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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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 资本的伪生产性与生产性的劳动——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摘要: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资本的生产性是一种颠倒性的假象,这种假象不仅来自作为资本具有的劳动资料的“自我增殖”,而且更深地来自它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吸收和占有者。在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条件下和机器化生产过程中,都会出现劳动工艺结合关系和看管机器之间的结合力量,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运用。这些看起来与劳动者个体无关的社会劳动的一般形式都变成了资本关系支配下的生产力,这使资本仿佛具有了离开工人劳动的某种神秘的生产性。生产性劳动,是一种特设关系场境,它是指劳动成为资本增殖且再生产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质性。

关键词: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生产性劳动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2年04期

作者简介:张异宾(笔名张一兵),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教育部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列宁、海德格尔、福柯哲学文本学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认识论与人本主义;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与思想构境理论。

1861年,马克思在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第二分册时,计划的目标就是讨论“资本一般”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在第二分册爆燃出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我们发现,马克思实际深入探讨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总体性的统治关系是“怎样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定在,以及它自身是怎样被历史地生产出来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探讨,就是资本的虚假生产性与生产性劳动的关系。

1.资本具有自然性假象的透视

马克思指认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生产形式(ewige und naturgernässe Form der Production),然后又竭力为自己对资本的这种看法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而且是幻想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①这是一种非历史的唯心主义。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历史发生的,而是一种与人的本性一致的天然法则,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成了“永恒的和自然的生产形式”。这里,naturgernässe(自然的)也有天然性和本性的意思。对此,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坚决的批判:

生产的自然规律(Naturgesetze)!当然,这里是指资产阶级生产的自然规律,即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和在一定的历史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所遵循的规律。如果没有这些规律,资产阶级生产体系就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表现这一定生产方式的本性(die Natur),从而也就是它的自然规律的问题。但是,正像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是历史的一样,它的本性(Natur)和这种本性的规律也是历史的。亚细亚的,或古代的,或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就根本不同。②

从马克思这里的话语实践看,此处的自然规律显然不是指规律的客观性,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生产和经济物相化③活动的法则呈现出盲目的自然界运动式的经济无序和返熵状态,这是黑格尔“市民社会话语”中的第二自然的“自然规律”,或者似自然性规律。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最早讨论了这一似自然性问题。④这也意味着,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伪饰成符合人的本性的资产阶级生产的自然规律或天然法则,其本质仍然是历史性在场的社会规律,因为它只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生和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所以,它必然只是“在一定的历史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所遵循的规律”。这种类似于自然界盲目返熵状态的“自然规律”,与过去的所有社会生产方式一样,都只能是历史的东西。阿多诺对此的评论为:“只是在讽刺的意义上,商品交换的社会的自然增长才是一种自然的规律(Naturwüchsigkeit der Tauschgesellschaft Naturgesetz),经济的先定统治(Vormachtvon Ökonomie)不是不变的。”⑤这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似自然性的无序返熵现象和经济关系先验统治,只是在反讽的构境中,才是人创造的世界中畸变出来的盲目自然规律。

马克思说,恰恰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历史性出现的所谓“自然规律”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是怎样(wie)进行生产的,而且看到了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资本作为一种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关系(wesentlich verändertes Verhältniß),是怎样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资本改变生产方式的场境(gestaltet),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这种被改变了的场境(veränderte Gestalt der Productionsweise)和物质生产力的这种特殊发展阶段,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前提”。⑥

在此,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场境存在论方法的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突显的“怎样生产”的功能场境分析,被具体运用到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生产的讨论之中。马克思特意指出,他在思考资本关系的历史发生时,先是着力于三个功能性的怎样(wie):一是分析了资本主义怎样进行生产的狭义劳作方式的特定历史筑模(Bildung),即作为广义的社会生产方式基础的物质生产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中的根本性改变。这种在工业制造中“怎样进行生产”的生产物相化方式当然异质于农耕生产,因为工业生产通过人的爱多斯之相给予了自然物质全新的存在形式和有序性,创造了脱型于亚自然生命负熵质的社会历史负熵场境;二是资本作为一种从封建生产关系脱型和解构而来的全新生产关系,怎样生成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并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三是在这种“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之中,特别是在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中,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资本怎样作为一种支配性社会总体性的生产关系被生产出来。三个“怎样”的现实落点,是资本在特殊的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特别是大机器生产过程中,深深改变的全部生产方式看不见的复杂关系场境,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出的以商品生产-市场交换为经济构式负熵质的新型场境关系赋型。这是资本关系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当然也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步。

本节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1页。本文引文中的德文为引者所加,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1页。中译文有改动。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Ⅱ/3-6,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 S.2269.

③物相化,这是我在本次研究中提出的新概念。在物理和化学等科学研究中,物相(phase)又被称为“物态”。一般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态,是实物存在的形式。通常实物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等离子态”“超导态”“超流态”等物相。但我所设定的物相化中的“相”却不仅仅是物态之意,还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爱多斯(eidos,共相)之意,因为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总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蓝图”)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这是看起来现成事物对象的消逝性缘起。日本学界在翻译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时,通用了“物象化”一词,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的物象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显象的痕迹,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象。马克思在自己晚期经济学的文本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经常使用materialisirt(物相化)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爱多斯)在塑形对象效用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参见Karl Marx, Grundrissen, Gesamtausgabe (MEGA2)Ⅱ/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221;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Ⅱ/4-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47。当然,人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主体物相化、人创造出不同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的社会物相化、工业生产中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无相化的经济返熵和反爱多斯经济物相化是更难理解的。

④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章。

⑤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参见Theodor W.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3, S.190。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4—315页。中译文有改动。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Ⅱ/3-6,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 S.2160.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虚假的资本生产性

马克思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怎样生产”如何在更深场境关系赋型层次上生成资本对雇佣劳动的隐性支配关系。在此,这种思考聚焦在资本的生产性(Productivität des Capitals)和生产的劳动(Produclive Arbeit)复杂场境关系的辨识问题上。通俗一些说,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表面,资本为什么看起来是一种本身具有生产性的力量?这是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也是涉及劳动价值论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中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本问题。

在众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资本具有生产性。资本创造财富的观点是他们拒斥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根据,特别是李嘉图等人,面对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发展,也开始在机器生产价值的现象上弱化劳动价值论的地位。因此马克思必须直面这个难题,即为什么资本会表现出生产性?或者说,“资本的生产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是马克思此时思考的焦点。在马克思看来,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

因为活劳动——由于资本同工人之间的交换——被并入资本,从劳动过程一开始就表现为属于资本的活动,所以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Productivkräfte des Capitals),就和劳动的一般社会形式(allgemein gesellschaftliche Form)在货币上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Eigenschaft eines Dings)的情况完全一样。同样,现在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和形式,即对象化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n Arbeit)的,事物的劳动条件(sachlichen Arbeitsbedingungen,它们作为这种独立的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力和形式。这里,我们又遇到关系的颠倒(Verkehrung des Verh ltnisses),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把这种关系颠倒的表现称为拜物教(Fetischismus)。①

这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表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关系之所以看起来是具有生产性的:一是因为工人的活劳动通过交换已经属于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中人格化伪主体的资本家,“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Personnificirungdes Capitals)才是统治者”,这表明,在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抗中,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场境中的人格化伪主体,真正成为奴役工人的支配性力量是客观发生的看不见的资本关系。二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化工业大生产中在场的社会劳动,无论是作为原料、机器和厂房的“对象化的劳动”,还是工人的创造性的活劳动,经过作为资本的货币购买后,都直接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和形式”。这是“资本生产力”的本质,其中,真实保存价值并创造新价值的只是非对象性的活劳动。三是马克思特别指出,如同在流通领域中货币将劳动交换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并且产生抽象劳动的“一般社会形式”仿佛是金钱的物的属性一样的货币“拜物教”误认,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资本的生产性,也是工人的活劳动塑形和构序力量的一种颠倒性的经济物相化假象。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讨论出现了一种从阐释逻辑无意识地返回研究性逻辑的倾向,并且,在说明资本(对象化劳动)与雇佣劳动的这种特殊事物化颠倒关系时,马克思回到了更深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系统思考之中。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资本所以是生产的,因为它(1)作为进行剩余劳动的强迫力量;(2)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吸收者和占有者。”②这是指认,资本表现出虚假生产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资本关系在发疯般地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必然生发出组织生产和发展生产的内驱力,这里的关键是无偿占有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也就是说,工人劳动物相化的能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这是上面刚刚讨论过的问题。二是资本对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力量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占有。当然,马克思这里思考的重点是第二点,即资本对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对协作与劳动分工中的结合构序力量的占有,以及资本对一般社会生产力,即科学技术的赎买。这是对资本看起来具有生产性的更深一层关系场境的透视。对此,马克思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资本的生产性假象基础是奴役性的强制关系。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阶级统治方式一样,“在于强迫进行剩余劳动(Zwang zur Surplusarbeit),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unmittelbare Bedürftigkeit)的劳动。这种强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更加有利于生产的方式实行和采用这种强迫的”。③“强迫进行剩余劳动”,这是历史上所有奴役性的生产关系的同质性,其本质都是对劳动者进行“超过直接需要”的劳动的强迫性掠夺。不过,相比奴隶主、地主对奴隶、农奴的直接简单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由买卖关系的掩盖下,不在场的经济剥削是更加冠冕堂皇,也更具优势,当然资本具有生产性这种迷惑人的假象,也在助纣为虐,因为在经济物相化迷雾中,资本从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利润仿佛表现为资本生产的结果,而不是工人“超出直接需要”(工资)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

第二,资本的生产性假象来自劳动资料的“自我增殖”。这是马克思补充说明的一点,因为这是上述第二个原因的隐性前提。依马克思的看法,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还是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进程中,“生产资料,事物性的劳动条件(Productionsmittel, die sachlichen Arbeitsbedingungen)——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也不表现为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是资本。资本雇用劳动(Capital employs labour)”。④显然,这里马克思观察问题的角度,还是历史认识论的构式,所以,他只是指出这里使用和奴役劳动的资本关系,本身就是对象化的劳动事物化颠倒地表现为事物的劳动条件(sachlichen Arbeitsbedingungen),即这里发生了事物化颠倒过来驱使工人的物役性现象。这仍然是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来,马克思在历史认识论中观察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的结果和表象层中的物役性问题,并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自我异化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事物化(Personnificirung der Sache und Versachlichung der Person)”。⑤这是对事物化理论的简单提点。这里的简单形式,当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已经讨论过的一般商品交换过程。在那里,从劳动交换中客观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到货币,都已经是人与人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颠倒为商品与货币之间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伪境,与工人相对的资本家并非抽象的个人主体在场,而是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场境中的人格化伪主体在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颠倒关系场境,资本关系的本质是对象化的劳动,这种对象化的劳动,只有“一方面保存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使自己的价值增殖,也就是说,使价值增大,吸收剩余劳动”时,它才成为资产阶级维系全部经济和政治统治的支配性资本关系。然而马克思深刻地透视说:“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persönlichen Eigenschaft)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而只是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来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Herrschaft ist nur die der vergegenständlichten Arbeit über die lebendige),工人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⑥这里发生的多重畸变在于:一是工人对象化的劳动转化为支配和统治工人的事物性的劳动条件(sachlichen Arbeitsbedingungen);二是这种力量转化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而自我增殖的资本关系,本质上看,事物性的劳动条件,即作为原料、机器和厂房等劳动条件出场的劳动资料本身绝不会创造价值,它们只是在工人活劳动的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下,才成为转移过去对象化劳动价值的劳动工具和被塑形的劳动对象;三是这种事物化颠倒关系在反向物相化中人格化为伪主体在场的资本家。马克思此时忍住没有说,其实可以用哲学的话语更精准地表述为:这正是劳动的自我异化关系。但他很快将再次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这种普遍异化现象,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劳动异化构式Ⅲ。⑦

第三,资本的生产性假象更深地来自它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吸收和占有者。这一点是马克思此时开始意识到的新问题,也是其劳动异化构式Ⅲ中的重要思考内容。我以为,这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中的一个全新的理论发现,当然也是比较难入境的方面。马克思发现,在可见的“直接物质”层面上,流通领域中作为交换价值出场的“对象化的一般劳动时间或货币”,生产领域中作为使用价值层面的“劳动产品,又是劳动的物的条件”,都涉及资本对劳动的盘剥,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物相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机器化大工业生产进程中,资本对与工人个体劳动并无直接关系且不可见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吸收和占有,更加具有欺骗性和神秘性。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还有一种所有经济学家都忽略的、被资本占有的看不见的创制(poeisis)力量,这就是“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Entwicklungsformen)。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Forme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Arbeit)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⑧

显然,这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伦敦笔记》的经济学研究中,在经济学文本中反复遭遇的社会历史现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劳动形式(Forme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Arbeit),即工艺-技术构序方式中主体结合与工艺客观抽象为技术上的三个相继发展阶段:手工业集体劳作中的简单协作力量、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分工条件下的结合力量,以及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客观工序力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三种由资本关系控制的生产过程直接突现出来的客观社会生产力和一般生产力场境,看起来都是与工人个体劳动物相化活动无关的,所以它们理所当然地表现为资本特有的生产力量在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生产力”最迷惑人的假象,也是从关注劳动分工的斯密到关心机器生产的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上最终失足的逻辑深坑。

对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到,这是由于,早期资本主义手工业生产中工人之间的协作,并不是工人个体劳动物相化活动的直接属性,而是工人们在一起共同在场活动的场境关系赋型中所突现的社会劳动物相化力量,在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条件下和机器化生产过程中,都会出现劳动工艺结合关系和看管机器之间的结合力量,以及科学技术在机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运用,这些看起来与劳动者个体“无关”的社会劳动的一般形式都变成了资本关系支配下的生产力,这使资本仿佛具有了离开工人劳动物相化的某种神秘的生产性。马克思深刻地分析说:

事实上,协作中的统一(Einheit),分工中的结合(Combination),自然力和科学以及作为机器的劳动产品在生产中的应用,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事物性的东西(fremd und sachlich),单纯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正如劳动资料本身在它们作为材料、工具等简单可见的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一样。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gesellschaftlichen Formen),或者说,工人自己的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einzelnen Arbeitern ganz unabhängig gebildete Verhältnisse);工人从属于资本,变成这些社会筑模(gesellschaftlichen Bildungen)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这些社会筑模,作为资本本身的场境(Gestalten des Capitals),作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Combinationen),同工人相对立。⑨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语表述。其重要性源于两方面:一是因为马克思认为,手工业生产中简单协作中的“统一”力量、劳动分工中劳动者之间发生的“结合”力量,以及科学技术在机器化生产中的对象化力量,都是劳动者的劳动物相化创制活动中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的主体性场境力量,虽然这些力量并非由单个工人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直接构成,但它们仍然是在场劳动者共同活动的结果,只是它们现在如同劳动条件一样,都是作为异己的、事物性的东西,是以颠倒的事物化力量异己地表现出来,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力量,它甚至表现为完全脱型于劳动主体性活动的客观物相化力量。马克思将会指认,这种现象的本质当然就是劳动本身的自我异化。二是因为协作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与科学技术力量,都是工人劳动物相化活动的社会形式,但在资本关系的支配下,这些非单一个体劳动活动的关系场境,畸变成资本社会筑模的要素,所有个体劳动活动之外的协作“统一”、分工“结合”和科学技术,无一例外地表现为统摄性的资本本身的场境,显然,这里马克思刻意使用的Bildung和Gestalt,都是在直观经验塑形中无法看到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它们就是与工人对立的非个人主体的资本创制力量。这是所谓的资本生产力最不容易被识破的地方。我认为,这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关系场境存在论和历史认识论所面对的最大现实问题。

我觉得,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解答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难题中的核心构序部分:(一)“工人所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是由于协作,分工”,简单协作中工人们在一起劳作的统一力量,与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们之间那种片面化劳动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工序结合,都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就是“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可是,因为这种工人个人主体之间的“统一”和“结合”的社会力量并不是个体劳动者的个人力量,所以它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却颠倒地表现为离开他们而发生的资本的组织塑形和构序力量,从根本上说,这是李嘉图没有看到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新的剩余劳动。(二)“工人的劳动同机器(自然力)相结合,以及由于工人劳动的方法(科学)。机器本身(完全像化学过程等等一样)首先只是头和手的劳动结合(Combination von Arbeiten des Kopfs und der Hand)的可感觉的产物,但在使用机器的过程中,机器导致结合劳动的使用,并且只是作为在工人的劳动能力和工人结合(Arbeitskräfte des Arbeiters und die Combination der Arbeiter)的更高水平上进行剥削的手段来创造剩余价值”。⑩这是说,机器化大生产的发展,使工人的劳动物相化能力和工人劳作协同关系之间的统一和结合力量,变成了机器系统自身的客观工序,这成为资本家盘剥(相对)剩余价值的更高明的手段。这种劳动的社会形式客观地抽象和转移到机器生产中,仿佛成了资本的生产力量。李嘉图同样没有看透这一问题的实质。(三)“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智力产品(allgemein geistige Product)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括在资本中的东西(而这种科学作为同单个工人的知识和技能脱离开来的东西,它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只可能依靠劳动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社会本身的普遍发展,由于在对劳动的关系上这种发展被资本所利用,所以对于劳动来说作为资本的生产力起作用,因而也表现为资本的发展。”⑪自然力与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与工人个体劳动并无直接关系的社会劳动形式、社会生产力和一般智力,看起来不过是工人主体劳动手艺-工艺和劳作经验的客观抽象和脱型的结果,只是它们直接转为一种“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的外部社会筑模力量,并且,在资本的赎买下直接表现为资本关系赋型的特定社会场境,即资本的场境。这种特殊的关系场境存在是非直观的,而人格化的资本家和事物颠倒的劳动条件则表现出神秘的生产性和创造性。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运行机制的一种更深的透视。之后我们会看到,马克思最终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生的这种敌我性颠倒关系中,直接恢复了阐释话语背后压抑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从而创立了劳动异化批判构式Ⅲ的科学批判理论。不过,马克思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可能是在被雇佣的科学技术人员(比如今天的源代码编程人员和普通“码农”)那里,会生成非及物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的新型智能劳动者,他们有可能成为资本盘剥剩余价值的活劳动源泉。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深究的批判话语构境层。

本节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5页。中译文有改动。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Ⅱ/3-6,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 S.2160.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5—316页。中译文有改动。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Ⅱ/3-6,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 S.2161.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6页。

⑦相对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穆勒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学劳动异化批判构式Ⅰ-Ⅱ,我将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重新确立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命名为“劳动异化批判构式Ⅲ。关于这一重大理论发现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张一兵:《经济学革命语境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上)——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2期;张一兵:《经济学革命语境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下)——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3期(待刊)。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6—317页。中译文有改动。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Ⅱ/3-6,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 S.2161-2162.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20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20页。

3.资本关系中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

马克思认为,与资本的神秘生产性同时出现的,还有劳动的生产性问题,或者生产劳动概念。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已经初步探讨过的问题。①应该首先辨识的是,此处的“生产”并非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生产概念,或者实指一种具体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象的过程,而是特指一种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资本增殖关系的生产性劳动场境。所以,马克思这里所指认的劳动的生产性或生产劳动,是一种特设关系场境,它是指资产阶级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特有的劳动成为资本增殖且再生产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质性。

在这个特殊的构境意义上,马克思说:“只有直接转化为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使可变资本成为可变的量,因而使[整个资本C]等于C+△的劳动,才是生产的。”②这个作为变量的△,正是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也意味着,只有带来资本增殖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劳动,或者说,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才是生产性的劳动。这里的问题实质在于,资本通过与工人的“平等”交换,“把一定时间内所使用的劳动能力并入资本;换句话说,使一定量的活劳动成为资本本身的存在方式之一,可以说,成为资本本身的隐德来希(Entelechie)”。③活劳动本身成了资本的存在方式,这样,生产性劳动就与上述的资本生产力完全一致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性劳动就是资本生产力背后的“隐德来希”。这也就是说,真正创造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性,是资本生生不息的Entelechie生命动力背后的工人活劳动的实际塑形和构序能力。这样,马克思才说:“只有使那种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化了的对象化劳动的价值保存并增殖(Werth erhält und vermehrt)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productive Arbeit)。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ganze Verhältniß und Art)的简称。”④可见,马克思这里使用的生产性劳动不是一个中性概念,而是一个表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雇佣劳动本质的特有范畴。它是工人的劳动能力作为保存和创造资本增殖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场境的简称。我以为,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中的重要进展。这种属于资本的生产性劳动的实质,使“生产过程吸收的劳动比购买的劳动数量大。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对他人无酬劳动的吸收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目的”,并且,“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是价值的增大,因而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资本所以得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种独特的产品,只是由于同劳动交换,因此这种劳动被称为生产劳动”。⑤资本占有了生产性的劳动,这才是表面上资本具有生产性的本质。

马克思说,要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特殊生产劳动的概念,也可以从非生产劳动来反向思考,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并不都是生产性的。他说:“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这种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⑥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交换:一是直接用劳动去交换货币,二是用劳动(力)交换作为资本的货币。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上述的生产劳动。对于第一种情况,马克思列举了这样的例子,比如“我是买一条现成的裤子呢,还是买布请一个裁缝到家里来做一条裤子,我对他的服务(即他的缝纫劳动)支付报酬”,“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是把我买裤子的货币变成资本,而是变成裤子;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我来说,都是把货币单纯用做流通手段,即把货币转化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因此,虽然在一种情况下,货币同商品交换,在另一种情况下,货币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但是,货币在这里都不是执行资本的职能”。⑦

这是说,在货币交换关系中,只要交换的对象是特定的使用价值,不管是具体的商品,还是特定的劳动服务,都不存在导致资本增殖(G—G’)的生产性劳动,我花出去的钱都不会“执行资本的职能”。所以,马克思认为这里出现的劳动也就是非生产劳动,因为它并不构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场境。而只有当资本家将作为资本的货币去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使用权,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保存和增殖资本的时候,才会出现生产性的劳动。

当然,马克思也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出现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有时会出现相互转化的难以辨别的情况。我注意到,马克思分析了如下一些特殊的复杂劳动现象。

第一,马克思涉及了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喜欢谈论却没有认真对待的问题,即非对象性的服务性劳动。马克思也没有预料到,在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这种非对象性的服务性劳动竟然会生长出一个巨大的“第三产业”。他具体分析道:

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nicht produclive Arbeit)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Dienst)被购买的。服务这个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事物(Sache),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⑧

在这种特殊的“服务性劳动”中,有些是通过物相化活动留下具体的物性改变,比如理发和打扫卫生,在理发服务中,头发被剪短,在清洁卫生服务中,房屋被打扫干净,这里,服务性劳动中的爱多斯之相转化为现实中的对象性改变;而另一些服务劳动物相化的结果却不是造成服务对象的直接改变,而是为被服务主体提供一种功能性的在场活动,这种服务活动发生后也随即消失,比如“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⑨诸如此类,还有戏剧表演和舞蹈演出等,这一类劳动者在提供这种服务性在场劳动后,并不会留下具体的物相化产品或对象的客观改变,但他的确向顾客(观众)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劳动。马克思认为,这些服务性劳动并不直接生产或增殖资本价值,也并不生产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所以当然不是生产性劳动。可是,一旦这种非生产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体上被纳入资本雇佣关系场境之中,成为资本家谋利的手段,它们就会入序于生产劳动的场境关系赋型之中。如被资本家雇佣的歌唱、戏剧和舞蹈演员在剧院中的劳动,属于资本的理发、家政等行业中的服务劳动等,当这些服务性劳动的在场不再仅仅是为了人的享受,而是资本家赚钱的手段时,它们的在场服务就会转换为生产性劳动。我觉得,此处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些受到资本支配和转换的特殊生产性劳动是否直接创造剩余价值?还是一种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方式?这里出现了马克思在《大纲》中分析商品生产和交换中没有涉及的比较复杂的新情况:这些服务性劳动物相化并不直接创制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生成一种非物性的艺术存在的在场性,这使得这些特殊的商品存在方式从实物转换为功能性场境,具体劳动所创造的用在性就是场境存在,抽象劳动时间(量)直接转换为市场价格,资本家直接无偿占有这种在场劳动中的剩余价值。并且,这种特殊的剩余价值,似乎也很难入序于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塑形。后来奈格里在讨论非物质劳动时,将服务性劳动视作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非物质劳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第二,作为商品位置改变的运输劳动。这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的“李嘉图笔记”里已经遭遇的问题。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中,除去“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就是同样经历了“手工业生产阶段、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机器生产阶段”的运输业(Locomotionsindustrie),“不论它是客运还是货运。在这里,生产工人即雇佣工人对资本的关系,同其他物质生产领域是完全一样的”。⑩虽然,劳动资料和商品的运输劳动,并不直接塑形、构序对象和改变商品的属性,但“劳动对象发生某种物质变化——空间的、位置的变化(räumliche, Ortsveränderung)”,因为“这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商品,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它的位置改变了,从而它的使用价值也起了变化”。⑪其实,在木材和矿石等原料从森林和矿山中被运出时,这已经是自然存在物失形于自然关联的脱型劳作,而商品在经济物相空间(市场)中的位移,也改变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虽然在这里,实在劳动(reale Arbeit)在使用价值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是这个劳动已经实现在这个物质产品的交换价值中。可见,凡是适用于其他一切物质生产领域的,同样适用于运输业:在这个领域里,劳动也体现在商品中,虽然它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并不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sichtbare Spur)。⑫

这也就是说,在劳动资料和商品的运输中,工人通过装卸、驾车和航行实现了特殊的劳动,这里发生的劳动物相化的目的并非是具体塑形和构序物品,而只是改变运输对象的空间位置,虽然这种空间位移没有在使用价值方面留下物性可见的痕迹(sichtbare Spur),可是,运输工人的劳动却实现在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和新的市场空间中商品销售的交换价值之中。由此,运输劳动当然就成为生产性劳动。今天遍及日常生活的物流业与快递员的劳作,就是这种运输劳动的升级版。

第三,马克思认为,上述协作、分工中的统一与结合力和机器化大生产条件下的自然力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作为“劳动的社会的和一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生产力只同劳动过程有关,或者说,只涉及使用价值。它表现为作为物(Ding)的资本所具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它不直接涉及交换价值”。⑬似乎,它们也不属于生产劳动的范围。这也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这些与单个工人劳动无关的社会劳动结合力和一般生产力,表面看起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只涉及使用价值,而并不增加商品中的价值,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双层劳动自乘场境:一是工人个体劳动在协作统一和协作结合中,自身劳动效率得到改善,这既是使用价值本身的塑形和构序,也是劳动价值本身的生成过程;二是个体工人之间的合作力量,在塑形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劳动价值构成机制,没有后者构成的关系场境,个体劳动是不可能实现产品的用在性和价值创造的。如果价值是抽象出来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统一”和“结合”的抽象劳动时间是复合式地内嵌其中的。马克思说:“生产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首先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效用(besonderen Nützlichkeit)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⑭但是,使用价值是价值形成的基础,协作和分工关系之中出现的劳动统一和结合力量只要作为资本关系场境的力量,它就会是生产劳动背后的动力。

第四,作为雇佣劳动的脑力劳动。在这里,马克思涉及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科学技术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应该说,这并不是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真关注的问题,包括李嘉图。对此问题的关注显示了马克思思考的前瞻性。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自己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实验,如同作家“弥尔顿(Z.B.Milton)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原因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表现(Bethätigung seiner Natur)。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⑮此时,弥尔顿作为一名独立的作家创作艺术作品的脑力劳动并不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只是一种艺术家“天性的表现”,作品直接在市场中卖了5镑,这是他的才能在经济市场中的直接实现。在马克思看来,作家的文学创作,如同自然生命负熵中春蚕吐丝一般,是他独立的艺术思想负熵质的实现,这既没有直接塑形和改造任何物性对象,也没有构序出现实的社会关系场境,虽然他的作品可以换取金钱,但这种艺术创造并不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然而,如果作家是被资本控制的文化公司的雇佣写手,那么他的作品就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种商业化的写作则会转换为生产劳动。同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科学实验和学术研究活动本身,也只是他们科学认知和探索才能的表现,是他们生命的体现。与艺术创作不同,这些科学技术的实践和理论活动在总体上属于现代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部分,并且越来越成为关键性的内核,如上所述,因为科学技术正是先前劳动者劳作手艺和经验技巧的客观抽象和直接生产过程的抽离结果,而且,这种非及物的科学技术活动在现代物质生产对象化应用中为生产物相化的塑形和构序力量。在理想化的纯粹的独立活动中,科学技术实践当然也不是生产性劳动。然而马克思说,如果弥尔顿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则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如果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被资本所赎买,并且为资本家的生产提供对象性应用的科学技术成果,成为机器化工业大生产中资本增殖的关键性力量,那么,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实践自然也就成为生产性劳动。马克思还类比式地提及资本关系场境中的“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者,指出只要这些脑力劳动者通过自己的脑力劳动让资本家的资本增殖,他们就是生产工人。马克思还特意举例说,比如学校里的教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productiven Arbeiter),但是对雇用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如此。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⑯这是一个复杂的转换关系。

应该特别指出,虽然科学技术活动也包含一定的物质实验活动,但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脑力劳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中,科学技术实践和研究活动呈现为一种被资本驱使的重要的脑力劳动。在他看来,从事技术实验和科学理论研究的工程师(Ingenieur)和科学家,主要是“用自己的头脑劳动(arbeitet hauptsächlich nur mit seinem Kopfe)”。⑰本来,作为人与自然能动关系中的怎样劳动和客观抽象(I)出来的生产物相化的塑形和构序技艺(手艺-工艺),科学与技术一方面是社会历史负熵的直接源泉,另一方面也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造性的生命实现活动,可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与工人在机器化生产中被片面化地畸变为无脑的手和脚一样,工程师和科学家则成为资本征用的功用性大脑,技术科学实验与理论研究过程畸变为了资本支配工人的一般智力力量。对此,马克思分析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Kopf und Handarbeiten),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⑱这也意味着,固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参与直接的机器化物质生产过程,然而,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实验的脑力劳动却成为工人具体生产的共同劳动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科学与技术活动本身正是从工人劳动生产中的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技艺中客观抽象出来的,只是将这种原先实现于物质生产过程中实物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活动,转换为实验室中的非及物特设装置关系和理论操作活动,再将这种实验和研究的结果转换为与物质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生产方式的改良或发明,变成一种外部赋型的对象化应用。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阶段的物质生产过程,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的对象化应用过程。所以马克思才会认为,虽然科学与技术的实验和研究工作是不同于工人具体体力劳动的非及物式的脑力劳动,“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gemeinsame Product),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产品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同样不妨碍或者说丝毫不改变: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Lohnarbeiters)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Mehrwerth)。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Surplusarbei)组成的”。⑲

这样,虽然不同于工人的体力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工程师和科学家向机器化物质生产过程提供的是脑力劳动,“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虽然使用的劳动数量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上)的劳动者的总体(Ganze dieser Arbeiter)进行生产的结果——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来看——表现为商品或一个物质产品”。⑳这也意味着,从事脑力劳动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同样是被资本所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脑力劳动作为生产性劳动,也为资本家创造了机器大生产时代中的劳动价值和被剥夺的剩余劳动-价值。并且,资本支配下的科学技术力量会表现为离开工人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它所创造的巨大剩余价值理所当然地落入资本家的口袋里。这是李嘉图难题的一个超越性的解决方案。

我以为,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科学技术实践和研究的脑力劳动理论,不仅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进程中的重大进展,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观点。因为,这完全有可能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中新型科技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基础。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他已经敏锐地发现科学技术在机器化大生产中日益增长的客观作用,以及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在机器生产中作用的改变,虽然马克思在解决李嘉图难题的过程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活动中的脑力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但他并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这一问题。今天,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产业劳动力结构上,自20世纪60年代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白领工人”的总量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已经完全成为科学技术直接运用和对象化的过程,其中,非及物的科学技术的工序设计成为生产本身的现实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对象的决定性前提。每一辆汽车和智能手机的制造都源于电脑中的虚拟设计和编程,物质生产物相化过程只是这一创造性脑力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对象化。甚至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所指认的科学技术“脑力劳动”的非及物塑形和构序以及整个科技物相化创制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剩余价值)最重要的来源。我注意到,芬伯格已经在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设计和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问题。㉑比如,今天在一部智能手机的经济附加值结构中,最后对象化组装手机生产的体力劳动塑形创造的部分竟然不超过5%,高附加值的脑力劳动占绝对主体。当我们问一些国际知名IT公司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利润是从何而来时,仅仅靠传统的剩余价值理论显然是解释不了的。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讨论中,奈格里、维尔诺等人极其深刻地依据马克思《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断”,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成因,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深刻构境,以至于不能将关注点真正转到创造性的科学技术塑形和构序上来。㉒依我的观点,在当代资本主义科技工业生产物相化过程中,能动改变世界的塑形和构序的爱多斯之相,已经不再是工人的技能和劳作,而转换为科技劳动者的研究和开发活动,特别是在后工业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信息产业中,科技脑力劳动者又进一步分化为从事简单编程劳动的“996”的“码农”和开发核心原代码的创造性复杂劳动的程序员。而在当下远程登录的网络资本主义场境关系空间中,网民(“诸众”)自由上载数据的无偿劳作已经成为网络资本巨头巨大的新型剩余价值的来源。这些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为深化马克思上述重要思想构境提供了全新的现实资源。这可能会是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批判的复杂理论工程。

本节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24页。“隐德来希”(Entelechie)原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用语ἐντελέχειᾰ,含义是将潜能变为现实的能动本源。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7—33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2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2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2—343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23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1—332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1—332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1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1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1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1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1—342页。

㉑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3.

㉒关于奈格里、维尔诺等人关于非物质劳动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拙著:《文本的深度耕犁——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文本解读》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附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