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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松物象化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介绍未发表的初期手稿

广松物象化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介绍未发表的初期手稿

作者:小林昌人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五辑)》

广松涉(1933-1994年)

前言

这次“社会理论学会”召开纪念广松先生去世十周年的研讨会,让我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广松物象化论”为题发言。这样的题目似乎会使发言的主题偏向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与广松物象化论在理论上的关联,所以我稍微有些踌躇。因为关于理论上的关联,读者可以通过广松先生他自己已经发表的论文著作来了解,因而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来重复,而对他本人没有论述的层面进行探讨那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又太艰巨了。所以,今天我把发言的题目改为“广松物象化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过,重点不在于物象化论,而是以广松先生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联为主题——进行发言。其他三位的发言都有丰富的理论内容,所以艰深的内容交给他们,我所探讨的主要不是理论,而是理论周边的内容。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这是一部阐述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

广松先生于1994年5月去世,从那年秋天起,我和几个朋友每个月都去先生的家里整理他的书籍。藏书整理结束后,我一个人又开始对先生遗稿、笔记、便笺等进行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有时有机会一边吃着广松夫人亲手做的菜肴一边听夫人讲述先生生前的逸闻。这项工作现在依然在持续。因此,对我来说,先生还成不了“故人”,我现在依然在和他交往。

在整理藏书以及遗稿的时候,我发现了广松先生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饶有趣味的初期手稿——当然那是没有发表过的。今天我主要介绍这些手稿,对至今为止不太被人关注的侧面进行探讨。

01《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

1965年3月,广松先生发表了论文“《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的问题点”(《季刊》《唯物论研究》第21号,以下简称“1965年论文”),断定“现行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无异于伪书”,给学界带来了冲击。广松先生在这篇论文中,克制从自己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而专门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不过,我认为那依然引起了一部分读者的警戒,因为在前两年(广松1963年开始受到关注),广松已经通过几篇论文表明了他的独特观点。

首先要提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自我异化论”(《理想》,1963年9月)。该论文主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超越”了“自我异化论”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其次,他在“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研究》第15号,1963年9月)中,最早对交互主体性论、四肢的构造论进行了论述。另外,他还出版了被视为“列宁主义之敌”马赫的译著《感觉的分析》(合译,创文社,1963年10月)。

因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独特的解释——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有些“莫名其妙”——而引起关注的广松先生在那两年之后提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集问题,大概有不少人怀疑那是“文献学以前的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

大概从1968年起,“广松涉”这一名字开始为一般读者所熟悉。那年6月,他出版了第一部论文集《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至诚堂);同年10月,又出版了专著《恩格斯论》(盛田书店)。同年8月,发表过论文“马克思的物象化论”(《情况》9月号)。1969年,他出版了第二部专著《马克思主义的地平》(劲草书房),他所提出的“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这一观点为许多读者所知晓。不过,我暂且不谈这一点。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以下简称《成立过程》)一书中,1963年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和自我异化论”(以下简称“1963年论文”)收录在1965年论文的前面,因此可以想象通过该书阅读了上述两论文的读者也抱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广松先生是以超越异化论这一观点为前提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的。广松先生在将1965年论文收录至《成立过程》的时候,在该论文的标题旁边对自己着手《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原委进行过说明。

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下撰写此论文的过程。(1)1959年,在以东京大学的研究生为主体的研究会“理论集团”轮流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我注意到该书在编辑上存在问题。(2)同年末,我向法政大学的田代正夫教授借阅了他收藏的MEGA原版,1960年通过城塚登副教授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淡野安太郎教授研究室)借阅了Archiv Ⅰ.,准备了私家版。(3)1960年,听说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伦理学科金子武藏教授的“精神史的方法”讨论课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著,途中(从5月末)忝居末座,提交了一篇关于探讨各种版本的异同以及在编辑上的问题的报告。

发表在《唯物论研究》上的论文是将在柜子里放了几年的“作业”压缩了大约一半整理而成的。在压缩的时候,金子教授所做的详细订正和修改意见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如果拙文没有很大的错误的话,那完全是金子教授教诲的结果。借此机会向金子教授表示感谢。[1]

[1] 广松涉:《马克思主义成立过程》,至诚堂,第147页。

这一“证词”在细节上有探讨的余地。不过可知广松先生在发表1963年论文之前,于1960年准备了私家版,“提交了一篇关于探讨各种版本的异同以及在编辑上的问题的报告”。因为1965年论文是将这篇“报告”压缩成一半整理而成的,所以与发表的顺序不同,“超越异化论说”是在着手文献学的研究之后才提出来的。但遗憾的是,关键的“报告”还没有发现。但是,姑且可以替代该“报告”的长篇草稿保存下来了。该草稿的题目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1]。

[1] 草稿由两册构成,每200字就标记了页码,两分册有编号,引文的页码为手稿的页码。另外,不仅这篇手稿,以下引文中的强调全部依照原文。〔〕中为原文中的内容,[]中为引用者补充的内容。

由序言、正文(四节)以及附录构成的该草稿共8万4千字,分两本装订。“序言”的末尾写的日期是“1959.11.18”。从内容和形式来看,估计“序言”是在正文完稿之后撰写的,所以1959年11月18日表示的是整篇草稿完成的日期。因此在此将之简称为“1959年草稿”。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序言”的一部分。因为在后文中还将论及,所以让我们以比较完整的形式来引用,尽管其中包括与目前的论点并不直接相关的内容。

我原本对文献学研究毫无兴趣。然而,为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重新进行探讨,这种不幸的事态迫使我从事这项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前对我来说是圣书。但我不知不觉地与这些著作拿开了距离,将之作为学术著作来看待了。这样的状态在经历了数年之后,从今年春天起,我下定决心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对象重新系统地进行理解,并通过这项工作暂且得出自己的认识。

在试图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撇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的做法是很荒唐的。因为那是宣告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著作,只有以该书为焦点来追踪那前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才能从发生学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想来,最近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正迎来转换期。而且在这里,作为证据被频繁引用的正是此书。因为这样的缘故,思考该书所具有的特别意义正合时宜。总而言之,在立志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该著作绝对不可忽视。

但是,该书中不仅随处都有可以进行各种解释的论述,甚至还存在自相矛盾的论述。对这些该如何解释呢?是把那作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来排斥,还是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来理解,根据做法的不同,对马克思的解释会出现根本的差异。实际上,围绕“自我异化”的概念等,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对立。(pp.XV-XIX)

但是,现行阿多拉茨基版无视“手稿中的新旧”的层次区别,而且擅自进行剪贴。因此,如果盲信阿多拉茨基版的话,或许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释的对立抗争就像不知道自行车比赛设有骗局而骑车拼命往前冲一样。

就这样,我明白要想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凭据之一来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必须对之进行文献学的研究。但现在我没有听说有人对阿多拉茨基版提出过异议。我必须从这里开始。

本稿只不过是这种文献学研究的第一步。只包括对现行版的批判和我所提出的新编辑方针以及大纲。我在撰写本稿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准备了基于新编辑方针以及大纲的编辑方案——那必须伴随详细文本批评(Textkritik),目前没有照相版,只能这样了。但基于这些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进行解释,并与以往的各种学说进行对决,那要等到以后才能进行。那不是本稿的课题。撰写硕士论文——关于康德和新康德派的认识论定的问题,很遗憾与马克思无缘——需要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只能以这种形式来整理文献学研究的初步成果。(pp.XXIII-XXX)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都译自阿多拉茨基版)

在这里,“根据做法的不同,对马克思的解释会出现根本的差异。实际上,围绕‘自我异化’的概念等,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对立”这一说法首先值得关注。广松先生没有对“自我异化”表明态度,但至少指出了那是重要的论争点。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一“序言”之前撰写的正文中,多处使用了“异化”这个词。例如:

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活诸条件〔生产和交往的诸条件〕被异化,变成异化的力量(fremde Mächte)。

这种被异化的各种关系、各种形态的系列是以往的历史系列。

论述作为异化的回归的条件和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p.306-307)

乍看这是相当不谨慎的措辞。另外,还可以看到“作为客观事实的异化”、“现实的异化的成立过程”这样的说法。广松先生当时是不是异化论者呢?

让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异化”这个词虽然用得多,但那是用在特定的文章脉络之中。一处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大束手稿”的末尾,即{92}a=〔72〕至{92}b[1]的马克思的备忘录,另一处是就{87}a=〔52〕至{91}a=〔68〕的论述来谈论“异化”问题。我们必须切合该处的文章的脉络来考虑。

1959年草稿认为“大束手稿”末尾的马克思的备忘录“提示了论述课题及其大纲,即便在确定结构方面也能成为重要的线索”,并分三部分对之进行了探讨。其观点与1965年论文相同,详细内容请参见该论文(《成立过程》,第182-188页)。“异化”的用例出现在与其中的“第三手稿”相关的部分。下面按照1959年草稿的引用方式来引用一下第三手稿。

[1] 《德意志意识形态》纸张号码用{}表示,各纸张的第1-4面用a-d表示,有马克思标记的页码的用〔〕同时表示。{92}a=〔72〕表示马克思标记为第72页的第92纸张的a面。因为在{92}b中没有马克思标记的页码,所以只表示纸张和面的号码。

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究竟怎样,他们在……基础上变成怎么〉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他们的关系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以及〈作为各种力量〉他们自己生命的各种力量成为他们的优势?

总之,分工,〈自然形成的〉这一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

公社所有制Gemeindeeigentum

土地所有制。封建的。现代的。

等级的所有制。手工工场的所有制。工业资本。(p.286-287)[1]

[1] 译者注:中译文引自前引《文本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58页。

紧接着引文,广松先生进行了以下论述:

首先,前半部分与已经分析过的第二部分也是有关联的。在那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家们为什么会弄颠倒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而且在接近最后的部分,指出在通常的意识中所有事物都是颠倒的。对这种颠倒的现实基础进行论述是理所当然的。与其说这种颠倒是由意识形态家们故意的欺瞒所导致的,还不如将那作为现实的异化的反映来把握。此备忘录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作为客观事实的异化进行了论述。而且,即便在这里也是通过分工来进行解答的。

在那之后,对财产的各种形态进行了论述,当时马克思认为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成立的。难道我们不能将这个备忘录视为在对分工以及财产的诸形态进行历史性论述的过程中为了阐明现实的异化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而做的笔记吗?

第二部分对意识形态家和意识形态表示关注,主要提示了对这个部分进行批判的视角,而第三部分则是在对历史进行论述的过程中阐明现实的异化的成立过程,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实际上,这样来理解与手稿的结构也是吻合的。

依我看,备忘录第三部分是关于对人在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被异化的过程进行历史性论述的笔记。

广松先生对备忘录性质的分析及其内容的评价对他的新编辑方案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在此我们省略对这一点的论述。不过读者大概会察觉到:这种新编辑方案不是单单作为机械性的、技术性的方案,换言之,不是作为缺乏理论性问题意识的枯燥无味的提案,而是作为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内容的理解密不可分的方案提出来的。不过,这种情况下的“对内容的理解”与特定的理论的、思想的、政治的立场是无缘的。至少与“超越异化论之说”没有任何关系。说来,在这一备忘录之中,马克思没有使用“异化”这个词。然而,广松先生用“异化”这个术语对那里论述或者试图论述的“内容”进行概括,并将那视为一个特征。不妨认为1959年手稿的新编辑方案——在这一点上,那与1965年论文所主张的是一样的——是针对“围绕异化的概念”、“产生对立”的论争点,基于中立的立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将焦点集中在基本的文献学问题上而提出来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多次使用“异化”一词的另一段文章吧。

概括第73-97段落[这是梁赞诺夫版的段落。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是〔52〕~〔68〕页]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那里,既有偏题的内容,也包括孤立的片段。总而言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历史性冲突的渊源,那随时都会爆发革命;从以先行的经济史为主轴的历史叙述引导出这样的结论(第73、74段落),另外,革命成功的各种条件、共产主义、异化及其回归,这些内容说得难听一点很杂乱,说得好听一点,是缺乏有机的分节。

在这里希望引起注意的是在第80段落[〔56〕页]中出现的以下文章:“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不可避免的、社会关系的独立化,在每个人的生活同他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乖离。”

以上引文中的异化并不是在历史上一开始就存在,在没有分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尚未体现出来的时候,不存在上述异化。

这样看来,即便论旨不连贯,但我认为在第73~97段落中有以下意图:在前面的对经济史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对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矛盾,生活的各种条件(生产和交往的各种条件)被异化,变成了疏远的各种力量(der Mächte),以及被异化的各种关系、各种形态的系列是以往历史系列的结果这些问题进行了阐明,对作为扬弃这种异化的条件和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进行了论述。

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1870-1938年)

顺便提一下,在显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各部分的特征的一览表(与《成立过程》所收录的一览表基本上相同)中,〔52〕~〔68〕页被规定为“人际关系的异化的成立和克服”(p.344)。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章中用到了“异化”这个词,这与马克思的备忘录有所不同,对此我们也要加以关注。在从〔67〕页的最后一行至〔68〕页的部分,恩格斯进行了以下论述(1959年手稿未引用,在此依据岩波文库版)。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而且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用“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来代替先前阶段的个人并赋予先前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1]

[1] 译者注:岩波文库版指岩波书店出版的由此文作者小林昌人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日译本。中译文译文引自《文本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编译,彭曦译,张一兵审订),第144页、第146页。

广松涉(1933-1994年)

另外,在这一段文章的“栏外”,马克思写下了“自我异化”几个字。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异化”这个词。是不是广松先生受此触发,或者在此基础上,以这一术语进行了概括呢?事实并不是那样。说来,恩格斯在此针对“哲学家们”将整个历史过程理解为“人类的事物”的“自我异化过程”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人”(der Mensch)将“自己”异化或者恢复,这是黑格尔左派的“自我异化论”。在1959年手稿中所使用的“异化”与这种意义上的“自我异化”不同。从前面的引文也可以得知:在1959年手稿中被称为“异化”的是“现实的异化”、“作为客观事实的异化”,可以说那指的是人们的各种关系、各种条件“独立地”成为“疏远的各种力量”(fremde Mächte)的事态。后来被称为“物象化”的现象,在这里被称为“异化”。

黑格尔(1770-1831年)

撰写1959年手稿时的广松先生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区分了“自我异化”和“异化”,这一点不得而知。那与在当时,“异化”这个词一般性地——当然,那限于左翼圈内,而且是多义性地被使用——这种状况大概不无关系。且不谈这些推测,我首先想确认的是:虽然广松先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与理论探讨是联系在一起的,但那是与围绕“自我异化”的论争不同,是从文献学的角度着手的。

02《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释问题

在完成1959年手稿仅仅4个月之后,广松先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迎来了新的阶段。遗稿中的一篇报告显示了这一点。

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类异化论’的处理”,正文约4800字(400字稿纸12张)。封面上写着“金子武藏教授‘精神史方法论’报告”,正文末尾的日期是1960年3月10日。根据在前文中引用过的《成立过程》的说明,听金子武藏教授讲授“精神史方法论”并提交报告是在“1960年度”,而接下来要介绍的报告是在那前一年撰写的。下面将之简称为“1960年报告”。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值得关注的是,广松先生在1960年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超越了“自我异化论”的主张。可以说,这篇报告是1963年论文的原型。首先让我们来引用一下开头部分的要旨。

最近一段时期,马克思的“人的异化”这一概念受到了强烈的关注。人们正在以这个概念为线索来尝试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解释(改变解释?)。

一方面,我积极地主张这种青年黑格尔派的概念(想法)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了青年(1844年时的)马克思,而且只有以此为媒介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源泉”才能得到统一。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忘记马克思将之扬弃了这一点。(p.1)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异化论”的关键性文献。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甚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是如此,“自我异化”作为中心概念被使用。因为在那个时候,马克思的思想显然还不成熟,所以如果以这些为依据,那么就不能断言“人的自我异化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只能得出那只不过是过渡性的、媒介性想法的观点。因此,要主张“人的自我异化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成立后的文献中找出那样的依据。在此,受到关注的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是论者们能够引用的事实上唯一的文献。(当然,《资本论》中的二三处论述也并非不能引用)。(p.2-3)

的确,从该书可以看出,1844年的马克思对人的或者说是工人的异化进行了论述,而且对扬弃异化的各种条件也进行了论述——因此,我将手稿第三部分(第52-68页)的内容表述为“人际关系的异化的成立及其克服”。就这一点来看,“只是避免了使用论敌的术语,作为思想的‘人的自我异化论’是很显然的”这种论者们异口同声的说法似乎也能站得住脚。

的确,如果依据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论者们在该书中寻找“自我异化论”的典据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将手稿的顺序复原来读的话,通过所探讨部分(第52-68页)的结论部分,完全可以剥夺他们的典据。该书不是“避免了使用论敌的术语”,而是将之完全否定。另外,该书还阐明了“人的自我异化”这种表象为什么,又是怎样出现的这些秘密。这样说对论者们或许有些失礼,我觉得他们没有阅读第四篇“卡尔·格律恩”。至少不得不说遗漏了重要的内容,马克思在那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嘲讽。

如上所述,在论者们事实上能够引用的唯一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1844年的马克思的“人的自我异化论”完全被扬弃了。

我已经先把结论提出来了,接下来要对之进行论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迹

正如在这里所告知的那样,广松先生在以下文章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第三部分后半”(〔52〕-〔68〕页)的“结论部分”以及第二卷第四篇“卡尔・格律恩”的文本依次进行了探讨。

首先,在草稿第68页的一文中,“人的自我异化论”不仅被否定了,而且对那种表象为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进行了阐明。让我们来看一下。

(1)哲学家们将已经下属于分工之中的各个人在“人”的名目下作为理想进行表象:(2)我们将〔以上〕展开的整个〔历史〕过程作为发展过程(Entwicklungsprozeß) 的“人”(des Mensch)来把握:(3)其结果是“人”被硬塞到以往的各历史阶段的个人之中,〔因为那被视为自我异化的目标……〕,作为历史的推动力来被论述;(4)这样一来,全过程作为Selbstentfremdungsprozeß(自我异化过程) 的“人”(des Mensch)来被把握;(5)这一点在本质上由来于后来〔历史〕阶段的平均性个人被纳入前一阶段,后来时代的意识被纳入以前时代的个人身上的这种做法。由于这种颠倒——从一开始就舍弃现实的各种条件的颠倒——将整个历史改变为意识的展开过程。(p.5-6)

1960年报告认为:“如果单独阅读这篇文章,更何况是按现行版的排列来阅读,很难说那是否认‘人的异化论’的决定性证据”,但“如果在手稿的文脉中来阅读的话,则会成为决定性的证据。”1960年报告通过简略地对该处脉络进行论述,得出了“1844年‘人的异化论’的想法本身决定性地被否认了”的结论。

在这以后,针对有可能出现的疑问,广松先生得出了以下结论:“自我异化这一概念的前提是异化自我的自我这个特别的主体概念”,经验的个人本身的自我异化是无概念,“因为这一特别的主体概念被排斥了,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的自我异化显然被扬弃了”。这便是在1963年论文中进一步展开的论点,不过在这里我们将之省略。

关于可以看出“针对马克思(1844年的)自我异化论的‘自嘲’”(p.10)的“格律恩”篇,广松先生这样写道:

1844年的马克思要求政治经济学的诸范畴即货币、资本、工资、私有财产等应该由人(工人)的‘自我异化’来解释(begründen),并自己亲自实施。这构成1844年的异化论的主要内容(Gehalt)。然而,马克思写道:

格律恩先生装备有对德国哲学如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些结果的坚定信念,即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宗教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格律恩先生还装备有德国社会主义(见上文)的其他真理,如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德国社会主义是德国哲学的实现,是外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真理等等。格律恩先生既装备有这一切,于是就带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自满情绪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了。[1]

这里的前半部分还没有涉及对1844年的马克思的批判的意义。从前文中的论述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后半部分具有针对1844年的马克思进行自我批判的意义。

[1] MEW, Bd.3.S.475. 因为1960年报告没有具体指出来,在此根据1963年论文(《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第62-64页)补充如下:

彼(指马克思)超越了《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我异化那种想法本身。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段逸闻。在被考证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由马克思撰写的《格律恩》章中有以下内容:

格律恩先生装备有对德国哲学如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些结果的坚定信念,即(1)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2)宗教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3)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4)格律恩先生还装备有德国社会主义(见上文)的其他真理,如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德国社会主义是德国哲学的实现,是外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真理等等。格律恩先生既装备有这一切,于是就带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自满情绪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了

如果引用前后文的话,会更加清楚。从措词来看,命题(1)(2)(3)(4)已经不是马克思自己的见解。关于在撰写《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一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即“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与自我异化论构成表里一体的论述和命题(1)(2)(3)究竟处于怎样的关系,这一点就让读者明察吧。但剩下的命题(4)难道不是马克思在撰写《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为了亲自证明而不倦地探讨的命题吗?然而,他现在却因为这个命题(4)而在嘲笑格律恩。

马克思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中因为蒲鲁东没有把握好命题(4)而对他进行了批判。但是在比《德意志意识形态》迟一年撰写的《哲学的贫困》中,虽然也对蒲鲁东进行了批判,却没有指责他缺乏命题(4)。在以后的《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已经不再由劳动的自我异化论来引导。这既不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更不是因为偶然。

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1804-1872年)

广松先生得出的结论是:

在我看来,在宣告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是为了避免使用论敌的词语)因为阐明了人的异化这种想法为什么又是怎样形成了这种表象,所以决定性地被否决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自我异化论者们失去了唯一的典据。(就这一点而言,现行版也应该受到诅咒!!)

是什么使广松先生确定了对“自我异化论”的态度呢?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进行推测,不过我认为他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私家版”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在《成立过程》关于1965年论文的说明中,广松先生说他在1960年春基于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准备了“私家版”。在1959年手稿的“序言”中,也有“新版的编辑方案与本文平行推进”(p.XXIV)这样的语句,所以不妨认为广松先生在1960年春,即撰写1960年报告的时候暂且准备好了“私家版”。顺便提一下,广松先生在1959年手稿的正文中还写道:“如果将与在撰写此稿时同时推进的手稿各页的详细复原稿公开的话,人们应该能够依据它尝试各种文献学的探讨。不过,那逐一记载了笔记、修改,并且恢复了被删除的字句,使之难以通读。”(p.149)从1960年报告中的“如果恢复手稿的顺序来阅读的话”、“不能按照现行版的排列来阅读”、“在手稿的文脉中阅读,才能……”(p.6)这种口吻来看,进而从“就这一点而言,现行版也应该受到诅咒!!”来看,广松先生当时使用了“私家版”。实际上,凭借“私家版”将“恢复手稿的顺序来阅读”,发现了解答围绕“自我异化”的论争点的关键,换一句话说,注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自我异化论”进行了否认这一事实是“恢复手稿的顺序”的文献学研究成果。

广松涉

但是,在1959年手稿的“序言”中,广松先生并没有对围绕“自我异化论”的“对立”表明态度。那与其说是因为谨慎,还不如说是因为把问题搁置起来了。“我首先必须从这里开始”这一“序言”中的话语不是违心话。“此文只不过是文献学研究的第一步”,“基于新版的编辑方案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进行解释,与以往各种学说的对决要等到以后才能进行。”“为了给撰写硕士论文腾出时间和精力,我只能以这样的形式来整理文献学研究的初步成果。”我觉得这些都是广松先生发自内心的想法。在决定了立场之后,如果不加以表明,而是搁置起来的话,那么大概没有必要在正文中那么频繁地使用“异化”这个词。

在否认“自我异化论”的1960年报告中,也能看出“异化”这个词的用法有所变化。“的确,在该书(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出被马克思称为人的或者工人的自我异化的状态,以及恢复异化的各种条件和方法。

限于这一点而言,我将手稿第三部分后半部分(第52-68页)的内容表示为“人际关系异化的成立及其克服”,广松先生在这样进行限定之后使用了“异化”这个词。固然,那当中包含对1959年手稿进行“辩解”的因素,不过他在其他部分也带括弧使用“异化”这个词,另外他还在行间插入“所谓”,以“所谓‘异化’”这种形式进行了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广松先生在使用“异化”这个词的时候变慎重了。

03《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实践场面

广松先生主张马克思超越了“自我异化论”的论述——以下简称为“异化论批判”,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其立场显得非常奇特。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先生采取的是在批判一方的同时,反过来又对另一方进行批判的立场。两大阵营是指所谓处于尖锐对立关系的“正统派”和“反正统派”,也就是后来被广松先生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欧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阵营。因为牵涉到复杂的政治立场以及主义、主张,甚至各种利害关系,所以称呼本身就会带来颇为麻烦的问题,不过暂且可以将之称为斯大林主义阵营和对之进行批判的阵营。

以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及一年前苏联军对匈牙利的军事介入为一大契机,在世界上发起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赫鲁晓夫(1894-1971年)

日本,针对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日本共产党,在1958年12月结成了“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形成后来被称为“新左翼”的新潮流。在与共产党中央对立的学生党员以集体脱党的形式结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候,广松先生并没有与他们一起行动。似乎广松先生认为如果不是通过坚持艰苦的党内斗争来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那就可能变为不成熟的“学生党”。广松先生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成立以后,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活动,但给予了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支持。这种交织着期待和批判的伴随曲折的政治姿态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两分法的批判是融为一体的。因为事态比较曲折,为了不使条理紊乱,让我们按顺序进行叙述。

从广松先生的政治、组织经历来看,可以肯定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是他的前提。在《成立过程》的说明中有这样的内容:“1959年,在以东京大学研究生为主体的研究会‘理论集团’上轮流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意识到在编辑上存在问题。”“理论集团”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外围团体”,不过广松先生似乎不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才意识到编辑问题的。只要想象一下就不难理解,例如:如果是《资本论》的话,不论是原著还是译著,不论参加者带来几种文本,都不会给轮流解读带来什么障碍。

《资本论》多种外文版

“这个译本用的是这样的措词”等反而会使讨论更加热烈。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却不会那样。梁赞诺夫版与阿多拉茨基版不论是目录还是段落都不同。有时乍看是相同的段落,里面的内容却完全不同。肯定会出现“哎呀,这里没有那一段文章呀”、“在这里,那个句子前面的内容不一样”这种情况。“意识到在编辑上存在问题”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立场。反倒是断定“没有问题”、坚信“新版应该是正确的”需要作为前提的政治立场。

实际上,在“理论集团”的读书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了两种版本的差异的问题。广松先生在题为“立志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复原、新编辑版”的未发表稿[1]中这样写道:

[1] 200字稿纸共12张的完成稿。“立志记”连载于《第三文明》杂志。广松先生给该杂志1978年8月号撰写了“立志记——哲学之路”(收录于《广松文集》第五卷,以及《广松哲学小品集》。这里所介绍的估计是该稿的异稿。之所以使用现代评论社的稿纸,估计是因为当时他在该出版社的《现代之眼》杂志上连载“生态史观和唯物主义”。

在1960年“安保”斗争的前一年,东京大学的研究生组织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读书会,我也忝居末座。选择这本书的理由知之不详,估计是因为那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虽然我手头有刚刚发行的ME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大月书店的日译本),但我记得大部分人都带上了战前的“唯物主义研究会”翻译的地球书店版以及该版的富士出版社影印版。按理说,估计还有人带岩波文库的新版以及国民文库的旧版,但我记不太清楚了。正好我有岩波文库的旧版(三木清译),所以一并使用了富士出版社影印版。

读书会开始不久,知道三木清的译文和其他各种译文与原文有所不同。而且,三木的译文乍看有些零乱,但与其他各种版本相比论旨反而连贯一些。那到底是为什么呢?(p.1-4)

这里所列出译本当中,三木译本的底本是梁赞诺夫版,其他都是以阿多拉茨基版为底本。MEN的德文文本基本上与阿多拉茨基版相同。

在将两底本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对于斯大林时代编辑的阿多拉茨基版,我不得不说那“进行了人为的篡改”。想来,在对斯大林进行批判经历了三年的时候,人们开始知道《列宁全集》在斯大林时代被篡改的事实,但大概谁都没有想到就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顺便提一下,阿多拉茨基版是未完成的旧全集MEGA中的一册)也被篡改了。(p.5-6)

广松先生因为意识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编辑上存在问题”,并通过独特的探讨分析,对阿多拉茨基版从文献学角度所进行的批判作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也有意义。

关于那个时候的情况,让我们再来引用一下广松先生的证词:

顺便说一下,如果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杂志《共产主义》再持续一阵子,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的文章可能就登载在上面了。因为编集K先生向我约稿,我跟他说不会写政治文章,如果这样的稿子也行的话可以试试看。……在商量的过程中,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同盟解体,杂志也停刊消失了。

我为什么答应在那样的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呢?那是因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情形与现在不大一样。也就是说,大家都说斯大林主义错了,但究竟错在哪里,人们未必清楚。所以,必须从揭露斯大林主义连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都加以歪曲这样的事实出发,对被斯大林主义所歪曲的文本进行订正。因此,我认为那不是单纯的学术性文献考证,而是带有一定实践性的行动。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再怎么好事,也不会去做《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考证那样的工作,那项工作很麻烦……。那与对初期马克思异化论重新进行探讨的动机稍微有些不同。[1]

[1] 访谈“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日本读书新闻》,1972年1月24日。

先引用到这里吧。广松先生在什么时候答应给《共产主义》投稿不太确定。不过,“如果《共产主义》再持续一阵子”、“在商量的过程中”(也就是说不是马上),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同盟解体了。从这样的表述来看,估计那是在1959年至1960年春季前后。《共产主义》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于1959年2月,之后隔月发行,1960年2月的第7期是最后一期。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60年7月的第5届大会上分裂,但事实上解体是在1958年—1960年春,广松先生采取的是通过文献学研究来支持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这样的立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1953年)

(反过来说,在1959年手稿中,对“异化”这个词不抱什么戒备之心而频繁地使用,大概与这样的立场不无关系。斯大林主义阵营或是无视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或是将那作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加以冷遇。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阵营那里,“异化”这个词被频繁使用。因此,广松先生立足于这一阵营,沿用了“常识性的术语”。)

如果说这样的姿态是第一回合的话,那么1960年报告中的异化论批判则宣告了第二次回合的开始。在上述访谈中,广松先生回顾1963年的论文说:

实际上发表在《理想》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异化论”这篇论文的原型是1961年应“安保斗争6.15被告团”机关杂志的约稿撰写的。因为杂志停刊了,所以没有在那上面发表……。

连接着上文的便是在前文中引用过的“顺便说一下……”。让我们接着前文继续引用吧。

那与对初期马克思异化论重新进行探讨的动机稍微有些不同。在斯大林遭到批判以后,作为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的理论性、思想性批判,“异化论”在国际上受到关注,196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也受到了那样的影响。对于异化论受到关注的情况我能理解,对那所发挥的积极意义也愿意给予评价。不过,为了敦促人们思考在初期马克思的异化论中包含着必须被晚年马克思自身扬弃的难题,我认为有必要自为地重新理解最初期的异化论被马克思自身扬弃的情况,于是想到给“6.15被告团”的机关杂志撰稿。因为我在1960年对共产主义者同盟者有特别的感情。怀旧谈就说这些吧。

也就是说,广松先生答应给《共产主义》撰写文献学研究的稿件,但因为该杂志停刊而未能实现。不过,他在1961年换了一个题目,为同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系列的机关杂志撰写了成为1963年论文“原型”的稿件。那么,他为什么要换题目呢?因为对阿多拉茨基版=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的论文并没有发表,所以他完全可以在1961年写那样的论文。但是,广松先生没有那样做,而是试图发表对异化论进行批判的论文。广松先生说“因为我在1960年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具有特别的感情”,估计那是他的主要动机。

在批判日本共产党=斯大林主义的阵营内,与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同盟尖锐对立的是“反斯大林主义”的以黑田宽一为中心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革共同”)。异化论是革共同的思想性、理论性的根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瓦解之后,其领导人以及理论家、活动家不少与革共同会合,或被吸收。因此,不难想象广松先生对异化论的批判包含着对革共同的批判。实际上,广松先生与革共同对抗,致力于重组共产主义者同盟。让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次访谈。

青年时期的广松涉

1960年安保之后,我以为早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能有所发展,但她瓦解了。那是革共同的中核派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分裂以前的事情,全学联大会(指1961年7月的第17届大会)在两国大会堂举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那些人集体退场,对会议进行抵制。抵制大会的一批人召开了小会,试图重整阵营。那个时候,他们让我担任议长。那不是组织的议长,只是会议的议长。

结果是,在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同盟瓦解之后,为了设法重建,我也出了不少力。虽然我坚持不担任大众团体的干部,但还是担任了组织各个系统研究生自治会的“全东大研究生自治协议会”那种校级组织的委员长,还参与了残留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系列活动家的院系学生自治会的“大管法”斗争(1962年秋)。[1]

[1] 访谈“将物理学的范式转换运用了世界观中”,《别册宝岛167 学术的职场》,1992年12月,第176页。

那么,广松先生是不是想通过批判异化论来主张与革共同的差异,并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色呢?事态有些错综复杂。那是因为对异化论的批判同时也是对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批判。

有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没有自己的哲学,因为那是一个思想不统一的杂乱的组织,所以没有能被称为“党的世界观”的哲学。事实确实是那样。但是,那并不意味者他们对哲学漠不关心,不具有哲学的立场。至少其机关杂志《共产主义》接连登载了两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相同的论文。第一篇是发表在《共产主义》第2期(1959年4月)上的佐久间元的“什么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哲学教程Ⅰ》的批判”。文章四小节的标题分别是:“赫鲁晓夫路线的客观主义”、“见于《哲学教程Ⅰ》的客观主义——物质的哲学概念”、“何谓异化”、“如何克服客观主义”。只要看一看这些小标题就不难知道,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将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斯大林主义哲学体系规定为“客观主义”,并以“异化论”与之对峙。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作用是与阻止人类无限发展的异化进行不败的斗争。而且这一立场才是贯穿从《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到《资本论》的马克思的一条主线。

苏联的最新哲学丝毫没有言及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伟大的异化概念。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必要重新提起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成果的“异化”概念,并将之从被遗忘的彼方拉回到现实中来。(p.32)

人类和各种神的关系覆盖了人类存在及其产品的真正关系,以使之从自我分离、丧失自我的形式体现出来。(p.33)

另一篇论文是登载在《共产主义》第3期(1959年6月)上的森茂的“对异化论的探讨之一”(只有“之一”,后文没有发表)。该文的“前言”中有这样的内容:

对斯大林主义哲学的批判常常是通过对“异化论”的探讨来进行的,这一点饶有兴趣,而且也很重要。因为,正如佐久间同志在上一期的文章中指出过的那样,“异化论”是斯大林主义丝毫没有言及过的问题,然而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论是以此为中心建构起来的。(p.43)

斯大林主义哲学抹杀了异化论。(p.44)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

正文中有这样的内容:

如果是真正下决心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奉献一生的人,谁都会对这一类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它在的出发点上无视大众受到压迫的事实,也就是无视异化论的做法深深地感到愤慨。

青年马克思,更准确地说,到达了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一生中都成为他的“世界观”基础的是受压迫大众的存在,而且“异化”是对那种基础的哲学认识。知道这些的人谁都会对斯大林将异化论从马克思哲学中排除的做法怒不可遏。

我认为:只有正确地恢复异化论,才能消灭斯大林主义、展开马克思主义即展开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为了确立革命战略和战术,需要尽早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如果不在异化论的基础上展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法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将无法实现,就像《资本论》不以异化论为基础就无法成立一样。(p.50)

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层对异化论的这种认识对一般同盟成员具有多大的影响力不得而知,但从现存资料可以得知当时有人对领导层进行了批判,即对异化论进行了批判。登载在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简称“社学同”)的理论机关杂志《理论战线》第5期(1960年4月)上的真树朗(东大C支部)的论文“何谓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客观主义批判的总括”便是那样一篇论文。

斯大林主义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成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那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学习《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他们只不过发现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到处写着已经在他们头脑中形骸化、被铭刻下来的“公式”性的语句。

我们就当自称“解放的头脑”的“哲学家”森茂先生(佐久间先生也一样)认为对客观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对斯大林哲学排除异化论的做法的批判是正确的。他认为客观主义“无视人类”,并且对三浦努以及武谷三男说“没有异化论!”佐久间说“如果不能从《资本论》中解读出异化论的话,就不懂真正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有那么冷漠吗?

另外,黑田宽一说:让我们探究马克思的理念、马克思的存在吧。

异化论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展开来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被分析。在《资本论》中,在本质上……所有主语都是异化论。

问题在于为什么马克思以异化论作为出发点,却并没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中将之加以展开呢?

《资本论》

真树的这篇论文具有多大的影响力也不得而知。但从与异化论不同的立场对斯大林主义开展批判的思路值得关注。

广松先生之所以在1961年改变撰稿的题目,一方面通过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层进行理论批判,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正显示出来的新思路的萌芽,为了对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总括和支持新左翼运动的重建,在尽他自己的力量。我认为他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感情”。

那之后,广松先生以“门松晓钟”的笔名在第二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杂志《共产主义》第9期(1966年12月)上发表的论文“异化革命论批判——序言”(后来收录于《摸索现代革命论》盛田书店,1970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系列)的理论支柱之一,这一点广为人知。

结论

以上按照编辑问题和解释问题这两个阶段,对广松先生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联进行了探讨。我想大家已经注意到:在那个时候,不要说“物象化”这一概念,就连那样的术语都还没有出现。第一阶段的文献学研究、第二阶段的异化论批判都是在不涉及物象化论的状态下进行的。因为题为“广松物象化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言有名不符实之嫌,所以如果就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联来说的话,广松先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与物象化论的建构——与广松哲学的形成、展开也是一样——是在不同的脉络中进行的。

广松先生“发现”物象化论是在1968年。因为我在另外的论文[1]中对其过程进行过探讨,所以关于细节问题请参见该论文。在这里,让我们引用《成立过程》(增补版,1984年)所附的“选书版后记”。

[1] 拙稿“广松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情况》1994年5月临时增刊号“广松涉的世界”,后收录于《解读广松涉》情况出版,1996年)。另外,在这篇论文中,曾经指出广松先生在“对涂尔干伦理学说的批判性继承”(《名古屋大学教养学部纪要》第12辑,1968年3月)第一次使用“物象化”这个术语,但那种说法有误。正如在《广松著作集》第1卷的“解题”中报告过的那样,在那里被写成“物象化”的地方是在收录至《世界的交互主体的存在构造》(劲草书房,1972年)时增加的。在旧稿中作为第二个例子举出的“何谓马克思主义”(《思想》1968年6月号,后收录至《马克思主义的地平》劲草书房,1969年)实际上是最初的用例。借此机会订正。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我在出老版的时候(1968年7月),还没有将马克思的物象化论的逻辑构造为我化。在老版问世后不久,在《情况》杂志上发表了“《资本论》的物象化论”(最初发表的标题为“马克思的物象化论”);另外,因为四肢的构造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确立,并在1963年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附记”中进行过论述,所以并不是完全没有想到我后来称为“物象化论的理论”的逻辑构造。但总之在本书的老版中,物象化论还没有作为物象化论而为我化。虽然对马克思异化论的逻辑构造进行了追踪,另外还对引导出那一结论的逻辑构造上的机制进行了论述,指出异化论并不是单纯地被放弃了,而是在后期的体系中扬弃地被运用了,却未能积极的提出那样主张。……本书的最大局限是未能将物象化的逻辑构造为我化。(p.337-338)

在这里,他自己所概括的“局限”通过“发现”物象化论而被克服了。这一“发现”与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有关系的话,那又是怎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答的。关于“发现”物象化论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新境地——那应该可以被划分为第三阶段——也是需要单独进行探讨的课题。这也是我在开头说“那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又太艰巨了”的缘故。我深感有必要从理论上内在地阐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广松物象化论”这个课题,但那样的工作只能通过撰写另外的论文来进行。

今天以广松先生早期未发表的手稿为中心,对广松先生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联进行了探讨。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