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上的反思性

本文节选自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一部分第六节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使布迪厄能够在当代社会理论的图景中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的话，那就是他引人注目的对反思性的迷恋。从他早期在他土生土长的比利牛斯山脉中的封闭村庄内对当地婚姻习惯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到他对学术圈子(Homo academicus gallicus)——作为他社会地位攀升的结果他加人了这个圈子一一的探求，布迪厄一直不断地将他的科学工具转而针对自身一一即使他所运用的方式并不总是能为他的许多读者所直接察觉。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学的对象化“观注”(gaze)方式的分析，就像他对作为社会权力斗争工具和斗争舞台的语言的剖析一样，非常直接地体现了一种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学家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反过来他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学的对象化“观注”方式的分析也是以他的这种自我分析和反思为基础的。

不过，布迪厄并非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倡导反思性观念的社会理论家。事实上，有不少学者到处主张“反思社会学”而且如果不经进一步的说明“反思社会学”这一标签含糊得几乎毫无意义。科学返回（re-flectere意味着“折返”）科学本身到底会带来什么？反思的焦点是什么？怎样实现反思？出于什么目的进行反思？我将在下文指出，布迪厄式的“反思性”风格，在三个决定性的方面与其他学者不同。也许可以首先粗略地把这种反思性定义为将有关学术实践的理论纳入整个社会批判理论，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布迪厄与其他倡导反思性的学者的不同，首先表现在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学者而是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其次，他的反思社会学必须成为一项集体事业，而非压在孤身一人的学究肩上的重负；而在第三个方面，他的反思社会学不是力图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去巩固它。布迪厄的反思性远不是要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正是这一目标使布迪厄主张的反思性与现象学的、文本的和其他“后现代形式的反思性分道扬镰。

反思性概念的范围包括自我指涉、自我意识、叙述或文本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循环关系，等等。例如，布卢尔将反思性等同于学科性的自我指涉，他写道：“原则上，[知识社会学的]解释模式应该可以运用于社会学本身”。而伯杰的观点(Bennett Berger 1981，1991)则是，反思性促进了自我意识，并有助于确定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学家和作为分析学者的人类学家之间的角色距离（就戈夫曼的意义而言的）(role distance)，从而削弱对对象的任何非认识性投入。伯杰从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一书中获得了启示，将反思性定义为“借以超越于他人取向(other-direction)和角色承担的一两个心理步骤，因为反思性与众不同的关注点就是质疑他人取向和角色承担这些过程；一个人对在自己身上进行他人取向和角色承担的过程所产生的后果有所意识，而反思性就是要全力对这样的意识作出思考，[从而]逐渐接近社会科学的梦想：成为完全超然的观察者”。对于常人方法学家(Garfinkel 1967，Cicourel 1974)来说,反思性与“索引性”(Indexicality)一样是社会行动至关重要的构成性特征亦即一种被纳人有组织的日常生活活动整个构造之中的“可以被诘问的现象”。常人方法学家用“反思性”这一概念所指的是：因为人们普遍采用、而且必须采用各种“常人方法”来赋予日常事务中的实践以意义，因此社会行动必定是可说明的(account-able)，并且，对现实的说明和现实本身互为对方的构成要素。吉登斯(Giddens1984，1987，1990b)依次在三个意涵上使用“反思性”这个概念，并含有三个指涉范围，即行动、科学和社会。如果主体是一种“观念性的动物”，拥有“反过来针对”自身并监控其自己行动的能力，那么就可以说他们是反思性的。社会科学产生的知识被“注人”到它所描述的现实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是反思性的。最后，如果社会的演进使社会具有控制和规划其自身发展的能力[这正是图海纳(Touraine)用“历史性”(historicity)概念所涵盖的观念]，那么就可以说社会是反思性的。上述所有观念所缺乏的是作为社会学工作的必需条件和特定形式的反思性观念，按照这一观念，反思性即是社会科学实际运用的认识论方案，而且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反思性即是一种视知识分子为占被支配地位的支配形式(dominated form of domination)的操纵者的理论。

这一认识论方案的独特之处，通过将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和古尔德纳[也可参看弗里德里克斯(Friedrichs 1970)和奥尼尔(ONeill 1972)的类似概念]的反思性概念加以对照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对于《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的作者来说，反思社会学肇始于这样之个“非常基本的假设，即理论是由人们的实践以总体方式所创造的并为他们经验的生活所塑造”。反思社会学要求一种自觉的自我指涉，所以它以“社会学家对自身及其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的知识”为基础（同上书，489）；反思社会学以二种类似预言实践的方式（参见古尔德纳对这一术语的运用），旨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生产者，他们能够生产出一种具有政治自由倾向的社会学。与伯杰相同古尔德纳将私人亦即社会学家的“主我”(“I”)作为反思性的关键——既是反思性的对象（或者说“靶子”），也是反思性的承担者。布迪厄也承认这种关注的重要性揭示分析者投人他或她的研究的社会倾向和个人倾向是值得嘉赏和不可或缺的。但布迪厄发现，这一观念的出现没有捕捉到改变社会学知觉方式的关键机制。因为它忽视了另外一些知识的局限，这些局限主要与分析者在学术场域中的成员资格和位置联系在一起。

更准确地说，布迪厄指出，有三种类型的偏见会导致社会学的观注点(gaze)模糊不清。第一种偏见是其他倡导反思性的学者业已指出的偏见：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阶级性别、种族等）。这是最明显的偏见，因此较容易通过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控制。第二种偏见就很少为人们所识别和考虑：它与分析者所占据的位置密切相关，这种位置不是指在较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是在学术场域这一“小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此外在权力场域中的位置。这里的所谓学术场域也就是在一个既定时刻向分析者提供的可能的学术位置的客观空间。社会学家的视角像其他所有文化生产者一样，总是在某些方面归因于他们在一个场域中的处境在这个场域里，学者通过他和与其竞争的其他某些对手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关系的方式来确定自身的。进一步说，社会科学家的处境接近权力场域的被支配一极，并因此受到那些影响所有符号生产者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摆布。

但第三种偏见才是布迪厄对反思性的理解中最有原创性的部分。唯智主义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spectacle)，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significations)，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这种唯智主义偏见比那些根源于分析家的社会出身或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的偏见更显著更具歪曲性，因为它可能导致我们完全忽视实践逻辑的“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Bourdieu 1990a,1990e)。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未能对“那些深深嵌人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这些预设认为要思考某一行动我们就要从世界和世界中的行动中隐退出来）”(Bourdieu 1990e:382)进行系统的批判，我们就有可能错误地瓦解实践逻辑使之消解于理论逻辑之中。既然这些预设已经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谱系学、问卷、统计技术等）和经验研究的实践操作（诸如常规编码方式、“清理数据”的程序，或实地工作的纯经验方法），那么反思性所要求的就更多是永久性的社会学分析和对社会学实践的控制，而不是思想上的内省(Champagne et al.1989)。

因此，对布迪厄来说，反思性并非主体以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方式也不是以常人方法学、现象学社会学和古尔德纳所捍卫的“我本学视角”(egological perspective)(Sharrock and Anderson 1986:35)对主体自身的反思。相反，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要求对“那些思想的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探索，因为正是这些范畴“界定出可以思考的范围，并预先确定思想的内容(Bourdieu1982a:10)而且还要引导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执行过程。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伸到学科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恰恰在对象构建的工作中所必须不断地予以详查深究和中立化(neutralized)的，正是深嵌在理论问题和（特别是不同国家的）学术判断范畴之中的集体性科学无意识(Bourdieu 1990j)。我们据此可以认为：反思性的主体最终必然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由于公开争辩和相互批评的对话的展开，日益客观化的主体从事的对象构建工作不再是由这一工作的发起人孤立地进行，而是由构成科学场域的所有彼此敌对和相互补充的位置的占据者共同进行的。如果后者是要生产和奖励反思性的科学惯习，它必须真正地在培训、对话和批判性评价的机制中将反思性予以制度化。与此相应，正是社会科学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同时深刻地体现在客观机制和心智机制之中的制度，成了改造性实践transformative practice)的目标。

显而易见，布迪厄并不具有那种“阐释主义怀疑论的心态”(Woolgar 1988:14)，这种心态对某些人类学家所倡导的“文本反思”(textual reflexiveness)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类学家近来日益迷恋该领域中发生的文化诠释的解释学过程，并着了魔似地通过民族志的工作来（重新）构建现实。布迪厄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吉尔兹(Geertz 1987:90)所热烈赞美的“日记病”(diary disease)，因为真正的反思性并不通过像拉比诺(Rabinow1977)所说的那种事后对“实地研究的反思”而产生；它也不要求使用第一人称来强调移情、“差异”[或分延(differance)D]或对各种文本（这些文本确定了个体观察者在观察工作中的处境）进行精心的琢磨。“相反，要想实现反思性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性分析原本是针对手头被构建的对象的”。导致这一点的并非像拉比诺(Rabinow1977:162)所宣称的是韦伯式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使人类学者与本土居民彼此分离而是人类学者的社会条件，即他们与他们所考察的世界之内在特性间所具有的差异距离(Bourdieu1990a:14)。必须连根拔除的并非研究者的个人无意识,而是他所在学科的认识无意识：“必须要做的，不要施加魔法，也不是通过自欺欺人的原始主义的参与，来取消研究者和本居民之间的距离；而是应将这种客观化距离和使其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诸如观察者的外在客观性,他所使用的对象化技术等等——转化为客观研究的对象（即对象化）”(Bourdieu 1990a:14，英译文有改动)。

对“反思性回归自身”这一点，布迪厄以一种几近偏执的方式力主其必要性。因此布迪厄的这种坚定的主张，并不是一种认识论的“荣誉感”的表达，而是引导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构建科学对象的原则。它有助于使学者在产生对象时，不至于不假思索地将他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同时也能避免“学究式谬误”(scholastic fallacy)导致的偏离。这种所谓“学究式谬误是布迪厄继奥斯汀(John Austin)之后提出的(Bourdieu 1990e)。布迪厄在一次讨论他从“规则”的观念转向“策略”(正是这一转向使布迪厄的观点与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观点分道扬镶)的观念时简明了当地阐释了这一观点：

通过对理论视角、实践视角和它们之间深刻的差异进行的理论反思，导致了实践理论的变化，这一变化并非纯属臆想：伴随着这一变化发生的，乃是经验研究中实践操作的重大变化，并带来了相当实质性的科学收益。例如，在这种反思的引导下，人们会去注意仪式实践的性质,而对这种仪式实践结构主义逻辑论者(structuralist logicism)会完全置之不理，或将它看作对于神话代数学(mvthical algebra)的结构置换的毫无意义的离题之事。此外，人们会特别留意那些多重意涵的现实，它们不是预先决定好了的，而是不确定的。更不用说它还会引导人们关注局部性的矛盾和模糊性，这些矛盾和模糊性渗透于整个实践体系和对这一体系的灵活性及开放性的描述说明之中。简言之，在这种反思的引导下，人们会注意任何“实践性’的事物，它们被日常行动者调动，用来以最小的成本（尤其在逻辑性的追求方面）对日常存在和实践的紧迫性(emergencies)作出反应。

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点详加探讨，因为正是这一视角的转变一一即把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纳人实践理论的核心——使布迪厄有可能发现实践的逻辑，这一发现几乎与他深入考察理论的逻辑同时发生。当布迪厄发觉在他的实地研究资料中一再出现经验异常现象，他就开始了对理论逻辑的特殊性的考察。这里我们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老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布迪厄对反思性的理解乃是他有关理论与经验研究相互渗透思想的一部分。正是通过尽心竭力地在经验上深入最琐碎的细枝末节，去透彻分析构成卡比尔(Kabyle)世界秩序(cosmogony)结构的全部对应关系和对立关系，才迫使布迪厄对抽象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的差异进行理论探讨。反之正是因为布迪厄对自身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实践进行了不懈的反思，他才有可能认识和把握这二者之间的不相调和。

如果反思性确实能在社会研究的工作中对认知——而非修辞或生存方式方面——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没有在较为广泛的层面被实行呢？布迪厄指出，对反思性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出于认识论的缘由。人们一想起社会学反思性，就会浑身不自在，因为它代表了对个（体）性的神圣观的正面抨击（而这种个性对于我们所有西方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而且这种反思性特别构成了针对知识分子的克里斯马式的自我观念的正面攻击，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喜欢把自己看作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freefloating)并且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对于布迪厄来说恰恰是反思性揭示了社会处于个人的核心，人际关系隐藏在亲昵行为之下，普遍性深埋在最特殊的现象之中,从而使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带有欺骗性的错觉。因此，当他拒绝坦白“忏悔”个人的思想历程而是将矛头指向他的社会经验中那些最具形塑性的部分的一般特征时(Bourdieu1988a:xxvi;和下文第二部分第七节)，他不过是将他的社会学原则运用在自己身上(Bourdieu 1989a:449)根据这一原则：

个人，在他们最具个人性的方面，本质上恰恰是那些紧迫性的化身(personification)，这些紧迫性（实际或潜在地）深刻地体现在场域的结构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深刻地体现在个人于场域内占据的位置中。

布迪厄认为，无需通过信誓旦旦的私人披露来对自身进行社会学分析，因为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并无独特之处：它同样与一条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紧密关联这里的一切都再次使人相信正如布迪厄自己的理论所预见的那样，他对反思性的关注可以在他的社会轨迹和学术轨迹中找到根源，并表现了他早年科学惯习的构成条件。在布迪厄的基本（阶级）惯习同那种在50年代得以顺利被纳人法国学术场域所要求的惯习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差距，而布迪厄的科学惯习首先是这一差距的产物。就他进入的知识分子世界而言，布迪厄不仅是一个陌生人，而且也与这一世界格格不人，这些情况都使布迪厄与那些教授的幻觉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这些教授来说，社会世界的“钦定眼光”(regal vision)通行无阻亦无需再加考虑因为这些眼光正是他们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眼光。影响布迪厄科学惯习形成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战争：在因法国军队“有条不紊地”竭力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而产生的可怕环境中，几乎不可能不对学者的下述特权进行反复的质问——亦即为了观察世界而脱离它并且宣称自已超然于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那些在平常会无关痛痒的教学活动，也不能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就迫使学者反过来对分析者及其实践进行分析。第三，这种认识反思性的倾向，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布迪厄从哲学转向社会科学的结果（这一转向并非没有代价,无论是职业地位还是自我形象），而且很可能因此鼓励布迪厄质疑自身的实践，并对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立场上的差异进行反思。

但是仅仅通过论及布迪厄的惯习来说明布迪厄对反思性的“口味”(taste)，当然是片面的。把社会学的观注方式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是一种具有社会构成的性情倾向。与他对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观念一样，这种性情倾向在法国50年代和60年代的学术场域如鱼得水，得以实现自身。这里有着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在学术事业方面存在着一些活生生的崇高典范——最出类拔萃的是体现在列维-斯特劳斯和萨特身上的那些品格；知识分子因考人当时正接近其威望巅峰的巴黎高等师范而表现出来的在知识方面的远大抱负和骄傲自信；（在大战结束以后）全面的学术重建期间在巴黎超乎寻常地集中了大量的科学资本，在此期间社会科学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扩展；而且布迪厄很早就被纳入了一种制度之中，这个制度的特征就是其跨学科的取向和它对外国学术思潮的开放性；在战后法国社会科学中或许最具威望的三巨头，即列维-斯特劳斯布罗代尔和阿降（布迪厄匆匆从阿尔及利亚回国后，就为阿隆做了一段时间的助手）的“大力襄助”之下，布迪厄在这一制度中的立足也受到了相当的保护。

总之，布迪厄对反思性的关主，正像他的社会理论一样，既非自我中心的，亦非逻各斯中心的，而是在本质上根植于科学实践并面向科学实践。这一关注不是紧紧抓住社会学家的私人面目不放，也不是盯住他特立独行的隐秘行为不放，而是关注那些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的他所进行的各种行为和操作之间的联系，以及深刻地体现在这些研究工作中的集体无意识。认识反思性根本不鼓励自恋症和唯我主义，相反，它邀请或导引知识分子去认识某些支配了他们那些深入骨髓的思想的特定的决定机制(determinisms)，而且它也敦促知识分子有所作为以使这些决定机制丧失效力：同时他对认识反思性的关注也力图推广一种研究技艺的观念，这种观念旨在强化那些支撑新的研究技艺的认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