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周嘉昕 | 青年马克思的话语创新——以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辩证法为例

周嘉昕: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员兼职研究员、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访问学者(2015-2016)。

摘要: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历程,同时也是其走向马克思主义、制定科学历史观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理论方法和学术观点的创新,还有话语的创新。以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辩证法为例,马克思并未简单持有或是借用这些思想史上既有的概念范畴,而是在新世界观的孕育和阐发中为其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回顾青年马克思在概念范畴的运用和理解上所进行的创新,对于今天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尝试从话语创新的角度,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青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叙述方式,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质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中,先后出现了多种不同的“ 青年马克思”阐释模式,这些模式之间甚至存在直接的对立和冲突。今天,面向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开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中,深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创新,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也是必要的理论任务。与此同时,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随着文本和思想史研究的推进,创新性的理论阐释也获得了新的学术基础。立足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梳理,考察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思想史语境和历史情境, 关于青年马克思的“概念史”研究,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我们期待该研究不仅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理解更加立体、全面,而且能让我们进一步从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实践”中汲取经验,获得新的理论启示。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有一个自觉的话语创新过程。虽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表述并未出现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但其核心立场、观点方法已经蕴含在青年马克思对既有概念范畴的批判和化用中了。作为一项初步的理论探讨,本文择取了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辩证法三个概念为例来加以说明。

一、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专门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以及哲学史上的两大阵营。列宁在哲学的党性原则的意义上进一步强调了唯物主义的意义。实事求是和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中,内蕴于唯物主义方法之中的实践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得到了学界进一步的考察。在此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唯物主义转变的思想历程等问题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释。回到青年马克思的探索历程中去,我们将证明:马克思并非从唯心主义转向了某一种既有的唯物主义观念,而是在对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性辨析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我们往往强调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或辩证唯物主义三种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作为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的理论回顾与总结,上述区分当然是合理的。但考察唯物主义的概念史,会发现“唯物主义”概念的出现,本身是同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直接相关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思想语境中,“唯物主义”除了直接指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外,还具有强调物质利益忽视精神原则的贬义理解。因此,我们无法从马克思 1845 年之前的文献中直接找到他对唯物主义的正面论述。恰恰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马克思才在“新唯物主义”“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等表述中,明确赋予了“唯物主义”新的含义。

正如既有研究普遍指出的,马克思是在《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中提到“唯物主义”术语。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提到了“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说法与其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直接相关。即这里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在一种过分关注物质利益,忽视理性原则的意义上来说的。其实,这种理解是当时德意志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恩格斯在早年不来梅时期的一幅漫画中,曾经描绘了“唯物主义者”的形象:头戴礼帽,身穿夫洛克大衣,大腹便便,志得意满,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商业主的样子。

即便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虽然已经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开始进行方法论的转变,但这一文本中的“唯物主义”或“唯物论”的表述,仍然主要是在上述贬义上,同“唯灵论”相对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唯物主义”还不是马克思的核心概念范畴。在阐述人的解放时,他更多使用的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表达。马克思曾经把“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作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之一。1但同时,他又提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2可见,马克思是在强调费尔巴哈人本学对当时流行的法国唯物主义思潮的提升和改造。

就“唯物主义”的理解和使用,以及费尔巴哈与法国唯物主义的结合而言,青年恩格斯为青年马克思提供了新的思路。恩格斯1842年底到达英国之后,就开始系统接触研究英国的哲学思潮和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恩格斯撰写的多篇著作中,他都提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在反对宗教神学、彰显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恩格斯特别注重向德意志思想界介绍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

从《神圣家族》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更为频繁地使用“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并在回应“自由人”的过程中,追溯了“唯物主义”的历史演进。在强调“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3在区分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的同时,他们特别指出:“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4也就是说,《神圣家族》中对唯物主义,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的论述,本身是同两位作者对“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的探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仅发现了与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同时也对唯物主义提出了与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吻合的理论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理论探索中,马克思不仅局限于从人本学的立场出发批判宗教神学和政治国家的非人本质,更重要的是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入考察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无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都已经意识到费尔巴哈和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缺陷,那就是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越是关注现实的人,越能发现现实的人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同一定生产方式相契合的交往关系,也就越接近对“唯物主义”的新理解。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同新唯物主义的区别时,实践的观点背后牢固矗立着对社会关系的现实理解。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这样总结道:“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色彩和思辨的色彩。”5“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6

也就是说,就马克思创立的“ 唯物主义”来说,其本身是一种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关注其社会关系和历史运动,反对以某种抽象的概念范畴来解释历史,而是在历史中解释各种概念范畴和观念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强调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但它们缺乏对抽象概念背后的社会关系的科学剖析,因而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在早期的思想发展中,并没有转向任何一种既定的唯物主义观念,而是在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创立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也正是得益于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获得了新的含义。同时,这种唯物主义的方法也为我们今天探索理论研究中话语体系的创新提供了根本性的方法论启示。

二、共产主义

围绕青年马克思的话语创新,共产主义问题是另外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是由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的原因所决定的。回顾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虽然我们认为以《德法年鉴》为标志,马克思已经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但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我们却很难找到直接有关共产主义立场的文本表述。此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主要是在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意义上,将共产主义视为手段而非人的解放的理想。与之相关,在马克思的早期文献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被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潮来加以看待的。这与恩格斯晚年的表述存在细微的差别。今天,当我们强调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时,实际上赋予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新的含义。这样,重新回顾青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发现、考察和论证,梳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也是捍卫、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接下来,我们尝试证明的观点是:

青年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并对其不同流派加以评析,同时在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推进和唯物史观的形成中,结合现实的工人运动实践,对共产主义加以重新定义和论证的过程。与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相类似,马克思不仅转向了共产主义,更对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了科学论证与划时代阐释。

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的思想史背景,特别是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兴起的三股“反潮流”。其中,“浪漫主义”是传统封建贵族面对工业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而“流下的伤感的眼泪”;“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中的开明人士,面对“个人主义”的滥觞,力图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改革;“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结社组织,提出了“财产公有”的理论和实践要求。因此,当我们重新考察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时,必须首先直面这一思想史语境,以及当时对概念术语的特定理解。

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毫无疑问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但是细究起来,圣西门和傅里叶虽然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规划和论证,但他们并未直接使用“社会主义”这一说法。只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在圣西门主义者皮埃尔•勒鲁的推动下,“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才广为流传。同样,就“共产主义”思潮和实践来说,虽然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期间兴起的巴贝夫主义,甚至是更早的宗教和思想背景,但只是伴随工业革命的拓展,“共产主义”运动才在19世纪30年代德法的工人中传播开来。而“共产主义”这个术语,也只是随着40年代卡艾蒂耶纳•贝著作的流行和卡贝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实践而广为流传。就这一时期的德意志青年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作为“舶来品”被接受的。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是赫斯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介绍,二是洛伦茨•冯•施泰因在《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对法国社会运动的刺探。

勒鲁

马克思最初接触“共产主义”问题是在《莱茵报》时期的政论工作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7也就是说,在1842年前后,马克思并不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柏林“自由人”以哲学的方式讨论这些思潮,流于“肤浅”。他对“共产主义”的这种不满态度,即便在《德法年鉴》上也仍然保留着。在收入《德法年鉴》的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一封通信中,马克思写道:“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不过我指的不是某种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8

尽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并未明确讨论、使用“共产主义”的表述,但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寻求人的解放了。我们看到:虽然马克思批判了“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中存在着教条的抽象概念,但是在理解了工业发展和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基础上,马克思下一步势必将认真关注并分析各种共产主义思潮,从而为无产阶级解放寻求科学的理论指导。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全面地理解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指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方面直面以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代表的现实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回应“人道主义学派”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争论。马克思在第三笔记本中写下了一个有关“共产主义”的长篇讨论。这一讨论共包括七个要点,其中前五个要点被统一编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第(6)和第(7)个要点分别是对施特劳斯、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有关需要的论述。在这里,马克思仍然将人的解放作为自身的理论目标,更多强调了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含义,并未将其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但必须强调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超出了对“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的评估,蕴含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以及现实的人的历史运动的考察。这为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这一理论讨论相并行的,是正义者同盟从1845年开始的围绕共产主义的纲领讨论。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见证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互趋近,并最终走向融合。1847年初,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马克思严厉批判魏特林的空想观点后,正义者同盟为了寻求科学的理论纲领,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邀请他们加入同盟,帮助改组同盟并起草新的纲领。半年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一年之后,《共产党宣言》发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工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出发,通过展开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证了共产主义的特征和共产党人的理论原则,即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此外,《共产党宣言》还对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术语的用法。

1872年,《共产党宣言》新德文版出版,书名改用《共产主义宣言》。1888年,恩格斯专门说明:“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社会主义宣言’和‘共产主义宣言’)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10这个说明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面对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有着必然的联系。为了强调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性,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的和庸俗的社会主义的超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和高级阶段。恩格斯撰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进一步阐述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过列宁进一步的阐发,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或低级阶段的观念逐渐确立。今天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观念,本身就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向。

三、辩证法

辩证法问题,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令人着迷,同时又引发了广泛争论的一个话题。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形成、创立和发展的过程。正如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提到的,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化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历程中,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二是《资本论》创作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因素的发掘,以及政治经济批判叙述方式的探索中对“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的建构。1873年,马克思这样写道: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

按照上述提示,虽然是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才得到了集中阐发,但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已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中间流行的神秘化了的思辨辩证法。结合马克思著作的出版情况,以及时人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了解,这里首先指涉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其次,我们可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三部手稿中,发现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的更具体的历程。在下文有关马克思早期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和文本回顾中,我们将证明:辩证法在青年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献中,不仅存在一个概念内涵的转变,也存在一个运用领域的转换,可以被视为一个话语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青年时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最先可以被追溯到他在柏林大学期间的求学经历。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提到“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下,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做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12也就是说,求学期间的马克思经历了一个从“法的形而上学探索”到“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的转变历程。这一转变的结果就是: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意义上接受了黑格尔辩证法,在现实中寻求观念的自我实现。其中,甘斯关于法的理性主义阐释对马克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这一转变又构成了马克思接受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思想基础。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关于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的阐述了。

然而这样一种“ 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的“ 理性辩证法”却在“ 物质利益的难题”面前成为困扰马克思的“ 苦恼的疑问”。具体来说,当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关注以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代表的现实社会经济生活时,“ 现实的即合乎理性的,合乎理性即现实的”这样一种辩证法,却在物质利益或者说“ 下流的唯物主义”面前不堪一击。1843年上半年,青年马克思在卢格的影响下开始反思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并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念,尝试立足新的出发点,揭示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本质。这样一种将“ 注重政治”同“ 注重自然”结合起来的考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形成了初步的成果。在 25 岁的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国家观的本质是一种“ 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一种“ 含混的折中主义”。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始强调现实的差异和对立,反对思辨哲学中辩证法的神秘主义和折中主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时期对思辨辩证法的神秘主义的批判,不仅得益于费尔巴哈所提供的人本主义理论框架,而且内植于马克思对现实的私有财产关系的考察。黑格尔法哲学中最大的神秘主义,恰恰就是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同本来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二者之间的含混与折中。在青年马克思一年之后的思想发展中,恰恰是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推动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一步的理解和批判。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曾经用“观念实体化,实体主体化”来曝光“思辨结构的秘密”。“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13结合《神圣家族》写作之前马克思留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此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视界,折射出其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关系的深刻解剖,以及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现实基础的客观说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笔记本中有一个相对独立而特殊的片段。虽然它是分三个阶段写成,但因为主题的延续性,被后人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提示,命名为“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根据《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顺序,并对照原始文献档案,“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最初是作为马克思论述共产主义的第六个要点,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出发,“ 降维打击”以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在论述了共产主义讨论的第七个要点,即“ 私有财产和需要”问题后,马克思重新讨论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与前文明显不同的是:马克思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有一个总体否定,但又部分肯定的转变。

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心得,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当然,这并非溢美之词,而是说黑格尔以思辨的方式再现了私有财产关系中的异化现实。但是,只有在工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中,搞清楚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一种从“能动关系”“内在关系”“矛盾”上来理解的对立之后,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在异化的规定内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原则之后,马克思才能看清楚青年黑格尔派神学的批判,只不过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漫画式完成”。马克思才能够明确地指认出:“《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14“黑格尔在这里——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15

也就是说,从面对“物质利益的难题”,到发现“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再到考察“黑格尔辩证法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的积极的环节”,这既是青年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其不断推进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过程。既然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在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本身,那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批判,就应该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寻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去神秘主义的理论努力。反过来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的批判,并不能仅仅依赖思辨哲学层面的反思,还必须植根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分析,以及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把握概念范畴的内涵及其叙述方式。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批判的伟大范例,毫无疑问是《资本论》提供的。

可见,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同质性的量的累积,而是在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运动规律的探索中,马克思利用黑格尔的思考对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不断发现的过程。马克思从来没有简单接受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某种论述或观点,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和叙述中,才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置于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加以呈现。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主义方面的批判,对辩证法概念的澄清及其背后的现实社会历史运动的揭示,为我们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提供了绝佳的例证。

四、方法启示

基于上述例证分析,我们确证了这样一个判断: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探索历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话语创新的过程。在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并非简单地选择了某种既有的理论立场和学术观点,而是在多种思想观点的对话和辨析中,在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及其历史趋势的研判中,发现了客观的历史规律,实现了哲学方法论的根本性变革。在叙述这一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中,马克思自然是使用了当时通行的许多概念术语。但对这些概念术语,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并不是简单继承,而是进行了内在地改造和创新性阐发。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本身,不仅是一个学术理论体系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话语创新的过程。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以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辩证法三个概念范畴的运用为例,回顾了马克思在走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话语体系创新。

理论弊病,走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就共产主义来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青年时期已经出现并日益兴盛的两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但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没有简单接受某种“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在把握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内在结构及其历史运动的基础上,确证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地位,进而形成了对共产主义的新的科学阐释,并将其同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就辩证法来说,虽然马克思最初为“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的理性辩证法所触动,但在“物质利益难题”引发的思考中,他发现了思辨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和折中主义。进而,对私有财产关系及其历史运动的考察,帮助马克思明确: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必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物质生产方式研究中去实现。辩证法从神秘形态到合理形态的发展,既是逻辑构架和理论视界的转变,也是话语体系的转换和创新。

青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历史急剧变动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和观念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以及新的话语方式的形成经过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形成了划时代的成果。今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6回顾青年马克思探索话语创新的历程,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创新,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其一,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青年马克思的话语创新,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源自他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在此过程中,他自觉深入社会生活,利用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种文献资料,对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过程形成了科学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话语体系的创新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反观马克思同时代人的很多理论思考,如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等,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必须坚持方法自觉的意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对自身持有的逻辑方法、理论观点和话语表述进行自觉反思。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自觉坚持对自身既有理论观点和话语体系的反思。一方面他从唯心主义发现唯物主义,进而走向新唯物主义;另一方面,虽然他仍然使用了很多旧的概念术语来表达新的理论思想,但是他坚持不懈地通过自己的理论探索,为这些概念术语注入了新的内涵。

其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必须贯彻坚持学习的要求。在马克思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坚持学习,充分占有、利用当时反映新的社会形势和社会变化的新文献资料。从一名法学专业学生,投身哲学的探索,再到政论实践中发现问题,开辟新的理论视域,进而在与同时代先进思想的交流互鉴中,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对寻求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在直接的意义上,正是新的问题导向和新的理论视域,帮助马克思迅速实现了理论的变革和话语的创新。

其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必须明确实践面向的立场。回顾马克思早期的探索历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努力,我们能够发现:话语表述的创新本身是同科学理论的时代发展和大众传播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理论研究中的实践面向,本身既是理论体系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话语体系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必须自觉关注其实践面向和实践内涵,在理论的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中自觉探索话语体系创新的现实路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0 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7 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7 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3-524 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4 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88— 591 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8 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3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0 页。

14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7 页。

15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8 页。

(原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