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演进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

李乾坤，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5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演进经历了几个阶段。青年马克思对货币问题的理解经历了从类本质异化，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必然表现形式的过程；写作《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意识到阐明货币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内在关系，以及区分货币职能的必要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深化了对货币和价值关系的认识，将价值明确定义为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货币是其表现；《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实现了货币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真正统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价值形式分析，完成了他货币理论的理论基础，立足价值形式分析，信用货币也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完整理解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演进，可以为我们分析和把握20世纪以来货币的新形式、新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提供理论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货币理论；信用货币；价值形式

货币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回顾马克思的文本，我们会发现，货币问题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兴趣点。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与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变革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进紧密相关，货币问题的研究为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奠定了基础。过去学界较多从哲学和文化理论的角度阐释马克思货币理论体现的异化和拜物教思想，而较少将马克思对货币的理解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结合在一起；或是没有重视马克思货币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革命，而无法有效应对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货币理论上出现的新挑战。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转型，都与对货币的重新阐释和理解相关，围绕货币问题的争论从未中断。阐释马克思货币理论发展的逻辑，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突破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壁垒，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另一方面，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诸多问题提供理论参照。

一、从类本质的异化到社会结构的表现：青年马克思对货币问题的研究

1842年到1843年间，当秉持着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和理性主义国家论的青年马克思，开始遭遇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看法的难题时，他首先关注的是私有财产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和国家处于“现代的抽象二元论”的关系之中，政治国家、政治生活的抽象，与市民社会、私人生活的抽象同时发生，并作为市民社会抽象的必然表现形式。然而黑格尔却将这一必然表现视作具有独立性的环节，因此在国家问题上存在着“国家形式主义”问题。也是在此时，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也同时制造出了“双重的主体”。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以及双重主体的认识，在此后的《论犹太人问题》中得到进一步的讨论。马克思将完成政治解放的现代社会的局限性，指认为现实社会中人的分裂，过着“双重的生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解释这种分裂的根源——马克思的答案就是货币。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讨论货币问题。马克思这时得到了两个基本判断，其一，“货币精神”正是现代利己主义精神的根源，是市民社会原则的化身；其二，关于货币的起源问题，货币是人类本质的异化。这两个判断，较之于马克思此后的研究来说尽管显得还很粗略，但很大程度上确定了马克思对货币问题的基本思考方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真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入货币问题的研究。在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给自己确立了两个有待解决的任务：“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的意义是什么？“主张细小改革的”“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的错误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都将马克思推向了对货币问题的研究。对抽象劳动问题的讨论，具体化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问题，马克思认识到，“弄清楚”私有制之上的全部异化与“货币制度”的本质联系十分重要。然而在对货币本身的理解上，马克思还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异化的、外化的类本质”“外化的能力”的思路。这一解释从主体性的哲学角度来看当然是正确的，但却是抽象和笼统的。关键的转变发生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摘要》）之中，在这里，马克思开始认识到货币与价值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指出，货币的本质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货币的属性则是“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马克思还认识到，私有财产必然发展到货币，因为私有财产之上的交换必然发展出价值，价值正是私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的抽象关系，而作为价值的价值，就是货币。可以看到，这一解释方式就已经突破了从主体性视角出发解释货币的思路，看到了客观的社会关系与货币之间的本质联系。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认识已经初步回答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上述第二个问题，即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理论，恰恰没有认识到货币形式的工资背后的社会必然性。这一认识十分关键，因为它既从哲学上突破了货币范畴的表象，也从政治经济学上为批判改良主义奠定了基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首次论述新哲学世界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推进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摘要》中取得的成果。在对施蒂纳进行批判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施蒂纳想要从头脑中消除货币观念从而超越货币束缚的观点完全是虚妄的；而在判断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原则时，马克思指出：这个原则的根源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切社会关系服从于货币关系的产物罢了。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对货币的理解上也有新的突破，即认识到货币是一种新的统治结构的代表，货币代表了一种物性的社会关系，进而提出了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货币权力”的概念，这些认识已经接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物的依赖性”的社会的思想。将货币理解为一种统治结构的表现形式，认识到客观的货币权力，显然是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突破货币物性的、范畴化的表现形式，发现客观社会结构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些认识之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明确指出“分工、信用和货币”这些在经济学家那里的“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将货币视作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范畴表现是青年马克思所取得的关键突破，并成为马克思此后研究的基础。只不过，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还只是看到货币以名义工资形式所实现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至于货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还有待回答。青年马克思对货币的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集中反映，其中，马克思既强调了货币所发挥的社会权力，也对将货币简单解释为类本质的异化进行了批判。

综上，青年马克思对货币问题的研究，具有一种哲学的、社会文化理论的意义。如果停留在这里，就只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一种外在的批判。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这个认识上，他意识到了货币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内在联系，但此时马克思更主要还是从生产关系的维度来理解这种内在关系。如果不将货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结合，就无法真正说明货币在现代社会具有如此重要作用的原因。

二、货币制度研究与对货币本质的探究：

从《伦敦笔记》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

马克思货币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始于1849年他流亡英国之后。从这个阶段开始，马克思对货币的研究，不再是以一种宏观的哲学和社会批判的方式进行，而是深入具体的经济学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之中了。

刚刚抵达伦敦不久的马克思，被当时英国工商界正在进行的一场争论所吸引，这场争论就是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之争。这场争论大体上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进行，在1847年经济大萧条后引发新一轮讨论热潮。马克思以极大的理论热情投入对这一争论的研究之中，开始了《伦敦笔记》的创作。在《伦敦笔记》全部的24个笔记本中，前7个笔记本基本都是围绕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代表人物的著述，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学、货币史著作进行摘录的。19世纪上半叶，伴随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在市场上用以充当支付手段的银行券和汇票等票据开始日益增多，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争论围绕如何理解、处理银行发行的不可兑换的银行券和票据这一问题展开。通货学派恪守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金本位之上的商品货币论，认为市场上不可兑换为贵金属的银行券和票据日益增多，是物价上涨的原因，因此主张限制银行券和票据的发行；与之相反，银行学派更加强调价值尺度和偿付能力才是货币的本质，进而认为银行券和票据的发行并非物价上涨的原因，而是物价上涨的结果，因为其他因素如战争等导致了物价上涨，使得人们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增加。1844年通过的《英国银行法案》执行了通货学派的建议，将银行券发行权收归英格兰银行一家，并强制要求银行券对贵金属的可兑换性，然而这一法案却导致了市场的大萧条。现实证明了通货学派的观点是存在问题的。

通过《伦敦笔记》的摘录研究，马克思显然受到很多启发。银行学派关于货币的观点，实质上更符合资本主义的最新现实。通过研究，马克思在思想上至少取得了两方面的进展：第一，马克思意识到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在摘录李嘉图观点时，马克思发现，李嘉图一方面认为劳动价值由货币数量决定，另一方面又认为，货币数量由货币的价值决定，这种循环论证恰恰显示了劳动价值论与货币数量论观点的不兼容，因此“如果象李嘉图认为的那样，货币的价值不仅由劳动，而且由货币的量决定，那么这一点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则来说必然产生严重后果”。第二，马克思开始认识到区分货币职能的重要性。马克思发现，李嘉图和通货学派抹杀了黄金在流通手段之外的一切职能。例如，马克思摘录了图克关于货币职能的论述：“货币的两种职能，（1）充当交换的工具；（2）将来付款契约的对象。固定一个标准作为最后的标准是最本质的事。”这里，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职能就被凸显出来，这两重职能恰恰体现在银行券和票据之上；而通货学派也没有认真对待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仿佛一切贵金属都一定处于流通之中，银行学派则启发马克思意识到调节货币的贮藏职能，这是通过摘录富拉顿得到的观点。与此同时，李嘉图又将汇率的波动解释为国与国黄金流动的原因，而马克思发现李嘉图搞反了，国与国之间进行商品贸易而产生的黄金流动才是汇率变化的原因。通过区分货币职能，马克思已经更加具体地了解了货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内在联系，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危机看似源于货币制度，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货币职能的研究，也为马克思日后将货币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统一起来奠定了基础。

《伦敦笔记》

1857年，当马克思重新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时，他还是从货币问题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首先回应的就是巴师夏“固定工资”的主张，以及达里蒙在银行制度上的改良主义观点。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对达里蒙的回应。达里蒙的观点接近于前述银行学派的观点，即反对贵金属在流通中的优先地位，而认为银行证券和票据可以直接等同于流通中的货币，也就是将信贷和货币流通混淆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混淆正是“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对此，马克思通过几组数据的比对得出结论，金属储备与证券总存额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在这二者之外，马克思发现，只要增加银行券流通和存款的数据，就能解答达里蒙的问题。而银行券的流通、银行券与银行金属储备的关系、流通手段的数量，并非达里蒙所以为的通过银行就可以控制的。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还按照达里蒙的设想进行了推演：如果脱离了金属基础，那么银行券就不再是兑换金银的凭证，而成为支配国家的产品与劳动力的凭证，而既然银行券可以无限制地发行，那么结果就是产品价格上涨以及银行凭证下跌，最终导致生产瘫痪。由此，马克思再次强调了货币的客观性，只是在此处，马克思将货币的客观性暂时安置在贵金属之上。在批判达里蒙改良主义的货币理论这一语境中，马克思推进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摘要》中的基本思考方向，即通过银行券和票据这样的货币制度改革无法改变现实，因为货币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马克思将这一问题概括为：“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对此，马克思的回答是，“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资产阶级的交换制度本身必然会创造出一种一切价值的等价物。马克思继而专门讨论了价值和货币的本质问题，他发现，价值只是商品在交换中才存在的，是商品的可交换性，“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而作为价值的商品，就是要排除一切自然属性的等价物，成为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一般代表、一般交换手段，“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而在真实的货币、货币本身的客观性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坚持了贵金属的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推进了对货币本质的解释，但大体上还是从商品背后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来进行的。为了解释“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马克思展开了一种社会历史的研究，进而在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框架中指出，货币产生于一种物的依赖性社会：“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能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这段话对于理解马克思此后货币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既然货币由资产阶级社会所决定，这就赋予了货币以一种超越贵金属自然属性的可能；其二，马克思在此时，基本上还是从交换价值与物的依赖性社会的角度来阐释货币的，也就是从交换抽象的分析中得出货币必然性和本质的，至于价格与生产费用的维度，还并未展开。与这一状况相伴的，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已经初步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学说以及剩余价值学说，但是他并没有将对货币的理解和剩余价值学说完全统一在一起。此时马克思尽管认识到其使用价值是充当资本的、“作为货币的货币”，但究其具体过程而言，马克思还是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来进行的。如果只是停留在对交换的分析之上，而不能从生产的维度，将剩余价值生产和货币形式统一在一起，对货币的解释就依然还是不够充分的，因为仅仅注重于交换，就无须必然受制于资本主义。这一认识水平，都反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

从生产的维度来解释货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得以实现。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就是马克思此时形成的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通过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马克思才说明了剩余价值向平均利润、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从而也就彻底说明了为何“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才能充分发展。经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双重竞争与两种平均化运动之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生产价格，包含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即剩余价值。因而，经过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之后，商品的价格就已经是社会化决定的了，它包含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于自身。通过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马克思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李嘉图的难题：其一，等价交换与利润并不冲突，因为交换的生产价格之中已经包含了剩余价值的转化即平均利润；其二，由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那么资本构成与利润就不再有直接关系。也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注意到了《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作者以及贝利等人对于李嘉图的批判。这一批判主张价值就是价值尺度，也就是具备这一职能的货币；价值是商品相互关系中的相互属性，因而，李嘉图将价值当作了一种绝对的东西，从而考察这个绝对东西的量。面对对李嘉图的批判，马克思一方面捍卫了价值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李嘉图只“考察了价值量，因而只注意不同商品所代表的、它们作为价值所包含的物体化的相对劳动量。但是不同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必须表现为社会的劳动，表现为异化的劳动。这种表现在价格上是观念的，只有通过出卖才能实现......交换价值表现为货币所包含的这个问题的质的方面，李嘉图没有加以阐述。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必须表现为同一的社会劳动即货币，这种情况被李嘉图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因为他开始明确区分了价值的量和价值的质的不同理论层面，从质的维度来说，价值是社会劳动和异化劳动，而价值量只是这种社会劳动和异化劳动的相对表现形式。李嘉图的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价值的质，没有认识到私人劳动转化为同一的社会劳动这个质的层面的问题。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离不开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在此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3—1865年手稿）》“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章中，马克思则着重探讨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其根本特征，就是它的价值是无法直接测量而只有表现在生产价格之上，因而生产价格承载了剩余价值和资本关系。所以货币形式的价格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表现，也是它不可避免的矛盾以及走向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将货币视作价值的表现形式，从价值这一社会关系的本质结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来阐释货币，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要成果。

三、价值形式分析与《资本论》的货币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论》第一册第一篇“商品与货币”的核心恰恰是“价值”，他认为，要“撇开商品的交换关系或商品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形式，把商品作为价值本身来考察”。把商品作为价值本身来考察，在逻辑上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把握为前提。那个无法计算的、社会化的价值，只有以交换价值为表现形式，表现为货币形式的价格。一方面，马克思在指认了价值的实体即劳动，“无差别的体力脑力的耗费”，其量则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价值的质则是商品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离开了形式的规定，价值的实体和质都只是停留在抽象之上。将商品作为价值本身来考察，也就要对商品进行价值形式的分析。价值形式分析，正是价值从本质走向存在的逻辑过程。

价值形式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即价值物独立为一个一般交换形式的过程。正如苏联思想家伊里因科夫指出的，“价值形式完全是观念的东西”，它“立足于商品—资本主义阶段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解释”，商品价值的实体和质，是社会建构的客观普遍性，因而是物质的，而价值的形式以逻辑的方式展开，并以作为“观念的东西”的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将简单的价值形式直接等同于历史，从物物交换来解释货币的产生，正如此后很多人类学研究所指出的，其实并不符合于历史的真实。因而，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是逻辑的过程，是观念的东西的展开过程；价值形式的逻辑的展开，即范畴的辩证叙述过程，这个过程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既定“主体”为内容。物质性内容具有优先性，但离开了形式规定，也就成为抽象的空无。价值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之上的对象性是无法规定价值形式的，相反，它要由价值形式来规定。

《资本论》

《资本论》中首先展开的价值形式分析，就成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关键环节。通过价值形式分析，马克思赋予了货币以一个本质定义：货币就是商品的社会关系即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其实体是社会的劳动，货币只是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通过价值形式分析，马克思也就能使货币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统一起来；也使生产劳动的历时性和交换的共时性统一起来。价值形式分析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体系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价值形式分析之上，以数理方式进行的转形问题分析就是没必要的。马克思的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正是价值形式分析社会历史维度的论证，如果借用海因里希的观点，价值和剩余价值，是从理论抽象上把握的个人劳动与总的社会劳动的交换；而从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的叙述层面上，则表达的是个人资本与社会总资本之间的交换关系。换句话说，按照价值形式分析，货币的价值只体现为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无法被数量化。

第二，借助于价值形式分析的补充，货币具有超越特定商品的可能，因为只要是特定的商品就有其自然属性上的界限。也就是说，对货币的理解可以超越特定货币商品。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系统论述了货币的职能，这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要成果。在货币的几重职能之中，价值尺度还是观念的货币，而流通手段则是现实的货币，在此基础上，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则都将时间维度纳入自身之中，与资本主义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世界货币这一功能上，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货币商品的重要性。由此，后世不少人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理解为一种商品货币论。这种理解方式很具有欺骗性，它大大简化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将其拉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之上。因为只要从价值形式分析的角度出发，就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从未以教条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方式在货币问题上固守特定货币商品。货币本质上是商品世界独立的价值表现，它可以是符号化的，只要它拥有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也正是由商品世界本身所决定的。马克思在世界货币的论述中回归一种商品货币的理解，是对国与国之间商品总和的交换分析。

第三，从价值形式分析出发，《资本论》第三册的信用货币理论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前文已经讨论过，从《伦敦笔记》时起，信用货币就成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要组成。如果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的货币理论视作一个前资本主义的乃至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的一般货币理论，那么第三册的信用货币理论也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正如法国经济学家德·布朗霍夫指出的，传统的研究中，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一篇中的货币理论认作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从“一般方面开始的”货币研究，它是一种“对于所有货币经济都有效的一般理论”。然而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它误解了马克思恰恰将货币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一在一起的做法，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这种一般的货币理论无法与货币和信用关系兼容。信用货币理论之所以和“一般的货币理论”相矛盾，就是因为信用货币具有其独特之处。马克思详细地论述了信用货币的本质和作用：“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了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货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而且，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了信用货币的“使用价值”：“贷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是：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并且作为资本在平均条件下生产平均利润。”通过信用货币，对社会平均利润的支配就成为可能。归根结底，在信用货币问题上，仿佛出现了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的状况，但是，如果从价值形式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个矛盾就并不存在。因为以票据流通为表现的信用货币，就是个人资本对社会劳动的支配凭证，然而它通过债务化的方式将时间维度纳入自身，也便具有了通过种种计算公式扭曲价值形式，从而过多占有社会劳动的可能性。这样，通过价值形式分析，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建构得以完成。

四、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当代价值

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基于货币理论又形成了许多重要成果，但这些成果很多都试图脱离劳动价值论来重新阐释货币问题。不论是由克纳普试图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解释货币，还是此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在货币理论上的发展，一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货币的非国家化”的主张，再到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其观点的一致之处，就是均不再将劳动价值论与货币理论结合在一起，而他们对待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态度大多就是干脆绕过。正确认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回望思想史，我们会发现，围绕货币理论的讨论，都离不开马克思曾经关注的基本问题，具体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从哲学维度来看，主要集中于货币理论的社会哲学内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离不开货币形式的发展；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则主要集中在货币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之上，这一点尤其体现为对信用货币的解释。

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自从20世纪初，货币哲学就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1900年西美尔《货币哲学》是这一研究的标志性著作。而后，弗兰茨·佩特里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社会内容》和鲁宾的《马克思货币理论研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其博士论文的主题也是《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这些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马克思货币理论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20世纪初期的这些研究，尽管都意识到马克思货币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系，但对于货币具体形式的研究实际上是不充分的。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有所不同了。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金本位的货币理论一去不复返之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货币形式就以信用货币为最典型的表现，而信用货币则更集中体现为债务。法国激进理论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尤其突出的研究，例如，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其代表作《反俄狄浦斯》之中，就是立足于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理论之上的。他们指出，货币远非服务商品交易的手段，而是使债务永恒化的手段，从而也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欲望生产的控制：“一方面是解码或去辖域化的流动，另一方面是暴力和人为的再辖域化。”法国激进理论在货币问题上的认识，与法国调节学派的货币制度主义和主权货币理论关系密切。我们看到，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开始强调信用货币所具有的债务符号的职能。一些学者强调，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是国家承担债务来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均衡的话，新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债务的私人化的过程。所以，货币绝非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所主张的特殊商品和服务交易的便利手段，而是建立在一种结构性暴力之上的统治手段。这一认识，与马克思将货币理解为一种社会权力的观点正相呼应。

如果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货币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出现，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和股份制的进一步发展，货币制度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希法亭在他的《金融资本》一书中首先关注了这一问题，他认识到，货币不必具有内在价值其价值可以体现为执行流通手段：“不诉诸金属货币，纸币的价值也必定能够推导出来”，“纸币的价值是由处于流通中的商品总额的价值决定的。这里，价值的纯粹社会性质表现在：一种像纸这样本身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由于执行一种纯粹的社会职能及流通，获得了某种价值”。而希法亭的观点遭到了列宁的批评，列宁尽管肯定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价值，但认为希法亭在货币问题上犯了错误，即违背了劳动价值论。在这里，希法亭和列宁之间的冲突，就聚焦于如何理解货币的价值之上，这个价值是具体的商品，还是其他？应当说，列宁的批评是准确的，那就是不能将货币的价值完全放置在流通这一职能之上，这也是马克思批判达里蒙的观点。然而金融资本所主要围绕的货币形式即信用货币，其价值应当如何考察呢？比信用货币更为复杂的则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以来，以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创新形式。金融衍生品是以远期交易为底层逻辑的交易合约，它的基本职能就是资产保值，但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围绕着金融衍生品形成无比巨大的投机资金。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的意义就更加凸显了。依照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货币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并非经验意义上的实体，而是社会劳动这一客观的社会普遍性；货币的客观性和刚性就建立在它是对社会总劳动的支配之上，货币本身不必锚定在特定商品之上。这样的话，金融资本之上的种种证券票据，以及金融衍生品的种种精巧设计的合约，也都是一种以社会总劳动为支配对象的货币形式罢了。只是所有这些货币形式的创新，其本质是当下特定阶级通过掌握更多的货币，而对全社会乃至全世界进行掠夺。

把握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演进逻辑，可以为我们有效分析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积累模式暴露出深刻的、难以化解的危机。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理解资本逻辑的基础，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也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分析当代世界的发展，应对西方理论界在经济学领域的种种挑战，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了思想武器。