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双重意识

[美]大卫·哈维

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3期

摘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资本具有“双重意识”，即创造新社会形态的肯定性和资本主义现实异化的否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资本具有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力量以及技术革命的倾向，从而能为我们带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资本成为一种抽象的统治关系，人们在金钱堆积中迷失了方向，外在的目的颠倒成为人本身的目的。这种“双重意识”的矛盾辩证运动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统治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如何扬弃资本的全面异化？如何在空心化中找寻人的意义？如何探索“人类自身的全面实现”之路？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双重意识”的复调方法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全新变化，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现象，将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 资本 双重意识 异化 社会主义

文章简介：本文原载加拿大《社会主义年鉴》（2022年卷），经授权发表，翻译时有删节。

大卫·哈维（D. Harvey, 1935-）：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就资本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和意义，提供了看似对立的两种观点。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积极的、值得称赞的，因为资本具有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力量以及技术革命的倾向，从而为我们带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的人类文明社会。马克思是这么说的：

“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阶段坐享其成。马克思随即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如何解决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斗争上，但是在追求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资本的遗存似乎并未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我将把这种关于资本及其生产力所推动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思考称为“模式一”。）然而，在之后试图对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进行重构的过程中，马克思围绕人类历史伴随资本的出现而展开的过程进行了反思。在这里，资本的遗存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主要的、难以克服的障碍。

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②

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异化的中心化倾向，即空心化、意义丧失，以及将人类所有的潜能献祭给摩洛赫③，换言之，人创造了货币，却反被其奴役，使货币成为整个社会看不见的统治性力量；二是向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堕落的倾向，资本主义不是等待被消灭的僵死的塑像，而是在改良主义中主动变更自己的形态，使自身变得看似更符合人们的理想状态。那么，我们不禁要反问：如果要在异化和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那么这种社会主义难道不是从出生就带有“原罪”吗？这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预言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吗？（我将把这种资本的抽象统治以及它向任何社会主义改良的平稳转型目标称为“模式二”。）

本节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79—480页。

③金钱与权力之神，古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马克思在《大纲》中将“货币”比作摩洛赫，用来表示需要巨大牺牲和服从的事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50页。

01双重意识

解释并在某种意义上“调和”这两种表述最简单的方法是指出，第一个表述是马克思关于资产者乌托邦图景的表达，即他们正在实现和将要实现的东西；而第二个表述则是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真正实现的反乌托邦图景的戏剧化演绎。然而，马克思的这两段文字并不能支持上述两种表述。此外，从马克思文本的大量段落中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物质实践进行了严厉批判，但是他确实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真实历史成就公开流露出钦佩之意。

马克思似乎已经将这两种图景内化为他自己思想中的两条平行轨道。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令人惊讶。毕竟，他对资本的外部和内部矛盾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因为这些矛盾在他周遭的世界中展露无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的资产者出身与他的革命愿望之间的矛盾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烙印。《大纲》这篇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马克思为了摆脱他早年所吸收的主流资产阶级理论（特别是黑格尔和李嘉图的理论）而付出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曾在组织和领导革命运动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马克思经常被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立场的“双重意识”所困扰。这种双重意识来源于对资本本质的异质性解释。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计划常常踌躇不前？通过对双重意识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矛盾心理中的重要方面。这一分析或许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很多旧的社会主义计划在实现其承诺的时候困难重重。或许，并不是如卢森堡和考茨基认为的在社会主义与野蛮主义之间做选择，而是在野蛮形式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做选择。在这一点上，如何在政治上协调这种双重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在上述马克思的两段文字中，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内容。在第二段文字中马克思多次使用问号，而第一段文字则没有。这意味着，马克思在第二段文字中列举了一些尚未实现的可能性，而第一段文字则认为在实现的过程中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我们当下的世界属于哪一种？从实践上来看，我们不断徘徊于创造性和解放的可能性之间，因为这种可能性往往被资本主义恶魔般的威胁所阻碍。这种矛盾每天都通过社交媒体在我们眼前上演。这就是杜波伊斯著名的“双重意识”①理论。对杜波伊斯来说，双重意识指的是，他既要反对欧洲资产者的批判来为美国辩护，又要痛骂自己在美国遭受的种族歧视。他作为非裔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是无法调和的。有趣的是，在美国最近的政治动荡中，美国宪法的最坚定捍卫者中竟有一些是非洲裔美国人，如已故的约翰·路易斯和伊利亚·卡明斯，他们都曾经为了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而竭尽全力，一生都在与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作斗争，然而他们所捍卫的美国宪法却恰恰隐含着白人种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词条中，杜波伊斯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可以追溯到歌德和黑格尔身上的“欧洲浪漫主义的对立”，一方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超验的亲和力”，另一方面是“建立在对生活、对世俗需要和商业功利态度之上的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认为，正是“这种反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构成了杜波伊斯接受“双重意识”的“特殊背景”。马克思不仅对黑格尔和歌德的理论非常熟悉，而且深受他们的影响。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笔记可以看出，他十分喜欢歌德式的“反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据说，马克思在晚年曾将自己看作巴尔扎克创作的黑暗浪漫主义作品《未完成的杰作》②中的主角，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完成《资本论》的庞大计划。同时，马克思还受到黑格尔的启发：悲剧不是是与非之间斗争的结果，而是两种对等权利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③因此，认识并阐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化以及接受其分离的政治后果的双重意识（马克思或含糊其辞地将其称为“双重的东西”④），是十分重要的。

①参见［美］杜波伊斯:《黑人的灵魂》，维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巴尔扎克该作品原名应为《神秘的杰作》。——译者注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3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8页。

02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类本质”概念，以此努力从资本全面控制的异化状态中解放自身。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后来放弃了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很多主张，因为这些主张受到人本主义唯心主义和先验浪漫主义的严重玷污。阿尔都塞就是其中之一，他将“类本质”和“异化”概念当作非科学性概念加以严厉谴责，认为应当将二者从马克思主义词典中剔除。然而在之前引述的《大纲》的第二段文字中，马克思似乎又重新启用了“类本质”和“异化”概念，借此承认资本主义对真正解放的阻碍，并以此强调“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①。

路易·阿尔都塞

后来的很多批判理论都试图重新回到异化概念，但是它们往往只聚焦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马克思在《大纲》中对异化概念的根本性重构。中国学者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中认为，马克思在《大纲》中对异化概念的“科学”表述，是截然不同的异化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它所构成的是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虚与实的矛盾；劳动的自我异化是一种逻辑反思，是在观念中设定的。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反思。原来工人活动的对象化结果，现实地成为今天工人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工人创造的‘先有’成为‘现有’的统治者。……雇佣劳动必然创造一个由自己转化出来的统治力量——资本，这就是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现实异化。”②因此，马克思在《大纲》中所使用的异化概念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它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的关系当然也不能被忽视。

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他认为普遍性是先验存在于我们的类本质之中的内在特质，而资本却阻碍了这些潜在特质的实现（这些特质被默认悬设为高尚的和应然的），生产出资本的劳动者也被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生产出的价值、劳动过程相异化），个人实现自我的潜能也被剥夺了（这发生在社会关系、自然关系和劳动过程的经历中）。马克思这一构想的优点在于其极具前瞻性且志向远大，在情感上表达了对人类能力实现未果的沮丧。从政治上来看，基于这一思路的规劝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这种理想化、道德化回应的一个现实事例是，面对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偏执和暴力，规劝他们：“这不是我们真正的美国人”，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获得道德规范，并用实际行动来设定“真正的美国人”身份（以美国类本质的例外主义为前提）的意义，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当下这种等级化理想主义显然是最糟糕的，在政治上也是无效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0页。

②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55—656页。

03抽象成为统治

在《大纲》中，异化产生于资本内部发展的历史趋势，即到处建立世界市场、建立资本的社会（阶级）关系和新陈代谢关系，并在强制的竞争法则统治下将特定的运动规律刻进人类历史之中。从《大纲》开始，问题就在于如何认识和确定资本的运动规律，以及去理解这些规律对广大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和劳动的支配。但是其中并不涉及关于良善和道德的问题。《大纲》中异化理论的核心就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①

在这一看法之后，马克思紧接着给出了一段引人入胜的结尾：“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又会转变为一定的、只不过除掉一切错觉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②

尽管我们或许都乐意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然而我们的生活却无时无刻不被资本的抽象所统治。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不就是“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吗？而当撒切尔夫人以个体自由的名义（她指的是市场上的自由）自信地宣称“别无选择”时，她难道不就是简单地阐述了她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吗？

前文已经提到的资本预示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一”和资本主义改良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二”的共性在于：“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③马克思努力地协调人类已经获得的和可能失去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各种关系中，例如它与古代世界的关系，抑或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与本土或宗教思想、信仰、文化实践的关系中，“有失必有得”是非常真实的。如今，世界各地兴起了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它们正拼命寻回自认为已经失去的东西。对它们来说，“模式二”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似乎在现实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0页。

04双重意识

总的来看，这两种阐释也涉及关于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从这两种模式中，绝不可能提炼出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解决方案（例如完美的乌托邦共产主义）。马克思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人类的进化没有稳定且和谐的终点，而只是两种矛盾不断展开的图景：一方面是我们的共同能力和欲望，另一方面是我们现实生产和再生产的世界（包括其阶级关系）及其被异化的本质。马克思告诫我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 décret 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①

在整个欧洲资产者的反对声之下，马克思竟能提出这一惊人论断，这成功瓦解了欧洲资产者对国际工人阶级的巨大阴谋，也否定了一切试图从资本主义平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无用幻想。当下，对伯尼－桑德斯或杰里米－科尔宾所提倡的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也有类似的反对意见。与之相伴的是此起彼伏的断言：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方案已经被尝试过。在“模式一”中，社会主义运动中资本幸存的问题已经提出了这一矛盾，而在“模式二”中关于资本主义能否改良和转型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则进一步激发了这个矛盾。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62—363页。

05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矛盾

如果将这两种模式看作是相互排斥的，那就错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发展本质中极其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当今这个时代，人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所奴役，因为在面对自己庸俗的唯物主义运动规律时，去追求物质福利，追求一种不可能的、不被异化的存在，追求深层的社会文化满足和意义，而这些规律都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庸俗”的方向。

这种张力内化于资产阶级文化的审美传统中，不断在资本对世界的强取豪夺与对自身和自然的关系进行复魅的欲望之间寻求某种调和，并试图将人类历史的崇高成就用于当前的货币化消费。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都在寻求与他们每天都在污染和破坏的自然界建立一种非异化的、更令人向往的关系。在这方面，抑或是在其他方面，资本和劳动无论是在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中，还是在与它们的自然和历史文化基础的关系中，都是异化了的。

很多人认为，在古代世界或原始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可以实现“更崇高的”（尽管是幼稚的）情感和满足，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代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非凡成就却形成了意义“空心化”现象，连同当代哲学也变成了孤芳自赏。当代哲学根源于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如果这句话的原意如此，那必然导致精神错乱）所蕴含的还原论个人主义，对于这种观点，估计马克思会明智地回答道：“你最好先吃饱饭。”因此，就像一些人在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中偶然提出的那样，如今不是在社会主义与野蛮主义之间做选择（极左的“社会主义或野蛮”运动曾是法国的政治运动），未来社会的真正选择存在于人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专制主义社会主义之间。

这意味着什么？人类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必须找到一种集体性的社会方式来管理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人类的物质生产、人类对精神概念的形塑，以及最重要的通过物质实践来生产和再生产人类自己的本质。除此之外，人类社会已经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了。无论人们喜欢与否，这一集体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的政治表达，并且人们必须接受其无情地强加而来的政策。例如，如果我们想为地球上的100亿人口提供一个适宜的生活，就必须适当地对全球公共领域进行集体管理。换言之，对黑格尔理解得极为恰当的列宁过去是正确的，现在仍是正确的：“信任固然好，监控更重要。”①

①这句话普遍认为是列宁说的，但也可能是杜撰的，因为在列宁的任何作品中没有找到其出处。

06信任与监控

多年以前，加里特·哈丁在其著名的《公地悲剧》一文中指出，个体牧民在公共牧场放牧，将会导致公共牧场的退化和贫瘠，因为牧民会获得公共资源的所有收益，却只需要承担为其牛群增加一头牛所带来的很小一部分成本。每个个体合理的经济选择对集体利益来说恰恰是不合理的。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立即抓住这个问题，支持并证明了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合理性。这样一来，牧民将不得不共同承担牛群新增加一头牛的成本。然而，这并不是哈丁政治观点的本意。哈丁最关注的是人口增长的问题。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将受益于多生一个孩子，而不必承担所有的环境成本和其他成本。对于这一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严酷地使用绝对权力。

关于“公地悲剧”的漫画

信任不会起作用，但监控会。只有专制的人本主义才会奏效，但是这种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以市场和私有财产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所有政策都不能违背个体既有的神圣权利，即让人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相信人们的一切喜好，并按照人们的感觉（往往是考虑不周的或一时兴起的）采取所有行动。这必然导致所有解决方案的破产（除了那有利于人类金字塔顶端1%的方案）。在一个迅速瓦解的生态世界和普遍异化的社会世界中，寡头统治集团沉湎于消费主义的丰盛却往往无用的商品中，留给我们的只有庞大却极其空虚和异化的特权。马克思阐述的双重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普通人、政策制定者和政治运动家们是否看到并承认这一点呢？

①G.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1968.

07强制性宽容

若想看到并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积极地接受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巴林顿·摩尔所否定和批判的“强制性宽容”。20世纪60年代，在“宽容”的美国，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那么就不可能接触到主流媒体。当时美国政权的“虚假”宽容是对左翼的强制。然而，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宽容对任何社会秩序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些边界，又该怎样来执行。排斥左翼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制性宽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长期盛行。此外，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以一种专权和排他性的方式管理着全球货币体系，尽管这是出于对资本的阶级利益的考虑。他们在试图确保市场平稳运行时，还披着中立性的外衣，声称这应该有利于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必依靠军事力量来完成其令人反感的任务（当然，如果任何团体或派别抗议得太厉害，军事支援随时可用），但规则是为了维护某一阶级的利益而精心安排的。当代美国的强制性宽容规定，任何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被排除在主流媒体之外。然而正如美国最近关于性骚扰、性别认同和种族差异规范的转变那样，边界都是可以被改变的。

这些边界可以被精确巡查和严格界定。对此，克鲁格曼抱怨道：“强大的利益集团试图阻止他们认为具有威胁性的思想的传播。”他告诉我们，在最近的历史上有两次严重的政治企图旨在“阻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教学”。第一次企图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有组织的抹黑运动”中，“许多大学的校董和捐助者”要求“取消凯恩斯主义教科书”。但是由于保罗·萨缪尔森的权威性和普及性著作的出版使得这一企图以失败告终。第二次企图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为凯恩斯主义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凯恩斯描述的现象不可能发生在由完全理性的个人和完美运作的市场组成的经济之中”。其后几年内，任何谈论凯恩斯主义的人都会被嘲笑，“主流的期刊也不会发表任何明显是凯恩斯主义的文章”。想要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们明白，“如果你想获得终身职位，你就必须在期刊分区发表文章，而如果你想要在期刊分区发表文章，就必须要避开关于萧条和萧条如何发生的核心领域”。“随后，2008年的危机及其结果表明，凯恩斯一直是正确的”，“几十年来，学术期刊所主导的反凯恩斯主义理论被证明为一无是处”。“许多经济学家在经历危机时对凯恩斯几十年前所提出的基本概念一无所知，因为这些概念无法在期刊上发表，也无法在许多（不是所有）研究生课程中教授。”①如果凯恩斯的理论都沦落至此，那么可以想象马克思的思想是被如何对待的。马克思一直指出，经济学家在面临危机时有一个习惯，就是宣称只要经济按照他们的教科书运行，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②时至今日，包括克鲁格曼在内的经济学家仍然对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提出的基本概念一无所知，这些概念恰恰阐明了资本主义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①Krugman, “Newsletter on Cancel Culture”, New York Times, June1st, 2021.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67—568页。

08对革命的监管

左翼如果上台，就必须确定自己的强制性宽容形式。左翼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反动力量，以至于左翼在上台时往往承诺要深化民主自由，但它发现这一原则在面对反对派学说和言论的扩散时将束手无策，这些学说和言论将利用民主的开放性（特别是在媒体上），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利益的名义来谋划反革命活动。在压制反革命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源头方面，左翼在原则上不能表现得有所顾忌。但如果要巩固和维持公众的支持，就必须确保这样做的方式至少要考虑到“模式二”中提出的问题，要避免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弊端。

这一必要的强制性宽容的问题是目前社会主义发展中争论的核心。追求经济解放（旨在消除贫困，提高社会供给，同时在世界舞台上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和强制性的政治监控之间的冲突，支撑着人本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长期矛盾运动，两者有时甚至会相互融合。

09资本的恶行

此外，世界上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其意识形态层面无法找到这样的内部张力，这主要归咎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与阴谋论两种意识形态迷雾的不断增加，这是极端右翼甚至是危害更大的自由主义左翼的有意为之，以此来保护私有财产的特权。更为隐蔽的是，绝对的阶级权力往往以牺牲集体利益和需求为代价。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简单例子中，就体现出对这一情况及其可能性的彻底歪曲和误读。哈丁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适用。自由市场和私有制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作为完全异化的普遍对象化，以及对所有有限的片面目标的摧毁”，将人类本身的目的牺牲为“一个完全外部的目的”，即金钱力量的积累。①难怪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年轻人以及农民（从印度到韩国甚至英国山地的农民）的自杀率令人担忧，这表明当代资本越来越朝着无意义的方向蔓延。难怪“古代的幼稚的世界尽管看起来是更崇高的”，而“现代性却不能让人满意”。也难怪，在最令人惊讶的技术可能性中，我们正见证着一种不合逻辑的运动的诞生，这一运动就是大众对自己不满情绪的表达。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世界，对精英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而不是个人可以积累多少金钱财富。可以肯定的是，有许多个体甚至整个社会运动都在致力于恢复古代的道德指南和资产阶级美德观念，他们追求的是与“好的公民”要求相一致的政治经济的圣杯。②

马克思在这里所面对的双重意识界定并限制了他的激进主义。我们真的更希望被看作好公民，而不仅仅是在金钱方面富有和无所不能吗？那么，财富是什么？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在现代性中，我们对财富的解释是将其简化为金钱力量的普遍性。而马克思则提出自由时间作为其适当的衡量标准。资本生产出了自由时间的潜能，但为了自身的扩张和重振，却将这一潜能转化为剩余价值。因此，我们得到的不是“人类自身的全面实现”，而是“完全空心化”。这是在技术的魔力和商品选择的丰富性中所感受到的空虚和焦虑。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强大的技术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财富就是追求虚无。这种虚无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是势不可当的。当我们把当下对财富的追求与古代的“幼稚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相对比时，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后者即使受到限制和约束，仍显得如此崇高。不过这里也有一个危险信号：现代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否合法并不重要）是基于古典时代幻想的，这是其情感吸引力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但实际上现在并没有真正或有意义的选择。人们能改变的事情非常少，资本家往往只是选择技术的更新，抑或是在金钱补偿上敷衍消费者。但是，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选择不追求剩余价值、不遵守资本运动规律、蔑视抽象的价值统治规律（在技术上已经过时）显然是不可能的。资本的本质是个人和集体对物质财富和货币财富的追求。资本是通过增长、增长、再增长，积累、积累、再积累来实现无限异化的。长期积累的抽象上升法则必然引起人口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环境恶化。资本远非“人类自身的全面实现”，也远不是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能做的所有探索。资本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普遍对象化和商品化的追求，是绝对的货币化和绝对的异化，摧毁所有有限、单一的目标，将人类目的本身牺牲为彻头彻尾的外部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是一种空虚化和空心化。这种“空虚化和空心化”与“普遍异化”日益明显，在政治上也愈发突出。意义的复归成为圣杯的传说。唯一的意义便是寻找一条崎岖小道，把我们从资本的总体性世界带到一个反资本主义的世界，以便重整经济来充分照顾物质的愿望、需求和欲望，并释放自由时间来追求“人类自身的全面实现”，这可能是对地球上每个人都有意义的事情。

①D. Harvey, “Universal Alienation”,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Vol 22, No. 2, 2018.

②圣杯的传说来源于基督教神话和亚瑟王的传说，现在常常被用来指代追求的最高目标，但另一方面也暗示其希望的渺茫，仅仅是一种虚幻的崇高理想——译者注。

10双重意识

这种双重意识的政治意义昭然若揭。以整个安第斯社会主义，特别是厄瓜多尔为例。在2021年厄瓜多尔总统选举中，第一轮选举产生了三名候选人。排名第一的是安德烈·阿劳兹，来自当地激进左翼。第二名是倡导新自由主义商业的候选人吉列尔莫·拉索，其票数远远落后于第一名。紧随其后的第三名是亚库·佩雷兹，他通过“帕恰库蒂克运动”（多民族团结运动）获得了许多原住民的支持。终选时，众多左翼人士推测当地选民很有可能支持阿劳兹，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当地的原住民组织就支持过一位类似的激进左翼科雷亚成功当选。因为科雷亚的竞选承诺是重新制定厄瓜多尔宪法，而新宪法将宣布厄瓜多尔是一个承认自然权利和原住民居民权利的多民族国家，所以他获得了原住民的大力支持。一年后，玻利维亚也通过了一部类似的宪法。这些举措都是在资产阶级宪政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甚至革命性的转变，超越了那些建立在所谓基本的平等、自由、互惠之上却十分空洞的市场逻辑基础之上的宪法。但是，科雷亚一旦牢牢掌握了政权，就开始依据“模式一”中资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来奉行左翼的改良主义，试图从资产阶级传统中吸收一切有利因素，重新塑造厄瓜多尔的自然和人民，以促进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再分配，同时也阻止了厄瓜多尔被纳入美国霸权的全球体系。然而，科雷亚的这种做法却违背了支持他的当地居民基础。他排挤厄瓜多尔原住民联合会，放弃了原住民的思维方式，如“帕查玛玛”①“充实的生活”，甚至包括“美好的生活”，还镇压并监禁了更激进的环保组织，如“环保行动”的领导人。科雷亚攻击生态的女权主义者，放弃了亚苏尼倡议（该倡议旨在保护亚马孙流域中地球上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之一）并开放厄瓜多尔石油和矿产开采业（利用军队镇压厄瓜多尔南部的原住民kang议活动）。这种“人类自身的全面实现”越来越表现为“绝对空心化”，而“自然和文化的普遍对象化”则表现为“全面异化”，这就是“模式二”中所呈现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弊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与“不尽人意，或者说自鸣得意但却粗陋不堪”的科雷亚计划所带来的结果相比，原住民的观点尽管在规模上是有限的，但却越来越被公认为（不止在原住民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高尚得多”。

吉列尔莫·拉索和拉斐尔·科雷亚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具有原住民传统的大部分思想家不支持阿劳兹，并声称他们在左翼改良主义者手中比在新自由主义寡头手中遭受了更多的痛苦。②“模式一”与“模式二”之间的张力在玻利维亚同样可以看到，埃沃·莫拉莱斯采取了左翼改良主义和资源榨取主义，代价是失去了部分原住民的支持。这导致了反抗他的右翼政变。不过，因通过支持莫拉莱斯的社会党而上台的现任玻利维亚总统路易斯·阿尔塞，在莫拉莱斯执政期间曾是一位成功的财政部长，并受到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赞扬。对于阿劳兹和阿尔塞来说，马克思所描述的双重意识的张力中蕴含着他们必须解决的核心矛盾。阿劳兹在本次选举中以明显的票数差距落选，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对手的各种肮脏伎俩），但原住民对选举缺乏热情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16%的选民投了无效票，这远远超过了右翼的5%。这一结果对当地左翼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右翼分子对所有阿劳兹的支持者都进行了报复杀害。另外还必须记住，正是在尼加拉瓜太平洋沿岸梅斯奎特地区原住民中推行的桑地诺左翼改良主义，为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运动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一运动给已然失败的、越来越专制的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和美国里根政府（即伊朗门丑闻）都带来了麻烦。

问题可以解决，但是矛盾（特别是双重意识的矛盾）永远不会消失。问题的答案不是放弃作为社会主义垫脚石的左翼改良主义，而是确保它不那么庸俗，并在重新调整的改良主义中创造空间和机会，允许人们去寻找意义，去寻找尚未异化的社会性和物质性，去寻找通向“人类自身的全面实现”的出路。革命就像我们做的其他所有事情一样，需要一些灵感、汗水，以及对主要矛盾的辩证法保持长久耐心。在思想和实践中取得哪怕一段时间的平衡，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也是至关重要的。激进的右翼为其转向法西斯主义而辩护并努力使之合法化，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是独裁的、野蛮的和压制个人权利的，所以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解药。而社会主义左翼不能简单地通过否认来回应他们，更不能盲目崇拜集体行动所谓的道德优越感和崇高感。社会主义左翼需要重新确定其目标，即通过集体行动来确保个人能力和权利的自由发展。

面对日益崛起的社会主义的威胁，植根于统治阶级文化的激进右翼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以资产阶级解放和自由的名义（当然包括不受约束地剥削劳动的自由）发动反革命力量。这迫使社会主义左翼实行集体主义并服从权威，将专制主义和野蛮的种子内化在其政治体制之中。正是在这个时刻，左翼内在的双重意识就需要被唤醒，不是作为一种乏味的道德立场，而是从整个解放运动的历史中汲取一种广泛的、持久的、最优秀的政治实践。正如杜波依斯、约翰·路易斯和伊利亚·卡明斯所认识到的那样，非裔美国人为从种族主义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长达两百多年的斗争，以及他们在这段动荡历史中一直蕴含和接受的双重意识，在这方面将对我们有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