错误，这样可以避免我顾此失彼。但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甄选？寻求真理的可能性的条件是什么？对于德波来说，无论是否有阻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碍他找到真理的决心。

因此，这是一场战斗，是一个挑战（景观也是谎言）。当一个人不谋求任何利益、任何头衔、任何形式的认可时，他会如何思考？当一个人因失去兴趣而没有任何信仰，只承认自我时，他能提出怎样的真理？这是德波作品留给我们的疑问。也是德波倡导的示范，革命阵营中的实验先生。

德波的思想为何如此激进？事实上他为此付出了个人代价，并且一生都很坚持，能够在作品和生活中运用诗歌来拒绝社会和追求绝对自由。因为这些思想建立在道德失范的伦理基础之上，与今天占主导作用的自我正义化和道德主义形成奇怪的反差。引用《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中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什么是真的，那么则一切皆可”，这个信仰的实现和坚持都非常困难。实现愿望不易，像德波一样地生活也不易，而像他一样地思考甚至追随他则更加不易。但是，这也正是德波不会被轻易忘记的原因。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